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5.05.12

美歌

那天下午，我坐在電腦前，孩子們在一旁寫著作業，家裡很安靜。突然，我腦袋一陣暈眩，視線模糊，感覺自己就要暈倒。一種猛烈的恐慌感攫住了我，我緊緊抓著椅背，強迫自己不要叫出聲，不讓孩子們察覺到異常。

你又來了

“你又來了！”——我不禁在心裡叫道。這種熟悉的身體反應：突如其來的暈眩感、一種失控、即將被恐懼吞沒的感覺並不是第一次。

3年前一個平常的早上，我一個人去了咖啡廳，想給自己一點學習和獨處的時間。在某一瞬間，我忽然覺得自己像斷開了與這個世界的連接，眼前一片模糊，整個世界在我面前像蒙上了一層不真實的霧，那一刻最強烈的感受不是頭暈本身，而是恐慌——一種從未有過的、難以形容的恐慌：我要暈倒了！我要死了！

我當時完全不知道，這叫“驚恐發作”。我以為或許是低血糖，或是腦部出了什麼問題，那樣的體驗太過陌生。而且，自這次發作之後，恐慌的陰影沒有離開。儘管沒再那麼劇烈，但它就像我頭上頂著的一團烏雲，讓我變得警覺、緊張、無法放鬆。我開始不斷上網查資料，翻遍了各種關於頭暈、心悸、暈厥的描述，卻始終不能完全對上自己的症狀。

正所謂病急亂投醫。和“暈眩”有關的科室，我一個不落地去掛了號。腦核磁共振、血液檢查、心電圖、耳鼻喉、神經內科……每一次在診室裡，我試圖向醫生描述那種難以言說的感受。醫生們聽完大多點點頭，便打發我走。沒有明確的解釋，有的只是一張張的化驗單。

沒資格生病

最讓我糾結的，不只是找不出病因，而是——我不知道要怎麼跟別人去描述我到底怎麼了。弟兄姐妹安慰我：“我會為你禱告的。”

也有人出於好意，勸勉我：“你要相信主耶穌受的鞭傷已經醫治了你。”

我點頭說：“我信。”

但接下來，對方又補了一句：“醫治一定會發生的。如果還沒有，那可能是你的信心還不夠。”原本已經焦慮不安的我，聽完後，內疚和自責又加了一層。

除這些症狀以外，我又多了一種在人群中的孤獨感。回頭想，那時的我，也許已經合併有抑鬱的症狀了。因為我總在懷疑，是我屬靈生命出了什麼問題？或者某種隱藏的罪，導致了上帝的審判？最頻繁冒出來的想法是：“我一定得了什麼惡性疾病，否則怎麼會這麼難受？”

但是，外表上，我努力讓自己看起來沒事，努力維持平靜的生活。也許根本上是我不想承認——我生病了。

我是家裡的老二，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長大，父母從小教導我要乖、要懂事、不要給家裡添麻煩。再加上他們忙著生計，基本上我是在被忽視中順帶著養大。在這樣一個養育環境裡，我的潛意識深處有一個聲音：

“你沒資格生病。”

“你就這麼點不舒服，是不是太矯情了？”

所以，即使那種暈眩、恐慌感一再襲來，我仍然在拼命抵抗：“我生病了。”更何況，如果不是患了什麼器質性疾病，而是“精神疾病”，單這四個字，也許就會讓人們噤若寒蟬。

更何況，我還是基督徒？——誰想承認自己“有病”？誰不怕別人的眼神變了？誰不怕一句“你就是想太多”，輕描淡寫地把你推回孤島？

倔強地不肯承認

但身體終究誠實。它時不時告訴我：“你哪里不對勁。”我大概是繞了很大一個圈，直到有一天，我覺得必須給自己一個交代。我去找了一個認識多年的美國醫生，他長期在中國行醫，一向很有耐心。我帶了一大遝檢查報告給他看，他看完，最後平靜地說：“你不要再去做檢查了。你去看看精神科吧。”

