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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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1949年之间，中国教会处于风云巨变的时局中，最严重的挑战来自学界。许多人质问：新中国还需要宗教吗？科学与宗教可以并存吗？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是否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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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病的两年中，她的肉体虽然痛苦，灵命却健壮，文思也最丰沛。她奋力写作，将自己的信仰历程与宣教经验，坦诚地与人分享。单是在1956年，她就写完3本书，质量俱佳。她一生总共写了8本书，其中最具自传性的《寻》与《我成了一台戏》，早就有中译本，感动过无数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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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生所代表的宣教路线和李提摩太所代表的路线，各有其优点和限制。这两种宣教路线，都属改造的策略。两者必须相辅相成，各教会和各个宣教团体各按神所赐负担和专长，彼此配搭合作，并互相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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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举目》14期 魏外扬 19世纪及20世纪初年出版的宣教史册上，保留了一些极为珍贵的老照片，其中我最喜爱的，就是一张3位老人的合影。拍摄日期是1905年4月底，地点在汉口。相片中的3位老人，中间站立的是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左边坐的是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1827-1916），右边坐的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这时候他们3位的年龄加起来是225岁，丁韪良最长（78），杨格非其次（74），戴德生殿后（73）。不料1个多月后，戴德生在长沙去世，反倒是在后的在前了。 我喜爱这张照片的原因，除了缅怀宣教先贤之外，也因为这3位资深的来华宣教士，正好代表3种不同的宣教路线与典范，值得我们学习与省思。丁韪良年纪最长、来华最早、在华也最久。 一、宁波10年 丁韪良是美国长老会一位牧师的儿子，大学与神学院毕业后，带着新婚夫人来到中国。宁波是美国长老会在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区，由麦嘉缔医师（Dr. Divie B. McCartee）在1844年所建立。1850年丁韪良夫妇来此时，已粗具规模，不但有教堂，还有学校与印刷设备。 丁韪良学习语言的能力很强，很快就学会宁波话，而且可以用流利的宁波话讲道。听众对他的讲道，反应热烈，常在离去时发出“听道比看戏还有趣”的赞叹。后来他将讲稿汇 集而成《天道溯源》一书，广受欢迎，从1854至1912年，该书以中文、日文和韩文，印行了30余版。在1907年“广学会”举办的一次投票评选活动中，《天道溯源》被选为最佳中文著作。 宁波时期最令丁韪良难过的事，或许就是与资深同工麦嘉缔之间，因年龄、性格及宣教策略上的歧异，无法同心配搭。例如，丁韪良十分看重以拼音方式书写宁波话，麦嘉缔则认为此事无关紧要；对于要求受洗者的考核，丁韪良较宽松，麦嘉缔极严格；丁韪良主张重用本地信徒为助手，麦嘉缔对此则颇感疑虑；又如，对于God一字的中文译法，丁韪良主张用“神”字，麦嘉缔则主张用“上帝”。 这场来华宣教史上，争辩多年而最终无法统一的论战，也在宁波同一个差会的弟兄中造成隔阂。还有，对于太平天国的兴起，丁韪良寄以厚望，并曾私下前往访问，但中途遇到阻碍而折返。麦嘉缔与太平天国虽也有接触，但持保留态度。 凡事起头难，宣教事工尤其如此。美国长老会在宁波最初20年的努力，先后参与的男女宣教士共计24人，结果受洗的中国成年信徒，正好也是24位，进展缓慢可以想见。