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63期

苏南洲

       笔者从16岁参加青年团契、20岁领洗，当过团契主席、教会执事。到了30几岁，却赫然发现，自己对多年一起查经、祷告的主内好友的思想、行为模式，竟然一无所知。至于教会中他人的贫富状况、婚姻家庭、职场生涯、生活形态、人际关系等等，亦不甚了解，更遑论整个社会的环境生态、教育改革、社区营造、城乡平衡、医疗保健、族群文化……到全球伦理等议题。这才惊觉，原来多年身处的教会环境，竟是如此苍白贫血的象牙塔。

        难道基督信仰只能行走在教会门墙之内？想想耶稣不是，我也不应该是！于是在研究所半工半读之余，我假自家不到300平方尺的地下室，邀来十多位对基督信仰在当前社会与教会、应发挥的角色有所期望的青年朋友，定期聚会。无论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皆入题畅谈，只求心灵开放。每月讨论一个主题，轮流带领，不得无故缺席，以示信仰是要付代价的。

        3年下来，问题越看清，心情越沉重，心灵也就越苦闷。遂把每次讨论的心得整理出来，成为两月一期、薄薄8页的小刊物《旷野》。

一、清越的笛声自旷野中吹起

1987年，《旷野》创刊于台湾解除戒严令之前。孕育期可追溯到60、70年代。在台湾当时压抑的环境中，《旷野》的诞生既是基于理想，更是为了摆脱“苦闷”。

       《旷野》的发刊辞写道：“当信仰在形式中僵化，当人文的理想已远去，当工商功利思想建立起王国，而心灵的火焰渐渐熄灭，神圣的信念渐渐失落，人类的自由、尊严即将窒息，这时候，清越的笛声自旷野中吹起……”

       办刊物的目的，是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发刊辞也写到：“此际《旷野》的孕出，无非期企人文理想价值的再生，在残烬中复燃人性的关怀，借着文学的讴歌、信仰的探索、现象的反思、艺术的执著、宗哲的辩证、文化的批判，为奔跑在真理道上的追寻者，提供一片更广阔的心灵世界；也借着奔跑所扬起的热尘，邀得更多勇者的投入，好让我们不再冷漠而伪善，不再封闭而孤单……”

       之所以取名为“旷野”，并非自比新旧约先知，而是希冀在令人窒息的建制中，心灵如回到摩西的旷野地，领受召命，再返尘世；在相互扶持中，仰望属天云柱、火柱的指引，同奔迦南。

二、参与时代，实案分享

       《旷野》诞生之际，前有民进党创党，后有报禁解除、野百合学生运动，整个台湾社会处于人心思变的剧烈转型过程中。许多人对理想充满憧憬。《旷野》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除了要“寻找拥有开放心灵的人”之外，《旷野》也自我定位为“当代基督徒信念与行动的杂志”。办杂志的目的是提供结交朋友的平台，整合出自基督信仰转化而来可信服、能支撑社会行动的信念，传递“只有行动才能介入历史、改变社会”之理念。

       公民运动应是一套套有系统的社会行动之联结，在有计划的持续推动下，积累出一定的动能，改变历史。举办活动能吸纳潜在的支持能量，是表达信念与理想的良器。以下分享《旷野》20余年间的几个“实战”案例：

1. “关怀弱势‧声援刘侠”研讨祈祷会(1989年10月)

      《旷野》的第一次对外行动，是1989年10月，在台北怀恩堂举办“关怀弱势‧声援刘侠”研讨祈祷会，与会者仅百余人。

       “原本期望唤醒信徒对社会的关怀参与，遗憾的是福音派教会反应相当冷淡，甚至有人打电话来恐吓：你们若在‘圣殿’谈政治，后果自行负责！”（《何不曰政治 》，19期《旷野》，彭海莹，1990年1月）。
在此之前，有600多名信徒，挤满了距怀恩堂仅数百公尺的台北灵粮堂，共同关心大陆民运。

       为何大陆学子就是“骨肉同胞”，可以为他们祷告，而被国民党封杀和打压的轮椅作家、百万残疾同胞的精神领袖，且是主内肢体的刘侠，就不能为其祷告？就有问题？

       如果说这是“政治”，关心大陆民运就“不政治”吗？如果说“圣殿”，灵粮堂就不是“圣殿”吗？且“关怀刘侠”的这场聚会，不也有大牧者在场带领祷告的吗？

       这种政教错乱，是横在《旷野》面前、要先跨越的恶水。

2. “二二八平安礼拜”(1990年12月)

