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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謝文郁 本文原刊於《舉目》55期 文革与教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國開始發動。這是一場以割裂傳統、進入嶄新社會為目的的革命。整個中國大陸被染成了紅色。在中國人的傳統審美中,紅色是歡快、喜樂的顏色,但是,這個時期的紅色則是血色。紅旗是血染的,紅寶書是血染的,紅衛兵當然也是染了血的。         這一切,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下,視為理所當然──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暴動,是鬥爭,是必須流血的! 浩劫之中的教會         在紅色的渲染下,中國人都興奮起來了。一方面,他們對未來充滿美好盼望;另一方面,他們奮不顧身地要去打破和掃除一切在他們眼中的障礙。         教會顯然跟不上這種政治形勢的發展。         在政府的意識形態中,不但沒有宗教的地位,反而認為宗教是不科學的、過時的,是阻礙社會發展的包袱,必須拋棄。因此,讓宗教完全消失,這對於社會、國家、人民來說,乃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三自運動,就其原始動機而言,就是要讓基督教平穩地消失。有不少教會領袖在加入三自教會之初,以為可以在順服政府的前提下,繼續發展教會事業,後來終於發現,這不過是一廂情願。          對此,王明道說:“從三自會成立的那一天起, 中國基督徒就完全失去了‘信仰自由’。你要‘信仰自由’麼? 可以,但是必須加入三自會。加入以後就把你化掉,化到無神那一邊去了。他們不會逼著你、叫你說無神,你自己就不敢提到神了。”(《又四十年》,第7章)如 此清醒的王明道,是不見容於政府的,於是他在監獄呆了20餘年。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五一六通知》,這便是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從此,中國人就掉進了一個大漩渦,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捲入其中。         很快地,紅衛兵運動成為潮流,沖刷著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所有公開的三自教會及教堂,都首當其衝成了被攻擊對象。紅衛兵佔領教堂,批鬥神職人員,燒毀聖經和其他屬靈書籍。於是,一個接一個,三自教會在公共視野中消失了。         當然,文化大革命並不是專門針對基督教的運動。紅衛兵要攻擊、摧毀一切“舊事物、舊傳統、舊習俗”——基督教是宗教,一切宗教都是落後的、迷信的、陳舊的,必須掃除!         這豈是三自教會的領袖能夠阻擋的?!我們來讀一段曹聖潔牧師(中國基督教協會第五屆會長)在2002年的回憶:         “我自1959年被借調到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為三自主席吳耀宗先生當秘書,1962年正式納入全國三自編制,一直工作到1966年。在這段日子 裡,我親身體驗到像吳耀宗這樣的基督教人士切實愛國愛教的情懷。即使在上世紀60年代宗教陷於困難境地時,他仍堅持愛國,並相信基督教的真理核心終會被人 認識……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被安排去上海市直屬機關五七幹校,在嘉定外崗勞動……這個時期,我的思想極度困惑,看不到教會的前途,更無法理解基督教中的愛國力量為什麼也要被打倒……”         文中的“愛國力量”,指的就是三自教會。字裡行間似乎隱含了對非三自教會的指責,即認為他們是不愛國的──因為他們(倪柝聲以及那些脫離三自教會的基督徒) 是在控訴美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中國的運動(1950-54年)中,退出三自教會的。這裡,我不是要追問這場控訴運動的是是非非。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 是,曹聖潔牧師的困惑,表達了三自教會的許多領袖在文革時期的困惑。 死亡線上的教會         70年代的中國,所有教堂都改作他用(工廠、倉庫等),三自教會徒具虛名。