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教会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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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举目》61期 谢文郁 1989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对于中国教会来说，也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春天，在北京发生了一场政治“动乱”，波及全国、全世界，触动了中国社会的每一角落，挑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在中国人心中注入了一种社会意识，驱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 这场运动的实质是，一批浸淫在80年代自由主义思潮中的年轻知识分子，在美好理想和善良愿望的驱动下，想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改造中国政治。他们希望在学生运动中实现这一理想。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残酷的中国政治面前，如卵击石，头破血流﹗ 这场政治动乱最终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那些积极参与运动的自由主义旗手，在严峻的政治压力下被迫外逃，最后只能在西方国家的庇护下，在海外搞所谓的“民运”。留在国内的代言人也无处发声，只能闭关自守。 另一方面，这场运动对政府的意识形态也是毁灭性的。自始至终，在如何结束这场动乱的问题上，人民的期望和政府的做法完全对立。当这场运动被政府强行用暴力压制时，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跌至谷底，政府所倡导的信念从此失去号召力。 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所谓的信仰空白时期﹗ 宗教热情的蔓延 人是需要在信任情感中生活的。这一情感先是在父母的怀抱中得到满足，后是在社会关系中得以满足，最终则在宗教生活中得以满足。中国人原本在共产主义理想中，满足了自己的宗教情感。现在，这个理想破灭了。 信仰空白的生存状态是令人绝望的。当一切在理性中看得清清楚楚、从今日到死亡的每一天都按部就班时，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这是令人窒息的生存﹗政府的宣传已经失效，自由主义理念已经七零八落。还有什么可以满足人的终极信任情感呢？ 于是，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宗教场所，包括官方认可的公开宗教场所，如三自教会和天主教的教堂，各种各样的佛庙、道观，回人的清真寺，乡村的祖宗庙等等，都呈现出复兴的景象，人气越来越旺。 佛教的香客人数增长速度最快。大大小小的佛庙，香火熏天。与此同时，基督教家庭教会也呈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虽然具体人数难以估计，但是，只要进入河南、安徽一带，无人不惊诧家庭教会信徒人数的增长速度。 宗教成为了热门话题。 文化基督徒现象 在长期的无神论教育中，“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鸦片一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就是罪恶的象征。它让人联想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因此，对民众而言，说宗教是鸦片，等于说宗教就是罪恶。 然而国门打开之后，中国人看到的是，西方社会仪态万种、和谐富足，令人羡慕、向往。而且，这个美好的社会，竟然保持着基督教。对于理想破灭、陷入信仰空白的中国人来说，基督教似乎意味着什么，似乎指向某种奥秘。夹带着好奇和冒险心态，一些中国人开始去了解、重视基督教。 199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赵敦华教授，出版了《基督教哲学150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读毕，大家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原来基督教还有这么丰富的思想资源﹗ 接着，刘小枫博士加盟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并以此为基地，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基督教神学著作。 在这两股风潮之下，中国思想界一场影响深远的基督教热，如火如荼地展开。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这股基督教热造就了一大批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所谓“文化基督徒”。 这批人，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共产主义理想在他们心中失去了地位。但是，没有信仰的生活是令人绝望的﹗他们在阅读基督教文献的译作时，找到了某种共鸣──耶稣的死是为了世人的罪﹗这是多么伟大的人格﹗用刘小枫的话来说：他们感觉到，他们的生命“因信了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的爱而发生了改变”（《现代语境中的汉语基督神学》，第28页）。信仰是有力量的﹗ 他们感受到了信仰带来的喜悦，公开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不过，令他们十分失望的是，当他们走入教会，无论是三自的，还是家庭的，他们都无法呆下去。他们认同基督教基本理念，但无法认同他们所看到的基督教会。 香港神学界在世纪之交，有过一次大范围的讨论，公开质问这些人的信仰：这样的人算不算是基督徒？他们是麦子，还是稗子？ 家庭教会大发展 90年代是中国家庭教会大发展的时代。根据赵天恩牧师的统计，单单河南、安徽两省的几个团队教会（编注：这些教会系统多由数位传道人开始，共同领导的。），总人数就以千万计。比如，张荣亮带领的河南方城教会（后改为华人归主教会），申义平的中国福音团契（原为河南唐河团契），郑献起的安徽阜阳教会（后改名为中华蒙福教会）等等，据说人数皆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之间。 