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5.05.09

王敏俐

Habemus Papam！

在教宗方濟各於2025年4月21日逝世後，133位樞機主教於5月7日至8日召開秘密會議。經過4輪投票，於5月8日傍晚6時07分，西斯汀教堂煙囪升起白煙，象徵新教宗當選。稍後，樞機團執事級樞機的首席樞機曼貝蒂（Dominique Mamberti）宣讀“Habemus Papam！”，這句拉丁文意為“我們有教宗了！”。

新任教宗良十四世（Pope Leo XIV）於1955年出生於芝加哥，父親有法國和意大利血統，母親則是西班牙裔。在奧斯定會屬校接受高中及大學教育後，他在1978年加入該會。他在道明會屬下的宗座聖多瑪斯大學修讀教會法，取得博士學位。於1982年晉鐸為神父，自1985年起被派往秘魯，直至1998年為止。

（圖來自維基百科，作者Frayjhonattan攝於2014年）

隨著良十四世當選的消息在秘魯逐漸傳開，社交媒體上充斥著各式各樣的迷因與梗圖，畫面包括教宗吃著秘魯國民美食酸橘汁醃魚（ceviche），或喝著泡泡糖口味的印加可樂（Inca Kola），穿著秘魯紅白國家足球隊球衣的梗圖，以及將教宗座車（popemobile）改造成三輪機車嘟嘟車，因為這是秘魯許多地區的主要交通工具。

前任教宗方濟各強調對貧窮、和平與環境的關懷。也因此，教宗方濟各拒絕之前許多教宗的傳統排場，選擇居住在現代化的梵蒂岡旅館。而他所主張的教會對LGBT群體、以及離婚的天主教徒應表現更多的包容，亦曾引起諸多爭議。而新任教宗如何面對這些棘手而富爭議性的議題，則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

在德國導演愛德華‧柏格（Edward Berger）執導，改編自英國小說家羅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的同名作品《祕密會議》（Conclave），探討梵蒂岡閉門選舉新任教宗的權力遊戲。影片中涉及了性別、種族、多元文化等議題。片中，掌事者勞倫斯在選舉前說：“我們的敵人是‘確信不移’，唯有能擁抱自己的‘不確定性’、能背負罪惡繼續前行，才能展現真正的寬容，因為‘寬容’的敵人是‘確信’。”或許，在一個人人渴望被接納，對真理界線模糊的世代裡，勞倫斯的這句話，或許為我們身處環境的張力與迷惘，提供了一個恰如其分的註解。

教宗治理的歷史視角

撇開電影中所呈現的爾虞我詐與權力遊戲，當我們深入思考教宗選舉議題時，必然無法繞開對其本源的追溯。歷世歷代，天主教教宗的存在與權柄，以及保守與革新之間的張力，一直是教會歷史重點探討的議題。

從程序上來說，符合選舉新教宗資格的樞機主教，將在現任教宗去世或辭職卸任之後的10-20天內集合在一起，召開“Papal Conclave”（即為選舉新教宗所召開的會議）。“Conclave”一詞是從拉丁文“cum clave”演變而來，亦即被鑰匙鎖上之意，也就是說，樞機主教們進行選舉時，必須被“鎖”在一個房間裡，直到選出新的教宗為止。自1864年至今，每逢教宗選舉，樞機主教們便被關在西斯汀禮拜堂中“與世隔絕”，直到選出新教宗為止。

將時間向前推移，我們來看看教會領袖權柄建立的過程（當然基督教的不同宗派對之有不同的理解）：教父時代有其所處的複雜和局限性，初代教會第一位使徒教父革利免，曾以羅馬教會主教名義，寫給陷入教會領袖紛爭的哥林多信徒：

“我們的使徒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也預先知道，將來教會內部會因為主教的職務 (Bishop’s office）而爭鬥。為此緣故，他們就選派了那些教會的領袖，而後教導他們。當那些被選派的領袖離世之後，就要由其他被教會所認可的人接任領袖的職分……我們既然學習了許多在我們之前的模範者，就讓我們秉持順從的態度，臣服於那些屬靈的領袖之下，以至於能止息各樣的紛爭與分裂。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完成所託付給我們的使命，且無可指責。”（註1）

