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自我表達(劉同蘇)2017.10.23

劉同蘇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17.10.23

 

如果歌即是人,如果道即是人,如果上帝就是一個人,那麼,實在而鮮活的個性就永遠不會消失。

你一發聲就是西藏

扎西平措以《阿媽的手》獲得了第二季《中國新歌聲》劉歡組的冠軍。扎西的聲線浸透了西藏的風味,他一開口,清麗的高原氣息就直撲到面前。

細究起來,倒說不好是哪一種發聲技巧使他的歌更為西藏。只能說,他這個人就是西藏,一個活生生的、個性化的西藏。他一舉手,揮的是西藏;一投足,踏的是西藏;一抖嗓子,唱的是西藏。他渾身上下都是西藏,因為西藏就在他的生命之中;他就是主體的西藏,整個人渾然波湧著西藏的律動。

實際上,西藏不就是由這樣一些主體生命構成的嗎?離開了這些主體生命,那兒只是空氣稀薄輻射強烈的一片高原。西藏是主體生命的一種形態,從而,西藏是活出來的。主體生命都是個性的,所以,西藏必須是由一個一個活生生的個人承載著的。

扎西歌中的西藏風味並不來自一般性的藏族符號。此歌中,微笑的雪蓮花兒,點頭的青稞穗兒,當然也是西藏,但那只是泛泛的大眾眼中的西藏,僅僅作為個性生命展開的背景。那長夜牦牛帳中的陪伴,溫暖爐火中彌漫著的糍粑清香,漸漸地把我們帶入了個人的生活場景。

主角是那隻手,阿媽的手。牛糞上蒙著勞作留下的塵土,無盡的勞作漸漸地磨礪掉了那手的掌紋,多少勤勞歲月的風霜才將這手蹂躪得如此粗糙?正是這雙每夜不停勞作的手,阿媽的手,撰寫了扎西人生的每一步,創造了扎西燦爛輝煌的人生。

整首歌未提西藏,卻讓我們見到了西藏,活的西藏,在扎西生命裡活著的西藏。扎西唱的是“我”,同時,卻也是西藏,因為西藏正活在他裡面。導師那英說,扎西的風格是“誠懇、自然”。

誠都是主體的,如果你外在表現出了一個東西,裡面卻沒有那個東西,那算是誠嗎?扎西不是來考察西藏的,扎西就是西藏,外在的考察從來不能進入西藏的真我,只有我裡面活著的西藏,才能通達真我。這就是誠的西藏。

自然就是本我。若西藏沒有成為我的生命,我的一舉一動又怎麼會有西藏在裡面呢?與扎西對唱的嘉賓譚維維評價道,扎西歌唱的律動是當下的,它使人的心顫動。只有活的,才是當下的;只有活的,才能顫動人心。這就是震撼人心的西藏,在一個人裡面活著的西藏。

 

 

一個人的上帝

上帝是生命,所以,上帝在一個人的生命中直接彰顯了祂的本相;上帝是主體,因此,上帝只在一個人的自我裡面全然表達了祂的自我。這就是三位一體的奧秘;這就是上帝啟示的本質。

主體就是自我,就是以終極態度支配自己並使“我”化外的生命形態。唯無限,才終極。無限上帝的本性就是自有永有的自在。自在的上帝是一切自我的淵源,是每一主體的本體,是所有終極的終極。

沒有上帝,就沒有自我,因為不達到無限的高度,又怎麼可能以終極態度面對自己與環境呢?反過來,沒有自我,也無法接納上帝。自我只從自我行過,不打開自己的終極之地,又如何可能容得下終極之物呢?信仰的悖論就在於此:不接納上帝,就不能成為自我;不用自我接納,所接納的就不是上帝。

生命都是當下的,誰的生命不活在當下呢?當下性是活著的標誌。作為終極的永恆恰恰存在當下裡面;若當下可以躲到永恆之外,永恆又怎麼稱得上覆蓋一切的終極呢?當永恆流過當下,當下就被永恆化,這就是永生。永生就是以自我形式存身於時間裡面的永恆。永恆成為時間的終極,就是永恆成為了時間的自我,永恆以終極態度把時間內的有形物凝聚為一個整體,就出現了有自我的個體。

時間性的有形物都是有限的,所以,它們具有數量性的差別;數量性的差別可以被量化而通分,由此,他們能夠被更大的數量所吞沒。無限以終極效應聚合了有限形體,使其成為一個終極性的個性存在。這就是個人可以永生的緣由。無限是至上的,於是,具有無限終極性的形體便不被更大的形體吞沒。永恆是不可解構的,所以,內有永恆整體性的個性就不可分解,從而不被通分。寓於當下的永恆,才是活的永恆。承載永恆的當下,方可成為不滅的個人。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約》1:14)上帝以一個人作為自己的全然表現,這就是完全恩典,完全真理。恩典與真理都在這個肉身的個人裡面完全了,就別在這個人之外去找恩典與真理了。

在耶穌裡面,無限與有限水乳交融地交織為一體,道的終極不可解構地滲透於肉身之中,於是,這便成就了天上地下獨一無二的個性。“個”的不滅,在於終極的超越;但是,若終極只是純粹的終極,則“個”又消失在無“個”的抽象理念裡面。終極的超越正發生在肉身中,超越不是抽離或居上,而是個體內指向無限的生命運動。

活的無限不過是肉身內在地趨向於無限的生命運動。單論肉身,就是可通分的數量差異;若肉身中有終極性的生命運動,形體差別就因著內在的永恆而形成豐富多彩的個性。耶穌是至上的個性,上帝並不是以抽象的普遍理念演繹出了諸般的同質單子,而是以自我的個性創造了世間多彩的個性。接受這位作為一個人的上帝,領略這位全然個性的上帝,不但是信仰的前提,也是自我個性存在的基礎。

 

 

我活著,就是基督

這個世代的最大問題就是:我活著,不是基督,也就是說,我沒有活在基督裡面,或者說,我與基督的關係裡面恰恰沒有我。基督是一個生命;沒有活在基督裡面的,就不具有與基督的真實關係。生命都是主體性的;不以“我”活在基督裡面,與基督同一的生命關係就沒有建立。

今天到處都在談論歷史的基督,理念的基督,就是少有活在我裡面的基督。基督就是一個“我”,這個上帝的“我”要見我的“我”。凡把基督作為理念的,就只得關於基督的理念。凡以理念接受基督的,所接受的“基督”就只是一個理念。

“我”和“我”都是終極,有限的理念怎麼可能成為“我”與“我”會面的媒介呢?當然,在罪性裡的老“我”都是有限的,每一次我與基督的會面,都是一次重生,基督的無限之“我”進入我的有限之“我”,於是,在我的罪之老“我”被破碎的同時,基督的“我”成為了我的新“我”;這就是十字架與復活。

十字架與復活不過是以“我”之破碎而達到“我”之復活的自我超越,而這一超越無非是基督之“我”的恩典。“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路》9:24)基督恩典的就是祂的“我”,不用我的“我”接著,就盛不下那恩典。只要我還留著些自我,來到基督面前的就不是真正的“我”,因為作為終極的自我應當是我的整體。

十字架都是“我”的;一個客觀的十字架只能釘死別人。十字架的本質就是捨“我”,而那罪的“我”一捨,基督的“我”就在我的終極境地出現了。理念的基督都是別人的基督,只有“我”——“我”會面的基督是臨在我的基督。

自我是生命的終極,卻不是抽象的人格。能從具象(即肉身)中抽離出來的,既不是生命,也不是終極。誰的生命活在肉身之外呢?只能在具象之外存在的人格,已經受限於具象而不成其為終極了。

終極恰恰是對當下形體的支配。“我”恰恰就在我的肉身之中,肉身在環境中的活動才是終極生命的實在內容。唯有挾著全部我的具象,來到基督面前的“我”才是實在的生命。若我把房子、汽車、職業、家庭都藏在老我裡面,只帶著大腦與嘴唇去會見基督,那個所謂的“我”是支配我全部存在的終極嗎?