在公開場合,我們看不到敬拜讚美、聚會禱告、福音團契等等。總之,看不到任何真正意義上的宗教活動。三自教會名存實亡。         甚至,基督教這個詞,也越來越少人提起。基督教幾乎在中國社會的公開視野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作為外交需要的擺設,政府保留了一些與外交相關的宗教活動,如開放北京南堂天主教堂(1971年),和北京米市街教堂(1972年)等,供外交人員主日敬拜使用(但不允許中國信徒進入)。        出於同樣的需要,政府也讓一些宗教人士露面。丁光訓因此作為基督教的代表,出面接待外賓。身為聖公會主教(浙江教區,1955年),丁光訓必須和政府保持政 治上的統一口徑。在70年代的涉外談話中,他反覆指出,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文化工具。同時,他也實話實說:中國基督教日益衰落,並可能完全消失。 不過這樣的話,是不會出現在中國公開的報刊上的。         中國教會哪去了?她真的已經衰落並消失了嗎?         我們再來看看家庭教會。三自運動之後,一批基督徒不願意加入三自教會。他們組成家庭教會,消失於公共視野。也許正因為家庭教會不具公開性,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就沒有受到紅衛兵運動的直接衝擊,而且在最狂熱的時期,家庭教會也沒有停止聚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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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原刊于《举目》61期 謝文郁 1989年,對於中國來說,是不尋常的一年;對於中國教會來說,也是不尋常的一年。這一年春天,在北京發生了一場政治“動亂”,波及全國、全世界,觸動了中國社會的每一角落,挑動了每一個人的神經,在中國人心中注入了一種社會意識,驅動了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        這場運動的實質是,一批浸淫在80年代自由主義思潮中的年輕知識分子,在美好理想和善良願望的驅動下,想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改造中國政治。他們希望在學生運動中實現這一理想。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在殘酷的中國政治面前,如卵擊石,頭破血流﹗              這場政治動亂最終成了一把雙刃劍。一方面,那些積極參與運動的自由主義旗手,在嚴峻的政治壓力下被迫外逃,最後只能在西方國家的庇護下,在海外搞所謂的“民運”。留在國內的代言人也無處發聲,只能閉關自守。            另一方面,這場運動對政府的意識形態也是毀滅性的。自始至終,在如何結束這場動亂的問題上,人民的期望和政府的做法完全對立。當這場運動被政府強行用暴力壓制時,人民對政府的信任跌至谷底,政府所倡導的信念從此失去號召力。           之後,中國社會進入了所謂的信仰空白時期﹗ 宗教熱情的蔓延            人是需要在信任情感中生活的。這一情感先是在父母的懷抱中得到滿足,後是在社會關係中得以滿足,最終則在宗教生活中得以滿足。中國人原本在共產主義理想中,滿足了自己的宗教情感。現在,這個理想破滅了。            信仰空白的生存狀態是令人絕望的。當一切在理性中看得清清楚楚、從今日到死亡的每一天都按部就班時,生命的意義在哪裡呢?這是令人窒息的生存﹗政府的宣傳已經失效,自由主義理念已經七零八落。還有什麼可以滿足人的終極信任情感呢?            於是,在20世紀的最後10年,中國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宗教場所,包括官方認可的公開宗教場所,如三自教會和天主教的教堂,各種各樣的佛廟、道觀,回人的清真寺,鄉村的祖宗廟等等,都呈現出復興的景象,人氣越來越旺。             佛教的香客人數增長速度最快。大大小小的佛廟,香火熏天。與此同時,基督教家庭教會也呈現了快速發展的勢頭。雖然具體人數難以估計,但是,只要進入河南、安徽一帶,無人不驚詫家庭教會信徒人數的增長速度。            宗教成為了熱門話題。 文化基督徒現象            在長期的無神論教育中,“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鴉片一詞,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就是罪惡的象徵。