第2世紀，教父愛任鈕繼而在書信與教導中，將使徒權威與羅馬教會主教的權柄連結起來：

“……要將各地區教會的所有主教名單都一一寫出來，將會太過冗長；在此我只需列舉羅馬教會的主教即可，因為羅馬教會乃是由眾使徒中最有榮光的彼得，與保羅共同建立的教會，同時又是非常偉大、歷史悠久、且具有普世威望的教會。而我們只要講述羅馬教會所傳承下來的使徒教導，就足以去反駁異端與他們的錯謬信念，這是因為普世各地的每一個教會，都必尊崇羅馬教會所具有的至高權威。”（註2）

王權與聖權：敘任權鬥爭的背後

教宗選舉制度的建立，則是一個從混亂、世俗干預與貴族壟斷中，逐步走入相對制度化、建構程序正義邏輯、並不斷反思其選舉程序之神聖性的旅程。教會與世俗君主所呈現的政治角逐與敘任權鬥爭，反映了歷代以來教會與社會的張力，以及在實踐層面上教會內部對於財富、權力等處理上的不同立場。而這兩種不同立場的辯證，也同時影響了修會的誕生（如方濟各會）與教義的發展，以及後來的宗教改革。

教廷經歷了中世紀早期的貴族壟斷與世俗干預後，致使教會在9-10世紀進入混亂的“黑暗教宗時期”（Pornocracy），這使得教會開始改革教宗選舉制度，使選舉能擺脫羅馬各派系的惡劣影響，以及皇帝的控制。

為此，尼各老二世於1059年復活節，在拉特朗召開主教會議（Synod），並通過了關於教宗選舉的法律。在1059年《尼各老二世法令》《In Nomine Domini》給予樞機主教團（cardinal-bishops）選舉權，確立由神職群體而非世俗君主選出教宗的原則，這也為後來的秘密會議制度奠定了基礎。1274年，由教宗額我略十世（Gregory X）頒布“秘密會議” （Conclave）制度，確立了今日教宗選舉封閉性、神聖性與匿名性的選舉原則。

從教會歷史來看，無論是中世紀修道主義與貴族教會之間的對立，宗教改革前夕受文藝復興影響的人文神學家與保守派之爭、或是20世紀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前後的現代化與反現代化的拉鋸，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張力，始終是近代天主教內部一股深層且持續的辯證動力，這種張力，也經常浮現在教宗選舉與教會治理上。

從信仰與實踐的角度來看，合適的教宗應該同時是一個信仰傳遞者，以所信的真道與這個世界對話；一個政治家，能有寬闊的國際視野與世界領袖對等而談；以及一個管理者，能真實處理梵蒂岡預算赤字約為9,400萬美元的財務危機與機構行政上的衝突與協調。在這3個面向上，良十四世有多年南美傳教經驗，熟悉修院培育；而他個性冷靜內斂的特質，適合外交與協商，這位擔任過修會總會長、教區主教與梵蒂岡部長的新任教宗，的確被賦予厚望。

作為第一任美國教宗，良十四世亦與典型美國教會高調風格不同，意大利媒體稱他為“最不像美國人的美國人”。Janinna Sesa如此敘述自己在天主教慈善機構Caritas工作時與普雷沃斯特的同工經驗，在她眼中，良十四世是那種“會穿上長靴、踏進泥濘”幫助最有需要的人的人，在2022年暴雨襲擊奇克拉約與附近村時，良十四世開著一輛白色皮卡車，將食物和毛毯送往偏遠的安地斯山村，晚上則睡在地上的薄床墊上。（註3）

而在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張力之間，在過去二十年分屬光譜兩端的傳統保守的本篤十六世與自由進步的方濟各之後，有媒體評估，良十四世將溫和與低調地彷彿在兩集光譜之間建立一座平衡的橋樑。