而在教会墓园中，宣教士及其子女的墓碑，却一块块竖立起来。 虽有这些遗憾，宁波10年对丁韪良而言，仍然是充满祝福与值得回忆的经历。虽然后来他住在北方的时间比南方长得多，但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他花在回忆南方时期的篇幅，竟与北方时期不相上下，可见他多么珍惜这最初的10年。不过在此同时，他也看见中国的需要，不仅在于领受基督信仰，也在于培养一种新的世界观，而介绍国际公法、科学新知，以及投身教育工作，就成为他此后努力的方向。 二、译介国际公法及西学 丁韪良首次参与的外交工作，就是担任美国使团的翻译人员，参与签订英法联军之役后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第29条，所谓的宗教容忍条款，就是丁韪良与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两位宣教士，悉心斟酌字句下的结果。 英法联军之役后，丁韪良开始翻译国际公法为中文，他选用惠顿（Henry Wheaton）的原著，是当时最新和最通用的国际法名著。惠顿是美国著名律师，后来被派往欧洲担任外交官达20年，回国后任哈佛大学国际法教授。 《万国公法》译出后，丁韪良透过美国驻华外交官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引介，将其上呈清廷。恰巧1864年，普鲁士在中国领海内，截获丹麦商船，发生争执，总理衙门援引《万国公法》中有关则例，据理力争，终使普鲁士将所截获船只移交中国。于是总理衙门资助大量刊印，颁发各省督抚官员备用。 除翻译最新的西文著作外，丁韪良也到中国古籍中，挖掘类似国际法运作的事例，编成英文的《中国古世公法论略》（International Law in Ancient China），由汪凤藻译为中文。 丁韪良在华66年，好学不倦，著述不辍，除国际法外，也广泛地介绍各类西学。例如《格物入门》，由丁韪良自著，而非翻译，共分为7卷。卷一为水学，卷二为气学，卷三为火学，卷四为电学，卷五、卷六为力学，卷七为格物测算。该书出版后，受到士大夫的欣赏，并很快传入日本。 又如《西学考略》，是丁韪良应总理衙门之请，趁回美国述职之便，游历英、法、德、义等七国，观摩教育制度，考察科技新知，以供中国参考。该书分为2卷，上卷为丁韪良游历各国的散记，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社会的全貌，包括自然风光、名胜古蹟、文化生活、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教育状况和国际关系等，堪称一部袖珍百科全书，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他在介绍爱迪生发明多项电器后，特别提到西方国家的专利制度，是对发明者的保障和奖励。“国家设有专利，每创一器准照独售，不惟在本国得享其利，在他国亦得请照，故格致家既着令名，往往可以致富，盖国家护庇而鼓舞之也。”这段话也许是专利制度首度在中国提及，格外值得注意。 下卷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西学的历史，从古希腊学术讲起，一直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包括哲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化学、动植物学。第二部分关于西方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 三、掌教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 1863年丁韪良正式进驻北京，希望从中国的首都，从中国社会的顶层，展开由上而下的宣教事业。之后不久，就在英籍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的大力赞助下，设立了一所名为“崇实馆”的学校，该校绵延至今，就是北京市第21中学。 但这所学校当时未能获得差会的重视，无论是要求增派师资，或在校内附设小型博物馆的计划，虽经丁韪良再三提出，均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然而，这所当时看似经营失败的学校，却在将近100年后，对差会提供莫大的回馈。在1997年出版的《美国长老教会在华宣教史》上，记下这样一段动人的故事： 在1950年代之初，差会收到1张100万美元的支票，寄发者是一位匿名的中国人。他自称是北京崇实馆的毕业生，该校由丁韪良在1864年设立。