        “本土关怀”本是《旷野》创刊的起心动念之一。面对长期暗夜饮泣的“二二八”受难家属，有良知的基督徒如何能将脸撇过去？

       从1987年“二二八”平反运动启动，笔者即参加了台北所有的相关活动，努力体会“二二八事件”对这块土地与人民造成的创伤。

       《旷野》也自1989年初起，每期谈论“二二八”，了解课题、建构论述。特别是在春末夏初的那场事件之后，益发觉得，身为基督的跟随者，必须首先面对自身所处的台湾近代历史上的巨大创痛。几经祷告、思索、研议，《旷野》决意举办“二二八平安礼拜”。

        在多次沟通后，终获牧养李登辉总统的翁修恭牧师，及牧养蒋家的周联华牧师的信任与相助，邀集60位国、台语教会领袖，在国际人权日、圣诞节前夕的12月8日，在台北怀恩堂共同举办“1990平安礼拜──尊重人权‧纪念二二八”。当时社会氛围十分肃杀，在情治单位任职的朋友，说我们是在“提着人头办事”。

       这场平安礼拜，在当时可谓相当震撼，与会者近两千人，每一环节都经过精心策划。特别是邀得周牧师用台语证道、翁牧师用国语证道，表达“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族群复和意涵。

        大会以“止痛疗伤，化苦难为祝福”，及“为台湾求平安”为出发点，事先即引起了非主流媒体及社会广泛而高度的重视。当晚，府院高层及在野领袖齐聚一堂，共同关心“二二八”。特别是行政院长郝柏村突然现身，不但全场参加，并于会后主动与家属一一握手致意，造成隔天最保守的军方政治教材全面回收改版，官方从此不再称“二二八”受难者为“叛乱犯”或“匪谍”了。

       随后几天，各大报连版报导上百则，各界评论十分嘉许，政府也公开表达肯定之意。自此，“二二八事件”的禁忌，因首次受到官方正面看待，得以开解，从以往冲突、对立的局面，渐迈向复和之路。

              3. “二二八关怀运动”(1991年1月起)

         1991年1月13日，笔者出面，在《旷野》的地下室，组成了20余人的“二二八家属团契”，隔周定期聚会。不久，长年旅居温哥华的林宗义博士（“二二八”受难者，前台大文学院院长林茂生之子）访台，亦加入聚会。

        次月，“二二八家属团契”选出5位家属代表，随林博士晋见李登辉总统，提出真相、道歉、赔偿、建碑、及设“二二八纪念日”并文教推广等5大要求，当面获得首肯。

        随后，笔者着手筹备，将“二二八家属团契”改组为“二二八关怀联合会”，邀集发起会员近百人。5个月筹备期间，发行了《二二八关怀月刊》杂志、成立10个分会筹备处，举办礼拜、、禁食祈祷会、巡回音乐会、空飘气球、等，数十场各式活动。

        “二二八关怀联合会”于1991年8月3日成立后，多次举办“二二八纪念画展”、“二二八纪念音乐会”，组成“真相”、“赔偿”推动委员会，以民间立场来立法与历史调查工作，与官方展开长期斡旋，并持续探访各地“二二八”家属，推动“二二八建碑”及碑文撰写等诸项极为敏感而艰难的工作。期间，不断积累并提升运动之动能(momentum)，以竟全功。

       揭露不义需要勇气；关怀受苦的人不再受苦，则需要更多的智慧、毅力与爱心。而协助犯错者 (即便是政府) 走上正确的路，也是福音精义的扩大展现。“二二八”留下的苦毒，在以“关怀”为本的基督信仰精神上，透过多面向地持续努力，渐渐转化为这块土地上的祝福与文化瑰宝，如：云门舞集的《家族大合唱》，及萧泰然的《1947序曲》。

        “二二八”不再是政客拿来撕裂族群、争取选票的政治工具了。

4. “反雏妓运动”(1992年5月起)

       “关怀弱势”是基督徒的天职，而被贩卖、性剥削的“雏妓”，更是“弱势中的弱势”。能够为当时高达6万的“雏妓”略尽心力，乃是主的另一恩典。

       1992年5月，笔者任励馨基金会董事，主责构思、推动全方位的关怀、救援雏妓计划。除传统道德诉求外，另创以产业观点的思维，对此近兆的庞大产业进行分析，以增加成本、提高风险、减少利润等各项方法，以求将雏妓产业“夕阳化”。

