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进敏

本文原刊于《举目》第1期

           我在国内是妇产科医生。有一段时间赴农村做计划生育工作，经我手做过的人工流产近百例。

          信主后，我深信堕胎只能在个别特殊情况下采用，绝不能由人随意选择。道理很简单，因为生命是神创造的，人不可杀人。当精子与卵子相结合成为受精卵时，就是新生命的开始。因为一个受精卵具有父亲的23条染色体和母亲的23条染色体，形成新的22对常染色体和一对性染色体，这就是一个新的生命。

          我所指的个别特殊情况，与《进深特刊》第8期中陈佐人牧师的意见大致相同，即危及母亲生命时，应采取堕胎。对因强奸怀的胎，以及产前诊断为畸形儿的案例，不可一刀切。我也赞成文中另一位刘穗生医师的看法：当事人在寻求神的带领后所做的决定，外人不应该妄加批评。同时，基督徒在遇此不幸时，最重要的是寻求神的带领，而不是先打定主意非要堕胎不可。

          另一个特殊情况是如何看待国内的人工流产。我曾到过穷乡僻壤做计划生育。看着一群面黄肌瘦、衣不蔽体的孩子们，围着怀孕的母亲讨东西吃，实在觉得应该给这位母亲做人流。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口庞大至今天的地步，是政策失误的结果，也是广大农村地区长期贫穷落后的结果和原因。采取堕胎控制人口，应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特殊时期的应急的暂时措施，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可悲的是，因为缺乏正面的价值观教育，这种下下策被看作是处理事情的正常手段，视为理所当然。使从大陆来海外的中国人，因经济有些困难或学业紧张，或怕影响前程，便决定堕胎，心安理得，视之为常事。我认为不能这么做，这就与不能因穷去偷东西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的老二是意外怀孕得来的，那时尚允许每家有二个孩子。当时我一人在穷山区工作，夫妇被迫分居两地。平时吃的东西很贫乏，全靠从上海带去的咸肉，咸鱼。吃完后，便只能吃辣椒伴饭。因我无奶水，老大生下后，只能放在上海母亲家。怀老二时，正值家中处境悲惨。父亲在这运动中被迫害致死，母亲患胃癌晚期，婆母患了肺癌。若老二生下，就只能随我住在山区，我本身就严重营养不足，哪会有奶水给她？当时又买不到奶粉，更无鲜奶，她将无法生存。

          我面临二个选择：或堕胎，或生下后送人。我选择了后者。母亲设法找到一位上海郊区妇女。说定我生产后，不论男女，她马上领走。

         产后，母亲与那位农村妇女坐在我的床边，等待婴孩从育婴室送出来。护士把婴孩放在我伸出的手臂上。就在那接触的一刹那，我好像受到电击，我的心一阵痉挛。我紧紧地抱着孩子，这是我的血和肉啊！我要把她送走的决心，在一刹那间烟消云散。

        “我不送”，我对母亲说，“我要这个孩子。”

           “但是……”母亲试图与我讲理。

          “不！”我的嗓音几乎近于尖叫，“我不送，我能够养她，我带她走。”

          母亲红着眼睛，把那位搞糊涂的妇女拉出病房。

          母亲与婆母不久双双去世。后来老二是怎么养大的，个中辛苦曲折不在此赘述了。只是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她现在在美国学习，母女亲密无间。

          世事多变，今日尚不知明日，谁又能预计几年后、几十年后的事？唯有依靠神的带领，听神的话，才能真平安，无后悔。

作者现住芬兰赫尔辛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