拼命學習基督,卻沒見生命改變,這不是這個時代的通病嗎?癥結就是:如果不以終極態度將我的具象存在一樣一樣地帶到基督面前,基督就不會實在地成為我的終極。基督就是以肉身中之“我”彰顯的上帝,由此,不以肉身中的“我”,也學不到基督。保羅說的“披戴基督”,並不是留著自己的肉身,然後,在外邊再包裹一層自己以外的基督,而是讓基督成為自己的終極去支配自己的全部具象存在。

當代的教會為什麼不冷不熱地沒有力量?因為我們依靠的就是不鹹不淡的中性理念。我們用系統的神學理念取代了那在具象肉身中活潑躍動的實在生命。我們讓大腦拼命地向著基督衝鋒,卻固執地把具象的肉身留在世界裡面,結果只能無奈地在這種自我分裂之中陷入挫折、痛苦和悔恨。

為什麼當代教會平板灰色毫無生氣?因為我們只用普遍的神學理念聚合了眾人的大腦,那與具象不可分割的個性卻遺忘在每個人的世俗生活那邊。如果“我”都沒有經過十字架而復活在基督身體裡面,教會怎麼可能多彩且活潑呢?

我們喪失的是活在“我”裡面的基督;我們缺少的是見證著基督的“我”。以“我”,才能見到基督的“我”。挾著當下的具象生活,會見基督的“我”,才真正是終極性的主體生命。復興的希望只能是那位作為一個人的上帝,可不作為一個人,誰又能見到作為一個人的上帝呢?

 

作者現在美國北加州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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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婦人”艾偉德(Gladys Aylward)(賀宗寧)2017.10.20

賀宗寧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教會歷史這一週2017.10.20

 

公元1932年(民國21年)10月15日,“小婦人”艾偉德(Gladys Aylward)出發前往中國傳福音。在出發前,宣教機構都告訴她,她不合適去中國宣教。但是她在中國不但傳了福音,而且在戰亂中救出了上百的孤兒。她的故事後來被艾倫∙伯傑斯(Alan Burgess)寫成小說《小婦人》,並改編拍成好萊塢的電影,由英格麗褒曼主演的《六福客棧》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

蒙召與起行赴中國

艾偉德在1902年出生於倫敦北部的埃德蒙頓,她的父親是個郵差。她在十幾歲時就到附近人家當女傭。後來她感受到去中國宣教的呼召,中國內地會接受她進入3個月的先期訓練班。但由於她中文的進度緩慢,無法繼續接受訓練。

後來,她被介紹去倫敦照顧一對從中國返國養老的宣教士榮赫鵬(Francis Younghusband)夫婦。榮赫鵬是個作家,寫過不少介紹東方的書,在他的家裡亦有很多藏書。通過與這對夫婦的交談和閱讀,艾偉德學到許多國際知識,特別是關於中國的知識。

1930年初,在一次聚會中,艾偉德聽說有一位原來在中國山西的老宣教士珍妮∙勞森(Jeannie Lawson)已經73歲了,要退休,但因無人接替,一直退不下來,但一時又難以找到合適的人選。艾偉德聽到這個消息非常高興,立即寫信給勞森女士說:“那人就是我”。幾個月後,勞森回信歡迎她去,並且告訴她,只要到達中國天津,就會有人接她到勞森宣教的山西陽城。

艾偉德探詢旅行去中國的走法。得知從歐洲去遙遠的中國有兩條路:一是直接坐船到天津,這樣走快捷方便,但費用要高得多。另一條路是走陸路,比較省錢,但會很艱苦,那就是坐火車東行,經過東歐,再穿越西伯利亞後,進入中國。艾偉德選擇了第二條路。

1932年,她將幫傭所省下來的錢購買了一張火車票,動身前往中國山西的陽城。她經由荷蘭,德國,東歐與西伯利亞到達海參威。蘇聯的警察要拘捕她,但她卻躲過了搜捕,逃上一艘日本船,到達日本。在日本,她得到英國領事的幫助,又再搭上另外一艘船抵達中國天津。

艾偉德來華的路線

福音基地八福客棧

在天津宣教中心等待一些時日後,艾偉德隨著一位路姓基督徒商人,坐火車再轉汽車到達山西澤州的內地會宣教站。“劍橋七傑”之一司安仁(Stanley Peregrine Smith)的夫人接待了她,幫助她了解山西的情況,並為她換上了旗袍。休息幾天之後,艾偉德坐上騾車,再改乘轎子,經過兩天的行程,終於到達了陽城。

陽城是一座山中小城,教堂位於城東門外大道上,運貨的騾隊來來往往,非常熱鬧。教堂是租來的民居,據當地人說“鬧過鬼”,所以租金相當便宜,一年只一英鎊。73歲的珍妮∙勞森是蘇格蘭人,已經在中國宣教50年。

艾偉德先將髒亂的房屋、院子打掃乾淨,然後協助珍妮,藉閒置的房屋院落開了一間客棧,接待來往的騾夫住宿,取名叫“八福客棧”。八福之名取自主耶穌的登山寶訓中所論及的八種福氣。這樣,既可將此客棧作為向當地人傳福音的據點,也可以接待八方來客,藉他們把福音傳向四面八方;而且還可以為宣教籌措些經費。

八福客棧剛辦起來時,生意慘淡,根本沒人來住宿。因為當地人對“洋鬼子”很仇視,不願與她們交往。艾偉德只好站在大門口,招徠過往的騾隊,想方設法把他們拉進來。剛開始時收效甚微,還經常受到騾夫們的嘲笑。

但漸漸地,也有一些騾夫下車進來看的。當他們看到客棧整潔,飯菜可口,而且收費便宜時,也就動心了。偶而有人住宿後,她們更是竭誠招待,晚上還給旅客們講聖經故事聽。隨著日久天長,客棧的人氣愈來愈旺,生意也愈來愈好。不久,客棧常常爆滿。

起初,艾偉德以還不流利的中文講聖經故事給騾夫們聽,這些習慣了聚賭喧鬧的騾夫們哪有心思聽她,常常取笑她。然而艾偉德不灰心,慢慢地騾夫們受到感召,一個又一個的信了主。最後騾夫們自己定了公約,客店旅客不准吸煙、飲酒、賭博與喧嘩,以免影響艾姑娘說故事。

當騾夫們聽了福音後,生活發生了明顯的改變,不再抽煙、喝酒、賭博;也不再講髒話,或唱黃色小調,而改唱聖歌了,這事一時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當地村民們也不厭其煩地一遍又一遍的聽聖經故事,漸漸地,各鄉鎮都有人相信耶穌基督,進而形成教會。以開騾馬店、講故事、唱歌傳道的方式宣教,正是艾偉德與眾不同的地方。

艾偉德到陽城一年多後,珍妮∙勞森不幸去世,八福客棧整個擔子就落在了艾偉德身上。此時,澤州的司安仁夫人看到她的需要,特地差派一位中國助手來協助她。艾偉德在陽城所做的一切大得人心,影響力漸增,以致有一天陽城的縣長也光臨八福客棧。

 

 

宣導“天足運動”的福音使者

當時正在推行“天足運動”,明令婦女放腳,把纏裹的小腳放開來。縣長決定派人下鄉挨戶檢查,以改正多年之陋習。他覺得艾偉德是最合適的人選,並可以現身說法,示範天足的好處,故委派她擔當此任,並應許發給她薪水,提供騾子作為交通工具,還派兩個衛兵保護她。

艾偉德經過考慮,覺得這是上帝賜給她的機會,就接受了,附帶條件是不能限制她傳講福音。就這樣,她以官使身份,周遊各村鎮間,進入家家戶戶,幫助婦女放腳,也藉機把基督福音傳給她們,使多人歸主。

