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与思

言所当言与有所不为(黄奕明)2016.02.22

如果你被指派一个任务,到聋哑学校开音乐会,或是去教盲人画画,你会不会去?我要是以赛亚先知,一定欲哭无泪!后悔自己先前话说太满了:“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赛》6:8)果不其然,以赛亚面对以色列的心硬,不免忧心忡忡地问:“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 (《赛》6:11)以赛亚先知的问题,正是我们这些事奉者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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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以福音为召命的社会参与

黄药师 本文原刊于《举目》52期         近年来,鼓励基督徒重视社会参与的呼声,在华人教会中似乎愈来愈响。也有愈来愈多的基督徒,在社会各处,勇敢地表达意见和价值观。这实在是可喜可贺的。         然而,也有福音机构及教会,因为参与社会及关怀社会,而渐渐忽略了福音的使命(如台湾绝大部分的基督教医院)。还有的教会热衷于政治,使讲台变成政见发表 会,或政党的拉票台(如台湾某大教派)。更有教会,因为政治立场产生纷争,甚至分裂(我服事过的教会,就有两间发生过这样的事),等等。         圣经始终强调的,是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人,以及对神、对他人应该抱持怎样的态度,而非要做什么以及参与什么。所以,关键不在于基督徒应不应该参与社会、关怀社会,而是对社会的态度,以及参与社会、关怀社会的动机是什么。 积极的福音召命         使徒彼得和保罗,都鼓励我们不分人、时、地,要积极向外传福音。(参《林前》9:22-23;《提后》4:2;《彼前》3:15)         有些基督徒,因为其他宗教团体在社会关怀上大有影响力,所以不甘势弱,积极推动社会关怀行动。的确,我们基督徒是要好好反省,为何我们对社会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但是,我们也不能用世界的价值观及诉求为标准,来和其他宗教或商业团体竞争。        基督徒爱人、关怀社会,当然能让人由此感受到神的爱。然而,若不能使人得着救恩,则一切都是枉然。就如台湾佛教团体慈济,再怎么帮助人,都不能把人带进天国。         所以我们要学习从神的角度,而不是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世界。否则,慈济人已有这么好的行为,还有必要信耶稣吗?人需要耶稣,就是因为无论人怎么做,都达不到神 的善。因此,不管我们做什么,都必须先问自己:这是否出于爱灵魂的心?是否因为被基督“十字架”的爱所感动?若只是为了表现或证明我们可以做什么,那就本 末倒置了。 社会责任比传福音更有影响力?         有些基督徒认为,福音唯有透过参与、关怀社会,才有大能。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后,灾区有一位在台湾超过20年的西国宣教士,对我们在灾区传福音的行动大为不满,她大声疾呼:“现在不是传福音的时候!”因为她认为,灾民需要的是救助与关怀,而不是福音。 印度宣教士 K.P. Yohannan曾严厉判批了“若不先喂饱他,他的耳朵就不会打开来听福音。” 的错误观念;他不否认要有社会关怀,但是他提醒我们思考:“社会关怀或责任”的能力,是否大于福音的大能(《罗》1:16)?(注)        到底是“唯有先解决人类饥饿、贫穷、疾病等社会问题,福音才有大能”?还是“唯有福音才能真正解决人类饥饿、贫穷、疾病等社会问题”?如果我们相信的是前 者,那么在贫穷地区,面对随时会饿死的人群,我们就永远无法传福音了,因为光是“永远无法解决”的饥饿问题,就让我们忙不完了。但如果我们深信后一种观 念,就会先传福音,如果他们信了,就算明天死了,也到主那里去了。         这世界注定是将要败坏、灭亡的。如果一个不认识神,而且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垂危的时候,我们是要拼命救他,还是要拼命向他传福音呢?我们得认清楚,什么是金、银、宝石,什么是草、木、禾稭(《林前》3:12)。        当然也有人认为,世界又不会立刻毁灭,基督也不会明天就再来。可是,如果我们缺乏末世的迫切感,我们也会失去传福音的迫切感。可能这就是问题的症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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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篇

