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学德
一
一谈到政治，有的基督徒就说：信仰与政治不能混为一谈！基督徒不要谈政治！在他们心目中，政治是政治家和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的事。基督徒不但不可关心，反而应该离的远远，最好是嘴上不谈，心里不想，这样，才属灵。
但人是什么呢？除了有灵性，贵为“万物之灵”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特性？比如，社会性，理性，等等。虽然关于人的界定千奇百怪，但总有一些定义为大家所熟悉、接受。比如，人是社会的动物。
亚里士多德写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政治学》，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定义：“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人，不可能离开社会（政治）而存在、生活。
鲁迅挖苦过那些“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著……”（鲁迅《论“第三种人”》）。生活在政治性的社会中，却不关心政治，和鲁迅这番话也没多大区别。
基督徒必须有勇气去面对真实的社会生活。不关心政治，这恰恰也是一种政治，且是专制者最欢迎的一种政治，即犬儒主义的政治。
其实，只要不自欺欺人，谁都会明白，古今中外的专制政体中，宗教，或者说信仰，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你没有选择相信统治者的信仰，你就是在挑战统治者“领导一切”的能力，而这是不允许被挑战的。
因此，在这样的国家中，基督徒的信仰本身，就是一种反现行政治的政治行为，本质上是要被消灭的。
1968年前后，张春桥宣称：“我们在一夜之间，消灭了上海地区所有的宗教，彻底摧毁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反动文化堡垒。”过了不久，江青在大会上明确地宣布：“在中国，宗教已进入了历史博物馆。”
写到这里，笑了，江青挺可爱的，对吧？要是在平时，她的丈夫及同志，绝不会这么坦率。他们会一本正经地说：我们这里有信仰自由。你看，都写到宪法里了。其实，他们在骨子里，和江青的想法一模一样——彻底消灭所有的宗教，把它们都送进历史博物馆中，然后，再把博物馆炸掉。
这恐怕不能归结为他们个人的爱好、兴趣或者偏执，而是制度使然。在他们追求的、由马克思和列宁确定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宗教是要消亡的。文化大革命，只是把这种制度及其理念，更激进地表现出来而已——用暴力促进其消亡。
50年代初期，王明道发出了“我们是为了信仰”的呼声。政府的应对措施是：批判、逮捕并监禁。其实，他们大可旗帜鲜明地回敬王一句：“我们是为了领导一切！”
要害，就在这里。在这里，政治决定一切，政治就是一切，一切都是政治。
70年代末期，已经改革开放了。我上大学，学哲学。那时候，戴个墨镜（俗称“蛤蟆镜”），穿的裤子裤腿长点、宽点（俗称“喇叭裤”），都是政治问题，是受了西方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
二
说了半天，到底什么是政治？天哪，又得弄定义了。而一说到定义，尤其是政治这大字眼，肯定是众说纷纭。有人整理过“文化”的定义，著名的有四、五十个，不著名的还不算。由此可以想像，政治的定义也一定“堆积如山”。
也许，从头开始比较容易——
“政治”一词出自希腊。从一开始，它就是指城邦中的统治、管理、参与、斗争等各种公共生活的总和。
“百度百科”上，介绍了西方关于政治的几种主要看法：
政治是国家的活动，是治理国家，是夺取或保存权力的行为。
政治是权力斗争，是人际关系中的权力现象。
政治是人们在安排公共事务中表达个人意志和利益的一种活动。政治的目标是制定政策，也就是处理公共事务。
政治是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过程。
政治是一种社会的利益关系，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
至于中国，在诸子百家中， “政”与“治”大都是分开使用的。所谓“政”者，主要指国家权力、制度、政令、政策，等等。最著名者，莫过于孔老夫子的一句话：“政者，正也”，道德典范。
所谓“治”者，则主要指管理民众，或者实现安定的社会秩序等。到了孙中山，就有了一个著名的定义：“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
就算不综合这许多的定义，我们也看得出来，套用存在主义的一句名言：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已经被“抛”在了政治之中。政治生活，其本身就像文化、信仰一样，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基本方面。我们投票，是政治；我们实际上没有投票权，也是一种政治。我们拥有信仰自由与结社自由的权利是政治，我们仅仅在宪法上拥有这些权利也是一种政治。各级政府使用权力是政治，我们被政治权力的运作所使用、所制约，也是一种政治。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统统都是政治。
根本的问题，不是我们是否要关心政治，而是如何影响政治，使之能服务于公民，使民众的利益和权利得到切实的保障和落实。