他为所接受的教育感恩，因为使他得以从事进出口贸易，并因而致富。他发觉宣教士们将黄金岁月付诸异乡，往往落得退休后无处栖息。于是差会用这笔奉献为退休的宣教士建屋，就是座落在加州Duarte的Westminster Gardens（308-309页）。 丁韪良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最大贡献，应是先后出任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这两所国立教育机构的总教习。 同文馆成立于1862年，最初只是清廷为因应外交需要，训练翻译人员的机构，后来逐渐提升目标，成为培育国家人才的基地。仅就清末民初的外交舞台观之，同文馆的毕业生中，担任出使大臣或驻外公使的就有7位。丁韪良先是应邀在同文馆教英文、国际公法，后来出任总教习达25年（1869-1894）之久。总教习的职务大抵相当于后来大学的教务长，举凡课表的制定与实施，对教习的监督与稽查，各项定期考试的执行，统筹编译教材等等，都在他的权责之下。 1898年，清廷在维新运动的高潮时期，设立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也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丁韪良又被聘为总教习，等于扮演首席外籍教育顾问的角色。不过，丁韪良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时间只有3年多，期间又经历戊戌政变与庚子事变等动乱，因而他对京师大学堂的影响远不如同文馆大。庚子事变后，他又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请，前往武汉任两湖大学堂总教习，也因此才有机会与杨格非、戴德生两位老朋友，在汉口拍摄本文起首所提及的那张相片。 丁韪良与同文馆其他教员合影（约1900年） 四、北京使馆历险 1900年夏天爆发义和团事变，丁韪良也身陷北京使馆区内，度过了50多天被围困的惊险日子。一生在中国推动国际法的老者，却亲尝中国罔顾国际法而带来的苦果，他心中的失望与愤怒可以想见，也因此他在事后的言行确有一些不当之处。 例如，事变后他回美国一趟，上岸时刻意穿着被围时期所穿的一套衣服，肩上还挂著防御时所使用的枪枝，果然引起旁人的好奇询问。又如，他在书中公然建议，向清廷索取海南岛作为立足点，以增强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这样的言论，难免会受到后人严厉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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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期的宣教方式，新增街头布道、设教堂、社会关怀、赈灾、禁烟局等。许多宣教团体在马礼逊等宣教先驱建立的基础上，优化扩大医疗、学校、翻译圣经及文字工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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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理翰在为蒲乐克（John Pollock）写的钟爱华传作序时指出，钟爱华的一生经历4段生涯，就是职棒球员、医疗宣教士、期刊编者以及葛理翰的顾问，而且他的每一段生涯都表现得可圈可点，精采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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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初次入华，过份的依附（Adaptation）本地语言文化，结果失去了福音特色，被本地文化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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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举目》20期 魏外扬 杨格非，为区域路线的代表。因为他在华57年中，除了开头五、六年在上海外，以后的岁月都立足于武汉，专心耕耘这个区域的福音禾场。同时对于邻近的省份，像人口众多的四川，以及最为排外的湖南，也多次多方前往，尝试打开福音的通路。