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教会历史

顶着滂薄大雨，一辆华丽的马车，行驶在爱尔兰的一条乡间小道上。身着制服的仆役，骑马护送在马车的两侧。车厢里坐着一个4岁的小男孩和他的僮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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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论到对世界思想界的影响力而言，可能另一位与安徒生同时代，却在普罗大众间默默无闻的哲学家祈克果（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才是真正的丹麦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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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国鼎先生（1910-2001）过世时，不但海内外华人为之同感哀悼，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领袖们，也都为这位他们称之为K. T. Lee的伟人而同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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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心灵巨匠达拉斯‧魏乐德（Dallas Willard），在2013年5月因胰脏癌逝世。虽然知道人谁无死，但听到这个消息，我仍然难禁心头伤痛。 我虽然不认识魏乐德，但对于他的著作，却是熟识的。在我牧会的头几年，他的著作给我帮助很大。我还用过他的书名《心灵重塑》（Renovation  of the Heart），作为我讲道的系列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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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1年12月27日，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出生在德国一个风景如画的乡村小镇，是家中的长子。开普勒是早产儿，羸弱多病，4岁时染上天花。虽捡回一条小命，但留下后遗症，包括一手半残，视力低下。 然而，开普勒以此残躯，竟成为近代天文学和光学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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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举目》53期 谢文郁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和国民党逐鹿中原。到了1949年，虽然中国这片土地上仍有战火硝烟，但对于每一个头脑清醒的中国人来说，鹿死谁手已无悬念。         改朝换代已是定数，共产党成为执政者。对此，中国基督徒有人欢迎，有人悲观，有人疑虑。 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新的当政者？教会何去何从？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历史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神的带领。那么，神的带领在哪里？ 新政府的态度         这一年，中国大陆有基督徒约100余万（不包括300余万天主教徒）。其中，84万隶属于西方宣教士建立起来的教会，其余的则隶属于地方教会（包括聚会所、耶稣家庭等）。          对于新政府来说，如何处理这100余万人是一件棘手的事。相对当时的4亿多人口来说，这100余万是一个小小的数目。但是，从一开始，中国的基督教就背上洋 教的称号，“和海外的西方列强有着不可分割的政治关系”。如何处理这100余万人，直接涉及新政府对西方列强的战略关系。         新政府成立后不久，开始驱逐西方宣教士。1951年1月，教育部接管了所有接受外国津贴的大学、教会学校和医院。1951年6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公开宣称，“教会学校”这个名词已送进了历史博物馆。1952年之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看不见公开的西方宣教士了。         政府还要切割中国基督徒和海外的联系。因为中国基督徒并没有整体性地对抗政府，他们不少人对新政府充满期望，并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中，所以新政府无意打击他们。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他们必须服从新政府的领导。         1950 年5月，总理周恩来先后3次接见基督徒代表，明确指出，基督教的最大问题，是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他的原话是：“近百年来基督教传入中国和它对中国文化 的影响，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联系著的。基督教是靠着帝国主义枪炮的威力，强迫中国清朝政府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获得传教和其他特权的。因此，中国 人民对基督教曾产生一个很坏的印象，把基督教叫作‘洋教’，认为基督教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分不开的，因而也就反对基督教。”         而且，周恩来强调：“今天美帝国主义仍企图利用中国自己的宗教团体来进行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周恩来的这种说法，就是新政府对基督教的基本评价，也是政府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基本原则。 