這樣一來,艾偉德在陽城一帶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有一天,陽城監獄的一個囚犯突然發狂,揮刀砍死了好幾個同獄中人,獄卒們不敢上前,無人能夠制服他。情急之下,典獄官派人找艾偉德,看她能否藉著上帝的大能,化解危機。

艾偉德壯著膽子,跨過地上的尸首,走近這個殺紅了眼的兇徒,用溫柔的話勸他放下屠刀,並保證不再加罪。那兇徒竟然垂下頭來,將手中的刀交給艾偉德,讓獄卒把他押走,一場騷亂就這樣平息下來。典獄官非常感激她,此後允許她到獄中向囚犯傳福音,並且聽從她的建議改善監獄的環境。

 

八福客棧

 

陽城縣長信主

艾偉德所做的這些事對當地人影響很大,譽她為“福星”。連縣長也宴請這位35歲的英國女士,請她坐在首位。席間,縣長頗為好奇地詢問艾偉德,說以她的能力,即使要宣教,為何不選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要待在這窮鄉僻壤,對騾夫和囚犯說故事。

艾偉德沉靜地回答說:“請從這窗口望出去,那許多身背重擔的苦力;再望過去那田野的農夫,茅屋內的女人;還有那些赤身露體、饑餓的孩子們。這些窮苦、憂傷、饑餓的人,絕不是上帝的意思,上帝要每一個中國人都充滿希望和快樂。”

縣長被她的話深深地感動,以致於站起來當眾鄭重宣佈:“儒家的教導存在我頭腦裡,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偉德的心裡。從今以後,我要作個基督徒。”艾偉德馬上恭喜他做出這關乎永生的決定。

收留孤兒

有一天,艾偉德走在大街上,忽然看見路旁有個婦人在賣一個骨瘦如柴,滿身膿瘡的小女孩。那婦女看見艾偉德,就請求她把孩子買下,否則這孩子必死無疑。艾偉德動了憐憫之心,搜遍全身,把僅有的九毛錢給了她。於是艾偉德把小女孩領回八福客棧,並給她取名叫“九毛”(Nine Pence),學名叫“美恩”。

在艾偉德的愛心照顧下,九毛恢復了健康,慢慢成為艾偉德的小助手。不久,九毛在門口看見一個可憐的8歲小男孩,艾偉德又收留了他,取名叫“少少”。此後她再收養了一個孤兒“寶寶”,和一個8歲的女孩“蘭香”。

1936年,艾偉德歸化為中國籍,正式取中文名為“艾偉德”,成為首位入籍中國的西方宣教士。從此後她不再是“洋鬼子”,她可以驕傲地說:“我是中國人”。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爆發。不久,陽城也受到了日軍的轟炸。

有一次,一顆炸彈擊中了八福客棧,艾偉德被壓在瓦礫堆下,一時失去了知覺。等她被救出時,發現只受了點輕傷,其他人則安全無恙。為避開戰火,艾偉德帶著她的孤兒們,和幾個基督徒一起,疏散到地處山區的北柴莊。在一個窯洞裡,她用僅有的一些急救藥品救助傷員。直到日軍離去後,她和難民們才返回陽城。

 

 

澤州宣教站的事奉

1939年2月,艾偉德得悉日軍暫時撤離澤州,回大城市過冬去了。她乃專程前往澤州去看望內地會的同工們。此時,司安仁夫人已經離世,戴維斯夫婦(David & Jean Davis)負責宣教站工作。他們是英國人,宣稱保持中立,才得以平安。

有一天夜裡,幾個酒醉的留守日本兵,突然闖入宣教站,狂喊亂叫耍酒瘋。艾偉德與他們交涉,被一個士兵用槍托擊中,當場昏倒在地。醒來時,戴維斯夫婦在旁照顧,她才無大礙。不久,有兩位年長的宣教士要回國,須由戴維斯送他們到煙臺等船。臨行前,他們囑咐艾偉德代為看守宣教站,並向她申明差會嚴守中立之政策。

暫住澤州期間,艾偉德接受了美國《時代》(Time)雜誌記者的訪問。《時代》創辦人魯斯是美國長老會宣教士路思義的兒子,他出生在中國,非常支持和同情中國的抗日戰爭。採訪中,艾偉德回答說:“我代表的宣教團體是中立的,但我恨惡日軍的暴行,也不能緘默不言。當然,我是中國人,也會把所知道的日軍行蹤,報告中國方面。我雖然鼻子很高,但心是中國人的,不能無視日軍的暴行。”

艾偉德的這番話通過《時代》雜誌報導後,激怒了日本軍方,遂下令清鄉日軍,四處張貼告示“懸賞捉拿小婦人艾偉德”。

攜孤兒大逃亡

當時澤州的宣教士收留了200多名孤兒,這也是艾偉德主要的看守任務之一。1940年初,出於安全考慮,她派自己的助理晉本光,轉移100多名孤兒到西安。現在,艾偉德知道自己和宣教站處於險境,經權衡利弊後,她決定帶領剩下的100名孤兒逃往陽城。

逃亡路上,遭到日軍飛機的低空掃射,她只覺得肩頭上好像被猛擊一拳,就摔下馬來,後來才發現是中了槍彈。到陽城後,面對日軍的步步進逼,形勢十分嚴峻。為了孩子們的安全,她和同工們商量後做出驚人的決定:由她親自帶領100個孩子,遠走陝西扶風,因那裡有他們的基地。因此才有了“千里大遷移”的壯舉。

從陽城到西安大約有480公里的山路。臨行前艾偉德去向縣長告別。縣長好心地提醒她,日軍到處懸賞捉拿她,路上千萬要小心。當艾偉德說到她要帶100名孤兒一起去時,縣長嚇壞了,勸她千萬別做傻事。但艾偉德堅持說,這100個孩子都是上帝賜給她的,一個也不能丟下。縣長見無法阻止她,就關照說:“路上要有足夠的口糧呵。我派幾個人,扛上幾袋小米,送你們一程;但只能到黃河為止,剩下的路就靠你獨自支撐了,我只有為你禱告”。

很快,這支特殊的隊伍就踏上了征程。100個孩子中,最大的是16歲的女孩素蘭,最小的只有4歲;其中還有艾偉德收養的四個孩子。隊伍前後由成年人壓陣,小孩子們互相攙扶著,最小的孩子,由幾個成人用籮筐擔著,而艾偉德則前後招呼著,還不停地抱著疲累的孩子趕路。為避開日軍,她們不敢走大路,只能在當地人帶領下在崇山峻嶺間踽踽而行。小孩子們一路上吃喝拉撒穿用,都需要照顧,其艱難超過人的極限。

經過12天艱難跋涉後,他們到了黃河邊上,但沒有船無法渡過。他們在黃河邊足足等了三天,糧食也快告罄。艾偉德焦急萬分,只能不住地禱告。到第四天,終於盼到一只國軍的船從對岸駛過來,靠著這條大木船,100多人分三批渡過了黃河,進入到國軍的防區,總算脫離了險境。

 

艾偉德與孤兒們在崇山峻嶺間踽踽而行

 

後來在軍人的幫助下,他們搭上了開往西安運貨的火車,中途因橋樑被炸毀,只好下車,餘下的路要徒步走向西安。他們必須徒步穿過以險峻著稱的崤山。那段山徑蜿蜒於高山絕谷之中,需要像古代士兵那樣,攀山越嶺往前行。

攀行半個多月,面對重重山巒,體力已經到了極限。有一次他們癱倒在地,再也走不動了。艾偉德心力交瘁,看著癱軟在地哭泣著的孩子們,她放聲大哭,孩子們也跟著她哭,一時哭聲震天。但哭過之後,還是要掙扎著往前走。當時只有一個信念:一定要走出去,一個也不能掉隊。終於有一天,有大片密集的房屋出現在他們的面前,經對照地圖艾偉德確認說:到潼關了,我們有救了!

