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拉糾(賀宗寧)2017.04.28

賀宗寧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教會歷史這一週2017.04.28

 

公元418年4月30日,羅馬皇帝昂諾里烏(Honorius)下令,將伯拉糾一黨驅離羅馬城。因為他們教導人不需要恩典就可得救,因此對羅馬的治安造成威脅。

次日,公元418年5月1日,超過兩百位主教在北非迦太基召開大會。大會對伯拉糾主義作出一系列的決定。

伯拉糾(Pelagius)是英格蘭人,生於354年,卒於420或440年。他是一位嚴格的苦行修士,反對預定的觀念,強調人的自由意志與責任。公元380年,他搬到羅馬後,看到羅馬城道德敗壞。他認為社會道德敗壞的原因之一是,奧古斯丁的神學教導過於強調上帝的恩典,而完全忽略人的責任。他開始教導非常嚴格的道德標準,強調人的內在有自然的能力,因而可以靠自己得救。

奧古斯丁指控他,認為他的教導帶領人靠自己,而不需要上帝的恩典就可以行善。

反對伯拉糾的人相信他曾經說過,上帝頒給世人律法就是人唯一需要的恩典。世人並沒有因為亞當犯罪而受到損傷。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人完全有能力只要靠自己就可以完成律法的要求。伯拉糾否定奧古斯丁的原罪論。他不認為亞當的罪會傳給後裔。並且認為奧古斯丁的教導使世人對罪不需負責,因而阻礙了靈命增長。他用《申命記》24:16:“不可因子殺父,也不可因父殺子;凡被殺的,都為本身的罪”來支持這個論點。

他認為基督只是人的榜樣,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並沒有代贖性。下面的表格將奧古斯丁與伯拉糾的信念列出作為對比。

奧古斯丁 伯拉糾
原罪 亞當犯罪墮落後,人因原罪的緣故,無法選擇義(人不能不犯罪)。 人出生時没有道德與邪惡的分辨力。人没有原罪,亞當所犯的罪由他一人承擔。
自由意志 人有自由意志,可作多种选择。但由於原罪的緣故,人無法選擇義。 人自己可以决定行善或行惡。神若對人有道德責任的要求,那麼,人在道德上就會有能力承擔責任。
人的得救 人的意志唯有受神的带领才能朝義的方向行。

 

無法接受人需要神的恩典才能達到神對人的要求。律法與恩典都能帶人進入神的國。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人無法抗拒,神預定揀選的人一定會得救。 人因自己的自由可以决定是否信神。

 

在與伯拉糾爭辯中,奥古斯丁對自由意志做出更清晰的解釋:

 

  • 由於摩尼教認為“所有的事完全都是預定”的信念,奥古斯丁強調人類是有自由意志的。
  • 只有一位神,祂的良善是無限的。
  • 人類的自由意志是神所創造的。自由意志本身是好的,雖然有自由意志就意味人在做自己的决定時,可能會選擇邪惡。
  • 邪惡的起源是出於人類以及天使所做的錯誤决定。
  • 邪惡不是物質,而是一種决定、一個方向、一個對良善的否定。

此外,奧古斯丁按照人的四種狀況,來解釋罪對“自由意志的捆綁”:

奧古斯丁

墮落以前的人

Pre-Fall Man

墮落以後的人

Post-Fall Man

重生的人

Reborn Man

得榮耀的人

Glorified Man

有能力犯罪

able to sin

(posse peccare)

有能力犯罪

able to sin

(posse peccare)

有能力犯罪

able to sin

(posse peccare)

有能力不犯罪

able to not sin

(posse non peccare)

有能力不犯罪

able to not sin

(posse non peccare)

沒有能力不犯罪

unable to not sin

(non posse non peccare)

有能力不犯罪

able to not sin

(posse non peccare)

沒有能力犯罪

unable to sin

(non posse peccare)

公元410年,羅馬被哥德人攻破時,伯拉糾與他的跟從者逃到北非的迦太基。在那裡繼續他的教導。415年,他搬到耶路撒冷。

417年,教皇左思母斯(Zosimus)就任。次年,羅馬皇帝昂諾里烏在4月30日宣佈將伯拉糾黨的所有徒人驅逐出羅馬城。次日,北非200餘名主教在迦太基召開大會。主要討論當時在北非教會分裂出去的多納圖派的問題,以及伯拉糾的教義。

迦太基與意大利的相對地理位置

 

迦太基大會首先決定,他們相信亞當若沒有犯罪,他可以不死,一直活到永遠。其次,他們決議亞當的罪傳給所有人類,因此,嬰兒需要接受洗禮。大會還宣佈,我們需要基督的恩典才能過聖潔的生活。

關於伯拉糾的信念,迦太基大會達成八點共識。他們認定伯拉糾否定以下的正統信仰:

  1. 死亡不是人本來生命的自然結局,而是由於犯罪所導致的結果。嬰兒必須接受洗禮,從原罪中得到潔淨。
  2. 稱義的恩典赦免過去的罪,並幫助信徒免於在未來犯罪。
  3. 基督的恩典賜給信徒有能力與意志去遵行上帝的誡命。
  4. 若沒有上帝的恩典,人不可能有善行。
  5. 我們承認是罪人乃是因為確實如此,而不是出於謙卑。
  6. 聖徒為自己的罪祈求赦免。
  7. 聖徒承認自己是罪人,因為他們確實是罪人。
  8. 尚未接受洗禮的孩童,將被拒於天國及永生之外。

在非洲主教及羅馬皇帝昂諾里烏的壓力下,教皇左思母斯將伯拉糾驅逐出教。之後,伯拉糾被趕出耶路撒冷城。亞歷山大城的主教區利羅(Cyril)允許他到埃及居住。後來就不再有他的音訊。

公元431年以弗所公會正式宣佈伯拉糾的說法是異端。

雖然伯拉糾被判為異端,但是,伯拉糾主義以及半伯拉糾主義在後來的數個世紀裡仍然流行,尤其是在英格蘭及羅馬教廷。所謂半伯拉糾主義的重點是:

  • 承認人有原罪
  • 承認神的恩典是人得救所需的條件
  • 一個人有能力接受或拒絕神的救恩

其實,天主教的信仰與半伯拉糾主義非常接近。
“教會歷史這一週”已經制作成3-5分鐘的視頻(蘇文峰主講),在橄欖社區網站(http://ocochome.info/)播出,《教會歷史這一周》的頁面短鏈接: http://wp.me/P5KG8P-7dW

或點擊后面網址觀看本期視頻: http://pan.baidu.com/s/1pKQX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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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給我三天的曠野——讀《使徒行傳》9章(雪川)2017.04.27


雪川

本文原刊于《舉目》官網2017.04.27

 

不敢對袮多要,我的主啊!

就請給我三天的曠野,

用袮的目光,罩住我。

我要用三天去死一回,

死得赤裸,死到害羞的地步。

因為,我每天莊嚴地坐在深淵的邊緣,

西裝革履,高談闊論,

其實,我身後是熊熊燃燒的火湖。

 

求袮像治癒那個罪魁一樣,

也給我重重的一擊吧!

讓我從椅子上跌落,

在我所有的親朋面前,

羞愧地在塵土中閉目。

那時,我才會順服地呼喚袮,

是袮嗎?我的主!

