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璩整理

本文原刊于《举目》第2期

在感恩节后一天，笔者找了几个关切福音运动前途的朋友，一同谈谈它的过去和未来，特别是海内外华人教会的前途。这是一个非正式的座谈，只代表参加者个人看法，希望能产生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刺激更多的讨论。在场的有陈佐人牧师，钱 锟教授，甘桂翘女士，唐理明先生，张以琳博士，袁伟先生和笔者。这篇文字就是这次座谈会资料整理后的结果。

1. 什么是福音派（Evangelicalism）？它的来源和特质是什么？

福音派是一个廿世纪的现象。白冰滕（David Bebbington）用提纲法（essentialist）定义它为（注二）一种正统的新教运动，它强调悔改（conversion），圣经，十字架，和社会改革（activism）。

英国众圣教堂的司徒德牧师（John Stott）用反面法区分它为（注一）：

a) 福音派的信仰不是一个新的发明。

b) 福音派的信仰不是一个脱离基督教正统的信仰。

c) 福音派不是基要派的同义词。

在 1909到1915年间，在美国出版了一系列十二本的软皮书，叫做“基要真理”（The Fundamentals）。作者都是英美基督教界的权威，包括摩根（Campbell Morgan）。其内容涵盖圣经的权威性；基督的神性，道成肉身，童女怀孕，受死，复活，和再来；圣灵；罪，拯救和审判；崇拜；普世宣教；和福音布道。这 是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的萌芽。早年，福音派与基要派的确是同义词。卡尔亨利博士（Carl Henry）1947年那篇著名的文章，“The Uneasy Conscience of Modern Fundamentalism”就没有将之作区分。

后来，麦金泰（Carl McIntyre）在1941年创立美国基督教联会（American Council of Christian Churches），开始走上保守的基要派路线。基要派（Fundamentalists）注重字面解经，有浓厚律法主义（legalism）的倾向；不 注重学术与理性思考；具有世、俗二元论的世界观；讲究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倡灾前被提论；对异己排斥性强。到了1950年以 后，葛培理，卡尔亨利和奥肯噶（Harold Ockenga）开始倡导“新福音主义”（The New Evangelicalism）以别于基要派的狭窄路线（注一）。

今天，福音派是一个通称，用之与自由派信仰、主流教会中僵化的势力，和天主教分别。其类别很多，司徒德在《福音派的真理》一书（见本期30-31页）认为福音派在神学上的共同点，是建筑在三一神论的基础上（注一）。

陈：“Evangelical” 这个词其实应当翻成“福音宗”，它最早出自马丁路德。当年的改教者原来并不愿意创立新派别，不愿自称为路德派或加尔文派，故取福音宗这个通用字。而福音派 （Evangelicalism，或作福音主义）这个词是在1974年第一届洛桑会议（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 at Lausanne）时正式受到整合。

那次会议共有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证明福音运动已经受到了全球的重视。这个会议是葛培理牧师与司徒德两人共同推动的成果。代表美国福音派思想的是卡尔亨利博士，大会信约 （covenant）的主要起草人是司徒德。信约中包括了神学立场，福音广传和社会责任。这个会议和它的盟约奠定了普世福音运动的凝聚力，远景，和信念。

我认为福音派运动主要是一个美国的福音运动。葛培理与卡尔亨利博士两人是这个运动的代表人物。这个“新福音派”运动是针对麦金泰所代表的极端保守的基要派信仰的一个反应。

熊： 福音派固然是一个廿世纪的现象，它的渊源却是可以追溯到改教之前。司徒德提到（注一）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在十五世纪就被称为是“福音博士”。麦葛福（Alister McGrath）以为（注三）福音宗的来源有三：一是改教时的路德和加尔文，一是欧洲十七世纪的敬虔运动，一是美国的清教徒运动。福音派在美国成为教会增 长的主力，经过司徒德和派克（J. I. Packer）等人的努力，它在英国圣公会中也有一定的影响。葛培理布道团早年在伦敦和英国的工作，产生了强力的启迪功用。

陈：如果福音 派神学是回归到初期教会的信仰，那是很好的。但是我认为，研究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神学思想的，和研究奥古斯丁和其它教父思想的，作得最好的都不在福音派的 神学院。这情形直到最近才有改善，例如密西根州的加尔文学院。这是因为福音派运动最初不是一个神学运动，它是一个社会运动。当年洛桑会议以后又开了几个特 会，讨论的都是社会关怀。这些不是神学问题，是“信”了之后的“行”的问题。我们不能忽视“信”的本身。信比行更重要。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我们如果没有 弄清圣经的教训，就讨论社会关怀，参政等等，就容易走火入魔。