安抵西安一個孩子也不少

潼關是陝西的東大門,距西安大約135公里之遙,到達這裡,意味著他們已經穿過崤山之險。在潼關,他們再次扒上了運煤的火車,中間又轉乘幾輛汽車,經歷千辛萬苦,總算抵達西安。

在宋美齡創辦的一所孤兒院裡,艾偉德把孩子們集合起來點名,結果發現100個孩子一個都不少時,她突然就昏過去了。待她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西安浸信會的醫院裡,醫生告訴她:你腦部受傷,患有肺炎,還得了傷寒,肩上還有一顆子彈,又發著高燒,加上營養不良,你的病情很重。而艾偉德卻喃喃地呼喚:“我的孩子們在哪裡?……我有一百個孩子。”

直到聽說孩子們都好之後,才安下心來。在當時的條件下,她能夠活下來堪稱是一個神蹟。她在醫院裡治療了一年之後才出院,那時100個孩子都已經去了最終目的地—-陝西扶風。

1942年初,艾偉德開始在郿縣的難民營工作,那裡距扶風和西安不遠,她可以經常有機會去看望孩子們。不久,她又在西北各地從事宣教活動。

自傳《我的心在中國》

1944年至1945年期間,她在甘肅蘭州和四川成都服務窮人和痲瘋病人,甚至傳福音到喜馬拉雅山麓。直到1948年,她的身體又累垮了,醫生勸她回英國休養並探望父母,然而離家已經17年的艾偉德此時竟一文不名,連路費都要靠醫生為她籌措。

1949年春,47歲的艾偉德終於回到了闊別已久的英國。雖然經過多年戰亂,其父母和兄姐都還健在。在家中,她享受到久別重逢的天倫之樂,但她心裡卻時時牽掛著那多災多難的中國,因為中國已經成了她的祖國。

在此期間,她寫下了自傳《我的心在中國》。倫敦一位名叫萊德伍德(Hugh Redwood)的新聞記者採訪她之後寫了一篇專訪;之後英國廣播公司的作家艾倫∙伯傑斯(Alan Burgess)又以她的事蹟為底本,出版了傳記小說《小婦人》(The Small Woman),此書不但成為暢銷書,而且英國BBC廣播電臺還將之改編成廣播劇,連續播出。這使得艾偉德成為英國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

1957年,更有美國二十世紀福克斯公司與艾偉德簽約,根據她在陽城的傳奇故事改編成電影《六福客棧》(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這裡將“八福”“改成了“六福”),由著名影星英格麗褒曼主演,更使艾偉德揚名全世界。她的事蹟感動了歐美無數青年人獻身宣教,也讓更多的人了解中國。

但艾偉德並不喜歡這許多名譽,她只把自己看為一個普普通通的宣教士。她更不喜歡那部把“八福客棧”改為“六福客棧”的電影,因把她的經歷改成面目全非的、英雄加美人的愛情電影。為此她感到既氣憤又羞愧,從來不看這部電影。

生命尾聲在台灣的事奉

1957年,艾偉德決定重回中國,但因為政治原因而被拒絕入境,只好進入香港,在那裡從事難民救助工作。後因她的中國護照在香港的居留簽證期限已到,她又轉往臺灣。當她坐船離開香港時,遙望大陸,不禁淚流滿面,久久難以抑制。

到臺灣後,艾偉德延續其過去的慈幼工作。1959年,艾偉德與世界展望會合作,在臺北木柵創辦“艾偉德孤兒院”。同年,美國展望會邀請艾偉德到美國作旅行佈道,美國聽眾這才驚奇地發現,她並不是電影中那位美麗的女星,而是一位矮小蒼老的小婦人。

不久,她又應邀到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巡迴佈道與演講。後來,她再次回英國時,英國BBC 再次為她製作出一個電視節目“This Is Your Life”。其後坎特伯雷大主教會見了她;伊麗莎白女王也邀請她到白金漢宮相敘。她自然不會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請求女王幫助在臺灣的孤兒們。

1962年艾偉德另覓新址在北投創立了“艾偉德兒童之家”,同時她也積極參與歐美及臺灣各地的奮興佈道工作。由於早年與宋美齡相識,艾偉德到臺灣後,常常參加她所組織的婦女祈禱會,一同為中國禱告。她常以自己的經歷鼓勵青年人說:“不要擔心你所受的教育,上帝不要你呈驗畢業文憑,只要你對蒙召的事,凡事忠心。”

棺木頭部朝向中國

1969年12月,臺灣島籠罩在寒流侵襲之下,氣溫濕冷,使艾偉德感染A2型流行性感冒,並引起肺炎併發症。1970年元旦傍晚6點,好友史可梅女士(Kathleen Langton-Smith)請基督教診所滕華寧醫生(Dr. HeikkiTenhunen, 1932-1994)為她診治,但終因病情嚴重,於1月3日夜間在家中辭世,享年68歲。

她去世的時候,要求把自己埋葬在中國,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只能安葬於臺灣。當時許多人都願意捐獻土地給她做墓地,最後由艾偉德的生前好友,基督書院(Christ’s College)院長賈嘉美牧師(Rev. James R. Graham Ⅲ, 1898-1982),提供該校校園內的一塊土地,作為艾偉德的墓園。該墓園位於基督書院內禮拜堂的西邊,環境幽靜,面對淡水河出海口,朝向中國大陸。

賈嘉美牧師說:“艾偉德生前常來基督書院講道,基督書院捐贈這處園地,是表示對艾偉德的敬愛。”1970年1月24日下午2時,艾偉德追思禮拜在臺北市立殯儀館景行廳舉辦,蔣中正總統題頒輓聯“弘道遺愛”(此四字亦刻在墓碑上),蔣夫人亦贈一十字架花圈。

參加追思禮拜的約有一千餘人,將會場擠的水泄不通。下午三時半在書院禮堂舉行安葬禮拜,由美國駐臺海軍軍中牧師馬立德(Rev. Lowell Malliett)作祝福禱告,隨後蓋棺安葬。遵艾偉德遺囑,下葬時頭部朝向中國大陸,以示她心對那片土地的眷戀。

 

“教會歷史這一週”已經制作成3-5分鐘的視頻(蘇文峰主講),在橄欖社區網站(http://ocochome.info/)播出,《教會歷史這一周》的頁面短鏈接:http://wp.me/P5KG8P-7dW

或點擊后面網址觀看本期視頻:http://pan.baidu.com/s/1skGnA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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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擴張帳幕之地(沈靜)2017.10.19

 

沈靜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17.10.19

 

上帝賜給我們房子

近幾年,房價節節攀高,對於新組建且經濟獨立的小家庭,買房似乎是天方夜譚。尤其在我辭職帶孩子後,家庭收入減半,買房對我們來說,更加無可企及。

當然,我們並不是非買房不可。在我和先生看來,有房感恩,沒房也感恩。因為我們深知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地上的房子都是暫時的,我們永恒的家在天上。

然而,上帝卻施行奇事,祂讓我們有機會搭上政策房申請的末班車,我們從2013年申請,到2016年底交房,直至如今預備入住,這期間充滿了上帝的恩典!祂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我們也真實經歷到,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所需要的祂就加給我們。

此外,特別感恩的是,在買房這件事上,上帝使我們能夠經濟獨立,無需家人的支助。我們夫妻二人的公積金足以支付首付,且還貸的壓力不大。

3年多的時間,當別人努力拼搏為要擁有一套房子安居時,我雖然放下了工作陪伴孩子,但上帝出人意料地也賜給我們房子。為此,我相信走在祂所喜悅的道路上,祂必看顧到底!