 

求袮,用十字架牽我走進袮的曠野,

遠離火山口般的熾熱。

讓我坦然卸去所有的行頭和重負,

還隱瞞什麼?脫吧!

主,請用袮的無影燈,

照出我每一寸醜陋、骯髒的肌膚。

用袮的成像系統,

審視我肌膚下隱藏的病患——

有些,已經蝕心入骨。

再給我三天的空腹(如同掃羅)

讓我瀉盡汙穢和苦毒。

 

然後,讓我感到饑餓吧,

讓袮的話語成為我唯一的食物。

袮說,我當吃袮的肉,喝袮的血,

那就請袮自己,進入我的生命,

用袮的元素,置換我的元素,

用袮的氣息,更換我的氣息。

 

三天的黑暗,

讓我看不見眼目的貪戀。

三天的黑暗,

讓我的心進入袮的帳幕。

給我仰起臉的權利吧,

我的心,專心仰望袮的救贖。

 

這三天,是袮剪枝的時候。

剪吧,我的主!

剪盡被嫁接的野葡萄枝,

再把我栽到袮的溪邊,

好讓我的心長出新鮮嫩白的根鬚。

在黑暗的泥土中,

向袮的活水伸出我漸漸復蘇的渴慕。

那時,袮再揭去我眼中的鱗片,

讓我看見袮創造的光明。

哦,主啊!

原來袮給我的曠野是在袮的殿中啊!

袮的殿如此長闊高深。

這樣的曠野,我願一生永住!
作者來自中國大陸,在美國中部從事生物醫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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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上帝畫臉譜(臨風)2017.04.26

臨風

本文原刊于《舉目》官網2017.04.26

 

巴黎的蒙馬特區,有個著名的小丘廣場。那裡有各種藝術家,畫肖像的,玩剪影藝術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諷刺畫(編註:又叫誇飾畫,caricature)——畫家捕捉人物的特色,加以誇張、扭曲,卻仍能讓人分辨得出畫上的人物。

喬治‧克魯尼

 

這種畫的特點是:畫家誇大了特性,不關心真實性。也就是說,在達到誇張效果的時候,很可能犧牲了真實性。

 

扭曲的不只是畫像

 

不只是畫像,人們對現實世界的解讀,也往往是扭曲的,彷彿經過了“諷刺畫家”的處理。例如“奧巴馬竊聽川普電話”事件。風風雨雨之中,事實似乎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看的是哪幅畫。

奧巴馬

 

再進一步,人對“非我族類”的瞭解,也彷彿是“諷刺畫家”處理過的——“非我族類”肯定“其心必異”,不是嗎?所以我們毫無顧忌地對“異類”充滿疑懼,認為他們(比如穆斯林)是對“西方文明”的威脅,可作為“次人類”對待。

就連我們對自己的瞭解,其實也往往經過了某些“處理”——那些“正面思考”的心理學家讓我們感覺良好,前途一片光明。那些“負面思考”的哲學家(或文學家),卻讓我們感到人生一片黑暗,痛不欲生……

甚至我們對上帝的瞭解,對聖經的解讀,也經過了“諷刺畫家”的處理。這個“諷刺畫家”可以是“現代主義”,可以是“成功神學”,也可以是某個宗派的神學思想。

 

基督教內的“諷刺畫家”

 

1922年諷刺“現代主義”的畫作

 

宗教信仰,照理說是人在信仰上委身,並接納一套教理。實際上,人卻常常因自己的觀念或文化的視覺,讓教理轉彎——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上帝,給上帝畫個臉譜。在新教裡,因為沒有統一的權威,這種現象格外普遍。

 

歷史背景

 

美北長老會(PCUSA)成立於美國革命時期,在美國公佈憲法那年(1789),在費城舉行第一次大會,採納《西敏寺信仰信條》,以“西敏寺大要理問答”和“西敏寺小要理問答”,作為聖經之外的次要標準。不論我們是否接納改革宗的系統神學,我們都當承認,美北長老會的開創,符合“宗教改革”的一貫精神,即:只要不流於宗派主義,教理是重要的。

然而自19世紀末,紐約聯合神學院的查理斯‧布里格斯(Charles Augustus Briggs),引入了深受現代主義影響的德國自由神學,及其對聖經的“高等批判”,對美國新教造成了極大的衝擊,直至20世紀初。名佈道家孫培理(Billy Sunday)甚至憤怒地說:“把地獄翻轉過來,你知道底下寫的是什麼嗎?德國製造!”

為什麼現代主義能給基督教造成這麼大的威脅?因為文化有獨特的侵蝕力量,能潛移默化地改變人對現實和真理的看法。

筆者無意討論神學上的正統性,那是神學家的領域。本文僅從近代歷史上的3位人物入手,從這3個人的互動和對比看出,良好的動機並不能防止人按照自己的觀念重新塑造宗教,結果宗教失去了原味,失去了力量,也失去了對真理的執著……

 

范戴克牧師

 

可能大家或許都知道,聖詩《快樂崇拜》(快樂歡欣向主敬拜,榮耀真神大慈愛……),其配音改編自貝多芬《第九交響曲》中的《歡樂頌》。這首詩歌的作者是亨利‧范戴克牧師(Henry van Dyke,1852-1933)。

這位多才多藝的牧師,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以及普林斯頓神學院,在紐約當過17年牧師。他參與詩歌編輯,出版過厚厚一本頗具份量的詩歌集。1899年,他在普林斯頓開授英國文學。後被校友威爾遜總統派駐為荷蘭以及盧森堡公使。一戰時,他任海軍隨軍牧師。晚年他專事寫作,擔任全美文學藝術協會的會長。

他的文學作品(散文、小說)暢銷世界,包括《第四位博士》、《第一株聖誕樹:森林的故事》、《傷心的牧人:聖誕節的故事》、《藍色花》、《逝去的話:聖誕傳說》、《失喪的童子》等。他的作品都帶著樂觀、陽光的色彩,以及對上帝的信心,內容溫馨、平和,包裝得就像聖誕禮物一樣美麗動人。他的故事多是道德感召以及主角的覺醒,對基督教理中的恩典和赦罪觀並不太觸及。

1913年復活節,范戴克在南加州河邊市的戶外崇拜中禱告

這樣一位舉足輕重的牧師,卻是非常熱心的現代主義者。他高度推崇布里格斯的“高等批判”,大力推動修改《西敏寺信仰信條》,減少信條中的神學氣息。

在1896-1899年間,他前後寫了兩本比較嚴肅的書。一本是《疑惑時代的福音》。他在序言裡寫道:“信心的活潑經驗遠比神學理論更為重要。”另一本是《罪世的福音》。他在序言中告訴讀者,他的書不討論救贖的理論:“相反地,它在教導:沒有一個理論可以夠寬、夠深地解釋事實。”

他的基本立場是,耶穌的人性遠比祂的神性重要,人只有藉著耶穌完美的人性才能體會祂的神性。人在不斷經驗上帝的愛時,才能體會“救贖”的意義。他故事中的英雄的救贖也是這樣,《第四位博士》中的主角亞特班(編註:也譯作“阿塔班”)感受到內心的光照,這種內在意識激勵他做出無私的決定,他照此盡力了,這就是他的救贖。