华人教会受到这个影响，所以也谈到底是应当传福音，还是做社会关怀。其实社 会关怀是理所当然的事，教会注重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因此而没有好好地建立信仰的基础，那可能是最大的危机。福音派一开始就把重点抓错，当时代过去以 后，这运动就会随着时代而淘汰。我们祇有一样是不变的，那就是福音。如果能够高举福音，建立起福音的内容与福音的神学，这个运动才可以长久。

2. 为什么福音派基督徒被社会主流看为边缘人物？

唐：1925 年田纳西州的猴子讼案是一件大事，促使了福音派的退却。影响所及，福音派从学术界退出。这中间最尖锐的争论就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反应。有些福音派对科学的 反应甚至有反智的倾向，用教条否定科学，否定理性思考，造成灵性，感性与理性的分割，实在有违圣经上尽心，尽性，尽意爱神的协和性的真理，也无法与学术界 相对话或相抗衡。

基督徒应当进入社会，关怀社会。我们的信心应当与我们的行为相称，福音派并不是传社会福音，或解放神学。所谓边缘化，最 重要的因素就是基要派的反智倾向，造成在文化中退却。这现象有一个很严重的后遗症，就是许多华人基督徒的下一代，在校园中无法面对思想和学术上的挑战，因 而抛弃信仰。

在六十年代，摩瑞士（Henry Morris）提倡的“科学创造论”作对了一半，就是胆敢质问达尔文的进化论。可惜他当初所提出的“科学创造论”却是奠基在六天创造论（编注：笃信上帝创 造万物的学者，对创造论有三种学说，请上网看《海外校园》双月刊13期11-18页）。他对圣经的解释是，所有生物的死亡都是在人堕落以后的事，并且以此 立场来了解科学。因此过去在知识界所产生的影响是相当负面的。几十年来，基督教界对进化论的挑战不能对科学界造成冲激，在法庭上也不能胜诉。一直到 1991年，伯克莱的法律学教授强生（Philip Johnson）出版了《审判达尔文》。这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它摘掉了达尔文进化论的保护外衣。之后，才有1997年比希（Michael Behe）“达尔文的黑匣子”的发表，和“智慧设计”学说的兴起。让人不得不正视进化论的缺失，也不得不承认，基督徒对进化论的质疑，其实是有根据的。美 国生物教师协会不得不在1997年改变了其对进化论的声言（statement），这都是受到强生那本书的影响。

陈：我想作一点补充。理 智（intellect）是理解的功能（faculty of understanding），理性是reason。信心一定寻求理解（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从奥古斯丁开始，他要人有系统地寻求理解，这就是教义（教理）。中国教会有反教义的倾向，把之称为教条。其实各种学问与理 论都有自己的教条，它应该是一个中性字眼。当理智明白神的话，按著圣灵的引导就产生了纯正的教义。

反智（anti- intellectualism）并不是反理性，反智的人是有理性的。它祇是反对理解，认为祇要信就够了。这种人认为，理性的作用就是接受，但接受以后就 产生了一种蒙昧心理，认为越不懂就越敬虔，越不懂就越有信心，也就越属灵。许多华人教会反对教义，其实就是反智的一个表现。譬如，圣经从来没有“三位一 体”的文句，然而“三位一体”是基督教最大的教义。这不是理性的产物，而是神的启示。神的启示光照我们的理性，引导教会，在历史上整理出这个毫无含混的 （合乎圣经的）教义。所以教义是必须的。同样地，很少教会去研究基督的神人二性。其实这些教义可以产生伟大的信仰见证的力量，使我们可以去关心社会，关心 政治，跟达尔文的进化论对话。

基要派与福音派的形成，都是反映美国的特殊历史背景。猴子讼案应当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而不是进化论的问题。 因为福音派没有从思想和神学的角度来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很少从科学和神学的论点来反驳进化论。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初，基督教的论点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科 学上的论争，更没有神学上的论争。许多人过分地注重证据（evidence），希望以证据对抗证据。但还有一项比证据更重要的，便是“前题假设” （presupposition）。所谓前题便是神学。科学的著作固然重要，我们也当重整我们的创造论，重新去理解《创世记》第一章。这是《创世记》第一 章解经的问题，是个神学问题。如果，解经的系统没有建立，我们就没有办法回应。福音派除了社会关怀的切入点，还应当注重思想，文化的层面。

钱：我的观察主要是从香港、台湾和美国的学生福音工场来看，我们传福音时想尽量离开较极端的基要派的立场。我很耽心，这批年轻人一旦进入华人教会，接触到基要派的冲击，很可能会造成信仰的危机。今天的华人教会可能不足于应付这种理智上的需要，是很可忧的。