三
如何看待政治，在西方的教会中，这个问题也不是没有争论。著名神学家斯托得说：“今日教会两大神学阵营的对比，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剧之一。一方面，保守派忠于圣经却不合时宜，另一方面，自由派与激进派跟上时代却不合圣经。”
“ 不合时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关心政治。这直接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大逆转”——自由派的社会福音要将地上的国，改变成为上帝的国，在人间建立天堂。而坚持历代基督徒共同信仰的基要派，矫枉过正，在特别强调传福音的同时，忽视了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只关心个人的灵魂得救，注视著未来，但对当下社会中的种种不义，默不作声，很少采取直接的行动，甚至默许这些邪恶。
中国的主流教会，接受的正是这样的基要派传统。多年前，我偶尔看到宋尚节的日记片段——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他正在我的故乡辽宁的凤城。但从他的日记里我看到，他只传福音，没有只言词组控诉、批判日本的侵略罪行！
40年代末期，美国基督徒著名领袖韩客尔（Carl F. H. Henry），著书指出了基要派的这一问题，名之为《现代基要派不安的良心》。1941年，英国第98任坎特布雷大主教汤朴威廉（William Temple)，在《基督教与社会秩序》这部名著中，提出了基督教社会伦理的3个基本原则：个人的自由和尊严，人的社会性与团契，以及对社群的服务。并且，他明确提出了教会的政治责任：
培育信徒以基督教的精神来生活；
培育信徒必须以基督教精神实践（履行）其国民责任。
提供有系统的基督教原则，让信徒实践以上两件事，包括斥责违反基督教原则的当下生活和现行的习俗或制度。
1974年的《洛桑宣言》，让全世界的福音派达成了一个共识：“传福音和社会、政治的参入，同为基督徒的责任。”后来，将此概括为：“福音是根，传福音和社会责任同样是其上的果子。”
四
有位犹太拉比说，上帝对世人的要求其实可以概括为3点，就是《弥迦书》6：8，“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无论是行公义，还是好怜悯，都无法与政治分离。
耶稣，把上帝对世人的要求，概括为两条最重要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 （《可》12：30-31a）
爱人如己，就是基督徒的社会政治责任。
能否实践耶稣的命令，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听到耶稣的请求。在《马太福音》25章，记载了耶稣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参《太》25：35-36）
耶稣在饥饿的人中饥饿，在干渴的人中干渴，在无家可归的人中无家可归……祂在这些人中向基督徒祈求，给我一碗饭，给我一杯水。
饥饿，也不单单是没有饭吃；赤身露体，也并不单单是没有衣服穿……也可以是人的权利被剥夺，尊严被践踏，生命受到歧视；是受剥削，被压迫，无自由，无人权；是环境被污染，房屋被拆迁；是草菅人命，是践踏人权，是血汗钱滚滚不断地进到贪官的腰包、被任意挥霍……
凡是不义之所在，就是耶稣的痛苦之所在，也就是上帝命令其儿女用行动爱祂之处。
难道基督徒没有责任去批评不公义的法律和社会秩序吗？奥古斯丁早就说过：“不公义的法律，根本就不是法律。”他还说：“若撇开了公义，所谓国家不过是一群强盗。所谓匪帮，岂不是小型的国家吗？”
难道基督徒能够对践踏人权的现象闭口不言、保持沉默吗？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有不可剥夺的人权。因此，践踏人权，就是践踏上帝的创造；羞辱人，就是羞辱上帝。而尊重人的尊严，就是尊重创造人的天地万物的主。
难道基督徒能对贫穷人的哭泣无动于衷吗？《箴言》上说：“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 （参《箴》14：31）又说：“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 （《箴》14：21）基督徒怎么能容忍上帝被任意羞辱？
人民在苦难之中，他们的哭告早就上达天庭。他们的冤情，使耶稣的心，一再被刺穿。基督徒怎能无动于衷！
耶稣哭了。
祂哭泣一直到今日。
钟马田警告说：“基督徒缺乏对政治和社会的关怀，必定会使人疏远福音和教会。”
500年前，路德就在其名著《基督徒的自由》中说，“基督徒是众人之仆，受众人管辖”，与其说基督徒“是为世上一切人活着，不如说，他乃是全为别人活着，不是为自己活着。”
在另外一篇名著《论俗世的权力》中，路德说：一个基督徒不应该为自己和自己的事使用俗世的权力，或乞援于刀剑，“但是他应该为别人报仇，寻求正义、保障和援助，而且要尽力去做”，藉以防止邪恶，保护良善。基督徒这样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服务于他人，为了表示自己对邻居的真实之爱。
路德自认为：“自从使徒以来，凡是论俗世的政府及其主权的著作，从未有如此文一般透彻明了的。”
路德说得不错。
作者为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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