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63期

周学信

      “我该关心公义和政治吗？喔，不，主啊，不该！我的公民权在天上，我在世上的工作只是赢得灵魂。你把我放在人群里，是为了让我向邻舍传福音，而不是一头栽入追求公义和政治的运作。何况，追求公义并不会带来多少的改变！政客都是肮脏、污秽、贪婪、腐败，且没有半点原则，为了选票无所不用其极的。

       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应该洁身自爱、不沾染世界的污秽，避免所有邪恶之事。这是您在圣经里说的！”

       这是很多福音派基督徒对社会公义、政治参与的立场！这心态的背后有许多原因，例如福音至上、忽略旧约、福音“保罗化”，甚至忽视肢体、将爱与正义分离、淡化邪恶以及个人主义。（注1）

华人教会不参与的四大原因

        为什么我们华人教会不参与社会公义与政治？背后有许多原因。

        我见过许多华人教会为社会公义发声，但大部分的华人基督徒并不热中追求公义。许多人不明了，关怀最弱势的邻舍是基督徒的重要本分。

        更不幸的是，想参与社会议题的华人基督徒，没人指导他们了解圣经对于社会公义说了什么，或引导他们思考，对现今社会议题该采取什么行动。

       为什么，在教会里，我们大家一起敬拜上帝，却不关心弱势的弟兄姐妹，以及我们共用的地球资源？为什么，我们愿意跟随耶稣，却觉得自己与饥饿、无家可归、失去希望、为奴的、长大痲疯的和当妓女的弟兄姐妹，毫无关联？为什么，我们仔细阅读圣经，却不相信上帝看重人类整全的尊严与福祉？

       华人基督徒不向外接触身陷困境的人、不拥护公义、不寻求和平、不关心受造物，这实在太常见了。

       为什么华人基督徒不怎么主动追求公义和参与政治？原因有4，不是出于追求敬虔，而是与我们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息息相关。

×原因一：传统使然

       第一个原因，来自华人基督徒的分离主义传统。

       虽然华人基督徒非常多元，但大多数根植于某种“分离主义”。也就是说，读《雅各书》1章27节：“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时，我们把下半节看得重过上半节。我们的第一直觉，就是从这世界的不洁中退出，避开那些放弃信仰的人。

        “分离的传统”，原本源自圣经──当基督徒向主宣示忠心时，一定要对世界说“不”，就如彼得说的：“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然而，圣经的“分离主义”，却不排除关心世界和爱邻舍。

        雅各告诉我们，要“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耶稣也提醒我们，我们虽不属世界，却在这个世界里（参《约》17：14-18）。祂告诉那位年轻且拥有官位的富人，当门徒的真正意义是：“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路》18：22）

       这一节经文，在教会历史上曾激励过无数世代的基督徒，鼓励他们远离世俗的财富、世俗的价值观，并透过服事穷人来跟随基督！

       不幸的是，华人基督徒的“分离主义”，并没有激发社会公益或帮助贫乏人，而是孕育出不健康而自私的习性。这种失去平衡的“分离”传统，不仅没有改善我们的文化，反而成为某些文化陋习的借口。

×原因二：与历史分离

        第二原因，是要与过去的基督教历史分离。

        我们华人基督徒容易鄙视欧美的传统宗派，倾向与之撇清关系。这与20世纪初西方列强用船坚砲利对待中国，有相当的关系。有许多华人基督徒觉得，西方宣教士及其宗派，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和医院里，掌握了太多权力！华人基督徒想要平等的合作关系，也发现，自创独立的组织，比在宗派组织架构下挣扎，来得好。然而，把自己从教会历史中抽离，就会使自己与好几世纪发展出来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关怀的悠久教会传统，断绝了关系！