吴耀宗横空出世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新政府直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这搅动了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历史记忆，巨大的民族主义热情开始涌现。如何处理好100余万基督徒，使之与海外隔绝，并融入中国新社会，对于新政府来说，就有了直接迫切性。         10 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中国基督徒如果不响应政府的宣传，公开反对美帝国主义，那就等于他们确实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但是，中 国基督徒真能够摆脱“洋教”的指责吗？在和西方宣教士的长久交往后，要他们完全放弃积淀的西方情结，是符合神的心意吗？        切割中国基督徒和西方列强的联系，在政府看来，主要在这几个方面：一是断绝经济上的来往，二是组织上的独立，三是思想上的改造。         这个切割是政府要求的，但是，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教会的配合。于是，人们看到了一场由政府主导的基督教“三自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吴耀宗（1893-1979）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是因为这场运动，他一跃成为中国基督教的主要领袖。          当时，吴耀宗是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辑部主任干事。在神学上，他并没有特别的贡献；在组织上，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主任干事；在属灵榜样上，他还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可以说，在中国基督教圈子里，他还没有能力呼风唤雨。         他的信仰有明显的社会福音倾向，用他的话来说：“爱上帝就是爱真理；爱人如己就是为人服务、牺牲。”他认为，“宗教应当在人生的全部生活里表现出来”。        1949年，他出版了一本文集，取名为《黑暗与光明》（青年协会书局），充分地表达了他的社会福音的神学思想。对他来说，基督信仰能够带来社会的变革，而在这一点上，基督信仰和共产主义是相契的。        吴耀宗的观点深得新政府的悦纳。1949年9月21至30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吴耀宗等5人被政府点名，作为基督教代表与会。这次政协会议产生了《共同纲领》，其中明确规定了公民拥有宗教信仰自由。         虽然这5人深受政府青睐，但他们无力代表教会。为了集结基督教的实力派人物，会议之后，以吴耀宗等为主，邀请中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基督教协进会、 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等，派代表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基督教访问团，了解各地基督教教会的情况，以及基督徒徒对政局的态度等等。        1950年4月21日，访问团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吴耀宗写就了《关于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就基督教教会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宗教信仰自由、教会房产、教会机构登记等问题，向政府提出建议，并附上各地教会受扰案件百余例。         这个《初步意见》没有突出“帝国主义”这一因素。为此，周恩来对他们发表讲话，强调，基督教的最大问题就是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如果不彻底洗心革面，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那么，一切都无从谈起。         吴耀宗听了周恩来的谈话之后，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很快地，他修改了《初步意见》，更名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这便是所谓的《三自宣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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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举目》54期 谢文郁 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是新的。一切都令人兴奋，令人目眩。中国人好像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这样的口号深入人心。从此，中国这块土地上，弥漫着“人定胜天”的精神和勇气。         在理论上，这股精神和勇气在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中找到了立足点。在实践上，“大跃进运动”（1958-60年）把这股精神和勇气传染给每一位中国人。于是，中国人开始生活在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文主义氛围中﹗！         对于当时的中国基督徒来说，这是一种信心挑战。许多基督徒不知不觉也受了影响了，或离开了教会，或淡化了自己的信仰。         西方传教士们的忧心成了现实。早在20年代中期，随着非基运动的广泛展开，传教士愈来愈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情结，感受到这一情结对基督福音的严重阻拦，他们犹如面对一堵又高又大又厚的墙，而无能为力。