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郁
（继上期）
1978年，在邓小平的组织和推动下，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是中国政府施政的转捩点，也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转捩点。从此，中国社会的发展，开始展现新的一页！中国教会也开始为上帝做新的见证！
挡住福音的大墙
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中国人在救亡心态中寻找强国之路。五四运动的旗手们，认为在“民主”和“科学”中找到了这一道路。他们大力鼓吹理性主义，反对宗教，认为宗教如同迷信，违反理性、违反科学。
很显然，这是一种以人的理性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潮。在1922－1927年的非基运动中，这是内在动力；在1949年开始的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仍然是主要推手。
非基运动期间，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唤起的热情，以及中国思想界开始兴起的理性主义，西方宣教士深感好像面临一堵又高又厚又结实的墙，挡住了福音的传播。为此，他们发动了长时间的跨宗派联合祷告，求上帝拆毁这堵墙。
然而，上帝似乎没有理会他们的祷告。很快地，中国进入了动荡不安：8年抗战，加上3年内战。接着，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执政。一个政治运动接一个政治运动，和传统决裂，要建立一个崇尚理性的理想社会。
在马克思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中，以人的理性为本的人文主义，获得了终极性的表达。这堵理性主义大墙，是越筑越厚、越高、越结实了。
我们看到，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中国人愈发相信自己的理性和能力，高喊“人定胜天”，坚决拒绝上帝的祝福。70年代之后，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已经没有公开的教会活动，甚至连“基督教这个名词都不容易听到。
五四运动的精神，似乎已经主宰了中国人的思维；上帝究竟要如何祝福中国呢？所有关心中国基督教发展的人，都困惑不解。
在这极端中窒息
当中国人以为自己的理性和力量可以做一切事情时，上帝和中国人开了一个玩笑：放手让我们的理性往极端方向发挥！
人在理性中追求控制一切，把所有事情（包括人的思想、感情、活动）都控制在秩序里。在70年代的中国社会是井然有序的：一切都听从上级的安排，思想必须和中 央保持一致，讲话只能重复上级规定好的语言，工作也是组织上安排的。粮食要粮票，食油要油票，买肉要肉票，烧煤要煤票，等等。
这样的社会，当然也是死板的：思想保持一致，说话保持一致，行动保持一致，每人每月分配油票4两、肉票半斤，等等。一旦遇到农业欠收，就连这些供应也无法保证。中 国社会在控制秩序中停滞不前，中国经济在理性计划中走向崩毁！可以说，五四运动的理性主义追求，在这里已经实现了。中国社会在五四精神中走向极端，并在这 极端中窒息。
这便是人在理性上，对中国社会进行控制的典型写照！
人的理性是在推论中进行的，推论是从前提出发的。也就是说，理性 需要推论前提作为出发点。毛泽东在世时，这个推论前提自然就是毛泽东的思想和说法。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 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被奉为推论前提。
先是对社会各阶层的人进行控制，进而是对自己的部下进行控制，最后是人人自危：对他人进行严格的控制，反过来是自己被严格地控制。镇压别人，自己也被镇压。现实就是这样严酷的！在这种理性推论中，在严格的控制中，中国人的思维走向死亡，中国社会也走向死亡。
摸著石头过河论
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在文革期间又起又落，几乎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对于彻底的理性控制带给个人和社会的危害，有亲身的体会。当他第3次复出，推动改革开放时，提出了“黑猫白猫论”和“摸著石头过河论”，主要目的就是对抗“两个凡是论”。