這故事非常溫暖、動人。然而在這個講述聖誕節的故事中,耶穌的名字只被提到兩三次。大多數的讀者好像也不在意,只要內容是聖誕節,有上帝、耶穌,就OK了。至於“現代主義”對文化的影響,大家則毫無概念。

因為不能忍受普林斯頓神學院梅欽教授(John Gresham Machen)的講道,范戴克在1923年宣佈放棄自己在“普林斯頓第一長老會”教堂裡的座位(早年的教會老會友都有自己固定的座位),要轉換教會。梅欽當時即為教會牧師。范戴克認為自己的時間“太寶貴,不能浪費在聆聽這種令人沮喪、充滿憤怒和嘲弄式的福音”。他稱梅欽的教導是“苦澀、製造分裂和不合聖經的”。他說到做到,直到後來梅欽離職,他才回去。

范戴克牧師因著他的學問和名氣,按照自己的形象建構基督信仰,所影響的不僅僅是他那一代人。他與梅欽的差異,定義了基要信仰與自由派的分野(後詳)。

 

富司迪牧師

 

1930年《時代》雜誌的封面,介紹富司迪牧師與新“開張”的紐約“河濱教會”

為了獻堂典禮,富司迪牧師(Harry Emerson Fosdick,1878-1969)寫了聖詩《榮耀真神、恩惠之主》(慈愛恩主、榮耀君王……),傳誦至今(現用的是John Hughes 1907年的調子)。

哈里‧愛默生‧富司迪,是1920年代美國最受歡迎的牧師。如果范戴克代表維多利亞時期的宗教小說風格,那麼,富司迪就代表20世紀初自由神學的講章風格。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對群體的個人心理輔導”。

他的講道,不但讓教會的聽眾著迷,更藉著NBC電臺每個禮拜天下午的“國家晚禱”時間,風靡全國。他的講題非常吸引人,“處理生活中的第二好”(即如何處理失望)、“把糟糕變成美好”、“寧靜的好處”、“直面變革的挑戰”,都是他著名的講章。

他的信息也十分新穎,走在提倡“正面思考”大師諾曼•文森特•皮爾的前面。他受到歡迎的原因,與現今那些傳講“成功神學”的牧師,其實是一樣的(筆者聲明:筆者絕對不反對提供正面的信息、給人希望,但是,我們不能因此修改聖經的教理以配合信息)。

富迪克按牧於浸信會,卻在紐約最負盛名的“第一長老會”牧會(1918-1925)。不過,由於他浸信會的背景,及其自由派神學(反對童女生子、聖經無誤等等),他終於於1925年被迫離開了長老會。

他隨即被3英里外的“公園浸信會”邀請為主任牧師。這個教會由富二代的小約翰‧洛克菲勒大力支助,1920年剛剛蓋好一座哥德式教堂。由於富司迪深具魅力,信徒紛至沓來,教堂很快就容不下了。洛克菲勒再掏腰包,在哈德遜河邊,蓋了一所宏偉、壯觀的新歌德式的教堂——“河濱教堂”。1930年,洛克菲勒與富司迪牧師共同主持了獻堂典禮。這是一間超宗派的教會。富司迪在此牧會,一直到1946年退休。

 

河濱教堂

 

1922年5月21日,富迪克牧師尚在第一長老會,即發表了最具歷史意義的講章《基要信條派將取得勝利嗎?》。他呼籲成立一個心靈開放、有智識性、有容忍度的“基督教團契”。這篇講道是他對基要真理的宣戰書。洛克菲勒立即將其印成小冊子,分發全國。

在這篇講道裡,他反對基督教一些最重要的基要真理,例如:神蹟,特別是童女生子;聖經無誤;基督寶血的赦罪;基督再來,在地上成立千禧年……他認為基督徒可以分作兩類人,一類是心胸狹窄、嘮叨煩人的基要信仰派,他們威脅著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另一類是張開手臂,具有寬容、接納性的自由主義者(當時,寬容、接納屬於中性詞)。宗教是私人之事,唯一的衡量標準就是“真摯”與否。所以,寬容變成最大的美德。

不過,似乎寬容的對象並不包括基要信仰者。筆者認為,這個說法就好像強盜來到你家,要搶劫。你如果不肯,就是不容忍,應當被趕出去。這樣的邏輯,何其荒謬!

富迪克牧師描繪的耶穌,是一位喜愛戶外活動的“男人中的男人”,一位自我犧牲、善良的“超級英雄”。

 

梅欽

 

梅欽

 

20世紀上半葉,梅欽(John Gresham Machen,1881-1937)備受關注。《紐約時報》經常發表他的文章。他的故事可以說就是基要教條派與自由派交鋒的故事。而這兩派間的爭執,其實就是基督教與(現代)文化對抗的具體表現。

每當富迪克牧師含沙射影,批評“反啟蒙”、“變態”者時,他通常批評的就是梅欽。梅欽24歲在德國進修神學,深深被自由派的敬虔和投入所吸引,受到很大震撼。然而他最終拒絕了自由派的路線,認為敬虔與否,投入與否,不是判斷真理的唯一標準。

回美國後,他在普林斯頓神學院教授新約聖經,並在普林斯頓第一長老會任牧師。前文提到范戴克牧師不能忍受的牧師,就是梅欽。

1929年,大學董事會改組,梅欽被迫辭職。他遂與幾個同事,在費城創辦了西敏寺神學院。1936年,他被美北長老會免去神職。他只好退出美北長老會,成立了“正統長老會”(OPC)。隔年1月,他就突然因肺炎去世了。

梅欽對事情認真,學問淵博,長於理性思維。他的幾本針對自由派立場的學術性著作,是闡釋與辯護基本要義的關鍵性作品。他的第一本書《保羅宗教的根源》(1921),非常有說服力地闡明,保羅的信仰來自耶穌的教導和舊約,並非來自(如自由派所說)希臘哲學。

針對富迪克牧師的《基要信條派將取得勝利嗎?》,梅欽前後寫了兩本書回應。第一本是《基督教與自由主義》(1923),接著又寫了《什麼是信心?》(1925)。

對富迪克牧師來說,他和梅欽只是表達了基督教中的兩種觀點罷了。對梅欽而言,這卻是真與假、是與非!基督教稱耶穌是主、救主,自由派稱耶穌是嚮導、範例。基督教認為耶穌是我們信心的對象,自由派認為基督(對上帝)的信心是我們的榜樣。“自由主義認為耶穌是人類最美麗的花朵,是超自然的人”,梅欽卻強調,耶穌不僅是我們的榜樣,更是人類救贖的創始者和完成者。如果不承認耶穌是神也是人,不承認兩者並重,就不是基督教。

梅欽對自由派的反駁非常有力。明顯地,自由派所信仰的不是聖經所記載的耶穌,而是按照他們的心意塑造的耶穌。他們給耶穌畫了臉譜。這讓我想起使徒保羅的話:“我希奇你們這麽快離開那藉著基督之恩召你們的,去從別的福音。”(《加》1:6)

梅欽顯然極其注重基要真理。孫培理和布萊恩(猴子訟案的控方律師、總統候選人和福音派領袖)都是標準的基要真理派,他們更關心人是否信耶穌,是否過敬虔生活,而不那麼關心教理的純正性。梅欽則更重視智識,他自己的智識和修養都遠超過一般人,是少數可以與現代主義人士對話的保守派。在政治上,他反對禁酒、禁煙,反對在公立學校公禱、公讀聖經。因此,他又被一般保守派視為異類。