双重身份 ──谈社会参与的必备心态

丰源等 本文原刊于《举目》第7期         编者按:本刊举目第六期〈不再缺席──关于中国基督徒社会 参与的思考〉(迦恩著),登出后得到了强烈的反响。美国麻州某主日学读书小组的罗俊民、边士英、吴德惠、周维中、汪德胜、杜书萃、戴丰源、徐理强等人,深 感传统华人基督徒对社会关怀及参与的态度冷漠,而且普遍地欠缺基督徒的使命感,联名写下了这篇〈谈社会参与的必备心态〉,盼借此引发弟兄姐妹们更多的反 思,并欢迎回应。 世外桃源和河中驼鸟         二十世纪已经过去,一个新的世纪已经来临,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愿不愿意,神将我们投 入此时此刻,给我们时代的使命。回顾二十世纪,人类在科技方面有非常显著的进步,但灾祸也是前所未有的:第一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的兴起与衰落,种 族冲突与宗教仇恨所带来的战争,贫穷国家与富裕国家之间愈来愈大的鸿沟,等等。         面对这一切,我们基督徒可以如驼鸟,埋首于沙堆之中,却无法逃避现实,遁身于世外桃源。我们只能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没有其它选择,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态度:是去参与改变,或是去咒诅远离。         从每天媒体的报导,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仍有许多的人生活在苦难当中。而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是有责任以爱心并实际行动,来关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在《路加福 音》第四章里,耶稣引用了《以赛亚书》的一段话,来说明祂在世上的工作。“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祂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 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我们相信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去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太》28:19),也相信祂要 我们爱邻舍如同自己(《路》10:27-28,《太》25:31-46),去实践这个福音的内容。 西方教会的社会改革参与史         在十八与十九世纪,英国有不少信仰纯正的基督徒,不但广传福音,并且推动社会改革,从消灭黑奴制度到改良童工、奴工制度。他们主持社会公义,也成为社会的良 心。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福音派逐渐抛弃了社会责任。斯托得(John Stott)在《当代基督教与社会》一书中分析其原因,归纳如下:         第一是要与自由派神学争战。福音派基督徒忙着维护基要信仰,无暇顾及社会关怀。         第二是对社会福音的反感。自由派神学家那时所发明的社会福音,将上帝的国世俗化、政治化。福音派的反应,就是专注传福音,与社会、政治一刀两断。         第三是两次的世界大战暴露了人性的邪恶,令许多人悲观、失望。从前的社会改革似乎都失败了,人类与社会似乎已无药可救。加上“前千禧年说”的兴起,认为现今世代必定会腐败下去,从事社会改革是徒劳无功的,只有等耶稣再来。         第四是基督教在中上阶级中广传,形成保守派。他们看重维持现状,保护既得利益,对于被压迫的人的痛苦毫不同情,或根本不关心,只关心灵魂得救。对未来的世界感兴趣,对于现今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或者表示事不关己,或者还予以默许。         1940年中期以后,情况才开始有转变。1966年美国的世界宣教大会,通过“惠敦宣言”(Wheaton Declaration),其中强调,“向万民传福音的基本要务”,是将“用言语为耶稣基督作见证”和“福音的社会行动”结为一体,并鼓励“所有福音派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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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篇

不再缺席 ──关于中国基督徒社会参与的思考

迦恩 本文原刊于《举目》第6期 从“可能吗”到“怎么办”          有两个契机引发 我思考中国基督徒的社会参与问题。一个是在四年前,那时我在大陆服事一个家庭教会。有一次我们的城市电视台播放了一家人的不幸遭遇,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姊妹 想去看望和帮助他们。这时一个弟兄提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以某某教会的名义去帮助他们呢?这是一个信主不久的弟兄,他并不很了解家庭教会的不公开的处境以及 安全问题,而且我们教会也没有名字。后来大家还是以个人名义去了。但这件事给我一个冲击:在没有名义,不公开的处境下,大陆基督徒可能参与、影响社会吗?         另一件事是在去年7月,那时我在美国科州Focus On The Family(“爱家”机构)的总部作客。那天Dr. James Dobson (杜布森博士)就同性恋问题接受电视采访。我有幸进入演播室。开始之前,我和Focus 的几名工作人员一起为Dr. James Dobson祷告。刹那间我泪流满面。我向神祷告说,求你帮助我们的国家,让有一天基督徒的声音能在政治、学术、教育等领域中听到,神的心意能运行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这时,当初心中所存的“可能吗”的问题退到了一边,“怎么办”的问题浮现了出来。 我们是否仍将缺席?         在20世纪初,中国基督徒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以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反教浪潮此起彼伏,教堂遭到洗劫,传教士被杀害。20年代初的非基运动,再次掀起了一场知识界对“基督教在中国”的批判、攻击。         在这一波波的浪潮中,中国教会开始了本色化运动。自此以后,教会一直作为弱势群体,除了由于西方传教士的推动,在慈善、教育等领域还在不断参与以外(本土教会人士参与较少),在学术、政治、文化等层面的声音愈来愈少。在民族救亡的主旋律下,救人灵魂的呼喊退到了一边。         作为对社会大潮的逆流,本色化教会的神学越发强调灵命进深和圣洁,基督徒则成为分别为圣的一群人,教会在中国当代社会参与的许多方面缺席了。这是中国教会社会参与状况的历史因素。         1949年后,随着一系列政治运动,新政权对教会的控制越来越紧,及至关闭了教会。1978年后,虽然陆续开放了一些官方的三自教会,但总体来讲,属于“一坐二 拍”(注2)的角色。而被打压的家庭教会,更是无力也无门参与。政策的限制,成为中国教会社会参与状况的现实因素。          当然我们都公认,不论是1949年前的奋兴浪潮,还是1949年后家庭教会的惊人增长,都像一股潜流在无声地塑造着我们民族的未来。但不可否认,因着历史和现实的制约,我们在社会参与的许多层面中缺席了。 “未得之地”的遗憾         缺席,一方面固然有历史和现实的制约带来的无可奈何,但另一方面,福音更新文化的大能(the transform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