我自然很抗拒他的建議。我想，估計這也是美國文化的一個特徵吧（似乎人們的問題很容易和精神問題掛鉤）。

而在我們的文化背景下，“精神有問題”的人少之又少，畢竟這好像比身體有病更可怕、更丟臉。

所以即使後來我真的去了心理科，心理醫生在為我做了一些評估量表後，告訴我：“你這屬於驚恐障礙，伴發焦慮症狀。”

我其實還是抗拒這個結論。“就這短短一個小時？這就算確診了嗎？”

後來我想，為什麼我這麼倔強地不肯承認自己生病了，而且是精神上的某種疾病，原因是因為一旦我承認了，就證明我是一個有問題的人，我不是一個好基督徒，我是一個需要幫助的人，而別人會怎麼看我？

從內心深處，我確實承認，我是一個充滿問題的人，是一個需要醫治的人，否則我怎麼會來就近主？——但就現實的實踐層面，我發現自己並不承認這一點。許多年以來，我似乎搭建了一個看似堅強、成熟的基督徒的人設，而且不斷地在穩固地建造它。

上帝逼我往裡看

我悄悄約了一位心理諮詢師，並不是覺得專業人士擁有我生命的答案。只是想藉著專業人士的幫助，掀開生命底下的石頭，我知道一旦掀開，石頭底下可能藏著各種醜陋骯髒的一大堆蟲子，我沒勇氣去面對。

上帝逼我往裡看。確實如此！那時我以為，信主多年，我的人際關係都健康良好。尤其是親密關係。諮詢師很快捕捉到了我防禦機制後面的恐懼。尤其是談到我的父親。我與父親很疏遠。那時，我以為我已經向他盡了一個基督徒的責任。我曾多次向他傳福音，節日裡也盡女兒的義務，買禮物、打電話，看上去一切妥帖。可當諮詢師帶我走進童年的“密室”，我才發現，我內心對父親充滿了怨恨與控訴。他對我的冷漠、忽略、甚至家暴，在我心裡都留下了深深的傷。人們說愛的對立面，不是恨，是冷漠——其實藏在這些妥帖行為背後，是我對他的冷漠，而且這些外在的行為不過是自欺欺人、自我開脫。

諮詢師陪我慢慢看清，那些傷口仍在那裡。她引導我去看見，在那最黑暗、最孤獨、最恐懼的角落，主耶穌始終沒有離開。哪怕我那時並不認識祂，祂已經在抱著那個瑟瑟發抖的小女孩，守著她。

我開始明白，為什麼我常在身體上感到緊繃，為什麼恐慌發作時，總像是被困在一個無形的牢籠中——那是這個曾在陽臺上、被父親用利器狠命擊打的小女孩的身體記憶。那一刻，她不知道逃跑，似乎“凍僵”了，她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在諮詢室裡，那個小女孩又哭、又喊、又質問，直到她的痛苦被看見，被聽見。那只曾藏在深處、隨時可能躍出的情緒猛獸（恐懼與不安），終於開始被安放、被安撫。而我也在內心真正和父親達成了和解（這發生在父親去世前一年）。

當然，經歷過這短暫的心理諮詢，並不意味著我的驚恐發作就此消失。它還是會時不時回來。但面對它，我不再只是恐懼、羞愧或逃避。而是我聽見了上帝對我發出的邀請：“不用怕，你可以往水深之處去。”

這個“水深之處”，並不是要讓自己變得更努力、更完美，而是去面對真正的自己。

我常常想，在驚恐發作之前，我的人生看起來還是較為順遂的：求學時努力，被視作“別人家的孩子”；婚姻尚可，丈夫體貼，公婆支持，孩子健康。也努力在教會服事，待人熱情，做一個好基督徒。