歷史學家馬斯登認為,梅欽在政治上屬於激進的“自由意志主義派”(或作,自由至上主義)。筆者則認為,神學立場不等同於政治立場,兩者目的不同。沒有哪個政黨的立場,能與基督教的信仰完全吻合。

 

幾點反思

 

人總是功利的、自我中心的、自以為是的,很難完全客觀、公正、平衡。今天的信徒也有好幾類。一類人講究神學正統性,不過唯獨自家的神學是正統的。另一類人是唯獨敬虔、注重個人經驗,其他一律次要。還有一類人看重信仰的“醫療效果”,信耶穌是為個人心理治療,為家庭、事業成功,甚至是為某個政黨服務。不一而足。

更有一種人如此詮釋“唯獨耶穌”:所有社會問題,只要信耶穌都可以解決。這其實是“唯獨信仰”,是“還原論”(簡約論),不是改教者的原意。

在“唯獨”的信仰實踐中,每一類人都有一定的道理,也有自身的視野局限。這種分歧正是證明了人的有限性。拙文無意討論每一種人的是非對錯,而是希望聚焦於“到底基督教講的是什麼”(不是我們希望它講什麼)。不論是什麼派別,如果硬把基督教穿在流行文化的外面,那就是一種造神運動,是隨己意給上帝畫臉譜。

今年是改教500週年紀念,人們特別強調回歸聖經、唯獨聖經。筆者認為,“唯獨聖經”並不是把聖經當作武器,碎片化地引用,以證明自己有理。“唯獨聖經”就是尊重聖經的文本,從原作者的情境去瞭解寫作的原意,瞭解上帝所要傳達給我們的。“唯獨聖經”是尊重聖經的權威,承認自己的解讀有限度,自己的神學認知並不完備。

凱勒牧師說,現今教會3個最大的偶像是:經驗、教條和消費主義。這3者的共同點,就是不夠尊重聖經。本文介紹的這3位牧師,就表明:揭開臉譜、除去偶像並不容易。受歡迎的不一定信仰正確,信仰正確的也不一定受歡迎。我們要回到聖經,瞭解聖經到底在說什麼。現今“成功神學”、“宗教經驗主義”、“宗派主義”和“政教不分”等現象,都需要回到這裡來檢驗。

 

參考文獻:

  1. Stephen J. Nichols, “Jesus Made in America”, IVP Academic, 2008.
  2. Harry Emerson Fosdick, “Shall the Fundamentalists Win?”, 1922.

 

作者為本刊特約編輯。原任職科技行業,現退休專業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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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前一刻,你最在乎什麼?(吳蔓玲)2017.04.24

 

吳蔓玲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17.04.24

 

今天主日,樓上前排最右邊的座位放了一束花,沒有人去坐這個座位。那是比爾弟兄平常坐的位子,他前兩天已回天家。牧師講了不少比爾弟兄的事,其中一件是他去世前在醫院裡,仍積極地向身邊每位醫務人員傳福音。他曉得自己將要去哪裡,但那些尚未認識相信主的人並不知道。他就是要傳耶穌。

***

我不由得想起一百多年前鐵達尼號事件,710人得救,1514人罹難。在那沉船的恐怖夜晚,這二千多人面對死亡,是怎樣的心情?後人蒐集許多倖存者的信件和日記,意欲還原現場。

其中最膾炙人口的故事之一是美國梅西百貨老闆(Isidor Strauss),他與妻子蘿賽莉(Rosalie)結婚44年,育有七個孩子。在船撞冰山,大家逃命的那一刻,她怎麼都不肯離開自己的丈夫,要與他同死。

她說:“我不要與我的丈夫分開。誠如我們同活,我們也要同死。”據說人們看到他們的最後一幕,是手牽手站在甲板上。在他們的紀念碑上刻著:再多、再多的海水都無法淹沒的愛。

這只是在那場大悲劇中的一則故事。在這次船難中,有無名的婦女把自己的位子讓給帶孩子的母親;也有一對新婚夫婦,在妻子不肯離開的情況下,丈夫把妻子打昏,送她上救生艇; 樂師們堅守崗位演奏,以音樂安慰面臨死亡的人們; 權富者沒有因為自己的財富和地位,自視比他人生命更有價值,照樣選擇讓位給女人和小孩,光榮地面對死亡。

這些勇敢的事蹟至今仍留在人們的心中。

***

其中約翰・哈珀(John Harper)牧師面對死亡的事蹟,更是勇敢和信心的表率。當時他帶著六歲的獨生女,應芝加哥慕迪教會的邀請前去講道,他的妻子早在幾年前就已去世。

聽到沉船警報後,他用毛毯抱起幼女,把她送上救生艇。他曉得自己再也見不到女兒,女兒將成為孤兒,他仍舊把女兒全然交託給主。

根據一位船難倖存者說,他聽到哈珀牧師在船上喊著:“女人,小孩,還有尚未得救的人,上救生艇。”顯然,他深知生命的歸屬比倖存下來,更為重要,那些尚未得救的人尚未預備好面對永恆。

後來,他還把自己的救生衣給了另一位乘客,因他已預備好面對死亡。有船難倖存者說,看到他在甲板上跪著為那些驚恐的乘客禱告。

在船沉入冰冷的海洋時,他捉住一塊漂浮物,在海上浮游,問著身邊在海上浮沉的人們,“你得救了嗎?”若是身邊人的答案是否定的,或是聽不懂他的問題,他就儘快簡潔地解釋耶穌基督的福音。

一位被救起的乘客說:“在那可怕的夜晚,我是惟一從冰冷海水中獲救的六個人之一。就像我身邊的幾百人,我在北大西洋冰冷、漆黑的海水裡浮沉。我雙耳聽到的是自己即將滅頂,然而,我聽到一個男人問我:‘你的靈魂得救了嗎?’然後,我聽到他向基督呼求,要拯救我。我是約翰・哈珀最後一個傳福音信主的人。”

***

我不禁想起使徒保羅。我剛信主時並不是很喜歡他。那時我正值青少年,讀他寫的書信,只覺得囉嗦,口氣既急躁又尖銳,常愛指正人。這不是我個人的偏見,連保羅自己都說有人說他寫的信,既沉重又厲害,更讓人討厭的是,見了面發現他氣貌不揚,言語粗俗。(參《林後》10:10)

及至我在主裡成長,才漸漸認識保羅,欽佩他的勇敢,為主奮不顧身。他曾提到自己屢次被下監獄,受鞭打,或棍傷。

有一次還被猶太人用石頭打,那一次猶太人以為他死了,把他拖到城外,沒想到他又爬起來。他三次遇船難,行遠路,遭江河、盜賊危險,受同族人逼迫,外邦人威脅,歷經各樣的危險。

不但如此,他受勞碌,困苦,多次不得睡覺,又饑又餓又渴,受寒冷,甚至赤身露體。這些都是外在的事,而他的內心還要為眾教會掛心。(參《林後》11:23-29;《徒》14:19-20)

保羅並非懞懞懂懂地走向傳福音這條艱難的道路。早在他信主時,主就指明,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福音,並且必須受許多苦。(參《徒》9:15-16)

儘管擁有人生大方向的指示,保羅仍一步步跟隨聖靈的帶領。有一回他想去亞細亞傳福音,但聖靈不准,他只能按聖靈的帶領一步步到海邊。之後,才蒙清楚指示要過海,向馬其頓人傳福音(參《徒》16:6-10)。

不僅如此,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為達成主命,不計代價。他早知自己去耶路撒冷會有捆鎖與患難,仍“急忙前走,巴不得趕在五旬節能到耶路撒冷”。各地的門徒被聖靈感動,知道保羅此行不妙,苦勸他不要去,他仍執意前行。

保羅曾對苦勸他不要去耶路撒冷的該撒利亞信徒們說:“你們為甚麼這樣痛哭,使我心碎呢?我為著主耶穌的緣故,不但在耶路撒冷被捆綁,就是死在那裡也是心甘情願的。” 如此“為福音敢死”的行徑叫人動容!