由于他来到华中的时间最早，驻留的时间很长，带来的影响非常之大，因此被称为“华中的使徒”。遗憾的是有关他的中文著述极少，希望透过这篇略传，我们对他能有较多的认识。 一、在家乡的准备 杨格非生在英国威尔斯的斯温西城（Swansea），才8个月大就失去了母亲，由敬虔爱主的姑妈抚养长大。18岁丧父，幸而得到亲友的支持，才能完成高等教育。在教会生活方面，因一位主日学老师的用心鼓励，他不但背诵了许多圣经，而且培养出胆量和口才。十六、七岁时，他已是威尔斯一个颇有名望的讲员，经常接受邀请到各礼拜堂讲道，人称他为“那个讲道的孩子”。 后来他决志献身海外宣教，就入神学院接受装备，并加入著名的伦敦传道会，等候差派。不过他最初的目标不是中国，而是位于非洲东南方的马达加斯加岛，因他的岳父就是前往该岛拓荒的宣教士，他的妻子也出生在那里。不料此时岛上发生动乱，宣教之门暂时关闭，而中国正有急切的需要，因此差会就将他们夫妇改派来中国。 杨格非身材相当矮小，为此在伦敦会举办的欢送会上发生一件趣事。与他同往中国而身材高大的韦廉臣（A. Williamson）走在前面，杨格非跟在后面，不料门警以为他是个来凑热闹的小孩子，于是将他拦住，不许他进入会场。在杨格非表明身分后，门警才放他通行，却忍不住在背后质疑说：“他们怎么派个小孩子到中国去呢？”这位鲁莽的门警当然不会料到，这个“小孩子”将会成为中国宣教史上的“小巨人”呢！ 二、在上海的学习 经过4个多月的航程，杨格非夫妇与韦廉臣夫妇在1855年9月24日抵达上海。韦廉臣后来离开伦敦会，转任苏格兰圣经会驻中国的代表，并迁往烟台。1850年代的上海，汇集了一批极为优秀的年轻宣教士，他们在此一面学习，一面等候。 在他们中间领袖群伦的，是资深而博学的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牧师。麦都思常这样祷告：“主啊！求你在中国打开更多门户，好分散你的众仆人。”他的祷告留给杨格非深刻的印象，也提醒他要积极寻求将来的方向。 到了1860年代，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结束，太平天国动乱也渐趋平息，中国门户果然更加开放，上海宣教士们分散的时机真的来到。有些北上发展，丁韪良从宁波北上京城就是一个例子，杨格非则选择溯长江而上，去华中开辟新的工场。遗憾的是麦都思已经在1857年离世，来不及看见他的祷告终于实现。 在上海期间，杨格非也像戴德生一样，常到附近地区游历布道。有一回与同属伦敦会的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结伴而行，在苏州被民众误认为是太平军的间谍而遭受攻击。多年后慕维廉在回忆这件事时，很幽默地指出，杨格非因为假辫子绑得不牢，所以一经暴徒拉扯就脱落，人也得以脱逃，他自己则因为假辫子绑得太牢而受了较多折磨。 三、在武汉的耕耘 1861年6月间，杨格非与伟礼逊（Robert Wilson）一起搭船前往汉口，杨格非在兴奋与感恩中发出赞叹：“这一条美丽而宏伟的河流，已经成为福音使者们的大道！”可惜伟礼逊到汉口后1年多就病逝，使得杨格非单独挑起拓荒的担子，几年后才有新同工来到。 杨格非是一个有眼光有策略的宣教领袖，在汉口、武昌、汉阳三镇都建立教会后，就开始向周围城乡发展。下乡布道难免会遇到危险，1876年的孝感之行，就是一次难忘的经历。这1年过年后，杨格非与马根济医生（John Kenneth Mackenzie）二人，接受一位孝感信徒的邀请前往访问，不料却遭到一场几乎致命的攻击。 数以百计的群众一路尾随，并逐渐由好奇转为敌视，对他们大声吼道：“滚回汉口去！杀死洋鬼子！”坚硬的泥块像骤雨般打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血流满面，幸而在几名中国信徒的护卫下，才得以脱身。回程途中，马医生继续为人治病，杨格非也继续对人讲道，并不因为遭受迫害而灰心。后来孝感教会十分兴旺，成为伦敦会在武汉以外的一大重镇，可见迫害往往成为教会的种子，古今皆然。 杨格非最看重讲道，他在家乡就以讲道著名，到中国后虽转换语言，仍不减其讲道的威力与魅力。无论是知识分子或贩夫走卒，都被他响亮的声音与活泼的手势所吸引，很少有人因不耐而中途离席。 他也重视文字的力量，因此撰写许多书刊，并成立名为“汉口圣教书会”的出版社。此外，办学校、设医院、培育教会同工等事工一一开展，称得上是全方位宣教的典范。而杨格非时代创办的机构，如博学中学、仁济医院等，在湖北省现代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已为今日历史学家所肯定。 翻译圣经也是杨格非投注许多心力的事工。杨格非认为文言文对一般大众而言过于艰深，而官话又具有地域性的限制，因此他主张采用浅文理这种文体来翻译圣经。