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奉篇

由上而下的来华宣教士——丁韪良(魏外扬)2021.10.21

本文原刊于《举目》14期 魏外扬   19世纪及20世纪初年出版的宣教史册上,保留了一些极为珍贵的老照片,其中我最喜爱的,就是一张3位老人的合影。拍摄日期是1905年4月底,地点在汉口。相片中的3位老人,中间站立的是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左边坐的是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1827-1916),右边坐的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这时候他们3位的年龄加起来是225岁,丁韪良最长(78),杨格非其次(74),戴德生殿后(73)。不料1个多月后,戴德生在长沙去世,反倒是在后的在前了。 我喜爱这张照片的原因,除了缅怀宣教先贤之外,也因为这3位资深的来华宣教士,正好代表3种不同的宣教路线与典范,值得我们学习与省思。丁韪良年纪最长、来华最早、在华也最久。   一、宁波10年 丁韪良是美国长老会一位牧师的儿子,大学与神学院毕业后,带着新婚夫人来到中国。宁波是美国长老会在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区,由麦嘉缔医师(Dr. Divie B. McCartee)在1844年所建立。1850年丁韪良夫妇来此时,已粗具规模,不但有教堂,还有学校与印刷设备。 丁韪良学习语言的能力很强,很快就学会宁波话,而且可以用流利的宁波话讲道。听众对他的讲道,反应热烈,常在离去时发出“听道比看戏还有趣”的赞叹。后来他将讲稿汇 集而成《天道溯源》一书,广受欢迎,从1854至1912年,该书以中文、日文和韩文,印行了30余版。在1907年“广学会”举办的一次投票评选活动中,《天道溯源》被选为最佳中文著作。 宁波时期最令丁韪良难过的事,或许就是与资深同工麦嘉缔之间,因年龄、性格及宣教策略上的歧异,无法同心配搭。例如,丁韪良十分看重以拼音方式书写宁波话,麦嘉缔则认为此事无关紧要;对于要求受洗者的考核,丁韪良较宽松,麦嘉缔极严格;丁韪良主张重用本地信徒为助手,麦嘉缔对此则颇感疑虑;又如,对于God一字的中文译法,丁韪良主张用“神”字,麦嘉缔则主张用“上帝”。 这场来华宣教史上,争辩多年而最终无法统一的论战,也在宁波同一个差会的弟兄中造成隔阂。还有,对于太平天国的兴起,丁韪良寄以厚望,并曾私下前往访问,但中途遇到阻碍而折返。麦嘉缔与太平天国虽也有接触,但持保留态度。 凡事起头难,宣教事工尤其如此。美国长老会在宁波最初20年的努力,先后参与的男女宣教士共计24人,结果受洗的中国成年信徒,正好也是24位,进展缓慢可以想见。而在教会墓园中,宣教士及其子女的墓碑,却一块块竖立起来。 虽有这些遗憾,宁波10年对丁韪良而言,仍然是充满祝福与值得回忆的经历。虽然后来他住在北方的时间比南方长得多,但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他花在回忆南方时期的篇幅,竟与北方时期不相上下,可见他多么珍惜这最初的10年。不过在此同时,他也看见中国的需要,不仅在于领受基督信仰,也在于培养一种新的世界观,而介绍国际公法、科学新知,以及投身教育工作,就成为他此后努力的方向。   二、译介国际公法及西学 丁韪良首次参与的外交工作,就是担任美国使团的翻译人员,参与签订英法联军之役后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第29条,所谓的宗教容忍条款,就是丁韪良与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两位宣教士,悉心斟酌字句下的结果。 英法联军之役后,丁韪良开始翻译国际公法为中文,他选用惠顿(Henry Wheaton)的原著,是当时最新和最通用的国际法名著。惠顿是美国著名律师,后来被派往欧洲担任外交官达20年,回国后任哈佛大学国际法教授。 《万国公法》译出后,丁韪良透过美国驻华外交官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引介,将其上呈清廷。恰巧1864年,普鲁士在中国领海内,截获丹麦商船,发生争执,总理衙门援引《万国公法》中有关则例,据理力争,终使普鲁士将所截获船只移交中国。于是总理衙门资助大量刊印,颁发各省督抚官员备用。 除翻译最新的西文著作外,丁韪良也到中国古籍中,挖掘类似国际法运作的事例,编成英文的《中国古世公法论略》(International Law in Ancient […]

事奉篇

由上而下的来华宣教士——丁韪良(魏外扬)2021.08.04

基督教在华宣教策略,向来有两条路线的说法,就是以“内地会”戴德生为代表的大众路线,也就是以最快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让最多中国人信主,一切只为抢救灵魂,其余皆无关紧要。

另一条是以“广学会”李提摩太为代表的精英路线,也就是透过教育、出版等长期性的经营,赢得中国的知识份子,改变他们的世界观,为接受福音铺路。丁韪良所选择的,当然也是这种由上而下的宣教路线,而且表现得可圈可点,成就非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