難說再見

但事實上,在離開現居地預備入住這新房時,我經歷了一段抗拒、掙扎的過程。政策房經過一批批輪候之後,能申請到的房子基本都在郊外,有些人本土觀念較強,不願意住到與市區一海相隔的郊外。

這些人中便有我。對於在市區住了10年有余的我,雖然申請到了房子,但我內心卻一直不肯接受遷居郊外的事實,總覺得搬去那是若干年以後的事。這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情感上的不捨,我捨不得離開多年的團契友情、鄰居夥伴,以及熟悉的環境。

想到要離開那些在屬靈上陪伴我的推心置腹的姊妹們、一起帶孩子探險玩耍的媽媽們、時常喚我們去家裡用餐的鄰裡們、距離很近的教會、已成規模的教會主日學及經驗豐富的老師……我便很低落。

尤其,我最看重的,是孩子的教育。現居處附近有基督教學校,孩子可以就近接受基督教教育,我也計劃緊接著生養二胎。

基於以上種種考慮,我不想搬家,常常回避這事,而先生卻忙前忙後積極籌備。很長一段時間,關於搬家,我們夫妻二人無法同心同行。

被上帝责备

有一天,上帝使我想起婚禮上我說過的誓言:“你的國就是我的國,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在哪裡住宿,我也在哪裡住宿!”從前的豪言壯語裡,仿佛就是丈夫到非洲宣教我都願意跟隨,但現實是,要遷居郊外我都不肯。

我的內心被上帝責備:如果祂所賜的家在郊外,為何我遲遲不肯過去?為何在搬遷的事上我不能成為丈夫的幫助者?撒拉在還不知道亞伯拉罕要去哪裡時,二話不說便跟隨了。而我呢?信誓旦旦總是那麽簡單,守約卻不容易。

於是我開始在靈性、理性、情感上遊說自己,也反思自己跟隨主的心:我所在意的這一切真的難以割捨嗎?上帝自己不比這一切更重要嗎?孩子一定要在基督教學堂才會敬虔嗎?我所看重的這些所謂教會的優質資源,又與世人所追求的學區房有何不同?

 

 

流奶與蜜之地

先生常常向我描述,新居周圍的環境有多麽便利,我始終不為所動。但直到有一次我實地參觀了,我看見的和我想像的不一樣!上帝所賜的總是超乎人所思所想。

新家周圍的配套令我瞠目結舌:有與上弦場(廈門大學主體育場)可比擬的開放式大操場,孩子可在那奔跑、踢球、騎車;有一個免費的兒童音樂公園,孩子可以在那數星星、聽音樂會;兩個四通八達的公交總站;一個大型農貿市場;兩家醫院;還有孩子出門就能挖沙踏浪的一片海;也有可以讓我偶爾偷懶不煮飯的食堂……

正如迦勒和約書亞窺探迦南美地,對以色列全會眾說:“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極美之地。耶和華若喜悅我們,就必將我們領進那地,把地賜給我們;那地原是流奶與蜜之地。” (《民》 14:6-8)上帝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祂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祂所賜之地必是豐盛之地,因祂知道我們所需。只是,我們常常不以主自己為滿足,不為主而活,而是迷戀於各種外在的形式。

上帝的話語不斷光照我,使我羞愧難當。我的眼光不應定睛於所見之事,而要常常仰望主,明白凡事皆有祂的美意。

擴張帳幕

上帝說:“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你的後裔必得多國為業,又使荒涼的城邑有人居住。” (《賽》54:2-3)

誠然,市區的教會資源更豐富,而郊外仍有不少荒涼之地。我們需要走出去,不僅是從上帝那裡領受,也要將所領受的多多地給出去,祂必擴張我們生命的疆界。

想起我曾經參加的一次大學聚會,接待家庭的無私付出,讓我深覺溫暖感動,我那時便默默祈禱:“主啊,以後我的家也要如此!”上帝是信實垂聽禱告的上帝,想必祂存記了我的禱告,也許祂將我們安置在那兒,是在一步步帶領我們。

這回,聽見主的話,我不再堅持自己,我為自己的桀驁不馴悔改,我決定調整步伐,與先生同步,一起為新家設計藍圖。

如今,我們親自設計的書墻、櫥櫃雛形已現,對我們的新家,我內心開始有了期待,竟想早點搬過去呢!我期待我的新家可以成為一個充滿愛的小屋,成為上帝在那地的一個祝福,一道亮光。

 

作者現居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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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目》84期——編者的話(金鳳)

金鳳

本文原刊於《舉目》84期和官網2017.10.18

 

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憐憫。但憐憫的真實含義是什麼?聖經中如何看待憐憫?基督徒如何活出憐憫的品格?……

本期,艾琳以身邊基督徒接待中東移民的例子,並結合聖經中對憐憫的探討,指出憐憫是給身邊的小子一杯涼水。

周學信則指出,憐憫是心與心的相遇,憐憫會敏銳察覺鄰舍之苦,並帶出行動,與受苦的人站在同一陣線,憐憫是在效法上帝時必須做的事。

鄧紹光以聖經中著名的“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指出在憐憫鄰舍的同時,也成為被憐憫的人的鄰舍。只有這樣的憐憫,才能得生命。

邱清萍則指出,憐憫不只是個人的事,也是社會公義的問題。基督徒的憐憫也要伸展到社會的層面,為受欺壓的群體伸張公義,改變現狀。

除探討憐憫主題以外,為紀念宗教改革500年,陳濟民就改教的核心理論——因信稱義,為我們作了深刻的闡述。

此外,王星然、書雅台主分別從個人與教會的層面,討論當下新媒體對基督徒的影響。

和往期一樣,“牧者心”欄目仍關注牧者們的喜怒哀樂,本期小剛牧師與我們分享了他蒙召服事過程中曾面臨的兩難選擇。“教會論壇”則關注的是北美華人教會兩代人之間的張力。

尤值得一提的是,本期藉巴約伯所分享的“上帝啊,袮把我太太偷走了!”之話題,我們邀請到幾位女牧者分別從不同角度,來回應這一個許多家庭曾遇見過的難題。

另外,從本期所選的精彩見證中,我們可以讀到,靠著上帝對我們的憐憫,有人得以勝過人際關係中的緊張,癌症的威脅,活出憐憫人的生命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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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時鐘:誰的手筆?(潘柏滔)2017.10.17

潘柏滔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17.10.17

 

2017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授予了霍爾(Jeffrey C. Hall)、羅斯巴(Michael Rosbash)和揚(Michael W. Young)3位科學家,獎勵他們發現了生物體中的“調控晝夜節律的分子機制”。

這項獲獎的研究課題,與聖經中的創造神學有不謀而合之處,值得我們思考。

奇妙的同步

我們早就知道,生物,包括人類,有內在的生物鐘(circadian rhythm),用以幫助生物預測和適應外界節奏規律。不過,這個生物鐘具體是如何工作的呢?

這次獲獎的3位科學家,經過多年的研究,利用果蠅作為模式生物,找出了一種能控制其日常生物節律的基因。而且,他們把這種“週期基因”分離了出來。接著,他們發現了週期基因編碼的蛋白PER。這種蛋白在夜間不斷累積,在白天分解,而且是以24小時為週期,正好與地球的晝夜一致。也就是說,地球生物的自有節律,奇妙地與地球自轉保持了同步。

問題是,PER是怎麼做到這樣一點的呢?他們發現了時鐘基因Timeless,它編碼晝夜節律所需的TIM蛋白,以及另一種時鐘基因Doubletime,它編碼DBT蛋白,能夠延遲PER蛋白的聚集。TIM與PER結合,雙雙進入細胞核並停止PER和TIM生產。

這些基因,加上其他控制生物鐘過程的基因(例如Joseph Takahashi及同事在1997年發現的Clock),猶如生物鐘的發條彈簧,通過正負調控等方式,調節著生物的晝夜節律。

生物鐘例子

三文魚

三文魚(Salmon)會從大海游回自己的出生地(河溪的上游),繁殖下一代。

8月份是三文魚回游的高峰。三文魚成年以後,會利用太陽和地球磁場的引導,從大海回游到自己的出生地,繁殖下一代,然後力竭而死。回游的過程十分艱辛,不但要從海水進入淡水,還要逆流而上,在湍急的水流中奮力前遊,在有落差之處要不懈地跳躍而過。它們的身體變得越來越紅,彷彿流血,也有許多損傷,然而它們服膺大自然的神秘召命,義無反顧。