1998年11月26日，申义平、张荣亮、郑献起、王君侣4位弟兄，代表各自的团队教会，聚在华北某地，签署了一份“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就圣经论、三一神论、基督论、救赎论、圣灵论、教会论、末世论等七个方面，发表了信仰宣言。受赵天恩牧师的影响，这个宣告努力向海外华人主流教会的信仰宣告看齐，因而看上去相当正统。 不过，这些教会，能否达到其信仰宣言呢？ 我们看到，这些教会的传道人日夜奔走，各处传讲福音，行神蹟奇事，治病赶鬼。往往一次讲道，整个村庄的人都决志信主。教会信徒人数急剧上升。一片复兴的景象，令人兴奋。 信徒的聚会则多在晚上，有敬拜赞美（唱诗、读经、讲道），并当场治病赶鬼。由于政府的压力，这些聚会采取了秘密的方式。讲道一般是依靠自己的读经“亮光”，和大量的神蹟奇事、故事。教会生活缺少固定的集体查经和主日崇拜。不过，会定期举办骨干同工培训，邀请信得过的国内外传道人前来培训。 这些教会的大多数信徒，在圣经的阅读和理解上，往往孤立无助。除非成为同工，接受培训，否则在圣经知识和教会生活上都严重“营养不足”。他们的信仰，建立在几个治病、赶鬼的见证故事上。 这样的信徒，是不是基督徒？他们是麦子，还是稗子？ 是宗派，还是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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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玛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编注：华人教会习简称其名为“阿奎那”，但本文作者沿西方学术习惯，简称“多玛斯”。）是中世纪最重要、体系最完备的神学大师。因为历史因素，其神学洞见与贡献，常被基督新教忽略，甚至遭刻意的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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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道先生（1900 -1991），是20世纪中国基要派神学的代表人物。他重视圣经的教导和基督徒生活，反对自由派神学，大胆斥责教会与世界中的种种罪恶。同时，他的保守思想，使教会与社会脱节，失去了集体见证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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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利根（ADAMANTIUS ORIGEN，又译奥利金）是古代东方教会最为著名的教父，亚历山大学派的主要代表。在早期东西方教会众教父中，他是最有影响的一位，他的思想为后世基督 教神学，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与他同时代及后来的教父和圣徒，都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他，有“众圣之师”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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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因瓦莱利亚‧格里菲斯师母（Valerie Griffiths，注1）的研究，和戴绍曾牧师与张陈一萍师母的考证，纷纭模糊的往事逐渐重现在我们眼前——填补马礼逊和戴德生之间那段历史空白的，竟然是6位名叫玛利亚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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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旅甲（POLYCARP，又译波 利卡普）是士每拿教会的监督，使徒约翰的门徒，也是安提阿教会监督伊格那丢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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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那丢（Ignatius，又译作伊纳爵），是第二世纪初时安提阿的教会领袖。“伊格那丢”意为“内心怀有神的人”或“为神所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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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博士坟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早已遭到破坏，花岗石的墓碑被挪移，抛弃在外面。后人用水泥把碎角修复平整（见图1）。墓碑现在基本完好，上面刷了白灰，刻有“耶稣基督的仆人，宋尚节安息之所”，以及“是了，我必快来，阿们”等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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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的救赎计划中，摩西占著一席重要的地 位。神曾经与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神预先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代要在埃及地寄居400年以上，那地的人会苦待他们，然而，神会拯救他们 脱离埃及人的奴役。到了摩西的时代，果然应验了神对亚伯拉罕的预言。此时，神拯救的时刻到了，自此，揭开了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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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3个工人在工地上砌砖，有人问第一个人：你在干什么？他气鼓鼓地说：你没看到我在堆砖头吗？该死的老板，逼我在烈日下干这么重的活！再问第2个人同样的问题，他疲惫地说：我在给我老婆、孩子挣口饭吃。虽然累点，但好歹还能过得去。再问第3个人，他兴奋地用手指向天空，说：这里会矗立起一座宏伟的大厦，我就在建造这座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