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松龄

本文原刊于《举目》第2期

      一．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与展望：

      1．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将会进一步发展

       （1）根据美国一经济学家研究得出的某指标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课题组调查统计结果预测，中国将在2010年达到此指标的100％，即以理论上达到先进国家水平。

       （2）曾培炎预测今后十年经济仍将以7％速度增长，到2010年将翻一番。

       （3）一系列公开发表的研究数据均表明经济将会进一步发展。

2．与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腐败将会“深化”、“泛化”。

       （1）“腐败是个毒瘤，是个顽症”，也是中国社会的传统痼疾，江泽民多次在内部及公开讲话中说，吏治腐败是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主要动因之一。这个说法，比陈云所说“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到生死存亡问题”更为具体、生动。近年来，官吏犯罪的级别越来越高，案子越做越大。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及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为代表的部省级以上官员犯罪案件越来越多。

       （2）执法机关的腐败也越来越深。各地已揭露出来的省一级武警、公安、海关、检查、法院领导贪污、走私、受贿大案、窃案、串案越来越多。党的纪检干部犯罪也日益增多。

       （3）腐败已深入“寻常百姓家”。任何有一点小小“职权的人，都会按职权范围搞腐败”。许多小小机关发生腐败大案。医生、教师以病人和学生为“人质”，敲诈病人家属和学生家长的情况遍地皆是，无处无之。

        3．与腐败相应的是“党群”、“干群”关系空前恶化。2000年5月的一篇公开发表调查问卷报告表明，农民对农村基层干部已深恶痛绝到了极点。另一处讲到“民谣风”；而历史上在当民谣成风之时，都是社会黑暗、政治腐败之时。

        4．随着经济的、社会的各项改革的深入和“利益的再分配”，各种社会问题将不断涌现并日趋尖锐；贫富分化日益显著，犯罪率将继续上升，青少年犯罪、暴力型犯罪及犯罪低龄化将日趋严重。

        正由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中国已成为展示人的罪性和恶行的一大场所。这或许将有助于中国人认识到恶行是由罪性而来，人类自己无法清除自己的罪性。

二．知识份子状况及展望

        1．“知识份子”的界定。即要解答两个问题：（1）谁是“知识份子”？（2）“知识份子”在哪里？有两种解释：其一，“知识份子”代表“社会良心”，充当“社会批判力量”；其二，“知识份子”是具有某一等级的学历，从事某一需要相当科学文化知识的职业的专业人员。或者还有第三种解释，兼前二者而有之。

        2．经过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使知识份子斯文扫地，宁保“瓦全”，不愿“玉碎”；又经过那时代的经济改革，有的知识份子“抓住机遇”，混迹于农场，有的则追赶浪头，成了“经济动物”。因而早已丧失了“士可杀不可辱”、“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仗义执言”、“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的传统美德。而“文人无节”的劣根性却极度膨胀。因而就“社会良心”和“社会批判力量”而言，知识份子作为群体已不复存在，作为个体也只凤毛麟角。年轻一代的“知识份子”则更没有希望。

       3．如果由“学历”和“职业”取定义，则“知识份子”队便将急速扩大。近年来，大专院校招生数量猛增（主要出于“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及“分流潜在失业人口”的考虑）。全日制学校和“成人高等教育”招生数每年递增10个百分点。但由于教育资源有限，尤其是师资质量和数量的下滑，扩大招生的结果只能是粗制滥造。北京大学前校长曾自称“一流的学校，三流的师资”。其直接后果之一是中国科技排名在世纪之末已急剧下降。

        4.“知识份子”不仅不比“老百姓”和腐败官吏更多正义感，而且缺乏甚至丧失了责任感。许多人堕落为蝇营狗苟的功名利禄之徒，“跑官”、“买官”中多有知识份子；欺世盗名，不动一笔而自冠“主编”之名的校长或行政官员几乎全是“知识份子”出身。创造“年产”科学论文上百篇“文化奇蹟”的当然也是“知识份子”。

        5．值得注意的是，今后十年进入最高领导层的，都将是有相当学历的“知识份子”。就一般状况而言，他们的基本素质不一定比现任领导层强；“意识形态性”更为减弱；更注重实际的力量与利益。但是为了加强自身力量和取得更大利益，而会继续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武器。意识形态的意义，也仅仅是工具性的了。对宗教的态度，也会从力量与利益两方面来考量。

三．宗教状况与展望

1．宗教与政治

       （1）历史经验：唐朝“景教”、元朝“也里可温教”皆因依靠政治势力（尤其是皇室）而得以立足并传播；但也因仅仅依靠政治势力而衰微乃至绝灭。明未清初利玛窦、汤若望等也是依靠于皇帝的个人关系而使福音传道取得进展。南怀仁因为康熙关系而使“历狱”得以平反；同时也因南怀仁的去世而使康熙最终解决“中国礼仪之争”，福音传道再次受到沉重打击，直到1842年南京条约之后。

       （2）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限制、利用、镇压。如李唐王朝扬“道”抑“佛”，直至几次“灭佛”。对民间宗教则一直采取镇压措施。

