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光
David J. Bosch（编注：1929-1992。生于南非的宣教学家与神学家。生前强烈反对当时主流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巨著《更新变化的宣教：宣教神学的典范变迁》（白陈毓华翻译，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1996），是基于两千年的宣教历史，来回应当代宣教危机和盼望的专著。
作者首先指出普世宣教是多类型的， “是百花齐放地彼此互补、相互强化，且互相挑战……”（p.10）然后分三部分展开论述：
耶稣基督和使徒时代的宣教特色，之后近2千年的4个宣教范式，以及在20世纪50年代的第六个宣教特征。
在论述中，作者始终以耶稣基督为模范，并结合了宣教伟人的经历的世代处境、文化特征，阐述各大时代的神学特色、教会特色、宣教特色。进而，从13个角度，阐述当代宣教发展的趋势，全面、深刻，而熟虑。
一大特色
该书的一大特色，就是把基督宣教史，放在时代文化、民族文化和神学进展交错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展开，直陈得失。
这特别体现在中间4个典范的论述中，突出了上帝在不同时代“道成肉身”的作为，基督徒作为罪人，在宣教上的有限性、暂时性和瑕疵，以及背后上帝的恩典和主权。
恰如作者所说：“基督教的信仰是历史性的信仰。上帝是借着人物和事件，而非抽象观念，来与人沟通、向人显现。换句话说，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信仰，是‘道成肉身式’的信仰，上帝的真实性进入人真实的事件中。”（p. 237）督教信仰始终是在坚实的基础上，既有创造性，又具有本色性；能积极回应时代需要、回应文化，并引导时代，发挥影响力，拓展上帝的国度。
此架构有明显的优点，也带来些问题：
优点之一
第一个优点，非简单叙述宣教历史，而是坚持宣教是基督信仰与社会环境的互动的产物，从而相对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基督教宣教的发展历程，既突出了基督徒、教会、机构等的独特价值，又显示了文化、社会等的影响力。
这种双螺旋式的论述，展现出基督信仰和各时代文化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教会、神学和宣教的进展，甚至文明的发展。亦充分揭示了教会、神学和宣教蕴含了人文特色，具有局限性，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罪的污染。
这种反思令人震撼。在理论上，这打破了教会和世界的隔阂，揭示了神学和世俗思潮的关联，使人从多个角度看待宣教。这是我以前未关注过的，也是华人教会，尤其是大陆家庭教会缺乏认识的。
优点之二
第二个优点是，作者始终坚持：宣教是上帝的宣教，是上帝的教会参与了上帝的宣教事工（p. 12, 522-527, 676, 712）。教会本身的信仰，已具有宣教的特征（p. 7, 461））。也就是说，上帝自己率先实施了宣教事工，教会则在宣教上具有本质性到影响力（p.11-12）。这在后5个范式的论述中多次强调。
以上帝为中心的宣教观，打破了传统的以教会为中心的宣教观，显示圣灵在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定宗派、特定信徒中，促进宣教进展的各种大工——如早期信徒道德的见证，修会对宣教的贡献，对国家的影响，18世纪敬虔运动和大觉醒运动对宣教的推动等。
在论述宣教周期性的成败得失时，作者也揭示出神学的局限性，导致教会信仰和实践上的局限。换句话说，教会的信仰和见证，既能推动，也能阻碍自己和宣教事工的发展。所以，教会自身神学的反省和更新，始终是宣教事工发展的关键。
作者认为，教会这种神学反省和更新，导致宣教区域的拓展。这拓展使教会面临新的世界和文化，而这新的世界和文化又推动了神学的反省和更新。即，被上帝拯救的新世界、新文化，在相当意义上，成为拯救或改善基督教会的良药。这很值得我们思考。
两个问题
上述两个优点，也带来两个难题：一是如何平衡基督信仰和所处环境的相互关系，二是教会更新、神学进展，与文化变动等的关系。
在本书中，这些方面的论述始终不够清楚。比如说，在东正教的宣教典范中，东正教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文明，产生了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其原因为何，本书论述不足。
同时，东正教神学形成过程中，信仰、环境和文化，到底哪方面作用更多些？本书亦缺乏清楚的区分。对其它几个典范的论述，多少也有这方面问题。当然，这些问题确实有些超出本书的研究范围了。
有待深思
由此，引出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一，既然基督通过教会来祝福世界，就必然赐给教会真理之光和恩典，来照耀与引导世界，就像摩西最后对以色列人的教导（参《申》4：7-8）。这必然表现为，对于历史，基督信仰比环境起著更主动、更正面的作用。历史对此必有印证。可惜本书对此其论述不够。这或许和作者强烈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认知有关。
