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54期

谢文郁

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是新的。一切都令人兴奋，令人目眩。中国人好像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这样的口号深入人心。从此，中国这块土地上，弥漫着“人定胜天”的精神和勇气。

        在理论上，这股精神和勇气在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中找到了立足点。在实践上，“大跃进运动”（1958-60年）把这股精神和勇气传染给每一位中国人。于是，中国人开始生活在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文主义氛围中﹗！

        对于当时的中国基督徒来说，这是一种信心挑战。许多基督徒不知不觉也受了影响了，或离开了教会，或淡化了自己的信仰。

        西方传教士们的忧心成了现实。早在20年代中期，随着非基运动的广泛展开，传教士愈来愈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情结，感受到这一情结对基督福音的严重阻拦，他们犹如面对一堵又高又大又厚的墙，而无能为力。于是，他们呼吁跨宗派的联合祷告，求神亲自拆毁这堵墙。

        然而，历史发展似乎和所期望的发展背道而驰 。他们问，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西化运动，是高举人的能力、否定基督教的人文主义运动。这场西化运动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历史舞台的前台，并在新中国主导了中国文化的话语权。──上帝在听我们的祷告吗？还是说，我们的祷告出了问题？

五十年代的分化

       1954 年之后，中国教会出现了“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分化。按照中国的法律，“家庭教会”是不合法的。所以，“家庭教会”无法公开聚会，其活动能力和范围 都大大收缩。他们无法在公开场合，向中国人展现神的荣耀。然而，他们秘密聚会，认为自己是神所拣选的“小群”，心甘情愿为神受苦。

        “三自教会”则因为得到政府的支持，可以公开活动。虽然也受到很多限制，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小，但是，三自教会仍然在社会的视野中。三自教会中的许多人相信，他们还在为神做见证，他们参与三自运动是符合神的旨意的。

       对于新政府来说，基督教教会并不是一股强大力量。在通过三自运动解决了基督教问题之后，他们几乎不把基督教当回事。此刻还有更大的事要做，那就是，在经济和 军事上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尽管新政府在各方面都是新手，但是，在极端的人文主义情结中，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进一步深化 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的思想改造。
        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成了中国社会的前进动力。受政府宣传的影响，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中，基督徒属于落后、跟不上形势之人。基督教是一种迷信，必将被历史抛弃。

       在这种形势下，在公开场合宣传基督教，等于把自己公开当作笑柄。迫于政治压力，不但年轻人，即使那些属灵前辈，也无法在公开场合宣告福音。王国显弟兄在回忆 录《行过了死荫的幽谷》一书中提到， 1957年他从牢里释放出来，回到广州大马站福音会堂（1950，林献羔创立）：“那时教会传出的讯息，一面是安慰，一面是带领神的儿女继续要活在神的脸 光中。我们更孤单了，但是却激励了许多在各地的神的儿女。他们知道我们仍旧孤军作战，他们写信来与我们表同情，我们也因此得安慰。”（页150）不久，王 国显就向政府申请出国。
       那时中国的基督徒（不管是属于家庭教会，还是三自教会），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信仰，就算是为神做见证了。能为基督的名呐喊的，少而又少﹗！

六十年代的“消灭”

       进入60年代，经历了 “反右运动”和“四清运动”之后，新政府觉得已经比较稳固地控制了社会，在政治上略微放松了管制。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在大跃进运动中的激进、冒进，中国 经济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害。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中国政治发生了重要变化：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主管政局。

        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政府为了经济的发展，允许农村地区有较大的自主性。于是，在60年代的头几年里，有些农村出现了游行传道人。这些游行传道人主要是普通信徒，他们的活动亦十分有限──当时教会的传道人，或者入狱，或者受到控制，无法出来传道。

        1963年，中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略略缓过了一口气。这是一场天灾加人祸。如果中国人能够静心反省，不难认识到人的能力渺小，不难从中汲取教训、学会谦卑。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具备这种反省能力。

