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August 2013

本文原刊于《举目》63期 明道        美国著名女作家哈丽特‧比彻‧斯托所著《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又译作《黑奴吁天录》），被林肯誉为“引发南北战争的导火索”。该书有两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一是废奴，一是信仰。而第二个主题，读者往往误解。 宣扬的不是宗教，是信仰         斯托夫人（1811─1896）出生在牧师家庭，做过教师。她在辛辛那提市住了18年，与南部蓄奴的村镇仅一河之隔，这使她有机会接触到逃亡的黑奴。她本人也去过南方，亲自了解那里的情况。奴隶的悲惨遭遇，引起了她深深的同情。《汤姆叔叔的小屋》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        此书于1852年首次在《民族时代》刊物上连载，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无与伦比的欢迎。林肯总统后来接见斯托夫人时，称她是“一本书酿成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凡是读过《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人，都深深体会到美国黑奴制度的血腥、残暴。该书废奴观点明确，呼吁社会变革，呼吁解放黑奴。对于读者而言，社会政治的改变，可以带来人权的保障、各方面的进步提高，是很好理解的。       特别作为中国读者，我们早就学会了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水浒传》，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揭露了资本主义的虚伪、黑暗；甚至《西游记》，也是歌颂人民的反抗精神……那么《汤姆叔叔的小屋》，当然反抗的是奴隶主阶级的残暴恶行！        所以，在阅读《汤姆叔叔的小屋》时，我们很容易先入为主，以既有的思维模式，解构这篇名著，将其丰富内涵，简单归纳为呼吁解放黑奴、揭露和谴责奴隶主暴行，然而，却忽略或误解了该书的另一个主题——宣扬“真正的信仰”──信仰耶稣基督！         斯托夫人此书常被诟病，认为她塑造的汤姆叔叔的形象，太有宗教气息，缺乏反抗精神等等。其实这是对斯托夫人的误会。斯托夫人不仅仅是“激进”的废奴主义者，更是“激进”的宣扬福音、反对“虚伪的教会”的基督徒。如果能够仔细、客观地通读本书，会发现，作者对“基督教”有很多批判——有时直接描写或评论，有时则借着书中人（主要是圣克雷尔）的口进行。其批评很深、很透彻，甚至超过了许多教外人士对基督教的批判。        斯托夫人没有宣扬基督教的外在形式，她宣扬的是：人，要信仰耶稣基督，要遵行圣经的教训，真实认罪、悔改、信上帝！ 斯托夫人的信仰观，在书中一贯体现 ×信仰的作用──改变人和社会        斯托夫人并没有把人物简单地按照所属阶级贴上标签。人的行为，除了受到自身地位的影响，也受到信仰的影响。有像玛丽那样虽然参加教会的聚会，却刻薄、自私，也有像菲尼亚斯那样，虽然不参加聚会，却正直、善良帮助奴隶逃脱。        奴隶主中也有心地善良的，奴隶中也有残暴的。例如，汤姆的第二个主人，奴隶主圣克雷尔，待奴隶很优厚。这除了天性使然，也与母亲从小给他的信仰教育有关。圣克雷尔的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以圣经为人生指导。         在书中有一个场景：圣克雷尔的妻子玛丽聚会回来，告诉圣克雷尔，讲道的博士引用圣经，论证奴隶制度是合理的，有的人生来就是伺候人的，等等。这种讲道，显然很合玛丽口味。         玛丽批评圣克雷尔一天到晚在外跑，就是由于他不喜欢宗教。圣克雷尔反驳：“宗教！你们在礼拜堂里听到的那套玩意儿，就算是宗教吗？那种拐弯抹角、可上可下，以便迎合自私自利的世俗社会中，各种歪门邪道的玩意儿，也算是宗教吗？我这个人生来不敬神明、庸俗而愚昧，那种比我的本性更可耻、更狭隘、更不公正、更不顾他人死活的玩意儿，也算是宗教吗？不！如果我要寻找一种宗派的话，它只能高于我自己的本性，绝不能比它低。”         这段话，说得真够痛快。虚伪的信仰，只是人为自己罪行辩护的借口、牟利的工具。在与堂姐奥菲利亚小姐的一次对话中，圣克雷尔说，黑奴中很多人没有正常的道德观念，偷窃、醉酒十分普遍，没有正当的谋生技能。当然，这不能怪他们，他们的肉体、灵魂，已经被占有、剥夺，没有指望。如果把这样的人，一下子解放，推出庄园、推向社会，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         通读全书，我们可以肯定，这绝不是圣克雷尔的借口，不是他想保住自己的奴隶主地位。他知道：“这是一个绝对遭天谴的制度。”“全国人民都对奴隶制度感到不满。奴隶制度不仅对奴隶不利，对奴隶主也没什么好处。”        他认为，某种意义上，改变人比解放人重要，比改变社会结构重要。难度更大。解放可以用战争，用法律，但改变人“太费事”。不过“费事”却很有效。这个“改变”，其实就是使大家成为虔诚的信徒（不是“教徒”）。 ×信仰的表现──爱         斯托夫人认为，真正信仰耶稣的人，心中一定生发出对别人的爱。此观点，在奥菲利亚小姐教育托蒲赛时，生动地体现。         圣克雷尔戏谑堂姐奥菲利亚小姐，给她买了一个小黑奴托蒲赛（Topsy），让堂姐和小黑奴同住，教育她。托蒲赛是一名不知来自何方、“衣衫褴褛”的小女奴。她认为既不是上帝造了她，不是她的母亲造了她，“我想我是自己长出来的。我不相信有谁造了我。”（英语因此有了成语“grew like Topsy”，像托蒲赛一样成长，比喻一种自生自长、放任自流的生存方式）。        托蒲赛没有任何是非观念，很难教育。奥菲利亚和颜悦色地教育她，全然无效。奥菲利亚问她：为何不好好做人？她回答：“哦，小姐，恐怕我是挨揍挨惯了。挨揍对我很管用。”她被打后，向其他小黑奴炫耀：“哈哈！