三文魚目的,既是生,也是死——它們在繁殖下一代後,隨即就死去。這艱苦的旅程,既為了生命而拼搏,也是自投死亡。對人類而言,為生存、為下一代拼搏至盡,是理解的。可是為了奔赴死亡而竭盡全力,就費解了。

大多魚類都不會這樣回游,為何三文魚要走這一趟既生且死的旅程﹖在它們的遺傳因數中,包含了一個深邃的指令,到了時候,它們就會聽令,千里迢迢地回游。科學家正在採用如基因轉錄譜(comparative transcription profiles),在野生和飼養的三文魚中比較,力圖找到它們回游的基因機制。

 

 

帝王蝶

帝王蝶(Monarch Butterfly,學名Danaus plexippus),通過4代的接力,飛越上萬里,從北美到達墨西哥越冬地。

千千萬萬隻處在半冬眠狀態的帝王蝶合抱著杉樹,覆蓋著山坡。它們正在養精蓄銳,準備開春後重返北美的原野。望著這漫山遍野的帝王蝶,觀賞的人可能不知道,帝王蝶春天裡向北遷徙,秋天南返,要通過4代的接力才能完成此項壯舉。也就是說,飛越上萬里到達墨西哥越冬地的帝王蝶,生前從未到過該地。它們究竟是依靠什麼機制,萬里翩飛不迷路?帝王蝶體內一定有一種編碼,指引著帝王蝶。

研究東北美國帝王蝶的科學家,發現帝王蝶體內有一套基因,可能參與驅使蝴蝶遷移。他們研究了與帝王蝶的遷徙迴圈相關聯的40個基因。帝王蝶通過內部“太陽羅盤”來為自己定位,並向南開始4000公里的飛翔路程。

最新的研究證實,帝王蝶越冬遷徙的導航,依靠的是經生物時鐘訊號校正過的太陽方位。帝王蝶一路西南行,早上沿著太陽右邊向前飛,下午靠著太陽左邊飛。其導航機制甚為複雜——太陽光線通過帝王蝶複眼的處理,經由大腦中央複合體中的複雜電路,並結合時間信息(帝王斑蝶的內部時鐘集中在觸鬚部位),最後判斷出應該朝向哪個方向飛行。

植物

植物中也有生物時鐘,調節每天的日常生理。

植物中的光合作用,以及與之相關的運動,是由遍佈植物體的多個時鐘共同控制的。例如在實驗中可以觀察到,光照對基因表達產生的影響,引起了光合作用組織的新陳代謝。葉綠體內的類囊體膜上的光收集器(Lhc),每天都會進行光合作用。光會影響細胞核基因的轉錄和翻譯。到目前為止,番茄上已發現19個光收集器基因。

植物中還有早上時鐘和晚上時鐘。這兩個時鐘由NPR1基因連接,而且週期基因若產生變異,可以改變其節律的波動。科學家的這個發現,為控制生理時鐘的基本機制提供了第一個線索:週期基因(“早晨基因”和“夜晚基因”)的蛋白產物,可以按著24小時的週期循環,抑制自身生產的反饋路線。植物擬南芥(Arabidopsis,又名阿拉伯芥),可按著病菌對它的早上攻擊,在早上增強自身的防禦功能,抵抗病菌感染。

 

 

時鐘與壽命

人體內的生物鐘,幫助調整我們的生理功能,包括行為、激素水準、睡眠、體溫和代謝等關鍵功能,直接影響我們的健康。當外部環境和內部生物鐘不匹配,當人的生活方式和身體內的生物鐘出現長期慢性失調時,我們疾病的風險會增加許多。

例如,科學家以小鼠模型研究人類的生物鐘,發現若缺乏一種Bmal1(核心時鐘基因),會導致小鼠晝夜節律喪失,心率和血壓的正常的晝夜變化消失。生物鐘如此失調的結果是,小鼠老化加速,壽命縮短。

又如,老人通常都有睡眠的問題。如果科學家能消除人腦中的β-amyloid澱粉樣蛋白(Aβ)沉積,使老人的生物鐘正常化,很可能改善老人的癡呆病(老年癡呆症發作前的幾年,人腦中會開始沉積Aβ)。

膳食與睡眠障礙也有關係。在食物中加上支鏈氨基酸(Branched chain amino acids),通過調節食欲的腦神經細胞的運作,可以改善小鼠因損傷而誘發的睡眠障礙,並可能促進腦損傷後的認知康復。

我們都知道咖啡因(caffeine)影響睡眠。科學家發現,睡前3小時內,若喝了與兩杯黑咖啡相當的咖啡因劑量,會導人的晝夜節律褪黑素(melatonin,助長睡眠的荷爾蒙)節律延遲約40分鐘。這種延遲的幅度,幾乎等於面對3小時強光所引起褪黑素效應延遲的幅度的一半。

科學家們發現,咖啡因增加迴圈AMP(cyclic AMP,一種促進細胞活動的化合物)的水準,表明咖啡因影響細胞晝夜節律鐘的核心成分。這種研究結果顯示出世界上消費最廣泛的咖啡因如何影響人類生理。

創造的節奏

生物鐘並非無目的進化而來,而是反映了上帝創造生命節奏的奇妙。“日頭出來,日頭落下。”(《傳》1:5)在《創世記》第一章,不斷出現“有晚上,有早晨”,有始有終。上帝造光體,分日夜,定年歲,週而復始,成為地球和生命的節奏。

創造主無始無終,創造物有始有終。在上帝的計劃中,凡事都有定時!

上帝造生物各從其類,在各種生物中設定生物鐘,包括人類,使被造物按照上帝的設計,與地球節奏協調。造物主如此創造我們,我們就當按造物主的意思過我們的一生,否則會有不良的後果。

“上帝說”(參《創》1:3、6、9、11、14、20、24、26、28、29),“各從其類”(參《創》1:11、12、20-25),在《創世記》中,各出現了10次。“10”在希伯來文中,有圓滿、完美的涵義,寓指上帝所造完美。宇宙萬物不是自我存在或是毫無目的,而是一位有位格的創造者,按照祂的意願,憑藉祂的偉大和權能,說有就有,命立而立。

生物鐘再次让我們體驗到上帝在受造物中設立的自然秩序。上帝從無創造了有,從混亂中創造了次序。自然秩序是科學研究的大前提,也是人生活的依據。

生物鐘再次表達出上帝創造生命節奏的奇妙。日月和生命的節奏提醒我們,凡事都有定時(參《傳》3:1-8)。主耶穌也吩咐我們,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參《太》6:34)。因為萬事都是按照上帝的定時進行,我們只需謹慎自守,警醒禱告,等候上帝的旨意成就(參《彼前》4:7、17)。

 

參考書目:

Science 06 Oct 2017:Vol. 358, Issue 6359, pp. 18, DOI: 10.1126/Science. 358.6359.18

https://bmcgenomics.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1471-2164-15-884

http://www.npafc.org/new/publications/Technical%20Report/TR9/Nakamichi%20et%20al.pdf

http://www.wenxuecity.com/blog/201607/64367/1129592.html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09/03/090330200615.htm

http://repPERtlab.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are2015.pd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時間生物學

http://www.ebiotrade.com/newsf/2015-6/2015623173306517.htm

 

作者來自香港,生物學博士及神學碩士。在美國惠頓大學(Wheaton College)任教41年,現為該校生物學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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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見證的起點(董家驊)2017.10.16

董家驊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17.10.16

 

在一次研討會議中,來自北美各地區的同工,一起探討北美華人教會如何回應當下這波中國留學潮,向他們傳福音。會議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年輕同工說,當他得知自己受邀與會時,心中既興奮,又有些惶恐:“我是誰,配參加這個會議嗎?”他分享到,會議開始後,他覺得自己沒什麼可以貢獻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用完餐後,幫大家收拾餐桌。

坐在台下的我,聽著他的分享,想到大約4年前,我受邀參加類似的研討會時,也是那種“我有什麼能貢獻?”的心情,興奮混雜著惶恐。我算得了什麼呢?我本是塵土,是上帝把我從塵土中拉出的。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漸漸忘記自己原來的樣子,把許多事視為理所當然。身為牧者,每當有人遇到困難,詢問我的意見,我其實都面臨試探:是要裝腔作勢,以專家的姿態來回答問題,還是誠懇地按著自己的本相,與他人一起分辨上帝的心意?前者能夠很快、很容易地完成任務。後者比較慢,而且不時顯出自己的無知和無能。

其實離了基督,我知道自己只是草包,是空架子,沒什麼能給出去的。這麼簡單的事實,不知為何,在服事的過程中,卻常常忘記,反倒被自己的經驗和知識所蒙蔽,被他人的期待和稱讚迷了心竅。

個人如此,教會作為門徒的群體,是否也如此呢?