        在马克思主义主导下，人文主义已经在中国膨胀。中国大陆的各种宗教，都顺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理说，宗教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然而，1963-1965年 这段时间，中国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红旗》、《新建设》、上海《文汇报》等）上，刊登了相当激烈的“宗教大辩论”。这场辩论涉及了宗教定义、宗教 信仰自由、宗教政策等等问题，可是却没有宗教人士的参与，基督徒更是没有发言权。

       在辩论中，就宗教政策问题，形成了两个派别，即所谓的温和派与激进派。双方都坚持唯物史观的无神论，不过，温和派（以对藏传佛教有一定研究的民族学家牙含章为代表）认为，从唯物史观出发，任何宗教都不过是历史 进程中的一种现象。它的产生有其历史条件，消亡也有历史必然性。因此，政府可以采取正常管理的政策，让它自行消亡。

        激进派则以游游骧（马 克思主义学者，后跟随赵朴初学佛学；改革开放后进入佛教 界工作，任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刘俊望等为代表强调，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然和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势不两立。因此，政府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和各 种宗教进行斗争，尽快消灭宗教现象，确保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很清楚，无论是哪种立场，其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消灭宗教﹗！

        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场此辩论中的激进派理论，终于成为政府宗教政策决策的根据。

        新中国的第2个10年，其政治趋向是要消灭基督教教会（无论是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其实，这并非仅仅针对基督教，其他宗教也感受到生存威胁。进一步 说，不仅是宗教，所有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总之，政府统战工作的核心，是在全国确立统一的意识形态。至于基督教，最好在中国永远消 失。

艰难中苦寻出路

        上帝为何什么允许这种事发生？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认为：神把他们分 别为圣，拣选他们为得救的“小群”。他们的秘密聚会一直没有从未停止。许多老传道人回忆，为了不让人发现，他们在午夜或凌晨进行聚会。他们坚信，这个世界 迟早都要废去，但是神的话语永存。只要坚持聚会，他们就可以保持自己的信仰。

        他们的活动是秘密的，且在小范围内，政府似乎没有专门关注他们。在公开场合，他们也不再宣称自己的基督徒身分。在社会视野中，他们消失了。

        三自教会在60年代的头几年，场面上仍然相当热闹。他们可以公开聚会，公开举行一些宗教活动。但是，这些活动，都必须配合政府的政治意图，和官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是与基督信仰格格不入的无神论。

        对于许多三自教会领袖来说，他们加入三自教会的目的，一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二是为了教会能够公开聚会、为神做见证。现在，他们必须配合政府消灭基督教的总方针，这样下去，他们如何能够为神作见证？于是，许多加入三自教会的基督徒开始反思。然而，他们找不到出路。

        当时中国基督教界的神学泰斗贾玉铭，为了维持他所创办的上海灵修院，参加了三自教会。结果是，灵修院中的优秀神学人才，或被迫离开，或锒铛入狱。最终，贾玉铭非但没有保住上海灵修院，反而使自己走上一条不归之路，连祷告都感觉不到力量。正符合了当时政府宗教政策之目的。

        这便是三自教会的困境。我们可以从一些县志或市志中读到相关的记载。根据《厦门市志》：“1956年12月17日，召开厦门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第二届代表会 议。正式代表173人，特邀代表23人。代表中有4个教派和23个基督教单位。1957年后，基督教界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活动渐不正常。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教堂被‘砸’、被抄，教牧人员和教徒被‘批斗’，宗教活动基本停止。”

        不同地区的县志和市志，在涉及基督教这段历史时，几乎用了相同的语言。从1954年到1966年，三自教会还没有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性格，就在新中国的政治漩涡中淹没了。

        家庭教会的秘密聚会，无法为神公开做见证；三自教会的公开聚会，也未能维持长久。中国教会在死荫幽谷中行走。三自运动催生了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两种存在形式，但是，时代的急剧变化没有给他们深思熟虑的机会，也没有给他们从容回应的余地。

        很快，中国就进入一场浩劫，基督徒则经历了更严酷的政治生活。面对这场狂风暴雨，中国基督徒能够持守自己的基督信仰、走出这死荫幽谷吗？神要对中国基督徒说什么呢？神要对中国人说什么呢？（未完待续）

作者来自中国，现为北美神学院教授。

图片来源：http://sc.chinaz.com/tup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