与此同时，他在思想理论界，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这个讨论，也称为思想解放运动。就其直接诉求而言，是反对“两个凡是论”；就其思想运动而言，是反对空洞的理论争论，而在实际上，消解了中国思想界中，占据主流的理性主义思维。
理论之争是严格的理性主义，邓小平深深感受到这种理论之争（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之争），只会给中国带来灾难，必须放弃！ 他的“摸著石头过河论”，具有相当的非理性倾向，是在对河流的深浅、河岸在何处无知的情况下，往前走！
当然，邓小平不是基督徒。他无法直接领受上帝的启示和引导。但是，我们相信，上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掌握著主权。
五四运动以来，上帝放手，让中国人的理性主义得到充分发展，目的是要中国人知道理性力量的极限。邓小平在落难中看见了这个极限，并力图带领中国人摆脱制约，另寻出路。这是上帝拆毁这堵大墙的一步。
上帝听到了西方宣教士跨宗派的联合祷告。祂按照祂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拆毁这堵阻拦福音进入中国的大墙，直至完全、彻底的拆毁！
给三自教会松绑
接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同时，政府开始给三自教会松绑。
1978年12月1－11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学习并讨论了中央统战部的《关于当前宗教工作中急需解决的两个政策性问题的请示报告》，强调宗教领域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很快地，国务院恢复了宗教事务局，落实宗教政策。
1979年2月1日，上海宗教局邀请宗教界人士参加茶话会。吴耀宗作为基督教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发表讲话，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主张基督徒参加现代化建设。
同年6月，上海三自会恢复活动，着手重开教堂，进行主日崇拜。全国各地的教堂建筑，也陆续地归还给教会。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短文《宗教和封建迷信》，认为基督教等宗教作为“建制性的宗教”，和“封建迷信”不同，只要正确引导和管理，可以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
这是一篇试探性的文章。同年10月17日，《人 民日报》发表文章《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强调宗教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压制、打击，而是要团结信徒，进行正确引导和教育。
1980年10月，政府为了适应与海外基督教机构的联系，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协会。由于政府认可的教会只有三自教会，所以，协会只有一个成员，那就是三自教会。这样一来，协会和三自会等于合为一家。从此，在中国教会史上有了“基督教两会”这一称谓。
进入80年代后，多年不见踪影的基督教，突然又出现在中国大陆，但像一个大病未愈的病人，举步维艰。虽然教堂已经归还，教会崇拜活动开始恢复，然而，教会领袖心有余悸，对政府的政治控制唯唯诺诺，甚至心甘情愿地配合政府的宣传，与政府忠实合作。
不过，作为教会领袖，必须配合政府的统战工作，尽快恢复教会活动。摆在他们面前的困难是，教会崇拜活动需要牧师，各项事工需要人才，信徒属灵生活需要圣经、赞美诗，和各种属灵书籍。一切都奇缺！于是，开始恢复神学院，和印刷圣经、赞美诗，并筹备《天风》杂志复刊。
教堂开始了久违的教会生活，与久违了的敬拜赞美声！参加教会活动的信徒，主要是年迈老人。他们多年没有进过教会，没有领受圣餐，甚至没有祷告生活。不过，他们还记得自己拥有基督徒这个名分。这么多年的苦难，他们挺过来了。这不是容易的。因此，他们向上帝献上感恩的心。
三自和家庭教会
整个80年代，三自教会稳步恢复，迅速发展。注册信徒人数，在这个10年中，从70万增长到400万（不计家庭教会信徒）。
1979年，三自教会领袖吴耀宗和赵紫宸相继去世。丁光训成为三自教会的主要领导人。
1980年10月，全国基督教会议在南京召开。会前，丁光训为了和家庭教会和好，专门邀请家庭教会领袖座谈。在这种和好的精神驱动下，该次会议的决议中，加进了有关家庭教会的条文：承认家庭教会，不以之为非法，但家庭教会要走“爱国爱教的道路”！
1989年2月，丁光训在洛杉矶访问时，谈到要在1991年解散三自教会，并确立中国基督教协会为最高机构，管理中国众教会。不过，这一想法并未实现。