保守與改革——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兩種社會想像的分歧

若我們從意識形態的脈絡來解讀教會的保守勢力，也許會看到一種不同的社會想像。雖然“意識形態”在馬克思主義語境中，常被理解為一套被支配階級強加於被壓迫階級的扭曲價值體系，但事實上，任何群體的集結（包括信仰群體），都離不開意識形態的影響。法國哲學家呂格爾主張，意識形態在社會中具有重要地位，因為它在社會中提供了鞏固、建構模式，以及行動的方向的根本功能：“意識形態具有保存（preserve）、維持（conserve）的功能，也就是在自然或歷史力量、外部或內部擾動可能瓦解人類秩序的情況下，使這一秩序穩固下來。”（註4）

從保守的意義來看，我們可以說，意識形態作為一個社會群體為維持或改變現存秩序，而構建的價值觀與信念體系，不僅有其正面的意義，更提供了一套框架與結構，進而使得信仰的實踐得以展開，並作為理解與詮釋這些實踐的參考原則。但我們也無法否認，當意識形態的功能逐漸失調、僵化，甚至被謬讀與濫用時，它便不能再作為權威的根源，而淪為了壓制的政治工具。

另一種想像是聖職改革派——作為一種烏托邦的社會想像，若我們將烏托邦定義為對另一種社會、另一種現實、另一個世界的想像性建構計畫，那麼想像力的功能不再是整合性的，而是創造性的。烏托邦與意識形態，並不必然是彼此的對立面，而是“破”與“立”辯證性的兩個端點。在烏托邦的這一端，可能提出的想像，是權力改革的另一種使用與分配方式、不同的社會與家庭結構、以及政治、經濟與宗教生活等新的可能性。

如果說，保守勢力為教會帶來了整合與穩定性的建構，那麼，改革派作為保守勢力的對立面，則承擔起了反思現狀、推動必要調整、並開創新可能性的任務。

於是呂格爾主張，“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之間的互動，展現出社會想像的兩種基本取向：第一種取向傾向於整合、重複，並反映既有秩序；第二種則傾向於解構與離心，因為它是異質的、非中心的。然而，兩者不可分割，彼此無法孤立存在。”（註5）在信仰實踐的範疇中，信仰群體或許也需要同時擁有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兩種社會想像，以維持一種健康的張力。這樣的辯證，在教會的發展中既能產生更真實的對話，也能防止兩個極點走向極端，從而帶給教會傷害。

方濟各曾任命普羅沃斯特（即良十四世）為奇克拉約主教，其中一個背景是，在秘魯主教中，偏向解放神學的左翼和傾向於主業會（Opus Dei）的右翼之間存在著長期分裂。在這樣的政治張力中，普羅沃斯特作為“中道”發揮影響，受到主教同仁的信任，在2018至2023年擔任秘魯主教團的常任委員會委員和副主席。

他曾告訴梵蒂岡新聞網（Vatican News），“我們常常太專注於如何教導教義，卻可能忘了，我們最根本的使命，是傳遞認識耶穌所帶來的美好與喜悅。我仍是一名傳教士，哪怕身為教宗，我的使命依舊是把耶穌的愛和喜悅帶給每一個角落”。（註6）

當良十四世上任之後，最如何針對同性爭議，女性神職人員議題，社會公義與氣候變遷進行論孰與實踐？他又將走在光譜的那一個維度之中？

在兩千年的教會歷史之中，保守與革新的張力，一直以各種不同的姿態呈現。以基督為中心的信仰群體，隨著各個時代不同思潮的崛起，不斷與之對話，改革者們帶著對上帝話語的新理解與詮釋，彷若以烏托邦之姿，挑戰那些既定的、甚至是已走向僵化的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本身，作為一個信仰群體對上帝話語的共同理解，為信仰生活提供了有系統的信念、價值觀與思想體系。

讓我們拭目以待。

註：

1.  魏連嶽、張聖佳，《神學的波瀾與壯闊：教會論與聖靈論》，（新北市：校園，2021），48–49。

2.  54。

3.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5/may/08/white-smoke-signals-election-of-new-roman-catholic-pope (2025/05/09)

4. Paul Ricoeur, “Ideology and Utopia” in From Text To Action, trans. Kathleen Blamey and John B. Thompson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1), 318.

5. Paul Ricoeur, “Ideology and Utopia”, 323.

6.  https://udn.com/news/story/6809/8727770 (2025/05/09)

作者曾留學德國，現為臺北衛理神學院神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