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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來說
,
當代的達爾文理論
(
又稱
“
新達爾文主義
”
[NeoDarwinism])
有兩
個關鍵立論
:
共同祖先
(Common Descent)
和基於隨機的遺傳變異受自然選擇的機
制
(Natural Selection acting on unplanned genetic variations)
。
共同祖先
:
現在活著的生物都是源自一個或是幾個原始袓先，藉著
“
後代漸
變
”
而來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
這個觀念認為不僅人類與猿猴有一個共
同祖先
,
人類
,
貝殼類
,
和真菌類都有一個共同祖先。
自然選擇
:
“
適者生存
”
的觀念。
當代的達爾文理論結合了自然選擇過程和遺
傳學的慧見
:
無目的性的基因突變和重組使生物族群產生意外的變異。
有些變異
可以幫助生物生存
,
使它更有效地繁殖。
經過時間的漸進
,
這些有益的遺傳變異
品種成為生物族群中的大多數
,
在更冗長的歲月中
,
有益的遺傳變異會累積
,
使生
物進化出全新的特性和物種。
達爾文本人清楚地強調自然選擇是一種無智慧、不能預測未來的過程。
它不
能根據心目中的設計或可預料到的利益來選擇生物的結構。
所以
, 38
位諾貝爾犾
獎者在
2005
年捍衛達爾文理論的宣言稱達爾文進化乃是一個
“
無引導性的意外結
果
”
。
(
註
3)
在達爾文的理念中
,
生物中奇妙的構造如脊椎動物的眼睛
,
蝴蝶的翅膀
,
和
血液凝固系統
,
都沒有可能是有目的性的進化結果。
它們反而是機遇
(
基因的隨
機突變和重組
)
加上必然性
(
自然選擇
)
相互作用的產品。高等動物如人類也是源
自同樣機制的結果。
正如已故的哈佛古生物學家辛普森
(George Gaylord
Simpson)
所言
,
“
人類是沒有以他為目標的自然過程中的一個意外產品。
”
(
註
4)
這本書的注意力集中在有關人類進化的科學證據
,
但是整個辯論的文化背景
應該是顯而易見的。
很多世俗化的達爾文主義者採用達爾文理論為破除人類例外論
(human
exceptionalism)
的攻城錘。
已故的哈佛古生物學家古爾德
(Stephen Jay Gould)
曾說
,
達爾文的
“
生物學拿走了我們是按著神的形象被造的模範地位。
”
(
註
5)
在
達爾文的世界觀裡人類不過是一個
“
偶然的宇宙迴想
(a fortuitous cosmic
afterthought)
。
”
(
註
6)
普林斯頓的生物倫理學者辛格
(Peter Singer)
也持這種立
場。
他提倡殺死有殘障的初生嬰兒
,
他清楚地說明他將人類貶值的理論是建基於
達爾文主義
:
“
我們正在做的是趕上達爾文
:
他在
19
世紀時表明我們不過是動物。
人類想像我們是一個獨立的創造
,
‘
我們
’
和
‘
它們
’
(
動物
)
之間存在著一些神奇的界
線。
達爾文的理論奪去整個西方思考我們人類在宇宙中地位的基礎。
”
(
註
7)
達
爾文也是許多激進的環保主義者的守護神。
前
“
地球第一
”
維權者梅因斯
(Charles
Manes)
曾讚許說
:
“
達爾文邀請人類面對的事實是
:
自然的觀察沒有揭示任何數據
,
可以證明人類是比植物如地衣
(lichen)
更高等或更特殊的生物
,
或甚至是比它們更
特別有趣的研究對象。
”
(
註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