80年代是中国社会解放思想的年代。其思想解放运动，似乎也引发了丁光训的反思。众人皆知，三自运动始于50年代，因紧跟着中国政府当时采取的消灭宗教政策，三自运动的领导人做了很多伤害教会和信徒的事。丁光训希望能够卸下这个历史包袱，并努力去做一些补偿。
1988 年，丁光训和金陵神学院学生谈到：“50年代后期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左’的路线、恨的路线，在我国日益抬头……我追随过这条路线……我正在按我 今天的认识，投身于反‘左’工作。现在，我在神学院，在教会，在社会上，都尽我的力，不让‘左’的东西继续害人。我求上帝悦纳我这一忏悔的表现。”
就丁光训在80年代的所作所为来看，这段话在相当程度上是真诚的。他积极推动各级地方政府，落实中央的宗教政策。在为三自教会说话的同时，也照顾到家庭教会的存在，甚至希望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能够和好、联合。
然而，三自教会背负著沉重的历史包袱。它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一颗棋子，也参与迫害了不愿参加三自教会的弟兄姐妹。随着在50年代“三自爱国运动”中受迫害、入 狱的家庭教会领袖陆续出狱，三自教会领袖在运动初期的丑恶作为，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于是，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在80年代初出现的那一点点和好气氛，很 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双方的不信任，进一步加深。
不是幸运，是保守
在恶劣的环境中，在中国社会的角落，基督教家庭教会以不被人注意的方式，迅猛地发展了。
70 年代的中国，人们小心翼翼地生活着。一个无意的动作，如没有在墙壁上挂好毛主席像，或毛主席的书在桌子上没有放整齐，就可能被当作反革命，揪出来批斗，甚 至入狱。一句不在意的话，如调侃某位领导，在他人举报下，也会成为“阶级敌人的恶意攻击”，从此终结政治生命。能够挺过这10年，对于每一位中国人来说， 都是一种幸运，值得谢天谢地！当时能够继续秘密聚会的基督徒，屈指可数，因为一旦被发现，就是灭顶之灾。绝大部分基督徒和其他中国人一样，谨言慎行，免得 在政治上说错话、做错事。没有人敢在大街上公然宣布：我是基督徒！只敢在心里暗暗地祷告。
在上帝的带领下，他们终于走过了死荫幽谷，持守 了自己的信仰。他们明白，这不是幸运，这是来自上帝的保守，所以他们首先感谢的是主恩。80年代初期家庭教会聚会时，大家挂在嘴上的，就是这句话：“你尝 过主恩的滋味吗？”就这一句话，几十年来的甜酸苦辣，都化作了“主恩的滋味”。仅仅凭著这句话，大家在一起聚会、分享，进而传福音，给那些没有尝过主恩滋 味的人。
这是收割的季节
虽然，王明道、袁相枕、谢模善、林献羔等这些老一辈的传道 人，出狱后有好几年，都在受监视的状态，无法在更广范围内，带领教会。但家庭教会在80年代的复兴和发展，几乎是无法追逐的！进如雨后春笋般，家庭教会在 各地出现，人数急剧上升。林献羔回忆：“1979年9月，大马站恢复聚会，开始时每次只有4、5人。之后，便迅速增长。我们把天台盖起来，作聚会用 ；到1981年2月，已经是在3楼讲道，2楼以播音器播音了。后来虽因我尚有5年附加刑，没有集会自由，而暂停大聚会半年，但却借着这半年的时间，把破旧 不堪的楼房重新修建，实在是上帝巧妙的安排。至此，在这里受浸的弟兄姊妹已有43批，共1364人（1980年7月6日至1988年10月4日），每主日 均有300多人聚会。”
一则记载：山西省侯马的“耶稣家庭”，于1979年就开始恢复聚会，吸引了100余人参加。1982年，传道人高老先生出狱，带领这个教会。1988年，高老先生去世，前来送行的基督徒达千人以上，送葬队伍十分壮观。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之后，基督教似乎消失了。然而，当我们进入80年代这段历史时，我们不得不惊叹，上帝在中国教会复兴上的奇妙作为！文化大革 命的破四旧运动，冲击了所有宗教，传统的佛教和五花八门的民间宗教，首当其冲。这场运动给基督教福音在中国大陆的传播，扫清了障碍。当政府给教会松绑时， 基督教内部没有人会想到，原来庄稼已经熟了！
这是收割的季节！
（ 未完待续）
作者现为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历史神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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