第二，既然对基督信仰的认识和实践，是随着宣教、新文化和新人加入，而更加深入和更加全面的，那么，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上帝也透过非基督教文化，来祝福基督神学。即，上帝不仅通过基督教会祝福世界，也透过非基督信仰的世界和文化，来祝福教会。
这令我惊异，但确实是本书隐伏的一大脉络。如本书论述了上帝通过希腊文明、罗马文明、近代西方文明，以至现代亚非拉文明，祝福了教会。意即，作为特殊恩典管道的基督教会，也借着丰富多彩的普遍恩典的滋养，得以成长和成全。这就像孩童的灵性生命的成长，是伴随着知识、技能、经验和社会阅历增加的。
当然，各类出自普遍恩典的文明，只有在承认基督的主权、彰显基督的恩典下，对教会才有意义。其自身的价值，也才得以更好发挥。否则，为罪污染的巨大的腐蚀作用，将难免毁灭的危机。
同时，各种文明的正面作用，也是有限的。当其发挥到一定程度──似乎是成效卓著的时候，就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基督国度发展的绊脚石，就像进入成熟期的前5个宣教典范（这也是本书令人吃惊的结论之一）。
因此，特殊恩典始终是高于并引导、维护普遍恩典（《启》4：11）；普遍恩典则在某种层面上，彰显甚至支撑特殊恩典。其独特价值，不应忽视。
总之，通过上帝同时在教会和外邦世界的历史性作为，以及外邦世界在拓展神国、认识神国中的地位，我们或许可以说，不但教会是为外邦世界预备的，同时，外邦世界也是为教会预备的。
这里的外邦世界，包含外邦文明的一切成就、宗教和信仰。那也是上帝祝福世界的管道，但最终都是为了认识基督，归于上帝的国（《徒》14：15-17，17：26-31；《罗》1：5，16：26）。
由此反思，教会应该进一步从“以教会为中心”的神学观中解放出来，转向并构建以上帝为中心、以普世为对象的神学观、教会观和宣教观。
中国特色
那么，本书对当代中国教会有什么意义呢？简而言之，我们必须“道成肉身”，从中国文化传统、多元信仰传统，及当代社会剧变所带来新的需要等角度，对照圣经的教导，特别是效法耶稣基督来者不拒的宣教模式（p. 33），仔细省察当代中国教会的神学传统，深思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和教会的发展方向，并开创新篇章。
比如，中国人特别推崇老天爷，尊重祖宗、长辈与政府，重视修心，重视道德、家庭，重视与自然和谐等。应该让这些文化特色，在中国神学、教会和宣教中，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关键是形成外富中国特色、内具圣洁生命，且事工逐渐全面发展的中国教会。如此，一心事主，又秉持谦卑、仁爱的精神，坚持开放对话，借鉴其它宗教的合理成果，可长保中国基督文明的活力和适应性，推动宣教学进入新的阶段。
当务之急
当前中国教会有将近1亿的基督徒，社会影响力却非常不够，缺乏社会生命力，缺乏群体的见证，大大不如1949年前。
这一现象，非常值得关注和探讨。是因为信徒人数不多吗？是具有知识和才干的信徒不够吗？是信徒属灵生命普遍不成熟吗？是信徒的社会观有偏差吗？或者，是政府压制教会的结果？
当然，确有政府有意在政治和社会上压制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中国教会和基督徒生命普遍不成熟，特别是对基督徒事工，认识上有偏差。
随着个人自由的日益增加，经济的私营化，社会领域的逐渐放开，特别是新一届政府有意开放社会服务性工作，基督徒中如能有1/10灵性比较成熟，且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能在一生中影响一二十个人，和一两个社会机构，中国的福音化和基督化是可以期待的——就像在同样环境下，经过30多年的曲折发展，中国私人经济已经超过国有经济的力量，中国市场的力场已经超过政府控制的能力一样。
要增强中国教会的影响力，当务之急，是坚守圣洁的同时，以创新精神，积极化解中国的信仰缺失、道德大崩溃、市场诚信的极度缺乏、贫富两极分化等危机，让中国文明传承的危机、社会经济政治和道德等的危机，成为基督教信仰发展、基督教信仰中国化的契机。
为此，中国教会的中、近期的关键，在于信仰的灵性深度觉醒，带来生活、实践上的活跃、活泼，与宣教事工的丰富多彩。长远而言，则在于基督信仰的中国化，形成既富有中国特色的基督信仰，又兼具普世情怀的服事精神，以服事带动普世宣教。
作者来自中国，原从事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现在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进修。
图片一为JoeWang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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