       20世纪初，有许多华人基督徒提倡社会公义与政治参与，却被贴上“自由主义者”的标签，受到多数华人福音派基督徒的排斥。其实，并非所有支持“社会公义”的华人基督徒，都是自由神学主义者。许多华人的“社会福音者”，不与社会现实，如：现代经济、种族和性别上的阶级制度等妥协，并认为真正的基督信仰早已预言，要对抗那些不公正的制度。

       但是，华人的“分离主义”传统，已经遗忘或是弃绝了这份历史关系，因此无法对那些想在灵命成长与社会责任中，找到平衡的人提供指引。

×原因三：与政治分离

       第三个原因，是要与政治分离。

       纵观历史，中国大部分时候都受到独裁政权的统治。华人在美国是少数民族，因此美籍华人也不太有企图要影响政治。

       有人主张：“我们的公民权在天上，所以我们应该避免与政治纠缠不清。我们应该专心建立教会。不论我们对弱势群体提供什么帮助，都不应该透过政府，而应透过个人、教会或慈善组织。”

       不幸的是，历史已经向我们显示，“透过个人、教会或慈善组织”的这些努力，尽管可以使一些痛苦得以减缓，却无法改变制造不公义的社会结构。

       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过去30年，世界上的财富和薪资，大多流入世界前百分之一的富有家庭中，这些家庭的资产都超过了500万美元。全球化导致了经济上的更加不平等，也就是有钱有势的人拥有更多的财富，更加压榨、剥削中产阶级和贫苦人。

       特权阶级其实应该留意保罗对加拉太人的告诫：“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事。”（《加》5：13）

       可惜大型企业很少主动提供足够维持生活的工资、公平的就业措施和平等的机会。因此，政府应当推动公平竞争，维持真正自由的市场；这唯有民众──包括华人基督徒，愿意追求公义、参与政治，才可能实现。

       虽然，圣经确实提到，我们的公民权在天上，但并没有说，我们因此就要弃绝地上的世界。这也是为什么主教导我们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6：10）天使也宣告：“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启》11：15）

       基督徒不仅蒙召要“抵挡罪恶”，也要参与上帝借着改革不公义组织、来救赎万物的工作。若华人基督徒顺服耶稣“爱邻舍”的命令，关心超越个人、家庭及宗教团体的社会议题，就一定要了解公共政策如何影响着贫穷和弱势群体。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不关心政治。

×原因四：富裕流感

       华人教会不参与社会公义与政治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因为富裕了。

       我们把自己现有的中产阶级地位及物质上的祝福，当作我们信仰基督的奖赏。我们一旦把物质上的成就，与“分离主义”互相连结，就染上了“富裕流感”。

       《告别富裕流感──21世纪新财富观》（Graaf， John de， David Wann， and Thomas H. Naylor. Affluenza： The All-Consuming Epidemic.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2002.）一书，定义“富裕流感”为：“一种社会传染病。因为人不断奢求拥有更多，导致出现负荷过多、负债累累、焦虑不安、虚耗浪费等等。既痛苦不堪，又深具传染性。”

      “富裕流感”使我们对人类的受苦麻木不仁，并对于和我们不同的人，缺乏同情心。因此，愈来愈少劳工阶级华人，愿意加入我们的教会。我们对单亲父母、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也愈来愈不友善。我们不鼓励孩子投入社会公益、公众教育，以及其他不能赚得高薪、增加自己社会地位的职业……

       如果说“分离主义”使我们与世界分离，“富裕流感”则使我们与上帝给这世界的爱隔绝。

上帝是个人的，却非私有的

       上述的4个原因，其思想根基皆非来自圣经，而多是受到灵体二元论的影响，与异端诺斯底教派（Gnostic）、摩尼教（Manichaean）相通。吉姆․沃利斯（Jim Wallis）是社会行动神学家，亦是“寄居者”（Sojourners，争取正义与和平的革新派基督徒社团）的创办人。他主张：