熊： 除了基要派的反智，廿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所谓“宗教右派”（Religious Right）政治活动的出现，在社会上产生了强力的反弹。在今天舆论界有一种声势，就是认为福音派的人都是心肠狭窄，自以为义，论断人，不尊重人权，和排 除异己。认为福音派的人祇注重堕胎和同性恋的问题，而忽略社会上其它不公的现象，对贫富不均，环境保护等等，都没有提出正面的信息。福音派也因此被视为是 边缘化的团体。1999年，曾为“道德大众”起名，又是发起人之一的魏瑞其（Paul Weyrich）宣布宗教右派的“文化战争”已经失败，是美国社会气候一个空前的大转变（watershed event）。

3. 那么，华人教会的情形又是怎样呢？

陈：华人教会深受基要主义的影响。其实廿世纪初“基要”那套书原是好的，我们都应当竭力维护基要的真理与信仰。今天的基要派有三点不足：不关心社会，反智，和在布道上的缺失。

在北美，华人在职业上已经进入主流。今日北美的华人教会也应当走出次文化的范围，进入主流。我们的表现往往是回应性的（reactive），在社会与政治上 缺乏积极的参与。当学校公开讨论同性恋教育的时候，基督徒家长就紧张起来，要商量对策。他们并没有把同性恋当作是一个神学的和道德的问题，祇当作一个教育 的问题来看。基督教变成了专门解决问题的宗教，圣经成了难题解答书，人们并没有建立一套系统的认知。华人基督徒应当正视我们的文化使命，进入美国社会，甚 至帮助美国教会认识这个关键点。

在参与社会方面，台湾、香港和中国的情形与北美不同。大陆上充满了各种教派。除了异端之外，还有呼喊派， 哭派，悔改派，重生派等等。他们的信仰基本上是纯正的，但他们也有偏差。多数对整本圣经没有一个完备的了解。许多人不要传统，但事实上，任何一个宗派都有 传统，问题是哪一个传统。我相信，透过历世历代的教父，和时间的考验，所能流传下来的对圣经的信仰传承才是最宝贵的。也就是马丁路得所开始，加尔文所承传 的那种归回圣经的更正教。对中国的教会而言，这种回归是一个当务之急。

针对反智的缺失，新福音派已经作得很好。我们应当加强用神学布道（theological evangelism），用普及的神学教育来破除反智，使人人都能受到有系统的对真理的装备。

我们应当把神学从神学院的范畴中解放出来，在教会中教导，使得每个平信徒都不但能够接受神学的训练，而且可以教授神学。北美华人教会的教育水平远超过美国教 会，但是华人教会的信徒和长执对圣经和神学的基础却是远不及美国教会。美国教会的长执对派克（J. I. Packer），司徒德（John Stott），寇尔森（Chuck Colson），薛华（Francis Schaeffer）等等讲些什么，有什么书，大都非常清楚。一个在学校作工友的长执，家里可能有很完全的属灵图书室。华人高级知识份子的长执，家里可能 祇有几本圣经而已。

钱：华人教会的确缺乏神学上的训练，所以较容易接受基要派的立场。华人教会有这么多知识份子的人力资源，如果不加以利用，突破基要派的范畴，就实在太为可惜。

张：我们所接触的这一批中国的知识份子和专业人士，至终会成为中国教会的希望。所以当前重要的课题就是全面的，完整的信徒装备。我们必须情理并重，才能赢得这一代。

陈： 十年来，这批中国知识份子大批来到北美，许多人信主，这是一个很大的变量，是以前没有的。这批人没有以前华人的包袱，但是也没有吸取过去教会成长的经验。 他们往往有反传统，反权威的倾向，一切自己从新摸索，自己“直接从神领受”。这其实是很危险的，可能变成一个新的、独断的权威心态。

我们应当好好培育这批高级知识份子，建立他们的信仰，灵性，神学基础，和属灵的品格。后者尤其重要，我们要帮助他们学习在教会中彼此顺服，与众圣徒一同明白真道。否则我们不过训练出一批自我中心，没有品格的人而已。

熊： 我感觉传统华人教会受倪柝声的影响很大。倪氏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他也有缺陷。他神学上灵、魂、体三元论的分法，反对一切“人的方法”的立场， 是华人教会轻视理性，采世、俗二分法的世界观的一个重要原因。“聚会所”排它性的倾向，反对宗派，反对传统，反对神学，和律法主义（legalism）的作风，深深影响了许多华人教会的路线，使之更接近基要派。另外，倪柝声师法奥祕派，许多追求灵恩的人因此得到灵感，产生了灵恩倾向。在讨论华人教会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这个历史背景。