其實,他先前向以弗所教會長老告別時,已經明說自己的心意:“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裡要遇見甚麼事;但知道聖靈在各城裡向我指證,說有捆鎖與患難等待我。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上帝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們中間來往,傳講上帝國的道;如今我曉得,你們以後都不得再見我的面了⋯⋯”(參《徒》20、21章)

保羅兩次在羅馬受審,第一次獲釋,第二次被砍頭。“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上帝恩惠的福音”──正是保羅面對死亡的心聲。

***

保羅面對死亡的心聲,也是哈珀牧師和比爾的心聲。死前一刻,你最在乎什麼?

保羅曾對哥林多信徒談論“不求自己的益處,只求眾人的益處,叫他們得救”時,說:“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林前》11:1)

由此可見,使徒保羅、哈珀牧師、比爾、以及歷世歷代獻身傳福音的上帝兒女,為福音不顧一切,他們所效法的榜樣正是為我們流血捨命上十字架的主耶穌;而傳福音也應是每位信徒肩負的使命。

註:

1: https://alookthrutime.wordpress.com/tag/macys-founder-dies-on-the-titanic/

2: http://www.nowtheendbegins.com/pages/preachers/john-harp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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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話和合譯本》正式出版(賀宗寧)2017.04.21

 

賀宗寧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教會歷史這一週2017.04.21

 

公元1919年4月22日《官話和合譯本》正式出版。

官話和合本譯者與中文助手,從左至右:鮑康寧(Frederick W. Baller)、劉大成、富善(Chauncey Goodrich)、張洗心、狄考文(Calvin W. Mateer)、王元德、鹿依士(Spencer Lewis)、李春蕃

 

《聖經和合本》(Chinese Union Version,簡稱和合本;今指國語和合本Kuoyü Union Version,舊稱官話和合本Mandarin Union Version),是今日華語基督新教教會最普遍使用的聖經譯本。問世100年來,一直是華人教會的權威譯本,是眾多信徒心愛的聖經。

 

此譯本的出版源自1890年在上海舉行的傳教士大會。會中各差會派代表成立了三個委員會,各自負責翻譯官話(白話文)、淺文理(淺文言)、深文理(文言文)譯本。

 

從19世紀初到19世紀80年代,在中國的外國差會出版了若干本漢語文理(文言文)聖經,在用詞和翻譯原則上都有差別。傳教士憂慮中國信徒面對諸多文理譯本無所適從,希望有一部聯合譯本。

 

之前外國宣教士曾經嘗試推出統一的中文文理譯本。1858年出版的《委辦譯本》是集眾人之力合作翻譯的成果。可惜由於當時各差會宣教士間,期望相左,意見分歧,以致文理《委辦譯本》統一中文譯本的目的,最終並未達成。

 

在官話和合本誕生之前,麥都思與施敦力曾於1857年將《委辦譯本》的新約改寫成南京官話出版;1872年,華北的英美宣教士包約翰、艾約瑟、施約瑟、白漢理、丁韙良翻譯了《北京官話新約全書》;1874年,施約瑟獨自一人依照《北京官話新約全書》體裁,譯完北京官話舊約;1878年英國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將《北京官話新約全書》與施約瑟的舊約譯本合印為《新舊約全書》。官話和合本在多處地方參考了《北京官話新舊約全書》。

 

1890年的傳教士大會,決定同時以深文理、淺文理、官話翻譯,以“聖經唯一,譯本則三”為目標。與會者一致肯定需要一本聯合的官話譯本。至於文理譯本方面,英國傳教士維護他們使用多年的《委辦譯本》,因其譯文優美,教會甚至曾將這譯本兩度進獻於清廷,可見其地位顯赫;他們堅持最多只需將這譯本略作修訂,便可用為聯合譯本。

 

美國傳教士不喜歡《委辦譯本》,因其多處地方不忠於原文,且參雜儒家概念,認為需用較淺易的文言重譯。結果大會決議同時翻譯兩種文言譯本,即深文理和淺文理,以化解兩派間的矛盾。

 

1904年,《淺文理和合譯本》(Easy Wenli Union Version)出版《新約》。1906年,《深文理和合譯本》(High Wenli Union Version)亦出版《新約》。1907年,傳教士大會計劃只譯一部文理譯本,於1919年出版《文理和合譯本》(Wenli Union Version)。1906年,官話的翻譯工作完成了《新約》;1919年,官話《舊約》的翻譯工作完成。在1919年正式出版時,官話聖經譯本名為《官話和合譯本》,從此就成了現今大多數華語教會採用的和合本聖經。

文理和合本(串珠)

文理和合本的主禱文

 

和合本分為“上帝”版和“神”版,區別在於上帝版的經文中出現“上帝”的地方,神版都用“神”前加空格代替。因為對於基督教的至高主宰,中文應該翻譯為“上帝”還是“神”,晚清的西方宣教士爭論了幾十年仍未解決,和合本便採用這種折衷方法。

 

現在稱為《和合本》的聖經,初稱《官話和合本》,用了清朝的慣用稱呼“官話”,至清末民國時期“官話”逐漸改稱“國語”,故此改名《國語和合本》。因著《國語和合本》大為流行,成為教會唯一在用的和合譯本,現今簡稱為《和合本》。

和合本聖經《馬太福音》第一章

 

《官話和合本》委員會的委員,包括美國長老會的狄考文(1836年-1908年)、美國公理會的富善(1836年-1925年)、中國內地會也是浸信會的鮑康寧(1852年-1922年)、英國倫敦會的文書田(1847年-1914年)、美國美以美會的鹿依士(1854年-1939年),以及其他在不同階段加入、後因不同原因退出的西方傳教士,前後有16位。

 

協助他們翻譯的中國基督徒有誠靜怡、劉大成、王治心、王元德(即王宣忱)、鄒立文、張洗心、李春蕃等人。在狄考文翻譯新約的過程中,他的繼配夫人狄文愛德曾協助他,為官話新約的翻譯製作了一份希希臘文-中文的索引。和合本的翻譯共遵循四項原則:

 

  • 譯文必須為全國通用語言,不可用地方土語。
  • 行文須簡單,在禮拜堂誦讀時,各階層人士都能明白。
  • 字句必須忠於原文,同時又不失中文的韻氣。
  • 暗喻應盡量直譯,而非意譯。

 

