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篇

挖掘教会历史,推动宣教工作

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15.11.9.。文/吴迦勒。温州教会自1867年建立以来,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见证。这些见证,部分已付诸文字记录,但基本上为英文,很少是中文的。近年来,本地、海外的基督徒,自发、自费地做了大量工作,记录、整理温州教会历史。成果显著,亦激励了温州基督徒起来宣教。 […]

事奉篇

美国华人查经班回顾与前瞻

本文原刊于《举目》71期。 苏文峰 自2013年中,[海外校园机构]召集了一个编写采访团队,进行1960年至今,美国查经班历史的回顾与展望。这个计划的目标是“见证上帝在查经班的作为,分享查经班成为教会的经验,回应上帝对中国禾场的呼召。” 当我们收集一篇篇的见证和图片,访谈一位位当年风华正茂、如今成熟蔼智的老哥老姐时,我们仿佛跨越时空、俯瞰60年来北美各大学校园的面貌变化。 从1960到1970年代,几乎每一个有研究生院的大学都有华人查经班。上帝聚拢了基督徒的神国心和中国情,培育了许多自治、自学、自传的华人菁英。到了70年代中期及80年代,北美各大学城及都市的查经班,逐渐转型为全方位、多元化的华人教会。 在那段生根建造的过程中,虽偶有摸索、争执,但各教会在信仰共识、教会体制、事工装备、同工关系上历练成熟,并植堂、宣教。经过这些预备后,迎来了1990年代中国大陆学生学者的留学和移民潮,及这10年小留学生的涌现。 我们深信,这是上帝在中国及普世救恩计划的大工,绝非偶然。我们理应见证个人参与查经班的成立、成长的过程中,如何经历上帝的带领;分享查经班成长到成立教会的过程,有哪些美好的经验及失败的教训;研讨当今中国及海外新成立的教会, 如何从过去北美的经验得到借镜。 因此, 2015年《举目》将选取预计在2015年8月出版的《美国华人查经班回顾与前瞻》一书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刊登。此外,2015年9月9-12日,将在洛杉矶举办北美查经班老校友的重聚会(reunion)。请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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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篇

历史上的耶稣(上)

陈庆真 本文原刊于《举目》34期 一、耶稣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            我们在前章《两约之间的犹太民族》一文中提到,仅四百多年间,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地,孕育了世界上两大宗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犹太教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民族的 宗教,而基督教却是个普世的信仰。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占今日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耶稣,这位旋乾转坤,影响西方文化,带动世界文明至钜的宗教领袖, 除了新约全书以外,为何没有当时任何记载他事蹟的文字材料保存下来呢?           耶稣的一生在尘世间没有留下什么物质痕迹。他既无凯旋征讨的纪念碑,也无皇宫神庙可提供考古研究。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大众传播远不及今天这样普遍。百姓认字的不多,会书写的更少。无论芦苇草纸或羊皮,都非常昂贵。一 般人也就没有闲钱闲情来出版一些马路消息。像目前书报摊贩卖的花边新闻小报(Tabloid),如国家询问报(The National Enquirer)、每日星报(Daily Stars)等等,在耶稣那时代简直是匪夷所思。也因此,唯有真实可靠的历史古籍,才值得代代相承地抄誊流传下来。           至于治理巴勒斯坦的罗马人呢?他们远在天边,原就对犹太地的事物兴趣泛泛,不会有人去注意在犹太地一个名不经传的小民,更不会留意到他们的巡抚处死了一名暴乱分子。对当代罗马 史官的心态,马丁诺特(Martin Noth)教授在他的重要著作《以色列史》(The History of Israel)中解释得最贴切:“当耶稣在世时,世界历史根本没有把这位拿撒勒人当一回事。他的出现在耶路撒冷人的心中只是昙花一现,随后即成了历史上的 小插曲。看来人们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操心。然而耶稣的出现,却是以色列史上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大事。及至耶稣的信徒与日遽增,教会蓬勃地成长,已成为世界历 史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这时候耶稣的名字才开始真正地受到重视。”(注1)           耶稣的事蹟,各国历史皆有记载!只是一般历史教科书,为了保 持宗教中立性,没有把耶稣的神性叙述出来。新约全书的记载,由于作者是耶稣的门徒,惟恐又有偏见。那么,是否有“圣经以外”的记载呢?答案是肯定的!大都 在耶稣复活升天,教会建立以后。罗马人治事的精神是重法重理,一丝不苟。且看部分当时罗马历史,官方与民间的记载:           泰西塔斯 (Tacitus, AD55-117):被认为是第一世纪罗马最著名最可靠的历史家。就是在他的记录中,后人才得知罗马城大火是尼禄所纵。关于对耶稣的记载,他说耶稣在提庇 留(Tiberius)任内,死于彼拉多手下。他的门徒说他复活了,并且将他的话由犹太地传到全罗马(《罗马年鉴》Annals 15.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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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交锋”系列之二:理念对革命的冲击

