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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篇

雙城記——城市家庭教會的新挑戰

劉同蘇 本文原刊於《舉目》52期        2010年,我兩次回國,行程中特別關注了A和B兩城的教會事工情況。觀察兩個城市的教會發展,可以發現城市家庭教會正在面對新處境、新問題、新挑戰,同時,也是新的機遇。 A城印象:新都市人,新城市家庭教會         都市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種文化。         都市化是文化的變遷,是人類生活方式的改變。都市化必然伴隨著人口的遷移。都市像一個磁石,將以往散佈在農村的人吸引過來,高密度地聚集在都市裡面。         據統計,目前中國城市居民的60%來自農村。在這方面,A城與北京或上海的情況類似。在大街上行走,僅僅依據衣著和口音,就不難看出,A城本地人已經不占多數了。而那些外來人口,並不是在A城“暫住”的過客,而是為A城社會文化做出貢獻的居民。         筆者在A城,光顧過4種類型的餐館,分別是:所有食物價格都在5元人民幣以下的最廉價的麵食店,門面簡陋的低檔餐館,有一定裝修的中檔餐館,以及裝潢具有獨特文化風格的高檔餐館。這些餐館的經營者來自蘇北、安徽、東北、四川,就是沒有本地人。          這種情況絕非局限於餐飲業。一位民工教會的傳道人,自豪地告訴筆者:A城所有新建的大樓,沒有一棟不是外地人建造的。如果外來人群已經在A城的建設裡面,發揮著如此大的作用,並構成A城文化的組成部分,難道他們還不是A城人嗎?         “農民工”或者“外地人”的稱謂,明顯帶有貶義的味道。工人就是工人,為什麼要在“工”前面,加上“農民”兩字呢?對農民出身的強調,不正顯示了城市的優越感嗎?他們住在此城,並造就著本城的繁榮,為什麼還被冠上“農民”的頭銜呢? 幾種不同的類型         在A城,筆者觀察了不同類型的家庭教會。A城並沒有悠久的教會歷史,本地人信主的不多,由此,本地人組成的教會並不多見。人員最多的是民工教會。        A城的民工教會有兩種類型。一類以傳統農村家庭教會的大型團隊為背景,即與故鄉的大型團隊具有結構性的聯繫,人員多來自同一省份,建制相對完善,具有傳統農村家庭教會的固有風格。        另一類是民工弟兄自行建立的,與故鄉的教會沒有實質的聯繫。此類教會的成員,常常比較多元,來自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教會傳統,結構較為鬆散,但在教會建制與神學理念方面,具有較大的可塑性。         最後是白領教會。白領教會的主體是新A城人,間有本地人,主要是技術人員(包括技術工人)和教育程度較高的商人。此類文化成分的人,比較容易被本地人認同, 也比較容易建立本城意識。白領教會的教導體制與治理結構都比較完備,明顯帶有“北京模式”的印記。另外,在校園裡面還有一些獨立的,或以福音機構為背景的 學生團契。 沒有真正的連接        儘管A城的一些大教會之間,已經有了初步的接觸,但總體來說,A城的教會並沒有真正連接。主要的障礙,既有社會文化方面的,也有教會傳統方面的。例如在社會文化方面,雖然大家都在A城,各教會卻仍稱為“溫州教會”、“安徽教會”、“河南教會”……         最富有的當然是溫州教會。溫州教會與故鄉的教會有著嚴密的組織關係,結構完整,財政資源豐富,有定型的神學傳統與教導體系,具有強烈的組織擴張意識(但不一定是傳福音的意識),其成員多來自工商業背景。         在溫州教會裡,有文化的優越感。無論有多少人在場,只要兩個溫州人遇見,他們只肯使用溫州話。這種執著是有象徵意義的,就像上海人只肯使用上海話,俄國貴族非說法語不可,那是優越身份的顯示。這已經足以將溫州以外的人,阻擋在溫州教會以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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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作山上的城 ──對城市家庭教會發展的一點思考(孫毅)

孫毅 本文原刊於《舉目》45期            聽一個在社科院工作的朋友說,在上世紀80年代,她想去當地的一個家庭教會瞭解情況,結果發現她得先找“介紹人”,不然根本進不去任何家庭教會。去參加聚會的那天,她下了公共汽車後,一個信徒帶著她走了半個小時才進 到一個住宅樓中,在一個門窗緊閉的屋中參加了一個小群體的團契活動。敬拜結束後,她回到來的那個車站,發現不過用了五分鐘的時間。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劉同蘇牧師去年去北京大鐘寺附近的華傑寫字樓,參加守望教會的敬拜時,在城鐵上遇到一個前來參加敬拜的年輕人,他的手裡拿著從該教會網站上抄來的地址。劉牧師在文章中感歎,或許教會這樣把自己公開出來,更接近聖經上所說的“山上的城”吧! 一、城市家庭教會走向公開化的幾點特徵 第一、進入更具公開空間的寫字樓            對比上述這兩個時期的不同情景,一方面說明,教會所處的整體外在環境,正在向開放、寬容這樣的大方向發展;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國的家庭教會自身在發生變化。 可以看到的表現就是,家庭教會的平均規模、聚會人數在增加,有更多的教會從住宅樓中出來,搬進了更具有社會共同空間性質的寫字樓中——在這個意義上,確認 家庭教會的主要標誌,已經不再是“以住家為聚會場所”,而是是否能持守家庭教會的傳統及神學立場。            家庭教會在整體走向公開化,很多家庭教 會的大門,都不同程度地向社會開放。這表明,無論是教會的帶領者,還是普通信徒,都漸漸戰勝了過去半個世紀之政治壓力在心中造成的恐懼,以及“地下”或者 “非法”的心理,開始以群體,而不是以以往的個體的方式,向社會表明自己信仰基督。            在山上的城中,聚集的是一個社群,當群體中的燈越來越亮的時候,這個山上的城,就是無法隱藏起來的城。 第二、 向堂會型教會的轉型            達到一定規模、搬進寫字樓的家庭教會,常常經歷一種“轉型”,即從過去的團契型教會,轉為有一定建制的堂會型教會。 1. “聯邦”式教會的瓶頸            所謂團契型教會,是指由多個小團契(或小教會),構成的“聯邦” 或“邦聯”式教會或教會系統。這些小團契(或小教會),人數不多,構成形式基本一樣,無論從功能或是建制上,都還不足以承擔一個完整教會當承擔的多個方面 的責任,如福音與宣教、崇拜與聖禮、教導與神學教育、輔導與家庭關懷、社會服務及文化使命等,只能達到最基本的主日敬拜及小組查經。這樣構成的“聯邦”或 “邦聯”式的教會,因為缺少整合的機制,同樣無法發揮一個完整教會所當承擔的功能與責任。            就以守望教會來說,2005年之前,這個教會基 本上是由12個團契構成的 “聯邦”形式的教會。每個團契的事務由團契帶領人決定,而涉及多個團契的共同事項,則由這些帶領人組成的教會同工會來決定。主日敬拜在各團契進行,由團契 帶領人邀請人參加,並受教會調度;各團契收取的奉獻,交由教會統一使用;退修及神學培訓,由教會統一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