于是，他们呼吁跨宗派的联合祷告，求神亲自拆毁这堵墙。         然而，历史发展似乎和所期望的发展背道而驰 。他们问，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西化运动，是高举人的能力、否定基督教的人文主义运动。这场西化运动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历史舞台的前台，并在新中国主导了中国文化的话语权。──上帝在听我们的祷告吗？还是说，我们的祷告出了问题？ 五十年代的分化        1954 年之后，中国教会出现了“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分化。按照中国的法律，“家庭教会”是不合法的。所以，“家庭教会”无法公开聚会，其活动能力和范围 都大大收缩。他们无法在公开场合，向中国人展现神的荣耀。然而，他们秘密聚会，认为自己是神所拣选的“小群”，心甘情愿为神受苦。         “三自教会”则因为得到政府的支持，可以公开活动。虽然也受到很多限制，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小，但是，三自教会仍然在社会的视野中。三自教会中的许多人相信，他们还在为神做见证，他们参与三自运动是符合神的旨意的。        对于新政府来说，基督教教会并不是一股强大力量。在通过三自运动解决了基督教问题之后，他们几乎不把基督教当回事。此刻还有更大的事要做，那就是，在经济和 军事上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尽管新政府在各方面都是新手，但是，在极端的人文主义情结中，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进一步深化 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的思想改造。         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成了中国社会的前进动力。受政府宣传的影响，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中，基督徒属于落后、跟不上形势之人。基督教是一种迷信，必将被历史抛弃。        在这种形势下，在公开场合宣传基督教，等于把自己公开当作笑柄。迫于政治压力，不但年轻人，即使那些属灵前辈，也无法在公开场合宣告福音。王国显弟兄在回忆 录《行过了死荫的幽谷》一书中提到， 1957年他从牢里释放出来，回到广州大马站福音会堂（1950，林献羔创立）：“那时教会传出的讯息，一面是安慰，一面是带领神的儿女继续要活在神的脸 光中。我们更孤单了，但是却激励了许多在各地的神的儿女。他们知道我们仍旧孤军作战，他们写信来与我们表同情，我们也因此得安慰。”（页150）不久，王 国显就向政府申请出国。        那时中国的基督徒（不管是属于家庭教会，还是三自教会），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信仰，就算是为神做见证了。能为基督的名呐喊的，少而又少﹗！ 六十年代的“消灭”        进入60年代，经历了 “反右运动”和“四清运动”之后，新政府觉得已经比较稳固地控制了社会，在政治上略微放松了管制。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在大跃进运动中的激进、冒进，中国 经济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害。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中国政治发生了重要变化：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主管政局。         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政府为了经济的发展，允许农村地区有较大的自主性。于是，在60年代的头几年里，有些农村出现了游行传道人。这些游行传道人主要是普通信徒，他们的活动亦十分有限──当时教会的传道人，或者入狱，或者受到控制，无法出来传道。         1963年，中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略略缓过了一口气。这是一场天灾加人祸。如果中国人能够静心反省，不难认识到人的能力渺小，不难从中汲取教训、学会谦卑。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具备这种反省能力。         在马克思主义主导下，人文主义已经在中国膨胀。中国大陆的各种宗教，都顺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理说，宗教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然而，1963-1965年 这段时间，中国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红旗》、《新建设》、上海《文汇报》等）上，刊登了相当激烈的“宗教大辩论”。这场辩论涉及了宗教定义、宗教 信仰自由、宗教政策等等问题，可是却没有宗教人士的参与，基督徒更是没有发言权。        在辩论中，就宗教政策问题，形成了两个派别，即所谓的温和派与激进派。双方都坚持唯物史观的无神论，不过，温和派（以对藏传佛教有一定研究的民族学家牙含章为代表）认为，从唯物史观出发，任何宗教都不过是历史 进程中的一种现象。它的产生有其历史条件，消亡也有历史必然性。因此，政府可以采取正常管理的政策，让它自行消亡。         激进派则以游游骧（马 克思主义学者，后跟随赵朴初学佛学；改革开放后进入佛教 界工作，任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刘俊望等为代表强调，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然和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势不两立。因此，政府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和各 种宗教进行斗争，尽快消灭宗教现象，确保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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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郁 本文原刊于《举目》55期 文革与教会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开始发动。