熊璩 本文原刊于《举目》第3期 一. 引言        本系列开宗明义声明:“人类的思潮和理念(idea,或作ideal)是主导历史,决定人类命运的动力。人类的文明史其实就是人类思潮交锋的历史轨迹。”(注一)本文期望藉用美国的立国和法国大革命,这两件人类历史上伟大的革命运动,来分析“理念”所带来巨大的的影响。         了解、并诠释历史并不像我们看《三国演义》那样地黑白分明。其实,《三国演义》不是历史,乃是罗贯中先生根据历史而编写的小说。这种手法,近人也常常模仿,只要读者(或观众)知道这是虚构(fiction),也就无妨。          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却认为,没有所谓客观的历史真象,所有对历史的叙述和诠释,都是为当权者服务的工具;谁掌握权力,谁就可以解释(曲解?)历史。这样的观 点其实不无根据。若是为了政治(或某种主义、某种信仰)的立场,人们可以任意诠释史实,那么任何的历史知识都不过是一种人为的架构 (construct),没有所谓客观的事实或真理了。在这种环境下受教育的,他们可能成为是非不辨的“凡是派”(凡是权威说的都是真理),或者成为犬儒 主义者(世间都是谎言,何必当真)。这两者,对当权者可能都不是好事。         譬如,战后的日本,处心积虑曲解历史,教育国民,日本当年不是发动战争的侵略者。这种做法,只反映出日本国格的狭小,对日本是害多于利的。         其次,让我们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两个人物为例吧。一个是“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 1793-1794)时期的首领,罗伯斯皮尔(Robespierre)。几个月之间,他将卅万人关进监狱,将一万七千人送上断头台,在狱中折磨致死的更 有数倍之多。他的不断革命的极端立场,使他成为文化大革命时代,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另一个是但登(Danton),他是法国大革命的首领,是推翻专 制王朝的大英雄,却因为反对恐怖统治而被送上断头台。也因着他反对恐怖统治的立场,而被中国的革命大众视为“革命的变节者”,是“人民的敌人”。1989 年三月,在纪念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的“上海国际讨论会”中,张志廉(音译)教授发表论文(注二)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研究者(五十年来第一次)可以 接触到新的原始资料,开始认清罗伯斯皮尔给法国所带来的灾害。他们也开始肯定了但登的正面形像,认为他是革命中最有智慧的领袖,他是唯一知道什么时候该急 进,什么时候该和缓的领导人物。这是利用历史为政治服务,而终于得到平反的典型例子。          或许我们会为历史终得平反而庆幸。但在1997年的一篇《中国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文章(注三)中,作者高易(译音)更进一步提出,其实重要的还不是平反与否。问题是,历史的研究是否可脱离政治而独立?要 不然,一切都还是在为政治(或意识型态)服务,只不过所吹的政治风向改变罢了。这真是一针见血!         对历史的解释或许无可避免地会带有主观性,文化的隔阂与资料的限制也增加了忠实解读的困难度,但我们还是应当尽可能地客观、严谨;资料的收集要广、要全,就是为基督教辩护也不例外,否则难免有 以偏盖全,或者改窜历史的嫌疑。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试图从多角度来探讨法国和美国这两个运动的重要理念基础。它们二者虽然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其一定程 度的互动关系,但是它们更有其基本的差异点,使得两者产生极其不同的结果。今天,我们面临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作为历史的学生,我们或许可以从他山之石中得 到一些宝贵的启示? 二. 法国大革命的理念基础及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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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澳洲的“Sorry Day”想起

颂恩 本文原刊于《进深特刊》第7期         1998年5月26日,澳洲各地许多主张白人与土著和睦共处的民间团体,发起举办一年一度的“National Sorry Day”活动,为过去澳洲政府强制拆散土著家庭,把成千上万土著儿童从他们父母身边带走一事,向土著同胞公开诚恳致歉,并希望借此能减轻土著民族在心灵上受到的创伤,以促成民族和解。         长期以来,澳洲土著一直生活在内陆丛林地区,过著原始社会的生活。自英国殖民时代起,澳洲就有人主张要根本改变土著的落后面貌,必须对土著后代强制实施教育。所以直至七十年代以前,澳洲政府一直断断续续地执行这种将现在称为“被偷走的一代”的土著儿童强行抢走,进行集中教养的政策。尽管当初这样做的动机,或许是出于好意,澳洲政府也曾为此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希望把土著儿童带离他们落后的土著社区,让他们接受教育,成为新的一代。后来,从他们中间也确实培养出一批出众的人才。但是这种违反人道的做法,使土著民族在心灵上受到极大的创伤,也造成了土著和白人间长期不和,以及情绪上的尖锐对立。          从教会的历史上看,这类教训其实也不少。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时,英国政府中有些基督徒就认为那是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好机会,于是“传教自由”便写入了条约之中。1858年英国政府与清政府签订的“天津条约”以及其它西方国家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也有类似的条文。这些条约为西方宣教士进入中国敞开了大门,却深深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使中国人习惯于将基督教的信仰与受屈辱的历史联系起来,对基督教产生很多的偏见。在当时看似“热心”的举动,却为日后中国的福音工作留下了许多的阻碍。          笔者写此文的目的,并不是要贬低西方宣教士的功绩。事实上,西方的宣教士们在中国的福音事工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有些人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只是当我和澳洲人民一起纪念澳洲土著的这段苦难历史时,想起中国教会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我体会到人的血气不能成就神的义,福音事工不能仰赖任何强制的手段,而要用合乎圣经真理的方法,依靠神的能力,用信心等候神。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赛》55:9) 注:本文有关中国教会历史部份的内容,参考滕近辉牧师著作《时代的挑战》第12-14页,香港宣道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