委員會在翻譯官話譯本時,官話之確切的書面形式和標點符號尚未成熟和定型,委員會需要商量採用一個共通形式。主席狄考文主張文體要貼近官話口語。他也設計了聖經中的標點,除傳統句讀的句點“。”和逗點“、”外,增加了圓點“.”,作用如同英文的分號和冒號。

 

1906年,新約譯完,1907年出版。之後開始翻譯舊約。狄考文在1908年逝世。富善成為新的主席,與其他委員一道,繼續翻譯舊約,於1917年將舊約譯完。在翻譯過程中,委員們意識到官話逐漸取代文言成為書面語,聖經官話譯本或會成為重要作品,因而在1918年3月,著手把新約全面修訂,使得譯文更具文學風格,並於該年年底修訂完畢。1919年4月22日出版《官話和合譯本》。1939年改名為《國語和合譯本》。

 

1983年,由三十多位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台灣、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地的華人聖經學者對《和合本》進行了修訂,使其更貼近現代文意並修正錯譯,耗時27年修訂而成,於2010年出版新舊約全書。該修訂版秉承“不為修訂而修訂”及“盡量少改”的原則,忠於原文,力求保持和合本的風格,盡量保留信徒熟知的金句。
“教會歷史這一週”已經制作成3-5分鐘的視頻(蘇文峰主講),在橄欖社區網 站(http://ocochome.info/)播出,《教會歷史這一周》的頁面短鏈接: http://wp.me/P5KG8P-7dW

或點擊后面網址觀看本期視頻: http://pan.baidu.com/s/1dETZ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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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與“不願”(姜洋)2017.04.20


姜洋

本文原刊于《舉目》官網2017.04.20

 

一、“不能”與“不願”

 

面對困境,我們到底是“不能”勝過,還是“不願”勝過?

七八年前,因為婚姻的問題,我們夫妻一起去尋求基督徒輔導員的幫助。記得我說:“我已經很努力了!我真的不能再承受那些重擔了!”輔導員心平氣和地問了我一句:“你可否問問你自己,你是真的‘不能’承擔,還是‘不願’承擔?”

人的罪行或者惰性常常蒙蔽人。一句“不能”,可以輕而易舉地掩蓋內心的“不願”。時日至今,我們夫妻仍常常為輔導員的話獻上感恩。如果沒有那句話,麼我沒有反思。沒有反思,我們的婚姻也許早終結了。

在困境中當捫心自問:我是“不能”,還是“不願”?這樣的問題,也許能改變你的一生。

 

二、要求更多

 

情人節,我給老婆買了一盒巧克力。為了避免兒子“挑理”,給他也捎帶了一瓶飲料。

看到意外的禮物,兒子非常高興。可是,當他看見媽媽的巧克力時,他有些沮喪地說:“為什麼媽媽的巧克力有好幾顆,可以吃好幾天,而我只有一瓶飲料?”

這種抱怨,怎麼聽起來這麼熟悉?我在心裡問。

是的,聽起來很熟,是因為我們都那樣抱怨過。我們總是在得到之後,還想要更多、更好的。

我問過這樣的問題:人性的貪婪到底有多大?一位學者如此回答:一個人的心臟只有拳頭大小,但是,即使你把整個地球都裝進去,也裝不滿,還會有空隙。這就是人心的貪婪。

如果我們可以學著為我們所擁有的感恩,而不是一味地渴望得到更多,那麼,我們會過得更開心。

 

三、籃球賽

 

教會裡的幾個弟兄,相約週六打籃球。本是聯絡感情的好事,卻因為一個不愉快,導致不歡而散。

應約而來的一位弟兄,性格比較強勢,凡事喜歡較真。面對比他矮小很多的對手,他防守動作很大,而且小動作不斷。對此,對方起先寬容,接著好言相勸,均未奏效。最後發展成為以牙還牙式的“肉搏戰”。一場本是增進友誼的籃球賽,就這樣如此狼狽收場了。

基督徒的屬靈生命,本應該是鮮活的。基督徒日常生活中,應該表現出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這9種屬靈的果子(參《加》5:22)。如果根本沒有這些果子,我們還敢聲稱自己是有生命的基督徒嗎?我是不敢。

四、我知道了

 

在自助餐店排隊、等候拿食物的時候,我前面的一位男子,對在一起的小男孩說:“拿一些蔬菜,不要只拿肉。”“我知道了,知道了!”小男孩嘴上回答,可卻根本不碰任何蔬菜。那位男子有些生氣地問:“你既然知道了,為什麼卻沒有做呢?”面對這樣的追問,小男孩只好隨便選了幾片蔬菜葉,快速地跑掉了。

看到這樣的情景,我想到了我們基督徒。在聽講道的時候,我們常常想:“這些資訊,我都知道了!可不可以講些有新意的東西?”然而我們做到了沒有呢?

在現如今的資訊時代,可以說,只有我們想不到的,還沒有我們Google不到(搜索不到)的。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我們知道多少資訊,而在於我們能否在生活中活出那些教導。只有我們活出來,信仰才是活生生的,否則就是死的知識。

一位滿腹經綸的教練,未必是出色的運動員——理論與實踐是有差距的。實踐能驗證理論的正確,這樣才會吸引更多的人接受你的理論。同理,美好的見證,是福音廣傳的利器。

你我信仰的成長路上,如果在說出“我知道”之前,能夠自問一下:“我做的怎麼樣?”那麼,你我可能收穫不一樣的心態,選擇不一樣的道路。

 

作者來自遼寧,現居北卡州,從事腦功能方面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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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比擬的祝福——喜樂(陳宗清)2017.04.19

 

陳宗清

本文原刊于《舉目》82期和官網2017.04.19

 

一提到“享樂主義”,基督徒馬上會回應:不!這不是聖經的真理,因為主耶穌明白地告訴我們,要為祂背十字架,要為福音走一條受苦、犧牲的道路。但有人,竟主張基督徒“享樂主義”!

 

有位年紀老邁的高伯母,七七事變那一年,因一隻腳必須作截肢手術,躺在天津的醫院。但開刀過程中正值日軍轟炸,醫生和護士倉皇逃離,留下她一人獨自在手術台。這個意外,導致她事後的80年一直活在“神經劇烈疼痛”的折磨中。然而,她信靠上帝,在身體的煎熬中仍舊喜樂洋溢,綻放笑容。

在愁雲慘霧籠罩的時代,“喜樂”的確是珍貴稀罕的祝福,讓人不由自主地伸出雙臂去擁抱。20世紀的思想巨擘魯益師(C. S. Lewis),用《驚喜之旅》(Surprised by Joy)作他尋找真理自傳的題目,闡述他內心深處最強的渴望,乃是獲得難以名狀的喜樂。至終,喜樂成為這位曠世奇才無價的獎賞。

 

魯益斯對喜樂的探索

 

1933年,魯益師寫了《天路回程》(Pilgrim Regress),用寓言勾勒出他探尋真理的曲折道路。1955年,他出版《驚喜之旅》,更詳盡地述說他追求造物主的心靈旅程。魯氏年輕時已經在學術界嶄露頭角,他讀遍哲學人文的書籍,又歷經戰爭的洗禮,對人世的冷暖有深刻的體驗。他無法滿足於無神論的哲學預設,又對浪漫主義的情懷所能提供的心靈境界感到失望。原本不信的他,對於“是否有上帝”卻愈來愈感到好奇。