它讓人聯想起1840年的鴉片戰爭。因此,對民眾而言,說宗教是鴉片,等於說宗教就是罪惡。            然而國門打開之後,中國人看到的是,西方社會儀態萬種、和諧富足,令人羡慕、嚮往。而且,這個美好的社會,竟然保持著基督教。對於理想破滅、陷入信仰空白的中國人來說,基督教似乎意味著什麼,似乎指向某種奧秘。夾帶著好奇和冒險心態,一些中國人開始去瞭解、重視基督教。            1994年,北京大學哲學系趙敦華教授,出版了《基督教哲學1500年》(北京商務印書館)。讀畢,大家好像發現了新大陸:原來基督教還有這麼豐富的思想資源﹗             接著,劉小楓博士加盟香港道風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並以此為基地,在中國大陸翻譯出版了大量的基督教神學著作。            在這兩股風潮之下,中國思想界一場影響深遠的基督教熱,如火如荼地展開。而且,在現實生活中,這股基督教熱造就了一大批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所謂“文化基督徒”。             這批人,對政府失去了信心。共產主義理想在他們心中失去了地位。但是,沒有信仰的生活是令人絕望的﹗他們在閱讀基督教文獻的譯作時,找到了某種共鳴──耶穌的死是為了世人的罪﹗這是多麼偉大的人格﹗用劉小楓的話來說:他們感覺到,他們的生命“因信了耶穌基督的死而復活的愛而發生了改變”(《現代語境中的漢語基督神學》,第28頁)。信仰是有力量的﹗             他們感受到了信仰帶來的喜悅,公開宣稱自己是基督徒﹗不過,令他們十分失望的是,當他們走入教會,無論是三自的,還是家庭的,他們都無法呆下去。他們認同基督教基本理念,但無法認同他們所看到的基督教會。             香港神學界在世紀之交,有過一次大範圍的討論,公開質問這些人的信仰:這樣的人算不算是基督徒?他們是麥子,還是稗子? 家庭教會大發展            90年代是中國家庭教會大發展的時代。根據趙天恩牧師的統計,單單河南、安徽兩省的幾個團隊教會(編註:這些教會系統多由數位傳道人開始,共同領導的。),總人數就以千萬計。比如,張榮亮帶領的河南方城教會(後改為華人歸主教會),申義平的中國福音團契(原為河南唐河團契),鄭獻起的安徽阜陽教會(後改名為中華蒙福教會)等等,據說人數皆在幾十萬到幾百萬之間。            1998年11月26日,申義平、張榮亮、鄭獻起、王君侶4位弟兄,代表各自的團隊教會,聚在華北某地,簽署了一份“中國家庭教會信仰告白”,就聖經論、三一神論、基督論、救贖論、聖靈論、教會論、末世論等七個方面,發表了信仰宣言。受趙天恩牧師的影響,這個宣告努力向海外華人主流教會的信仰宣告看齊,因而看上去相當正統。            不過,這些教會,能否達到其信仰宣言呢?            我們看到,這些教會的傳道人日夜奔走,各處傳講福音,行神蹟奇事,治病趕鬼。往往一次講道,整個村莊的人都決志信主。教會信徒人數急劇上升。一片復興的景象,令人興奮。            信徒的聚會則多在晚上,有敬拜讚美(唱詩、讀經、講道),並當場治病趕鬼。由於政府的壓力,這些聚會採取了秘密的方式。講道一般是依靠自己的讀經“亮光”,和大量的神蹟奇事、故事。教會生活缺少固定的集體查經和主日崇拜。不過,會定期舉辦骨幹同工培訓,邀請信得過的國內外傳道人前來培訓。             這些教會的大多數信徒,在聖經的閱讀和理解上,往往孤立無助。除非成為同工,接受培訓,否則在聖經知識和教會生活上都嚴重“營養不足”。他們的信仰,建立在幾個治病、趕鬼的見證故事上。            這樣的信徒,是不是基督徒?他們是麥子,還是稗子? 是宗派,還是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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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歷史上,即使在“痛打落水狗”的時代,儒家也沒有被打成死狗。在話語權被剝奪的時代,儒家藉著中國人的行為,表達了自己的存在。我們知道,佛教進入中國後, 在補儒的同時,自身也被儒化了(禪宗)。伊斯蘭進入中國後,中國社會出現了儒化的回教徒。現在,馬克思主義也走向了儒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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