这是一场以割裂传统、进入崭新社会为目的的革命。整个中国大陆被染成了红色。在中国人的传统审美中，红色是欢快、喜乐的颜色，但是，这个时期的红色则是血色。红旗是血染的，红宝书是血染的，红卫兵当然也是染了血的。         这一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下，视为理所当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暴动，是斗争，是必须流血的！ 浩劫之中的教会         在红色的渲染下，中国人都兴奋起来了。一方面，他们对未来充满美好盼望；另一方面，他们奋不顾身地要去打破和扫除一切在他们眼中的障碍。         教会显然跟不上这种政治形势的发展。         在政府的意识形态中，不但没有宗教的地位，反而认为宗教是不科学的、过时的，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包袱，必须抛弃。因此，让宗教完全消失，这对于社会、国家、人民来说，乃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三自运动，就其原始动机而言，就是要让基督教平稳地消失。有不少教会领袖在加入三自教会之初，以为可以在顺服政府的前提下，继续发展教会事业，后来终于发现，这不过是一厢情愿。          对此，王明道说：“从三自会成立的那一天起， 中国基督徒就完全失去了‘信仰自由’。你要‘信仰自由’么？ 可以，但是必须加入三自会。加入以后就把你化掉，化到无神那一边去了。他们不会逼着你、叫你说无神，你自己就不敢提到神了。”（《又四十年》，第7章）如 此清醒的王明道，是不见容于政府的，于是他在监狱呆了20余年。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这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从此，中国人就掉进了一个大漩涡，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很快地，红卫兵运动成为潮流，冲刷著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所有公开的三自教会及教堂，都首当其冲成了被攻击对象。红卫兵占领教堂，批斗神职人员，烧毁圣经和其他属灵书籍。于是，一个接一个，三自教会在公共视野中消失了。         当然，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专门针对基督教的运动。红卫兵要攻击、摧毁一切“旧事物、旧传统、旧习俗”——基督教是宗教，一切宗教都是落后的、迷信的、陈旧的，必须扫除！         这岂是三自教会的领袖能够阻挡的？！我们来读一段曹圣洁牧师（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五届会长）在2002年的回忆：         “我自1959年被借调到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为三自主席吴耀宗先生当秘书，1962年正式纳入全国三自编制，一直工作到1966年。在这段日子 里，我亲身体验到像吴耀宗这样的基督教人士切实爱国爱教的情怀。即使在上世纪60年代宗教陷于困难境地时，他仍坚持爱国，并相信基督教的真理核心终会被人 认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被安排去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在嘉定外岗劳动……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极度困惑，看不到教会的前途，更无法理解基督教中的爱国力量为什么也要被打倒……”         文中的“爱国力量”，指的就是三自教会。字里行间似乎隐含了对非三自教会的指责，即认为他们是不爱国的──因为他们（倪柝声以及那些脱离三自教会的基督徒） 是在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运动（1950-54年）中，退出三自教会的。这里，我不是要追问这场控诉运动的是是非非。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 是，曹圣洁牧师的困惑，表达了三自教会的许多领袖在文革时期的困惑。 死亡线上的教会         70年代的中国，所有教堂都改作他用（工厂、仓库等），三自教会徒具虚名。在公开场合，我们看不到敬拜赞美、聚会祷告、福音团契等等。总之，看不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活动。三自教会名存实亡。         甚至，基督教这个词，也越来越少人提起。基督教几乎在中国社会的公开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作为外交需要的摆设，政府保留了一些与外交相关的宗教活动，如开放北京南堂天主教堂（1971年），和北京米市街教堂（1972年）等，供外交人员主日敬拜使用（但不允许中国信徒进入）。        出于同样的需要，政府也让一些宗教人士露面。丁光训因此作为基督教的代表，出面接待外宾。身为圣公会主教（浙江教区，1955年），丁光训必须和政府保持政 治上的统一口径。在70年代的涉外谈话中，他反复指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工具。同时，他也实话实说：中国基督教日益衰落，并可能完全消失。 不过这样的话，是不会出现在中国公开的报刊上的。         中国教会哪去了？她真的已经衰落并消失了吗？         我们再来看看家庭教会。三自运动之后，一批基督徒不愿意加入三自教会。他们组成家庭教会，消失于公共视野。也许正因为家庭教会不具公开性，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就没有受到红卫兵运动的直接冲击，而且在最狂热的时期，家庭教会也没有停止聚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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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郁 本文原刊于《举目》58期 （继上期）         1978年，在邓小平的组织和推动下，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是中国政府施政的转捩点，也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转捩点。