可有時夜深人靜時，我覺得心裡仍舊空空的。似乎喜樂離我很遠，也鮮少因為祂的恩典而驚歎，生活大都被各種責任和應該推著走。我害怕停下，害怕說不。好像一旦停了，一旦拒絕了，我就不再是我了。那我又是誰呢？如果我不再是那個合格的女兒、妻子、母親、基督徒——如果什麼都不是，我還剩下什麼？

必不可少的東西

就如提摩太·凱勒牧師在一篇關於“焦慮主題”的講道中，他引用奧古斯丁的一段話，提到焦慮的根源：

我們生命中有很多“好東西”——孩子、伴侶、工作、服事等等，當那些好東西變成必不可少的東西，我們注視那些東西，我們尋求那些東西，我們凝視它們的美麗，我們崇拜它們，我們認為除非得到它們，否則我們不能過著快樂的生活。當美好的欲望變成毫無節制的欲望、不相稱的欲望時，焦慮便由此而產生。（註）

我開始轉換視角看待我的疾病。我知道上帝不是要摧毀我，祂是在溫柔地提醒我：我是否已把“表現得堅強”、“活得有用”、“成為一個好母親、好基督徒”這些事，當作了必不可少的東西？我對健康的執著，對控制感的抓取，是不是已經成了一種執念？疾病逼著我去追問那些更深的問題：在祂面前我真正是誰？我敢不敢讓那束真正的光，照進我的空虛、恐懼？我敢不敢停下腳步，讓祂來拆毀、建造？

祂夠真實，夠慈愛，夠耐心

就這樣，沒多久，我辭了職，離開了自己喜歡，卻也感覺有些迷茫的文字工作。我不知道能做什麼，只覺得需要停下來。

有一段時間，我把孩子送去了幼稚園（本來是想跟風在家教育），然後，我的“工作”就是散步。江邊、植物園、公園、街道，一個人，慢慢走。既快樂，也有點不安。快樂，是因為大自然一直是我的最愛。一抹陽光、一株在風中搖曳的小花，都能讓我心生雀躍。不安，是因為我從未這樣對待過自己。沒有任務，沒有成果，沒有生產力。這樣的時間對我來說，奢侈得幾乎帶著罪惡感。我才發現，我從未真正給過自己時間。

而焦慮症逼著我去學，學著讓自己沒有“生產力”，學著放下對孩子、對生活、對事情的控制。我不斷問自己，那些以為“必須做、必須有”的事，真的必須嗎？

也是在這個過程，我開始看見微小、平凡事物裡的恩典。當我走路都困難，當參加一次多人會議就慌到聲音發抖，當做家務都覺得力不從心，我才慢慢明白：原來，這世上好好走路、正常吃飯、參加會議這樣的事，並非理所當然。每一個還活著的日子，原來都不是該有的，都是恩典。

當然，這個過程充滿了失敗，即使心理學幫助我洞察到了生命的某些真相，卻無法給我解藥。而我與上帝的關係也不總是很穩定。有時我覺得自己像一個心不在焉的孩子，明明站在遊樂場，卻一心想去遠方的沙灘追浪。

因此我的軀體症狀，也時好時壞，依舊會常常陷入筋疲力盡、身體緊繃，恐懼發慌的狀態——它像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上帝時不時拉緊一下，讓我難受一陣，然後為的是將我拉回到祂面前。

這個過程中，我最大的改變，是越來越願意甘心樂意、快快地轉向祂。雖然害怕仍常襲來來，雖然喜樂不是時刻充盈，雖然常為自己的反復無常、軟弱不堪而內耗，但因為祂夠真實，夠慈愛，夠耐心。

正所謂：

有時信靠，常常失敗，總是被接納。

有時舒適，常常驚恐，總是被懷抱。

註：“生命中的福音之焦慮問題”，提摩太·凱勒系列講道，微讀聖經。

作者曾任編輯，現在神學院進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