 

 

 

智慧人在哪裡?

“智慧人在哪裡?”(《林前》1:20,新譯本)兩千多年前,保羅如此質問哥林多教會——那有許多恩賜、自以為很有智慧的群體。保羅接著說:“因為在上帝的智慧裡,世人憑自己的智慧,既然不能認識上帝,上帝就樂意藉著所傳的愚笨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林前》1:21,新譯本)

現今,基督徒往往被視為心胸狹隘的衛道士。對此,有些基督徒感到絕望,決定在公共領域保持沉默;有些基督徒則氣急敗壞,以攻擊回應攻擊;有些基督徒努力以理性對話,但常常淹沒在不斷激化的對立中 。

基督徒在面對各種複雜的議題,若帶著自身的文化,以自義、自卑、自憐、自以為是等態度去回應,必然會遭到拒絕。基督徒應該回到信仰的起點——承認自己的有限和無知,謙卑地接受上帝透過基督耶穌給予的啟示。

神學家余達心寫道:“上帝的奧秘,祂的不可知,是我們認識祂的開端。一切對祂的認知,必由祂的自我揭示開始。”(註1)在面對複雜的公共議題時,基督徒應該最願意聆聽不同意見的一群人,因為基督徒承認自己是無知的;基督徒也最不該隨波逐流,不把任何領袖偶像化,不把任何意識形態絕對化,因為基督徒知道他人和自己一樣,都是無知的。

德國神學家潘霍華認為,基督教倫理學真正的議題,不是討論“我該怎麼行善?”“我該如何成為善的?”而是:“上帝的心意是什麼?”善即是實存(reality),而上帝是那終極的實存。人唯有參與在這終極的實存中,即“在基督裡”,才有份於善(註2)。

當教會把“家庭價值”和“言論自由”等原則,等同於信仰上帝本身時,其實是以持守沒有位格的原則,取代了那位全然自由、自主、向人揭示自己的三一上帝,以這些抽象原則限制了上帝在我們身上的工作。潘霍在《倫理學》一書中,分析倫理學不同的進路,認為唯有上帝熱情的愛,而非人的理性、良心、活動、想法、義務、責任和美德,才能使人遇見實存(註3)。

或許有人擔心,這會不會導致阿Q式的信仰實踐?潘霍華所表達的基督教倫理學,絕不是逃避此世界的紛擾,而是積極地參與世界。更不以此世界所定義的善和成功,而是以上帝在基督耶穌裡所揭示的心意,引導我們的行動。上帝熱情的愛,在祂道成肉身上展現了出來。祂愛的不是作為抽象概念的人,而是每一個真實的人。唯有在基督裡,透過基督,人才能真正認識這個世界,並做出符合上帝心意的行動。

在刺殺希特勒行動失敗後,潘霍華寫信給朋友:“一個人必須完全過著今世的生活才能學習到信心。”他接著解釋“今世的生活”,是“負起生命的一切責任與困難、成功與失敗、一切經驗與無可奈何之事”。他認為:“就在這樣的生命中,我們才能把自己無條件地交在上帝手裡,參與祂在世上的苦難,與基督在客西馬尼園一同警醒。”(註4)

道成肉身向我們顯示了,上帝不是要維持某種冰冷的秩序,而是要恢復受造萬物與祂之間溫暖、親密的關係。正確的秩序是為了健康的關係而存在。上帝呼召基督徒帶著責任和使命活在此世界——這個上帝所創造的,且道成肉身進入的世界。

 

 

不用世界已知道的方式

面對自以為知識和恩賜充足的哥林多教會,保羅定意“只知道基督和祂釘十字架”(參《林前》2:2)。難道保羅真的只知道這些?保羅其實意在提醒哥林多教會,真知識的源頭是上帝在基督裡的自我揭示。對保羅來說,基督的生命、死亡與復活,是他生命的基礎,他生命的焦點。透過基督,保羅認識這世界,依此生活。

在面對公共議題和教會內部議題時,“只知道耶穌基督和祂釘十字架”提醒我們一切的基礎是什麼。同時,調整我們人生的焦點,給予我們與這世界有別的認知框架。我們可以試想一下,教會遇到各種問題時,若能夠回到這焦點來,而不是讓文化、喜好、情緒和利害主導自己的回應,世人將看到怎樣的教會?

面對北美日益升溫的族群對立,以及令台灣社會分化的同性婚姻等議題,教會需要回到“耶穌基督和祂釘十字架”來察驗和回應。“耶穌基督和祂釘十字架”揭示了上帝如何進入破碎的世界中,承擔人的罪,以及自以為義之人的指責,最終在十字架上彰顯祂對世人的愛,暴露罪惡的權勢,並以復活作為一切的新起點。

當教會不再能認識到自己的無知、自己的無能時,就真的是無知又無能了。若教會能夠把焦點放在“耶穌基督和祂釘十字架”上,就會重新得到溫柔且堅定的力量,去採取正確的行動。如莫特曼所寫的:“我們只有想得到對於現在而言是不可能的事情,才能達到我們的可能性邊界。”(註5)教會需要讓“耶穌基督和祂釘十字架”不斷推展自己可能性的邊界,而不是用這世界已知道的方式,以暴制暴,以惡制惡。

 

註:

  1. 余達心,《極端仁慈的上帝》(香港:福音證主協會,2015),26。
  2. Dietrich Bonhoeffer, Ethics(Minneapolis, MN: Fortress Press, 2015), 3-5.
  3. Bonhoeffer, Ethics, 31.
  4. 潘霍華,《獄中書簡》(香港:基督教文藝書版社,1999),180。
  5. 莫特曼,《盼望倫理》(香港:道風書社,2015),10。

 

作者現在洛杉磯台福基督教會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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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梵蒂岡公會(賀宗寧)2017.10.13

賀宗寧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教會歷史這一週2017.10.13

 

公元1962年10月11日,天主教教宗若望23世宣佈第二次梵蒂岡公會開幕。這個公會將天主教帶進了20世紀新的時代。

教宗庇護12世在1958年過世後,天主教的樞機主教們在11輪投票后,才選出若望23世為新任教宗,時年77歲。大多數的人都認為他只是位過渡性質的教宗。但他在即位后3個月宣佈召開公會。

自從1870年第一次梵蒂岡公會宣佈教宗無誤後,教宗大權在握,將近100年來,天主教沒有再開過公會。若望23世本不需要再開公會,但他堅持要用主教們聯合的智慧來更新天主教。他的這個決定讓許多人感到意外。

在正式開會前,若望23世曾多次表達“現在是打開窗戶,引進新鮮空氣的時候了。”他也邀請了天主教以外其他基督教宗派與團體派代表來觀察這次的公會。接受邀請派觀察員的有:俄羅斯正教,埃及科普特正教,伊索比亞教會,敘利亞正教,東方敘利亞正教,亞美尼亞使徒教會,聖公會,路德會世界聯盟,長老會世界聯盟,福音路德宗,衛理公會世界大會,公理會國際大會,貴格會,基督門徒會,自由派國際基督教聯合會,南印度教會等。