从此，中国社会的发展，开始展现新的一页！中国教会也开始为上帝做新的见证！ 挡住福音的大墙         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中国人在救亡心态中寻找强国之路。五四运动的旗手们，认为在“民主”和“科学”中找到了这一道路。他们大力鼓吹理性主义，反对宗教，认为宗教如同迷信，违反理性、违反科学。        很显然，这是一种以人的理性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潮。在1922－1927年的非基运动中，这是内在动力；在1949年开始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仍然是主要推手。        非基运动期间，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唤起的热情，以及中国思想界开始兴起的理性主义，西方宣教士深感好像面临一堵又高又厚又结实的墙，挡住了福音的传播。为此，他们发动了长时间的跨宗派联合祷告，求上帝拆毁这堵墙。        然而，上帝似乎没有理会他们的祷告。很快地，中国进入了动荡不安：8年抗战，加上3年内战。接着，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执政。一个政治运动接一个政治运动，和传统决裂，要建立一个崇尚理性的理想社会。         在马克思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中，以人的理性为本的人文主义，获得了终极性的表达。这堵理性主义大墙，是越筑越厚、越高、越结实了。        我们看到，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中国人愈发相信自己的理性和能力，高喊“人定胜天”，坚决拒绝上帝的祝福。70年代之后，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已经没有公开的教会活动，甚至连“基督教这个名词都不容易听到。        五四运动的精神，似乎已经主宰了中国人的思维；上帝究竟要如何祝福中国呢？所有关心中国基督教发展的人，都困惑不解。 在这极端中窒息        当中国人以为自己的理性和力量可以做一切事情时，上帝和中国人开了一个玩笑：放手让我们的理性往极端方向发挥！        人在理性中追求控制一切，把所有事情（包括人的思想、感情、活动）都控制在秩序里。在70年代的中国社会是井然有序的：一切都听从上级的安排，思想必须和中 央保持一致，讲话只能重复上级规定好的语言，工作也是组织上安排的。粮食要粮票，食油要油票，买肉要肉票，烧煤要煤票，等等。        这样的社会，当然也是死板的：思想保持一致，说话保持一致，行动保持一致，每人每月分配油票4两、肉票半斤，等等。一旦遇到农业欠收，就连这些供应也无法保证。中 国社会在控制秩序中停滞不前，中国经济在理性计划中走向崩毁！可以说，五四运动的理性主义追求，在这里已经实现了。中国社会在五四精神中走向极端，并在这 极端中窒息。        这便是人在理性上，对中国社会进行控制的典型写照！        人的理性是在推论中进行的，推论是从前提出发的。也就是说，理性 需要推论前提作为出发点。毛泽东在世时，这个推论前提自然就是毛泽东的思想和说法。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 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被奉为推论前提。        先是对社会各阶层的人进行控制，进而是对自己的部下进行控制，最后是人人自危：对他人进行严格的控制，反过来是自己被严格地控制。镇压别人，自己也被镇压。现实就是这样严酷的！在这种理性推论中，在严格的控制中，中国人的思维走向死亡，中国社会也走向死亡。 摸著石头过河论        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在文革期间又起又落，几乎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对于彻底的理性控制带给个人和社会的危害，有亲身的体会。当他第3次复出，推动改革开放时，提出了“黑猫白猫论”和“摸著石头过河论”，主要目的就是对抗“两个凡是论”。        与此同时，他在思想理论界，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这个讨论，也称为思想解放运动。就其直接诉求而言，是反对“两个凡是论”；就其思想运动而言，是反对空洞的理论争论，而在实际上，消解了中国思想界中，占据主流的理性主义思维。        理论之争是严格的理性主义，邓小平深深感受到这种理论之争（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之争），只会给中国带来灾难，必须放弃！ 他的“摸著石头过河论”，具有相当的非理性倾向，是在对河流的深浅、河岸在何处无知的情况下，往前走！        当然，邓小平不是基督徒。他无法直接领受上帝的启示和引导。但是，我们相信，上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掌握著主权。        五四运动以来，上帝放手，让中国人的理性主义得到充分发展，目的是要中国人知道理性力量的极限。邓小平在落难中看见了这个极限，并力图带领中国人摆脱制约，另寻出路。这是上帝拆毁这堵大墙的一步。        上帝听到了西方宣教士跨宗派的联合祷告。祂按照祂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拆毁这堵阻拦福音进入中国的大墙，直至完全、彻底的拆毁！ 给三自教会松绑        接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同时，政府开始给三自教会松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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