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居
圣传(magisterium) ，肇端于教会历史初期，宏大而悠久，至今不绝。
宗教改革以降，新教世界很少提及圣传，此源于宗教改革时期对天主教的反感与批判——圣传不幸地和天主教捆绑在一起了。这导致新教学者不太愿意提及圣传，新教信徒对圣传比较陌生。
基于笔者对当代中国教会（尤其是家庭教会）的解读，我认为，引入圣传观念，有助于福音派教会奠定大公信仰基础，得以回溯、连通使徒和教父传统，在正统信仰的基础上，达成国度性的合一。并在承袭大公传承的基础上，为圣传开拓新的疆域。
定义
圣传，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观念，是天主教行政和教导体系的核心概念，通常定义为：圣言启示的解释权，专属教宗及相关的主教团体。在天主教传统里，圣传包括神圣无误 (Infallible Sacred) 和平常可能有误(Fallible Ordinary)两个部分。
宗教改革对于教会的最大影响，就是把教廷专属的释经权威，交还到平信徒手中。圣传观念随之急剧变迁，一方面激发了新教平信徒的创造力，对于近现代西方文明功不可没。另一方面也导致新教内部宗派林立、教义庞杂混乱。
圣传作为教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权威源泉，略有差别于改教者提出的大旗“五大唯独”（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上帝的荣耀、唯独恩典。参Michael Horton, “Reformation Essentials – Five Pillars of the Reformation,”Modern Reformation, March/April 1994。）“五大唯独”在改教过程中，起了纲领性作用，模塑、定位了近现代福音派教会传统，并在当代教会实践中起著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我们仍然可以追问一个问题：在圣经新约正典形成之前，教会已经经历了三、四个世纪，那时的信徒服膺何种权威？到底是什么样的权威，判定哪个文本该列入正典，哪个文本不具有正典资格？
追问下去，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新约圣经形成之前，有一个权威，厘定圣经的文本，并衍生出圣经正典权威。这权威就是所谓的“圣传”。对于今天的中国教会，圣灵、圣经、圣传，这三个权威源泉乃是相辅相成、共生共存的。本文着重讨论 “圣传”。
特性
圣传有两大特点：
×特点一：实体传承
圣传的第一大特点，就是：它是一种实体传承。
这里的实体，指的是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在历史过程中，以实体存在作为真理的承载，如一条生命之河，一脉相承、流传不息。这条生命之河，肇端于基督的道成肉身。
按照《约翰一书》4：1-3的判断标准，凡是忽略、否认基督道成肉身的历史性、实体性，这类信仰就不是从上帝而来的。同理，凡否定教会为基督的身体，认为自己可以超然于教会之上或之外的，其信仰也是空洞而危险的。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教会作为基督在历史中的实体存在，是鉴别诸灵的试金石。换言之，教会作为一种实体传承，拥有判断正统与异端的权柄与能力。
教会作为实体的传承，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度传承的时间都要绵长。自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五旬节圣灵浇灌降临，教会在历史中的实体传承，从来没有间断过。使徒信经中提及的圣徒相通，不仅有横向、同时代圣徒的相通，也有纵向历代信徒之间的相通。这种相通是圣传有效性的教义基础。
教会作为一个实体，有生长、发展的过程。正如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有生长、发育的过程。我们在幼年的经历，以及在人生不同阶段所做的决定，对于我们的现今和未来，都会产生影响。同样，在初代教会、教父时期，甚至中世纪所做的决定、所形成的传统，对现在基督的身体，也有着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同时具有正面与负面。
×特点二：实践属性
圣传的第二大特点，就是实践应用属性。
圣传的形成，并非凭靠学者、思想家在书斋、象牙塔中的想像。圣传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或因面临重大的内部分歧，或因严峻的外部挑战，教会必须召开大公会议，形成相对统一、特定的教义表述，作为教会整体对于外部挑战的回应，或对内部分歧的整合。
简言之，圣传的实践应用属性，是教会作为生命有机体，在特定环境下，对特定问题所做的回应、调整或决断。初代教会对于基督神性之争所做的圣传决定，形成的文本就是尼西亚信经；对于基督神人二性的圣传决定，就是迦克顿信经；对于三位一体之经典表述，则在亚他那修信经中可以找到