在中国同工的协助下，浅文理的新约译本在1885年出版，得到很高的评价。后来他又将这个浅文理译本，转译为一种较适合南方人阅读的官话译本。1899年爱丁堡大学颁赠博士学位给他，主要原因也是肯定他在圣经中译方面的卓著贡献。 在浅文理版新约圣经的序言中，杨格非向中国人推荐圣经的价值：“圣书所载之道，极其长阔高深，有威权可定人之本分，有智慧可解人之疑惑，有光耀可破人之蒙昧，有劝慰可释人之愁烦，有应许可起人之奋勉。深语之，虽贤哲莫能穷；浅语之，虽愚鲁亦可及。至于万有之原、生死之理、善恶之报、肉身灵魂之别、天堂地狱之分，并救灵魂之法，此书记之详明。”句句珠玑，特抄录于此。 四、对湖南的期待 虽立足于武汉，以湖北为优先，但杨格非也期待福音能普及中国全地，特别是与湖北为邻的四川、湖南两省。1868年，杨格非与老友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结伴完成一次壮游，溯长江过三峡而入四川，转由陜西汉中回到武汉，路程8千里，历时5个月，实地考察风土民情，作为拟定宣教策略的参考。途经成都时，杨格非得了重病而奄奄一息，但他并不灰心，反倒表示：“若我死在这里，就葬我在这里，只要我的坟墓能激动别人来此宣教，则我死也甘心。” 湖南是当时排外、反教最激烈的一省，因此期待湖南人能改变态度，接受宣教士定居传道，一直是杨格非心头的悬念。从1879年到1904年之间，杨格非前后11次进入湖南，亲身体验到当地官员和民众对传教士态度的转变。从以粪便、石块相待，到以轿子、锦旗迎送，其间真有天壤之别。 1897年他第三次率同工前往湖南布道时，又被阻挡而无法进衡州城，只好在城外为13名决志者施洗。遥望城楼，无限感慨，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4月6日，正好是我被按立为牧师42周年的日子，我将永远记得这一天。”直到1901年4月间，第七次去湖南时，他才感受到空前的善意，因而用充满感恩的心情，在报告中写下“湖南之门已开”（Hunan is open）这一句期待已久的话。 五、对中国的深情 杨格非在中国50多年，中间仅回英国3次，而且每次都是因为自己或家人的健康出现严重的问题，才不得不回去休养。1905年是他来华的50周年，同工们为他举办盛大的感恩礼拜，这位华中使徒说出他对中国的深情：“如果上帝再给我50年，我仍将都给中国。” 他的两个儿子回英国读书，后来都在美国就业，父子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其中有一次，竟然间隔25年才见面，深藏的亲情也在陌生感中冻结，那真是一个令人情何以堪的场面。杨格非两次丧偶，幸有女儿回到中国，与同为宣教士的女婿和他作伴，才使他得享亲情的慰藉。 1911年11月杨格非在武昌起义的枪砲声中告别中国，回到英国后住进养老院，1912年7月26日离世。不论在中国或英国，对他的纪念并未立刻消逝。1931年是他的百岁冥诞，伦敦会在汉口新建一间礼拜堂，命名为“格非纪念堂”，就是今日位于黄石路上的“荣光堂”。1963年，在他去世50多年后，他的故乡斯温西城特辟一座纪念花园，由市长与杨格非的一个牧师外孙一起剪彩，当地人都以本乡出了一位伟大的宣教士为荣。 参考资料： Noel Gibbard, Griffith John: Apostle to Central China (Brynti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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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辅道拿起圣经，向笔者读了《腓立比书》1章20-21节，这是他喜爱的经文：“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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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华宣教策略，向来有两条路线的说法，就是以“内地会”戴德生为代表的大众路线，也就是以最快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让最多中国人信主，一切只为抢救灵魂，其余皆无关紧要。 另一条是以“广学会”李提摩太为代表的精英路线，也就是透过教育、出版等长期性的经营，赢得中国的知识份子，改变他们的世界观，为接受福音铺路。丁韪良所选择的，当然也是这种由上而下的宣教路线，而且表现得可圈可点，成就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