张：很多人都是看效果。许多教会难于应付这个时代的挑战，以及大陆知识份子知性上的需要，出于一种“被围困心态”（siege mentality），他们或选择狭义的基要派，或趋向注重情绪，高举灵恩的运动。这些地方往往用爱心的关怀，和感性（或灵性）上的亢奋，吸引这些在职业 战场上心神耗竭的斗士，为他们提供避风港。他们所注重的是情绪上的满足，而不是理性上的深究。我们应当在神学、生活、和情感上并重，让大家看到，基督信仰 内涵的伟大，使我们成为时代的灯塔，可以散发真理的光和热，来影响我们的周围，这是远超过教条的枯燥和情绪的满足。

陈：所谓神学就是将神的真理用爱心表明出来，把“道”与生活的关连讲明出来，讲道不是讲学，要把“道”打进人心，透过爱和圣灵的工作表明出来，它的表现是绝对包含情和理的。使徒行传中每次圣灵充满都是在讲道中。我们要重申对“道”的肯定，和对“道”的认识。

4. 展望廿一世纪的前途，我们的挑战与任务是什么？

袁： 我认为华人教会里“家”的感觉很强，但在传福音的使命上，不够进入社会。牧师虽然可能非常强调要向外接触，但还不能内化到信徒的行动里。第二，华人教会很 少情、理兼顾，特别是情多于理。尤其没有装备信徒，使他们对神有全面的认识。第三，教会内部对均匀性的要求特别高，容易形成小圈子。我们应当学习与不同背 景，和不同个性的人交往、同工。我们应当打破教会内部的框框，否则，我们便无法突破与教外人士的鸿沟。

唐：我觉得教会里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骄傲。许多教会都有一言堂的毛病，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当大家都是本着圣经的立场原则上，而仍然意见不同时，我们应当有雅量存疑和存异。这可能是华人教会最大的挑战。

钱：在北美的华人教会过去四十年来经过了一段快速成长的时期，现在我们似乎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一个主要的因素是，教会没有异象，能量没有一个宣泄处，于是消耗在内斗上。从大陆来的人是教会的新血，我们应当善加鼓励，使他们为神所用。

张： 我深感我们面临到了一个转型期。过去的华人教会有一套固定的作法，但不一定能适合今天的需要。今天，学生团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新模式，利用广面的接触点， 用开放的态度，用批判性的精神，寻求与知识份子对话。但团契对神学，对真理的教导没有系统性的传授，这两个方面的搭配，是我们应当去努力促成的。

陈：我们已经从布道期进入培训期。培训的焦点是要建立教会，更新教会，以产生教会总动员。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在各处推动大规模的福音运动。现在大型布道会几乎绝迹，我们应当积极推动福音广传，积极推动建立新的教会。

熊：大陆年轻的一代，在价值取向与行为模式与港台已经没有什么分别。那种“六四”以后对灵性的饥渴，可能已经成为历史。我们应当重新思考，如何针对这批人的需要，这是一个新的挑战。

面对中国广大的禾田，和快速的现代化，再过十年，他们可能已经失去了对福音的渴求。在这个关节点，华人教会应当自省，我们的责任、信息和策略到底是什么？我们福音的出路到底是什么？

在专业化和知识化的高度要求之下，北美的华人在时间和精力上都是空前透支。在这个大环境，大前提之下，我们应当提高华人教会的素质。无论是信息，是神学，是 家庭协谈，是讨论会，是青少年辅导，是社会关怀，我们都应当有第一流的水准。在繁忙中的人，他们的注意力非常短，我们传达信息的方法可能也要多元化。对廿 一世纪的人，福音性与实用性必需并重，“道”不但重要，也要落实。

我们也要想想，第二代的华人教会将会是什么型态？今天华人教会一个很大 的隐忧，就是不知道怎样培育在美国长大的下一代。教会与家庭往往漠视文化的差距，硬生生把上一代的观念和作法加诸于年轻人身上。我们常常听到，华人教会中 最不快乐的是英文堂牧师。所有的华人教会都应当面对这个严肃的课题，就是下一代信仰的出路。它或许需要我们跳出传统的框架，帮助下一代找到自己的方向。

注一：”Evangelical Truth, A Personal Plea for Unity, Integrity & Faithfulness”, John Stott, IVP, 1999.
注 二：”Evangelicalism in Its Settings: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Movements since 1940″, David Bebbington, in Evangelicalsim, ed. Mark Noll, David Beffington, and Geroge Rawly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76-81
注三：”Evangelicalism & the Future of Christianity”, Alister McGrath, IVVP, 1995

另有下列参考文献：
1. “Basic Christianity – with an Oxbridge Accent”, Bruce Hindmarsh, Books&Culture, ChristianityToday.com, online URL: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bc/2000/005/1.6.html, Sept/Oct. 2000
2. “Evangelical Affirmations”, ed. Kenneth Kantzer and Carl F.H. Henry,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90
3. “Evangelicalism: The Coming Generation”, James Davidson Hunt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