他坦承,在他靈魂深處總有一種渴望,而這種渴望無法用嚴謹的邏輯或哲學思辯去滿足,在音樂、藝術或文學的境界中,也尋不著答案。由於他曾經涉獵歐洲的神話故事,最終他直覺地以為,他所企盼的“真實”,必需在“彼岸世界”才能充分體會。這種渴求驅迫他不斷地追尋。有一天,他終於明白,他所要的乃是從天而來的喜樂。這喜樂成為他靈魂永恆的旋律,他內心獲得了安息與平靜,不再受攪擾。

對喜樂的追求,使魯氏的思緒孕育著無窮的活力。在《榮耀的重量》(The Weight of Glory)中,他細膩剖析這種來自天上的“永恆喜樂”:“大部分現代人心中潛伏著一個觀念,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希望好好享受一番。這種想法委實不好;我要指出,這觀念其實是從康德和斯多亞學派溜進來的,與基督信仰毫無關係。

“老實說,如果我們想想福音書裡極其大方的賞賜應許,以及那些賞賜難以置信的美好本質,就會覺得,我們的主必定認為我們的渴望不是太強了,而是太弱了。我們是懵懵懂懂的受造者;要賜予我們永恆的喜樂,我們卻只曉得沉迷於美酒、性慾、野心之中;就像一個無知的孩子,有人要帶他去海邊渡假,他卻寧可待在貧民窟裡玩泥巴,因為他無法想像那是什麼意思。我們太輕易被取悅了。”

他又在《夢幻巴士》(The Great Divorce)中寫道:“(地獄)所有的寂寞、憤怒、憎恨、嫉妒、慾癢等,如果捲成一種經驗,放在天平上,和天堂裡最小的小子所經驗最短暫的喜樂相較,就完全沒有份量,一點刻痕也看不出。”魯氏的一生不斷被由天而降的喜樂所震撼,這種喜樂也成為他日後創作的靈感,支配了他為基督信仰寫作的思路與風格。

舊約對喜樂的詮釋

 

喜樂的希伯來文(simchah, שִׂמְחָה)在舊約聖經中出現88次,分佈在22卷書中,表達(宗教或節慶)高興的心情:超越、興奮、歡欣、歡笑、快樂、雀躍。這個字第一次出現在《創世記》31章27節:“你為甚麼暗暗地逃跑,偷著走,並不告訴我,叫我可以歡樂、唱歌、擊鼓、彈琴地送你回去?”如此看來,作者用simchah來描繪人間的歡樂,這是拉班盼望有的心情。

在《詩篇》中,NIV版本經常用joy一字來表達詩人的歡樂之情。比特納(Fred Bittner)認為,喜樂在《詩篇》中的用法有如下9方面的特色:1,喜樂不是可以勉強、營造或假裝出來的;2,喜樂與環境無關;3,只要感到安穩在上帝裡面,就有喜樂;4,生命有明確的方向,就能喜樂;5,活在上帝面前,就有喜樂;6,讚美上帝的時候就有喜樂;7,按照聖經的原則生活就有喜樂;8,讚美上帝所作成的事,就有喜樂;9,當我們因著呈現出基督的榮美,而被不敬虔的人逼迫時,就會有喜樂。

由此看來,希伯來人相信,有一種喜樂是從敬畏上帝而來,與環境無關。所羅門王曾擁有當時最高的權位,最富足的物質享受,每天與嬪妃美女懷抱而歡;然而,他卻感嘆道:“我心裡說:‘來吧,我以喜樂試試你,你好享福!’誰知,這也是虛空”(《傳》2:1)。

這些歷史的經驗促使猶太人尋求更高層次的喜樂。於是,亞薩對以色列人說:“你們當向上帝——我們的力量大聲歡呼,向雅各的上帝發聲歡樂!”(《詩》81:1)返鄉重建城牆的領袖尼希米,對他的同胞宣告說:“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尼》8:10 )。

 

新約的喜樂神學

 

在新約中,喜樂的希臘文是chara, χαρά,出現了57次,分佈在18卷書中。這個希臘文也可翻成“愉悅”(cheerfulness)、“歡樂”(delight)、“高興”(gladness)。

主耶穌雖被稱為“憂患之子”,但是《詩篇》卻描寫:“上帝用喜樂油膏你,勝過膏你的同伴”(《詩》45:7)。我深信,基督的生命是被喜樂的油所包裹、浸透,以致在祂遭遇患難時,不被苦毒所侵擾。

在保羅13封書信中,《腓立比書》被公認是“喜樂”的書信,因為“喜樂”一詞在全卷出現了16次;中文和合譯本有4次譯為“歡歡喜喜”(參《腓》1:4)、“歡喜”(參《腓》1:18)、“歡歡樂樂”(參《腓》2:29)。在《腓立比書》中,“喜樂”比另一個詞“福音”多了7次。

從這卷書中可以看出,保羅能喜樂,有5個秘訣:

  • 從別人得到的喜樂:“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喜地祈求”(《腓》1:4),腓立比的信徒在福音事工上同心合意,成為保羅喜樂的理由;
  • 從犧牲所產生的喜樂:“意思要加增我捆鎖的苦楚……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為此我就歡喜,並且還要歡喜”(《腓》1:17-18),為主犧牲一定帶來喜樂;
  • 從與他人分享所產生的喜樂:“……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你們也要照樣喜樂”(《腓》2:17-18),分享的喜樂是雙倍的喜樂;
  • 從信靠所產生的喜樂:“你們要靠主喜樂……”(《腓》3:1),“我再說,你們要喜樂”(《腓》4:4),“我靠主大大的喜樂”(《腓》4:10),“靠主喜樂”能超越一切環境,是最寶貴的;
  • 從祈禱所產生的喜樂,保羅體會到,“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上帝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腓》4:6-7),以致讓我們進入喜樂的心境。

保羅寫《腓立比書》時,雖然身系囹圄,年紀逐漸衰老,從人的角度而言沒有任何理由可以高興,然而他卻不時透露出漲溢在心中的喜樂。使徒彼得寫信給第一世紀的信徒時,描述這群為福音受苦的肢體,即使不能親眼看見基督,仍然“因信祂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彼前》1:8)。

因此,新約所論及的喜樂,基本上與信仰緊密相連。

 

 

喜樂與快樂的比較

 

英文的joy和happiness都是描述心情的字。一般中文將前者譯為“喜樂”,後者譯為“幸福”,指一種狀態,或“快樂”,指一種情緒。

西方有些牧者和學者把這兩種心情作出區分,肯定前者,而質疑後者。例如,有位韋爾曼(Jack Wellman)牧師指出:“基督徒的目標不應當是快樂(happiness),因為聖經從來沒有應許信徒會得到快樂,而是得著喜樂(joy);這兩者完全是兩回事。快樂是暫時的,所依據的是環境,喜樂卻是從上帝而來的,即使在試煉、苦難、試驗中,你還可能感到喜樂。喜樂是永遠的,而快樂則是漂浮的。”很明顯,這位牧者以為,基督徒的“喜樂”絕非是一種“快樂”。