菲利小姐还揍人呢，她连一只蚊子都打不死！我原来的主人才叫会揍人呢，直打得我皮开肉绽，真是厉害，那才真叫会揍人呢！” 奥菲利亚小姐在托蒲赛的教育上（知识、生活、信仰各方面）费尽心血，但收效甚微。我们不能否认，奥菲利亚小姐有爱，她所做的，例如为托蒲赛洗澡，实在让人佩服。“描述一个没人理睬、邋遢的孩子第一次浴洗的具体过程，对文雅人来说实在有些不堪入耳。事实上，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迫不得已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和死亡……奥菲利亚小姐真可以算得上是心诚志坚，言出必行。她勇敢地担负起为托蒲赛擦洗之责任，没放过任何一处令人作呕的脏地方。”         然而，奥菲利亚小姐的这种爱，还不能算是斯托夫人提倡的，超越性的来自上帝的爱。虽然奥菲利亚是虔诚的基督徒，做事极其认真，为人极其正直，但她对托蒲赛有偏见，有时候甚至有些厌恶。尽管她尽量掩饰、克制，但“孩子们总是很敏感的，别想瞒住他们什么。只要心中稍微有点嫌恶他们的想法，就算你想尽办法用物质笼络他们都没用，他们是一点都不买帐的。这些事看来很奇怪，但就是这个样子。”        而小女孩伊娃，真正地用基督的爱来爱托蒲赛，终于感动了顽石一样的孩子。当伊娃热切、动情地抚摸著托蒲赛说：       “噢，托蒲赛，可怜的孩子！谁说没人爱你呢？我就爱你！托蒲赛，我爱你，因为你无父无母，孤单一人，可怜无依，受尽欺负。托蒲赛，我爱你。”         瞬时，“一道真诚信任的光芒，一道圣洁无私的爱的光芒，竟穿透了那孩子蒙昧、黑暗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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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举目》53期 谢文郁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和国民党逐鹿中原。到了1949年，虽然中国这片土地上仍有战火硝烟，但对于每一个头脑清醒的中国人来说，鹿死谁手已无悬念。         改朝换代已是定数，共产党成为执政者。对此，中国基督徒有人欢迎，有人悲观，有人疑虑。 基督徒应该如何面对新的当政者？教会何去何从？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历史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神的带领。那么，神的带领在哪里？ 新政府的态度         这一年，中国大陆有基督徒约100余万（不包括300余万天主教徒）。其中，84万隶属于西方宣教士建立起来的教会，其余的则隶属于地方教会（包括聚会所、耶稣家庭等）。          对于新政府来说，如何处理这100余万人是一件棘手的事。相对当时的4亿多人口来说，这100余万是一个小小的数目。但是，从一开始，中国的基督教就背上洋 教的称号，“和海外的西方列强有着不可分割的政治关系”。如何处理这100余万人，直接涉及新政府对西方列强的战略关系。         新政府成立后不久，开始驱逐西方宣教士。1951年1月，教育部接管了所有接受外国津贴的大学、教会学校和医院。1951年6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公开宣称，“教会学校”这个名词已送进了历史博物馆。1952年之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就看不见公开的西方宣教士了。         政府还要切割中国基督徒和海外的联系。因为中国基督徒并没有整体性地对抗政府，他们不少人对新政府充满期望，并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中，所以新政府无意打击他们。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他们必须服从新政府的领导。         1950 年5月，总理周恩来先后3次接见基督徒代表，明确指出，基督教的最大问题，是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他的原话是：“近百年来基督教传入中国和它对中国文化 的影响，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联系著的。基督教是靠着帝国主义枪炮的威力，强迫中国清朝政府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获得传教和其他特权的。因此，中国 人民对基督教曾产生一个很坏的印象，把基督教叫作‘洋教’，认为基督教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分不开的，因而也就反对基督教。”         而且，周恩来强调：“今天美帝国主义仍企图利用中国自己的宗教团体来进行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周恩来的这种说法，就是新政府对基督教的基本评价，也是政府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基本原则。 吴耀宗横空出世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新政府直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这搅动了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历史记忆，巨大的民族主义热情开始涌现。如何处理好100余万基督徒，使之与海外隔绝，并融入中国新社会，对于新政府来说，就有了直接迫切性。         