      （3）宗教对政治的传统态度：渗透、依附、控制。从陈胜利用民间巫术到张角（东汉）、方腊（北京）利用天师道，到洪秀全利用被他歪曲了的基督福音，宗教都曾被当作政治工具。至于历代道、佛二教渗透并控制政治的企图，也都是十分明显的。

       （4）这就从主客观两方面表现了政治与宗教的密切关系。对此，丁光训说：宗教也是政治，而且是精细的政治（《丁光训文集》）。因此，传统上，宗教都主动到被动地带上强烈的政治色彩。

       （5）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既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也为一定的“社会存在”服务。在中国，基督教一直被说成是西方列强侵略、干涉中国的工具（这种评价，当然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工具主义价值观有密切关系）。《瞭望》周刊2000年二月发表署名文章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周边地区安全角势。推断美国将利用人权和宗教自由等问题作为干涉他国内政，甚至作为军事干预借口。并借此提出“稳内”（稳定内部）、“反霸”（反对霸权，即美国）、“打邪”（打击“邪教”）作为应对原则。可见对宗教问题极为重视。

       （6）宗教与现实政治。宗教组织是“统战”对象。宗教组织和活动不能脱离党的领导和政府控制。“法轮功”事件后，因“吸取法轮功的严重教训”，对各种宗教的控制和管理更为严格，对定性为“邪教”的宗教或教派打击更为严厉。一篇由铸开发表的文章谈当前宗教活动及对策，特别指出“自封传道人”、“宗教派性活动”及“境外背景”增多。对策包括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加强信息情报工作以及加强管理与打击。因此，对“有海外背景”者尤为关注；对去海外进修神学者更是横加拦阻，或者“断其后（退）路”。但出于一时的政治目的，也会根据需要“抬举”某种宗教或某种民间信仰。以澳门回归时对“妈祖”的宣扬，及对澳门“宗教多元化”的赞许。

2．宗教与文化

        上述许多问题即已涉及文化问题。利玛窦生前的“成功”，既是因投靠政治势力，也是因投合中国文化。徐光启们所信的，也是中国化了的基督福音。洪秀全则更使基督教染上了中国原始宗教的色彩。今天，我们尤其要认真对待和把握的是“中国福音化，福音中国化”（有的称作“中国文化神学化，神学中国文化化”。然而福音与神学不能等同）的问题－－是为了让中国人接受“福音”而使福音适应甚至投合中国文化（或者适合中国人的胃口），还是让中国文化在基督的宝座前接受洗礼，更新重生？有人说（如丁光训），福音若不“中国化”，若不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就很难使知识份子接受。但愿这不是指要让福音适应并投合中国文化。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这个领域，理论上易产生异端，实践中易产生带有中国民间宗教色彩的教派。例如，有的研究者就把太平天国视为“本土化”运动的先驱之一。今后十年，中国有些教会将有意识的热衷于“福音中国化”的尝试与实践。

四．几点思考

        1．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提高伴随着日益深化、泛化的社会腐败，完完全全表明了拜玛门的恶果；事实严厉驳斥了中国“先贤”的“衣食足则知荣辱”之说。拜玛门（的反神论）必然导致“物质极大的丰富”而“社会、人心极大的败坏”，对此，中国当代社会是极好的、活生生的见証。

        2．在中国，作为“社会良心”和“社会批判力量”的知识份子已不复存在。这种状况在最近的将来无望出现转机。虽然这提起来是当代中国人的一大悲剧，但却或许为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为主作见証扫清了道路。（不求智慧，但传十字架上的基督。主拣选了世上软弱的，教那强壮的羞愧。）

        3．福音传道与文化背景关系密切，但决不能以损害真道为代价来适应文化，甚至向文化妥协（如利玛窦），来达成“福音事工繁荣”、“教会兴旺发达”的假象。“仪文”或许可以中国化，但福音真道决不能中国化。“中国化”仅指“人的文化”而言，如语言、生活方式等。我们当然要把圣经译成中文，可以用方言或民族语言布道，唱中国曲调的赞美诗，但决不能互相附会福音真道与中国文化。

        4．现在乃至最近的将来（如今后十年）只是传统的延续，尽管是有变化的延续。我们盼望，祈求主为中国的福音事工开路，但若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认识，最近十年，中国，主要是中国的高层领导对福音传道的态度不会有根本改变－－尽管总的趋向是会越来越开放。与前述中国传统一样，对基督教的态度，与最高领袖的个人好恶及思想背景有关；同时也与当时政治斗争中的利益争夺和力量对比相关，甚至会使对基督教的态度成为政治斗争中的筹码；再者，还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相关－－这些因素，导致今后中国福音事工前景的不确定性。（还必须考虑十年之内领导班子必然换班所可能引起的动荡）

        5．未来的中国福音事工，应当打破中国宗教与政治密切挂钩的传统，尽量避免与政治的对抗或依附。

        6．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是工人，中华禾场的收割工作应当由中国人负担。领受了神特别恩典的海外学人基督徒责任更为重大。不仅学习神学者，而且从事其它专业和业务的基督徒，都应当承担中国福音事工。尤其是后者，回国为国效力的同时传福音，更易于开展工作也更易为当局接受，而较少引起对抗的危险。

作者来自南京，现于美国俄亥俄州Ashland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