20世紀初期,受人景仰的屬靈導師章伯斯(Oswald Chambers)曾在《聖經倫理》一書中指出:“快樂不是我們的標準,因為那是靠我而定,與神和祂的誡命完全無關。”然而,當代著名的改革宗神學家派博(John Piper)卻認為,把joy和happiness對立起來的講法,缺乏聖經根據。因為整本聖經中有100處以上把這兩個概念放在一起,並沒有任何區別。

針對以上的爭辯,我的看法如下:

  • 任何語言都需要在特殊的語境中去分析,這樣才能比較準確詮釋它的涵意。例如:對於joy和happiness,我們必須在英文的語境中去理解。很顯然,章伯斯對於happiness的解釋,和派博對此字的理解,是不盡相同的。
  • 章伯斯的神學強調:信徒有“受苦”的必要,而這種受苦的經歷是與一般人所講的“快樂”(happiness)對立。但主耶穌在第八福中講,“為義受逼迫的人”應當歡喜快樂,章伯斯一定不會反對這個教導。
  • 仔細研究聖經中關於“喜樂”的記載,可以看出,“喜樂”並非是沒有感覺的一種心境,而是帶著很豐富的情感;不過,在聖靈中的喜樂必是超越“身體感覺”的,否則,被疾病所折騰的信徒就不會有喜樂。

喜樂成為信徒生活中最重要的標誌,因為保羅指出:“上帝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羅》14:17)。聖詩作者康哲曼(Brian Konzelman)寫了一首膾炙人口的詩歌《喜樂如旌旗》,歌詞描述信徒之所以喜樂,原因是“城堡的君王在那裡居住”。所以,保羅吩咐帖撒羅尼迦的信徒說:“要常常喜樂”(《帖前》5:16)!他是以命令的語氣要他們如此行,因為我們沒有理由不喜樂——宇宙的主宰就住在我們裡面。

歷代聖徒的沉思

 

喜樂是聖經所看重的主題。保羅列舉聖靈果實的特色,喜樂位居第二。雖然保羅為福音的緣故倍嚐艱辛,受盡苦楚,可是他的書信卻不時流露出喜樂的心境。

所羅門王觀察人生,說:“我知道世人,莫強如終身喜樂行善;並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勞碌中享福,這也是上帝的恩賜。”“上帝賜人資財豐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分,在他勞碌中喜樂,這乃是上帝的恩賜。”(《傳》3:12-13、5:19)我們所敬拜的上帝是自有永有、自足自樂的上帝,祂也喜歡讓我們享受各種樂趣。

第四世紀的神學泰斗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一生經歷不少坎坷與磨難,然而他卻宣稱:“基督徒應該從頭到腳都在哈利路亞。”中世紀的思想巨人阿奎那(Thomas Aquinas)說:“人活著不能沒有喜樂。因此,一個人若沒有靈裡真實的喜樂,就會沉迷於世俗的歡樂。”改教領袖加爾文(John Calvin)雖然經常處理繁瑣而理性的神學議題,但他卻強調:“這世上沒有一根草、一個顏色,不是為了讓我們喜樂而造。”

大音樂家海頓(Joseph Haydn)所作的教會音樂洋溢著喜樂、雀躍的音符。他這樣見證:“當我想到神的時候,音符彷彿在跳舞,從我的筆奔騰而出。神既賜給我一顆歡喜的心,相信祂不會介意我用歡喜的心來事奉祂。”

20世紀初期傑出的古生物學家又是敬虔愛人的神學家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指出:“喜樂是神同在的不朽記號。”同一時期著作等身的英國大文豪賈斯特頓(G. K. Chesterton),曾經這樣說:“現代哲學家一次又一次告訴我,我所在的地方是對的,而我儘管默認,卻仍感沮喪。但後來我聽到有人說,我所在的地方是錯的,而我的心靈卻喜樂高歌,好像春天的小鳥。”他原是人文學者,自以為是;以後認識上帝,知道自己有錯,而他所以能喜樂,完全是因為認識了上帝。

在納粹集中營飽受凌辱和患難的彭柯麗(Corrie ten Boom),作見證說:“當我們沒有力量,作不成一件事時,我們就能到耶穌那裡,踏進祂的能力中,那是何等大的喜樂!”終其一生在印度服務窮人與病患的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寫道:“喜樂的心是被愛點燃之心的正常狀態。存著喜樂去給予的人,所給的最為豐富。”出生不久就因患病而又聾又瞎又啞的海倫凱勒(Helen Keller),留下這樣的話:“在忘我之中會有喜樂。因此,我試著讓我的陽光在別人眼中顯明;讓我的交響曲在別人耳中奏響;讓我的快樂在別人嘴上化成微笑。”

基督教享樂主義的精神

 

在此要談談“基督教享樂主義”(Christian Hedonism)。

一提到“享樂主義”,基督徒馬上會回應:不!這不是聖經的真理,因為主耶穌明白地告訴我們,要為祂背十字架,要為福音走一條受苦、犧牲的道路。所以,享樂主義與基督的信仰是相悖的,是無法相容並蓄的。然而,派博卻提出全然不同的理解,他主張可以有“基督教享樂主義”,那是以上帝為中心的境界,在高舉上帝、榮耀上帝的過程中,享受全然的滿足與歡樂。

派博寫了一本小書,《喜樂的艱鉅任務:神得榮耀、心得滿足》(The Dangerous Duty of Delight: The Glorified God and the Satisfied Soul)。他強調:“基督教享樂主義的目的,是要顯明我們可以藉永遠享受神來榮耀祂。基督教享樂主義的本質為:當我們在神裡面非常滿足時,神最能在我們裡面得到榮耀。”

我們受造的目的,是為了要不斷擴大我們在上帝裡面的喜樂。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以為:“受造者的幸福在於,在神裡面歡喜快樂,而神也因此得著高舉與尊榮。”在上帝裡面追求喜樂,是我們順服的記號。真正為福音受患難的聖徒,不會是愁眉苦臉的,反倒是喜樂滿懷;誠如雅各所言:“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雅》1:2)。

總結:30年前,我在達拉斯神學院讀書時,每天都要參加學校的崇拜聚會。那時司韞道牧師(Chuck Swindoll)經常受邀來當講員。他最愛講笑話,面露笑容,妙語如珠,總是讓滿場笑聲連連。他的形象與華人素來所景仰的牧者差異頗大,然而他卻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牧師之一。

他的講道廣播節目《生活之光》(Insight for Living),以解經式的講道讓人飽得上帝話語的餵養,叫人的靈魂甦醒,每天在全世界影響數千萬信徒,這節目至今已有40年。不僅如此,他著作等身,勤奮筆耕,從未歇息。

司韞道實在懂得把聖經喜樂的精神應用在事奉和生活中。他擔任達拉斯神學院的院長為時7年,留下令人敬佩的榜樣。他寫過一本書《再次歡笑》(Laugh Again),可以說是當今把從上帝而來的喜樂化為屬靈能力的最佳著作。

當逆境來臨時,喜樂無疑是信徒最有力的見證。我們的上帝從來不會被艱難與黑暗的環境困住,祂會使我們在夜間歌唱,猶如哈巴谷先知的經歷:“雖然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糧食,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上帝喜樂。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祂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穩行在高處”(《哈》3:17-19)。

 

作者為恩福文化宣教使團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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