10 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中国基督徒如果不响应政府的宣传，公开反对美帝国主义，那就等于他们确实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但是，中 国基督徒真能够摆脱“洋教”的指责吗？在和西方宣教士的长久交往后，要他们完全放弃积淀的西方情结，是符合神的心意吗？        切割中国基督徒和西方列强的联系，在政府看来，主要在这几个方面：一是断绝经济上的来往，二是组织上的独立，三是思想上的改造。         这个切割是政府要求的，但是，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教会的配合。于是，人们看到了一场由政府主导的基督教“三自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吴耀宗（1893-1979）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是因为这场运动，他一跃成为中国基督教的主要领袖。          当时，吴耀宗是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辑部主任干事。在神学上，他并没有特别的贡献；在组织上，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主任干事；在属灵榜样上，他还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可以说，在中国基督教圈子里，他还没有能力呼风唤雨。         他的信仰有明显的社会福音倾向，用他的话来说：“爱上帝就是爱真理；爱人如己就是为人服务、牺牲。”他认为，“宗教应当在人生的全部生活里表现出来”。        1949年，他出版了一本文集，取名为《黑暗与光明》（青年协会书局），充分地表达了他的社会福音的神学思想。对他来说，基督信仰能够带来社会的变革，而在这一点上，基督信仰和共产主义是相契的。        吴耀宗的观点深得新政府的悦纳。1949年9月21至30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吴耀宗等5人被政府点名，作为基督教代表与会。这次政协会议产生了《共同纲领》，其中明确规定了公民拥有宗教信仰自由。         虽然这5人深受政府青睐，但他们无力代表教会。为了集结基督教的实力派人物，会议之后，以吴耀宗等为主，邀请中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基督教协进会、 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等，派代表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基督教访问团，了解各地基督教教会的情况，以及基督徒徒对政局的态度等等。        1950年4月21日，访问团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吴耀宗写就了《关于处理基督教问题的初步意见》，就基督教教会内部的帝国主义影响、宗教信仰自由、教会房产、教会机构登记等问题，向政府提出建议，并附上各地教会受扰案件百余例。         这个《初步意见》没有突出“帝国主义”这一因素。为此，周恩来对他们发表讲话，强调，基督教的最大问题就是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如果不彻底洗心革面，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那么，一切都无从谈起。         吴耀宗听了周恩来的谈话之后，有恍然大悟的感觉。很快地，他修改了《初步意见》，更名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这便是所谓的《三自宣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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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举目》54期 谢文郁 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是新的。一切都令人兴奋，令人目眩。中国人好像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这样的口号深入人心。从此，中国这块土地上，弥漫着“人定胜天”的精神和勇气。         在理论上，这股精神和勇气在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中找到了立足点。在实践上，“大跃进运动”（1958-60年）把这股精神和勇气传染给每一位中国人。于是，中国人开始生活在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文主义氛围中﹗！         对于当时的中国基督徒来说，这是一种信心挑战。许多基督徒不知不觉也受了影响了，或离开了教会，或淡化了自己的信仰。         西方传教士们的忧心成了现实。早在20年代中期，随着非基运动的广泛展开，传教士愈来愈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情结，感受到这一情结对基督福音的严重阻拦，他们犹如面对一堵又高又大又厚的墙，而无能为力。于是，他们呼吁跨宗派的联合祷告，求神亲自拆毁这堵墙。         然而，历史发展似乎和所期望的发展背道而驰 。他们问，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西化运动，是高举人的能力、否定基督教的人文主义运动。这场西化运动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历史舞台的前台，并在新中国主导了中国文化的话语权。──上帝在听我们的祷告吗？还是说，我们的祷告出了问题？ 