       “上帝是个人的，却非私有的。

        如果上帝不是个人性的，信仰就没什么意义了，不过是死去很久的古人，留下的哲学思想和教导。如果没有个人的上帝，就没有个人信仰的需要，与上帝之间也没有关系，没有赎罪、拯救、恩典或饶恕。没有个人的上帝，就没有灵命的转变，也没有比自我长进更大的驱力，来真正改变我们的生命……

       然而，那位个人的上帝，却从来不是私人拥有的。将上帝侷限在私有范围里，这正是20世纪美国福音派教义的一大异端邪说。否认公众之上帝，就是拒绝圣经宣扬的信仰，也是拒绝了先知、使徒和耶稣。排他的私有信仰，会衰退成一个狭窄的宗教，被极端的个人性与道德家独占，却遗忘要关心社会公义的圣经命令。”（注2）

 认识上帝就是行公义

       许多人思考公义时，多半想到世俗对公义的定义：人人皆按行为得报应。这与圣经的定义相差甚远。也有许多人将“公义”政治化，如，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享受社会福利、做错事的人必须受到惩罚……

       那些将圣经一分为二的人，使这问题变得更复杂：一方面，他们想像著旧约中，那位愤怒且惩罚违背律法者的上帝；另一方面，他们又把这个与新约中慈爱、施恩，且摒弃律法的上帝相比。

       就是这种错误的观点，使我们无法真正看清旧约与新约所共同描述的公义。

       就圣经的立场，上帝本身就是公义的绝对标准。根据先知以赛亚的描写，当上帝施行怜悯和公义时，就是在彰显祂自己：“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凡等候祂的都是有福的！”（《赛》30：18）

      上帝的热心公义，是祂完满道德的一部分，祂总是为受造物的最大益处着想。

        同样，上帝对不公义的憎恶，也是因为不义会带来毁灭。从《创世记》到《启示录》，上帝对公义的热情处处可见。诗人和先知，更是高声颂扬这份神圣的属性：

       “祂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诗》33：5）“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诗》89：14）“祂手所做的诚实公平，祂的训词都是确实的。”（《诗》111：7）“求王恩的人多；定人事乃在耶和华。”（《箴》29：26）“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赛》61：8）

        对人类的法律而言，上帝的公义标准更高。上帝的公义不仅没有否认律法的必要性，更是将律法提升至对公义的永恒追求。（注3）

      《耶利米书》中记录了一段令人惊讶的小插曲，强有力地指出什么是行公义、什么是行不义。

      《耶利米书》22章13-17节，记录了一段耶利米对约雅敬王的抨击。到底约雅敬王做了什么事，让耶利米气得开口就是“哀哉”？答案非常清楚：这位王正在盖一座新皇宫，建材不是一般的松木，而是香柏木。稀少又昂贵的香柏木，必须从国外进口，用人力切割。更甚的是，皇宫还得漆上引人注目的丹红色。

        这样的极度奢华，并不是耶利米开口谴责的唯一原因。重要的是约雅敬王不公义的手段：他不仅用奴隶来做工，并且还拒付工资。

        耶利米一语道破 ：“约西亚为困苦和穷乏人伸冤，就得了福乐。”（参《耶》22：16）他以修辞学上的问句，串起了他的论据：施行公平和公义，为困苦和贫穷的人伸冤──认识上帝不就在此吗？“认识上帝就是行公义”，不也就是说“行不义就是不认识上帝”？

       约雅敬流无辜人的血，而且“行欺压和强暴”（《耶》22：17），可见他并不认识上帝。他逃不过最终审判，且必没落、衰败。

从耶稣的比喻看到的

       追求公义也是耶稣非常关心的。我们从祂超越社会、种族及经济地位的服事态度上，就能得知。以耶稣说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参《路加福音》10：25-27）为例，当时的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有着深仇大恨。