1961年教廷成立基督教聯合促進部,協助籌辦公會並與其他基督教派別聯絡。次年,第二次梵蒂岡公會在1962年10月11日,正式在梵蒂岡的聖伯鐸大教堂(基督教翻譯為聖彼得大教堂)開始。大會分兩大派別。保守派希望保持天主教上千年的傳統;改革派則認為教會必須面對現代社會,做出合宜的改革。

 

教宗若望23世

 

教宗保祿6世

 

參與第二次梵蒂岡公會的有2000到2500位主教,另外還有上千名的觀察員。從1962到1965共有四個會期。在若望23世與保祿六世的支持下,改革派大獲全勝。但是,若望23世在1963年6月逝世,沒有看到最後成果。意大利的蒙提尼樞機主教接任教宗,成為保祿六世。在新任教宗的帶領下,第二次梵蒂岡公會於1965年第四次會期後結束。

整個公會前後一共出版了16份文件,主要是針對二次大戰以後社會文化的變遷,來調整教會的運作。這16份文件奠定了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天主教。

 

聖伯鐸大教堂的外觀

 

這些文件的主旨之一是“和好”。因此,文件中改革的容包括:允許天主教徒可以與其他基督教宗派的信徒一起禱告;也鼓勵他們與其他非基督教信仰的人交友;天主教的彌撒可以改用非拉丁文的本地語言。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教育,媒體以及有關啟示方面的教導。

*保祿六世在1965年梵蒂岡二次公會時,將一份教宗諭旨交給太陽城正教主教長梅里頓。諭旨的內容是取消1054年造成東西教會分裂的、開除東方教會教籍的諭旨。

後來成為教宗本篤16世的德國神學家拉親爾指出,這次公會最重要的核心信息是:“逾越節預表基督救贖的奧秘(Paschal Mystery)是基督教的中心信念,因此也是所有基督徒生活,甚至基督徒一切事物的中心。”這次公會其他的重要信息與改革還包括,不再堅持以拉丁文為彌撒所使用的語言,而改用教會所在地點本地的語言,取消神父華麗的服飾,修改聖餐時的禱告文,簡化教會日曆,允許神父在彌撒時面對會眾,而不是僅能面對十字架。講堂內部的畫像、雕塑及音樂,也朝向現代化改進。

 

 

1962年參與開幕典禮的代表中,後來有四位先後接任教宗的位置。他們是:蒙提尼樞機主教(Giovanni Battista Cardinal Montini,保祿六世);陸其安諾主教(Bishop Albino Luciani, 若望保祿一世);波蘭的沃提拉主教(Bishop Karol Wojtyła,若望保祿二世);以及德國的神學家顧問拉親爾(Joseph Ratzinger,本篤16世)。

教廷花了超過兩年的時間準備這次公會的召開。除了一個協調各方面的總體委員會外,另外還成立了10個特別委員會。除了邀請2100到2300位的主教出席外,還邀請了特別的神學專家為顧問,這些神學專家在會議中成為非常有影響的一群顧問。

除天主教外,有17個東正教與基督教新教的宗派派觀察員列席。

1962年10月11日,在若望23世主持下,第二次梵蒂岡公會正式開始。教宗在開幕式上以拉丁文“歡迎母親教會”(Gaudet Mater Ecclesia)向全體出席的主教及觀察員致辭:

“大公會議的任務在使教會自我革新,推進基督徒中間的合一,為能向人類更有力地宣講福音。接著,他特別提及大會的工作要則。例如:教會不得遠離教父所傳授的真理之神聖寶庫,同時應該顧到當前時代的趨勢。教會固然有保存看守真理寶庫的責任,但為盡好這天職,不應只滯留於研究古蹟而應以欣勤、愉快、勇敢無畏的精神,切實地努力工作,使能符合當代的需要﹔保存啟示真理是一事,其傳達的方式為另一事,所以在表達上該按照實際需要。對所有的謬誤,教會過去無時不在竭力抵制,並以嚴格方式予以懲罰﹔然而,今日教會卻願以仁慈對待它們,就是以充份地闡明福音的真義來辯明謬誤的道理。”

在開幕詞中,教宗也提到所有基督徒的合一:“耶穌基督受難前夕向天父熱切懇求

信從祂者的合一﹔天主教深感有職責努力促成這合一。”教宗說耶稣的祈禱,恰似放射上天救恩的三道神光:

第一,天主教友本身的團結﹔這一團結應堅強固守,放出光輝來作典範。

第二,與宗座分離的基督徒,亦顯示他們的熱切祈禱,深切盼望與天主教會合一。

第三,崇奉其他宗教的信徒,亦對天主教一致寄予重視和崇敬。教宗更盼望

聖教之光得普照大地,透過她超性的團結力,能有助於人類大家庭的團結合一。

第一會期在將近兩個月後,於12月8日正式休會。但在休會期間的1963年6月3日,若望23世逝世。按照天主教的傳統,一位教宗所召開的公會在這位教宗逝世後,是否繼續需要繼任教宗決定。6月21日選出保祿六世為新任教宗。他就任後立即宣佈繼續這次的公會。

保祿六世在宣佈繼續開會後,修改了第一會期中的一些組織與程序上的問題:邀請更多的平信徒以及非天主教的觀察員參加,將討論的主要項目減為17項,並取消全體大會時的秘密會議。

他在1963年9月29日第二會期開幕式強調這次公會的牧養性質:

  • 要更完全的確認教會的性質以及主教的角色;
  • 要更新教會;
  • 要恢復所有基督徒的合一,包括為因天主教造成分裂的事尋求寬赦;
  • 要開始與現今的世界對話。

第二會期於12月4日結束。但在結束時,比利時的樞機主教蘇能斯(Leo Joseph Suenens)提出一個問題:“我們憑什麼可以討論教會的現實狀況,如果有一半的教會成員根本沒有代表參加?”他所指的是女性信徒。教廷因為這個提議,在1964年第三會期中任命了23位婦女旁聽(auditor)。她們雖然在正式的辯論中沒有發言權,但她們參加公會委員會的文件起草,也每星期聚集討論並對文件草案加入意見。

第三會期從1964年9月14日到11月21日。在這個會期中通過了大公教會運動宣言(Unitatisredintegratio),承認新教徒與東正教徒為“分離的弟兄”,稱呼東正教為東方的教會( OrientaliumEcclesiarum)。

第四會期在1965年9月14日開始,討論尚未有結論的11個議程主題。其中包括信仰自由,教會牧養與現今世界,神父的事奉與生活,宣教事工。此外,並完成對神啟示的教義,主教的牧養職分地位,神父應受的教育,一般信徒的教育以及平信徒的角色等等議題。

大會最後一天,12月8日,教宗與東正教主教長發表共同聲明,為過去雙方造成教會分裂的行為表示遺憾。

主要改革內容

第二次梵蒂岡公會在教宗保祿六世的主持下於1965年結束。主要結論是:

  • 修訂彌撒及其他聖禮的儀式,採納不同文化與族群的特點;
  • 鼓勵信徒讀聖經;
  • 視平信徒與聖品人員為同等;
  • 重建受洗前的信仰問答;
  • 恢復執事的職位;
  • 重思“權力”的內涵,強調事工的合作;
  • 承認神在天主教以外的工作;
  • 支持信仰自由;
  • 接受世人基本是良善的看法。這點在基督在榮耀與權力中再來時得以完全。

第二次梵蒂岡公會有許多正面的成果,包括以本地語言進行彌撒,神父在主持彌撒時不再背對信徒,以及鼓勵信徒讀聖經等。但是,“承認神在天主教以外的工作”這一項結論不只是與新教及東正教和好,並在後來更進一步,成為教宗與達賴喇嘛會面的根基。將教會合一運動推廣到與所有宗教合一的方向。天主教不再堅持“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的教導。這應該是一大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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