五十年代的分化        1954 年之后，中国教会出现了“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分化。按照中国的法律，“家庭教会”是不合法的。所以，“家庭教会”无法公开聚会，其活动能力和范围 都大大收缩。他们无法在公开场合，向中国人展现神的荣耀。然而，他们秘密聚会，认为自己是神所拣选的“小群”，心甘情愿为神受苦。         “三自教会”则因为得到政府的支持，可以公开活动。虽然也受到很多限制，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小，但是，三自教会仍然在社会的视野中。三自教会中的许多人相信，他们还在为神做见证，他们参与三自运动是符合神的旨意的。        对于新政府来说，基督教教会并不是一股强大力量。在通过三自运动解决了基督教问题之后，他们几乎不把基督教当回事。此刻还有更大的事要做，那就是，在经济和 军事上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尽管新政府在各方面都是新手，但是，在极端的人文主义情结中，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进一步深化 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的思想改造。         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成了中国社会的前进动力。受政府宣传的影响，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中，基督徒属于落后、跟不上形势之人。基督教是一种迷信，必将被历史抛弃。        在这种形势下，在公开场合宣传基督教，等于把自己公开当作笑柄。迫于政治压力，不但年轻人，即使那些属灵前辈，也无法在公开场合宣告福音。王国显弟兄在回忆 录《行过了死荫的幽谷》一书中提到， 1957年他从牢里释放出来，回到广州大马站福音会堂（1950，林献羔创立）：“那时教会传出的讯息，一面是安慰，一面是带领神的儿女继续要活在神的脸 光中。我们更孤单了，但是却激励了许多在各地的神的儿女。他们知道我们仍旧孤军作战，他们写信来与我们表同情，我们也因此得安慰。”（页150）不久，王 国显就向政府申请出国。        那时中国的基督徒（不管是属于家庭教会，还是三自教会），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信仰，就算是为神做见证了。能为基督的名呐喊的，少而又少﹗！ 六十年代的“消灭”        进入60年代，经历了 “反右运动”和“四清运动”之后，新政府觉得已经比较稳固地控制了社会，在政治上略微放松了管制。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在大跃进运动中的激进、冒进，中国 经济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害。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中国政治发生了重要变化：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主管政局。         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政府为了经济的发展，允许农村地区有较大的自主性。于是，在60年代的头几年里，有些农村出现了游行传道人。这些游行传道人主要是普通信徒，他们的活动亦十分有限──当时教会的传道人，或者入狱，或者受到控制，无法出来传道。         1963年，中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略略缓过了一口气。这是一场天灾加人祸。如果中国人能够静心反省，不难认识到人的能力渺小，不难从中汲取教训、学会谦卑。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具备这种反省能力。         在马克思主义主导下，人文主义已经在中国膨胀。中国大陆的各种宗教，都顺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理说，宗教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然而，1963-1965年 这段时间，中国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红旗》、《新建设》、上海《文汇报》等）上，刊登了相当激烈的“宗教大辩论”。这场辩论涉及了宗教定义、宗教 信仰自由、宗教政策等等问题，可是却没有宗教人士的参与，基督徒更是没有发言权。        在辩论中，就宗教政策问题，形成了两个派别，即所谓的温和派与激进派。双方都坚持唯物史观的无神论，不过，温和派（以对藏传佛教有一定研究的民族学家牙含章为代表）认为，从唯物史观出发，任何宗教都不过是历史 进程中的一种现象。它的产生有其历史条件，消亡也有历史必然性。因此，政府可以采取正常管理的政策，让它自行消亡。         激进派则以游游骧（马 克思主义学者，后跟随赵朴初学佛学；改革开放后进入佛教 界工作，任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刘俊望等为代表强调，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然和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势不两立。因此，政府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和各 种宗教进行斗争，尽快消灭宗教现象，确保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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