       犹太人责怪撒玛利亚人破坏了上帝百姓的合一，也造成了西元前922年所罗门王死后的君主政体瓦解。撒玛利亚人且是“混血种”，因为他们与外邦人通婚。当犹太人被掳归回耶路撒冷后，撒玛利亚人阻挠犹太人重建圣殿，且自行在基利心山上盖他们自己的圣殿。在西元前6世纪的某个逾越节期，几个撒玛利亚人故意将死人骨头散放在耶路撒冷圣殿的院中，这个污辱的举动不仅激怒了犹太人，更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敌意。令犹太人公开咒诅撒玛利亚人，也迫切祷告上帝永远不救赎他们。

       所以，这“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让犹太人非常震惊、抵触！“好”和“撒玛利亚人”，根本就不可能共存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人们看到耶稣在雅各井旁，与撒玛利亚妇人说话时（参《约翰福音》4），会这么惊讶。连撒玛利亚妇人都问：“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约》4：9）

       犹如犹太人领袖怒骂耶稣：“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约》8：48）那些爱拿他们所瞧不起的“邻舍”作为种族讥笑对象的人，听到耶稣把撒玛利亚人当作比喻中的英雄时，一定是觉得反感至极，犹如有人听到一个“好黎巴嫩人”或“好恐怖份子”一般。这是我们被自己的信念蒙蔽，没有看见上帝的公义不只是为了祂的选民，也为了全人类。

        耶稣的好几个比喻，都提到社会的不公义，并且直接点出要追求公义。（注4）

       其中一个，就是《马太福音》18章里提到的“不饶恕人的仆人”。在这比喻中，特别谈到免除债务──当时因为课税沉重，许多佃农只好靠借贷勉强维生，结果债台高筑，根本偿还不了。上帝为了要遏止贫穷，命令以色列人每50年，要免人的债务，并归还抵押的土地……

       在“不饶恕人的仆人”这个比喻中，国王免了仆人的一大笔债，但这仆人却不愿免去别人欠他的一点点钱。他拒绝把这份公义分享出去，结果受到了国王的审判。

       也请想想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时代背景是西元一世纪，巴勒斯坦地区辉煌的农业社会时代。当时的统治阶层，握有大多数的财富，掌控著土地、田产以及农奴。在《路加福音》16章，耶稣讲了一个经济不平等的故事：穷人拉撒路死后安歇在亚伯拉罕的怀中，财主却在地狱的火焰里受苦。我们不知道拉撒路为什么会这么穷，也不知道财主为什么会那么富有，但从故事里，我们可以得知他们是邻居，财主却没有遵守上帝“爱人如己”的命令。

       再一次，我们不敢忽视在经济上公义与审判之间的关联：不帮助贫穷人，甚至让他们受苦至死，可能遭受地狱永火的刑罚。

结语

       耶稣谴责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明白福音，却拒绝活出福音的教导。耶稣宣告的公义，就如祂预告天国来临一样，清楚、明了。唯有上帝能使这个国度完全，但我们蒙召，就像耶稣比喻中的10个童女一样，要出去迎接天国的来临，拿着公义之灯，照亮新郎的道路。

       我们的使命、目标、异象，和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向世人活出超凡的生命典范。我们并不是借由逃避这世界来完成这个使命，而是应该完完全全地住在其中，追求上帝属性中的公义，活出耶稣基督舍己的爱。

       我们不要因为这世界终将过去，就为自己找理由来脱离这个世界。何况上帝在基督里、曾透过道成肉身，来拥抱这个世界！我们应该完成上帝给我们的、在这世界中的每个任务，以此当作祭物，献给万有都在祂里面的那一位！

注：

1. Mott, Stephen. Biblical Ethics and Social Change.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2011.

2. Jim Wallis, God’s Politics, (Harper Collins Books), 34-35.

3. Hetty Lalleman-de Winkel, “The Old Testament Contribution to Evangelical Models for Public Theology” European Journal of Theology (2005) 14: 2, 87-97.

4. Van Eck， E.， 2009， ’A Prophet of Old： Jesus the ”Public Theologian”’, HTS Teologiese Studies/Theological Studies 66.

作者任教于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