×进一步的区分
对圣传作进一步的区分，可分为圣徒圣传和教义圣传。
圣徒圣传是每一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圣徒集合体，通常表现为大公会议，以圣徒共通的良心，印证圣灵的光照。
圣徒圣传必须具有代表性。在初代教会和教父时期，大公会议多由各地区实际主持教务及牧养的主教组成。这些主教本身往往就是神学家。同时也有各神学流派的代表参与或列席，通常亦有君王或世俗政权的代表出席。圣徒圣传好比教会这个生命有机体的决策机制，是在圣灵引导光照下的集体思考、决策过程，是圣传权威的灵动泉源。
教义圣传则是圣徒圣传形成的教义传统。历代公认的教义圣传，主要包括基督论、三一论、圣经新约正典等。
分歧
天主教和新教在圣传这个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改教者为了淡化天主教的色彩，基本上避而不谈圣传。这是今天福音派信徒较少接触这个概念的原因。
改教者和天主教神学家分歧的关键，在于圣徒圣传的定位。天主教以圣徒圣传的正统自居，认为自彼得以降，圣徒圣传代代相承，传承载体为以教皇为首的梵蒂冈教廷。天主教认为，圣传产生圣经新约正典，圣传的权威并不亚于圣经。因此，教廷的文件以及教皇的官方谕令，与圣经同样无误，并对信徒具有约束效力。
这一点，改教者们无法接受，成为新教和天主教的一大分歧所在。
改教者其实也讲圣传，不过他们侧重的是教义圣传。宗教改革的起因，就是认为中世纪教廷在教义和实践上趋于腐败、偏离正道，需要回归使徒和教父时代的传统。改教者完全认同初代教会和教父时期的各大信经。也就是说，他们在教义圣传方面，承袭了大公教会的传统。
然而，改教者在圣徒圣传方面持保留态度。他们既不愿承认天主教对圣徒圣传的排他独占，也不愿意分裂教会，形成另外体系的圣徒圣传。这一困难，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福音派教会。其直接结果就是，教派林立，莫衷一是；教义庞杂，甚至彼此矛盾，局面较为混乱。
在笔者看来，天主教并不能垄断圣徒圣传。根据《马太福音》16：13-19，及符类福音书（Synoptic Gospels，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相关记载，耶稣称彼得为磐石，未来的教会要建造在这磐石上面，并且把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这些经文确实隐含圣传正统的传承。不过，这并不能成为天主教垄断圣传的依据！
从上下文来看，把“磐石”解释为彼得对耶稣基督的认信，比直接解释为彼得本人，更合理些。因为，在随后的经文里（《太》16：20-23），彼得显然不明白弥赛亚的真正含义，他甚至被耶稣斥责为“撒但”。彼得怎么可能上一分钟是教会的磐石，而下一分钟转变为撒但的差役呢？显然，那“认信耶稣是基督”的彼得，是教会的磐石；那“拦阻耶稣基督使命”的彼得，是撒但的差役。
由此可见，此处的彼得代表一种类型，凡是和彼得一样“认信耶稣是基督”的个人或群体，都可以成为圣传载体。而那些和彼得一样“拦阻耶稣基督使命”的，都有可能成为撒但的差役。
总而言之，在认信基本教义的前提下，圣传并不专属于特定的个人或群体。五旬节圣灵降临，是以火焰的形态，分开落在各人的头上。火焰的特点，是可以燎原。而且，那从原初的火种分出来的火焰，与原先的火种同质无二。圣灵也是如此。因此，耶稣应许，地上只要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奉耶稣的名祷告，主就会在他们中间（参《太》18：19-20）。按照这个模式，圣传可以如火种四散，且这些火种同出同源。
意义
重提圣传观念，对于今天的中国教会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意义一
第一，教义圣传可以帮助当代教会传承大公教会的信仰，从而维护信仰内容的正统，确保中国教会建立在稳固的使徒根基之上。
不是所有的教会代表会议，都可以称为大公会议。大公会议一般是指1054年东西方教会分裂之前，具有普世意义的教会代表会议，尤其是那些确立普世核心教义的大公会议，及其形成的信经文本。
最典型的大公教会教义圣传，通常指初代教会的4大信经——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迦克顿信经和亚他那修信经。这4大信经奠定了大公教会在上帝论、基督论、圣灵论、三一神论、教会论等方面的圣传核心。
×意义二
第二，福音派教会在普世范围内，已经逐渐形成自身特有的圣传。比较典型的福音派大公信仰，在洛桑信约及后续文本中，得到相对完整的表述。
1966年，葛培理布道团(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及《今日基督教》杂志(Christianity Today magazine)，赞助及组织，在德国柏林举行了全球性福音议会 （World Congress on Evangelism）。