        此外，亦策划“励馨礼拜”与“励馨晚会”，全场来宾带面罩，以体验不幸少女不见天日之心情；举行“雏妓防治公听研讨会”；结合20个妇幼团体，组成“反雏妓行动专案”联盟；研拟“雏妓防治法”；发起“反雏妓宣言”，10万联署，广邀各界参与；“买雏菊․救雏妓”义卖鲜花；及“反雏妓之路──华西街万人慢跑”（化色情名胜为古蹟）等可能干犯黑白两道的种种活动。“管头”、“管中”、“管末”多管齐下。数年之后，非人道的雏妓现象终告消失殆尽。

       5. 台北东区“顶好计划”(1994年10月起)   

   “关怀邻舍”也是基督徒的天职。时值台湾社区营造意识抬头，太平洋建设总经理章启明长老，委笔者以“重建东区”之重任。先用6个月，研拟台北最繁华的东区7个里、5万居民、数万企业员工、每天出入近20万人次的住商混合区，拟定“顶好计划”(台北市东区综合发展计划)，提出“社会面”、“实质面”、“管理面”等，包括“寻找东区历史”、“街区庆典活动”、“仁爱圆环改造”、“延吉街废铁道停车公园改造计划”、“联合保全”、“住商停车共用制度”等31项子计划，深受各方关注。

        为了落实“顶好计划”，遂联结当地贤达及企业领袖，组成“中华民国都会发展协进会”，发行“东区报”、“耶诞护照”、“导览地图”。笔者同时身任台北市第一、二届社区规划师，透过社区参与方式，完成规划设计安和路、忠孝东路四段、敦化南路等主要路段，及特色巷道之公共艺术、文化、游憩、停车并商业整合等17项计划，并举办“东区艺术节”、“音乐文化安和路”、“耶诞博览会”、“捷运围篱耶诞彩绘”、“历史图文展”、“艺文咖啡共和国”、“认养顶好广场”及“重新设计捷运出口与通风塔竞图比赛”等16场大型活动。

       过程中，历中央及市府二度蓝绿易主，政治介入，敏感难免。且必须斡旋于住户与商家、警方与摊商（其背后是各党派民代及黑道）之间。

       特别是为了商圈发展，及街区市容美观，以社区力量将已发包施工中的捷运工程挡下，重新设计施工，其难度十分高，因而充份理解，“以创意及组织力不断创造出各种多赢的局面，且与所有参与者分享”，乃是顺利推动公共空间改造的必要条件。

三、改变历史的小众

       个人的力量的确是很有限的。人若有心在公共领域做出贡献，除了要提升自身的能力外，必须结各方豪杰，纳各方资源。而一份小刊物，便是最基本的工具──无论是《旷野》、《二二八关怀月刊》、《励馨月刊》、《东区报》，皆成为笔者从事每项社会运动的最基要配备。

       自古“言为心声”，每一份刊物，在在显示著该社群秉持之理念，并成为与其他社群、利益阶层结盟、战斗、斡旋或妥协的场域。

      《旷野》等刊物作为小众媒体，介入公民社会运动之中，是必然，也是当然。虽是小众，但因较无包袱，进退行止也较机敏。只要锁定目标、凝聚焦点，即足以点燃火种，启动公民运动。

       千百年来的基督教历史，就是明证。基督教本起源于颠沛流离的小众；新教在台湾更是如此。基督信仰自始就不是一个靠位权、财富、人数起家的信仰。只要基督徒能秉持来自上帝的召命与力量，戮力以赴，再加上对人类历史的先觉洞察力，对社会变化的犀利分析力；处理问题有全盘规划的掌握力，集结资源有如草船借箭的创意执行力，及对信仰、理念有坚定不移的持续力，万万没有不能在世上作光和盐、影响和改变历史之理。

       创刊伊始，《旷野》等刊物皆靠少数个人小额捐款维持，无权无势，没有腐化的条件，也免去无谓的争夺。若遇特别感召，则聚力以之，顶风而行，成败交于上帝。

       近30年来，笔者曾经疾如风、烈如火，如今也近徐心如林、不动如山的耳顺之年。

       既受各方关爱、受益良多，如今尚有三愿待了：其一，对多年来不舍不弃的牧长兄姊，如有可供回报之处，自当戮力以赴；其二，对有志投入公民运动的年轻主内畏友，如有经验可供分享，亦当倾力以授；其三，对斯土斯民之未来前途，持续祈愿主祐长随，早日实现“上帝的旨意”！

作者为台湾《旷野》杂志社，雅歌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