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宣教运动的再思(庄祖鲲)

庄祖鲲

本文原刊于《举目》27期

      在普世华人基督徒热烈庆祝马礼逊来华200周年纪念之际,华人教会如何推 动宣教,就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前几年兴起的“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也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有人听到国内家庭教会已在招募成百上千的农村青年学习阿拉伯 语,就非常兴奋地认为,这就是未来中国教会宣教的希望。但是也有人忧心忡忡,认为这些农村青年的知识水平,恐怕无法胜任这种跨越文化的宣教重任,因而认定 这是一个错误的宣教策略。

        以上两种观点孰是孰非?我们得从宣教历史的回顾,来寻找答案。

来自基层的莫拉维亚宣教士

        教会历史上,莫拉维亚宣教士的拓荒精神,是后人所景仰推崇的。莫拉维亚教会是由“敬虔派”的德国贵族亲岑多夫(Zinzendorf,1700-60)所建立的。他在1727年收容了一批来自捷克的莫拉维亚难民,并在他的农庄成立了莫拉维亚教会。

        他们在1732年开始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宣教,包括西印度群岛、格陵兰、非洲及美洲。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是在30年之内,却已差派226位宣教士到10个国 家,是宗教改革时期最活跃的基督教宣教团体。由于莫拉维亚教会认为,向普世传福音是全体信徒的责任,因此到1930年为止,莫拉维亚教会已经差派了 3,000位宣教士,其宣教士与信徒的比例高达1:20。

         虽然这些莫拉维亚传教士的精神、爱心和对宣教的生命奉献,在宣教史上无可匹敌。但是因为莫拉维亚教会的宣教士多半来自中下阶层,教育水平不高;他们圣经及神学的根基也较浅,所建立的教会组织较为松散,以致于所带领的信徒属灵上不够成熟,多年之后,教会往往就烟消云散了。

        所以虽然莫拉维亚宣教士的故事是可歌可泣的,但是从宣教的成果来看,莫拉维亚的宣教事工,却是不能结实百倍的。

菁英份子组成的天主教修会

         在天主教的宣教事工上,耶稣会无疑是最有创意、最有活力的一个团队。“耶稣会”是由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在1540年创立的。他们是有献身热忱的精英团体,也有军人的纪律及组织。他们发展很快,到1556年罗耀拉逝世时,成员已由六人增加至 1,500人,18世纪时甚至高达22,000多人。

        耶稣会在宣教事工上的成功,有赖于许多像利玛窦这样的饱学修道士。利玛窦 (Matteo Ricci,1552-1610)于1580年奉派来华襄助罗明坚(Michel Ruggieri),翌年他们一同进入广东肇庆。利玛窦短时间内就学会华语,并以儒服周旋于士大夫之间。他精于天文、历算、地理和机械之学,因此除了研究 中国文化之外,也因为他精通这些西方科学,吸引了很多达官贵族。他在1601年终于到达北京,明神宗万历皇帝极为赞赏他。当利玛窦于1610年逝世时,已 有数以千计的人受洗,其中不乏官宦及皇室成员。他可以算是基督教在中国宣教的划时代人物,也是耶稣会传教士的最佳典范。

         另一位耶稣会宣教士诺俾里(Robert De Nobili,1577-1656)于1605年到达印度,很快就熟悉塔米尔语。他在南印度有50年之久,是最有影响力的宣教士,与利玛窦齐名。他弃绝当 时宣教士要求印度人“葡萄牙化”的宣教策略,而采用类似利玛窦的方法,脱去洋袍西履,穿上印度圣人的袈裟,“向印度人做印度人”。由于他精通多种印度方 言,很多印度人,甚至包括一些最高阶层的婆罗门族受洗归主。虽然他一生可能只为近千名印度人施洗,而且其中有一些人后来又放弃了信仰,但是他是第一个成功 地引导婆罗门族信主的宣教士。

         利玛窦、诺俾里,以及随后来华的汤若望、南怀仁等修道士,都是满腹经纶的菁英知识分子。借着他们,福音才能在中国和印度的坚硬土壤上扎根。

风起云涌的基督教学生宣教运动

         在基督教圈子里,19世纪爆炸性成长的宣教运动,所依赖的,乃是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投入宣教。其实大学生对宣教的影响,由来已久。例如17世纪德国敬虔派 的哈勒大学的学生,就参与了宣教;18世纪卫斯理兄弟及怀特菲德都出身于牛津大学;西缅(Charles Simeon)在剑桥大学长达54年的事奉,也影响了无数的学生。

         1884年慕迪(D. L. Moody)到英国剑桥大学布道,有名的“剑桥七杰”蒙召献身到中国宣教,在英国掀起学生参与宣教的热潮。而美国方面,1886年在麻州黑门山举行的灵修 会中,参加的250位学生,有100位在慕迪的呼召下决志献身海外宣教,被称为“黑门山百人团”(The Mount Hermon Hundred)。第二年献身者更达到2,100人,并在1888年正式成立“学生志愿宣教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简称SVM)。

         SVM的口号是:“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世界”。从1891年到1936年,SVM每四年举行一次宣教大 会。最高潮是在1920年,共有6,890位学生参加,其中2,783位献身宣教。总计到1936年为止,SVM共差派两万名学生到海外宣教。二次大战 后,美国校际基督徒团契(IVCF),取代SVM成为学生参与宣教的主要推动者。他们每三年举办一次的Urbana宣教大会,50年来,鼓舞了数以万计的 青年投身宣教的大军,扩展了神的国度。

回顾与前瞻

         总结过去几百年的宣教经验,我们发现,跨文化的宣教多半是由知识分子来承担的。因为跨文化宣教士,必须有优异的语言能力,和丰富的圣经及神学知识,又能对异文化有足够的理解和掌握。这一切,恐怕只有大专知识青年才具备这种 潜力。即使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的克里威廉,虽然小学没有毕业,但是他是自学有成的学者。他除了精通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之外,还熟悉38种印度语。他还因 为在植物学的成就,获得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植物学院士荣衔。正因为他的博学,才成为基督教宣教历史上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

        跨文化宣教是一场不同的属灵争战,选召宣教士需要重质不重量。因此,我认为中国教会要投入跨文化宣教,需要的是基甸的300勇士,人海战术不会有太多果效。

         问题是中国教会的“300勇士”在哪里?现在中国国内,以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为主的都市教会正在兴起,虽然有零零星星的大专毕业生开始投入宣教,但是我们还没有看见宣教的热潮出现。因此我们需要迫切祷告。

         我们求主赐给中国教会的领袖们清楚的异象,及属灵的智慧,来拟定中国教会未来宣教的策略;我们也求主兴起这一代中国的知识青年,愿意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奔跑这条十字架的“宣教之路”。阿们!

作者为三一神学院宣教博士,现在波士顿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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