1974年7月, 第一次洛桑会议在瑞士举行，主题为“让全地都听到祂的声音！”150国家、2700个代表与会。《时代周刊》 (Time Magazine) 称之为“一个强大的论坛！可能是迄今最为盛大的基督徒会议”。该会议委托福音派学者斯托德(John Stott)，起草《洛桑信约》(Lausanne Covenant), 系统而完整地表述了福音派的共同信仰，成为普世福音派教会彼此联合的教义基础。
1989年7月，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了第二次洛桑会议。来自170国家的3000名代表参与。其《马尼拉宣言》清晰地表达福音派教会，对社会服务及社会公义的基本态度。
2010年10月，第三次洛桑会议，于南非开普敦召开。出席者为198个国家的4000名代表。会议通过《开普敦承诺》，重点表述了福音派教会对于灵恩的立场。
可惜，中国家庭教会的代表，没能参加第二及第三次洛桑会议。洛桑组织者为此专门于2013年6月，在韩国首尔举行了“亚洲教会领导力论坛”。海内外近300名代表参与，其中约1/3为大陆家庭教会的代表。大多数与会者签署了《开普敦承诺》，标志着中国家庭教会对当代福音派大公信仰的接纳与传承。
×意义三
第三， 福音派教会虽然不会硬传承天主教的圣徒圣传，但仍可借鉴天主教的模式，在现有传统内部 形成相对的圣徒圣传。
其实，当代天主教的圣徒圣传，也已经从初期的普世性圣徒圣传，演变为宗派性的圣徒圣传。宗派性或局域性圣传的产生，是福音广传、教会进入多种语言、文化、族群的必然结果——圣传本来就注重实践、应用，教会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千差万别，按照辅助性决策原则（Subsidiarity），应当由当事人决定与他们切实相关的事务。圣徒圣传从原来单一结构，逐渐演化为复合结构。
只要秉承使徒时代及初代教父时期的教义圣传，如火种般四散的圣徒圣传当不会滋生异端。这是改教者的思路。宗教改革以后的教会历史，也印证了这一点。
因此，中国教会在持守圣经教导，接受初代教会及教父时代教义圣传的基础上，可以仿效今天的天主教会，招聚各地区同工代表，回应外部环境的挑战，整合内部的信仰分歧，求同存异，形成自己的圣传系统。
×意义四
第四，“三自”教会作为一个可能的圣传体系，本身带有两个先天的缺欠。
其一，“三自”不具普遍代表性。中国教会目前的主要信众来自家庭教会，而大多数的家庭教会不承认，甚至拒绝被“三自”代表。“三自”代表性的偏狭，使之无法成为中国教会的圣传正统。
其二，“三自”受政府限制太多，不具有独立自为的主体资格。这导致他们无法签署《洛桑信约》、与普世福音派正统信仰的疏离、无法顺畅回溯到普世大公信仰……这些自身局囿，都是“三自”在目前无法超越的。
上述两个致命缺憾，使得“三自”未够资格成为中国教会圣传正统的主体。
×意义五
第五，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教会目前尚未形成圣传正统。因为，至今还没有一个公会式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圣徒群体，为整个中国教会思考、决断，整合内部信仰，回应外部挑战。
迄今为止，可能演化为圣传体系的群体，大致有三类：
一是原先农村家庭教会的五大团队。其领袖聚在一起祷告、议事，形成的决议可以代表为数众多的中国农村信众。赵天恩牧师生前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力求以《家庭教会信仰告白》整合农村家庭教会。五大团队目前面临城镇化、民工潮等方面的挑战。他们回应时代变迁的经验，将成为中国教会信仰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是新兴城市家庭教会的牧者。他们有时聚在一起联祷。在瞬息万变的中国，这些城市牧者在把握时代脉搏、回应现实挑战方面，身居一线，具有相当的代表意义。
其三是海外牧者联合国内牧者，组成国际性的牧者群体。比如过去4年在香港举办的教会同工培训会，有华人牧者团契牵头，有来自农村和城市的众多家庭教会。这个群体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都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华人牧者团契超越国界、超越城乡差别，再加上培训内容专注当代本土教会的实践，这些特点使其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教会圣徒圣传最具潜力的代表群体。
结语
总而言之，圣传这一观念，如果运用得当，对于今天中国教会传承大公教义、整合内部信仰、回应外部挑战，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来自江苏，西敏神学院毕业，目前在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教授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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