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的权威与文明的根基 ——读薛华《前车可鉴》(安彦魁)2016.03.22

文/安彦魁

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品书香专栏2016.03.22

对薛华的认识,始自梁家麟书中列举的福音派人物。“在护教上表现出色的薛华”(注1),虽被一笔带过,我却印象甚深。因此当我开始读薛华的著作《前车可鉴》(华夏,2008。简称《前》),不自禁地充满了期待与渴求。

 关键之处:圣经权威

将《前车可鉴》的文字和纪录片对应观看,加上书柜里有他的最后遗作《福音派的危机》(华神,1988。简称《福》),进一步听见作者这位当代先知的迫切呼声。

审视时代风气,“绝对的自由”已变成脱缰的野马,我们挣脱束缚却未获自由,因法治和自由需平衡同步(《福》,p. 13-14 )。

该书提示:自由和法治的基础,可追溯到宗教改革与圣经权威。“宗教改革在法律上的意义,法律的基础就是圣经。”(《前》,p. 84)“改教运动以圣经教训为皈依的精神,给社会带来极大的自由。人获得真正的内在价值时,自由就在其中。没有这些因素,自由就会导致混乱。”(《前》,p. 83)

薛华的历史观,乃以宗教改革为轴心。他痛心地说:

“我们文化赖以建立的舆论,已经从‘基督教的’改变到‘启蒙运动的’……人们已经从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思想……朝向另一个世界观而去,让世界观最后的实体为非位元格的物质或能力,在非位格的机会中偶然形成……”(《福》,p. 27)

如今若我们认祖归宗,就必然承认,我们是宗教改革的后裔,而不是启蒙运动的子孙。历史高抬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乃至科学运动。然而,“宗教改革的意义被贬了值,去附会人文主义。” (《福》,p. 103)

宗教改革的关键之处,就是圣经的权威。直到今天,这一场“圣经权威”的战争,还没有结束。

宗教改革的时代仍然没有过去。具体说,就是自由派神学日渐侵蚀,福音派面临丧失立场。一种“后基督教”文化,悄然地弥漫和掩盖过来,好像城市的雾霾,让人看不见太阳,找不到方向,甚至失去了信心。

“如果我们想要在人类历史舞台上获胜,只有一种有效武器让我们稳操胜算,就是把生命交托给基督,把根基建造在真理之上,依靠公义,以福音为基石……我们必须视圣经为上帝的话、在每一件事上教导我们。如果我们在任何领域上有了妥协,就是否定了上帝的话语的能力,把自己交在敌人手中。” (《福》,p. 18 )

人类文明的衰落

 明眼人不难看出,人类文明正日趋没落,日渐崩溃。“圣经的权威”则是最后的阵地。薛华从哲学和文化的角度,具体到文艺作品的评审和观察,判断出人类历史和文化的衰落过程。

从罗马天主教到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毒素悄然渗入。教会渐渐地用教会权威取代了圣经权威。阿奎那声称人的理性并未堕落,借此引入亚里斯多德哲学(注2)。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对应着罗丹的“思想者”……从此,我们对人的身体想入非非,对人的自身执迷不悟。人,成为了被膜拜的偶像。

忽然记起来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本:

“秋天来啦,秋天来啦,山野就是美丽的图画。梨树挂起金黄的灯笼,苹果露出红红的脸颊,稻海翻起金色的波浪,高粱举起燃烧的火把。谁使秋天这样美丽?看,蓝天上的大雁作出了回答,它们排成一个大大的‘人’字,好像在说——勤劳的人们画出秋天的图画。”

上帝创造的美丽,归于人辛苦的劳作。这样的偷窃,从我们最幼小的心灵已经开始。毛时代 “人定胜天”的赤裸,比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更甚。而“文艺复兴思想的中心是一个自主的人,而宗教改革的中心,则是一位藉圣经说话的、有位格的、无限的上帝。” (《前》,p. 61)

 人文路径,悲剧故事

纵观人类历史,人文主义的路径,就像诉说人的悲剧故事。从理性主义的自大,到非理性主义的疯狂,整个时代沦落到是非不明、黑白不分。哲学的转变,宣告人文主义理想的失败——“人文主义者的希望,就是独立自主的人能够统一全部的知识和人生的希望,终告泯灭。” (《前》,p. 124)

在齐克果的框架里,理性和非理性的二分法,形成了所谓的“存在方法论”。他认为理性导致悲观,人必须在理性之外的上层(upper level),才能找到价值和意义——借助“非理性”的“信心跳跃” (leap of faith)(《前》,p. 138)。

尽管未必是齐克果的本意,但无论如何,非理性的趋势已成为历史和文化的定局。

邪术、摇滚、毒品,共产革命,还有那些看不懂的荒诞艺术,无不表现出一种“非理性”的癫狂。就连教会中的“灵恩运动”,不也如此?他们将信心与非理性等同,致使教会中真理泯灭……其路径与自由派同出一辙,“这些神学家相信的是对信仰的信仰,而不是对某些事情的信仰。”(《前》,p. 148)

甚至这些人口中的“上帝”,也不过是没有特定内容的宗教词汇。“这些词汇一旦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就变成一支令旗。人握著这令旗,便可向任何独断的方向走……”(《前》,p. 149)

这些毛骨悚然的状况,宣告了人文主义的溃败。否定启示的理性,导致否定理性,盲目跳跃;否定上帝的人文,导致了否定人文的鬼魔文化。人文主义者,意图维持人性的神话,反倒引出了人性中的魔鬼。“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启》16:13)

否认绝对的后果

文化的衰落,到底是什么原因?就好像当初罗马帝国的衰亡,其文化缺失了绝对的根基——只有绝对的根基,才能塑造出强大的文化、强大的内心力量及内在秩序。“罗马的败亡并非因外来势力,如野蛮民族的入侵等原因造成的,而是因为没有强大的内在基础……”(《前》,p. 9 )

罗马人也尝试寻找和建立自己的绝对根基,但最终失败了。“希腊人和后来的罗马人也曾试图把他们的社会建立在他们的神祗上面,但是那些神都不够大,因为它们是有限的。即使将他们所有的神祗加在一起,也不能成为无限。”(《前》,p. 2)

真正的绝对根基,是独一真神所启示的真理。圣经的权威,乃文化衰落的洪涛中,唯一的中流砥柱。

设若左和右彼此相对,前方就是绝对的方向;设若东和西彼此相对,北极就是绝对的基点。设若自由和法治彼此相对,圣经的权威和上帝的启示,就是我们绝对的准则。否认圣经,就放弃了我们的基本阵地,失去了文明的绝对根基。

这种绝对的根基,会不会造成独裁?恰恰相反,独裁的政治,乃是否认绝对根基来自上帝的恶果。正因为我们否认了上帝,才冒出来一个个皇帝充当上帝;正因为我们否认了上帝的独一性,我们才归附了一个个独裁者。

我们宣告上帝的绝对主权,圣经的无误默示,并不是支持独裁者,反倒恰恰使独裁者没有立足之地。

用哲学的概念讲,否认了绝对的绝对性,必然导致绝对的相对性,和相对的绝对性。或者说,否认了真理的绝对性,就导致了自我的绝对化。薛华称之为“独断性的绝对”,也即“一种我行我素的主张”。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没有绝对根基的文化,注定要衰落。以人为终极绝对,也必然衰落——以人本取代神本的绝对,本身就是一种衰落。

自亚当堕落的日子,历史就布满了斑斑血迹,就是以人本抗拒神本,以人本取代神本的人文主义。对于这样坍塌没落的文化,唯一的出路是归回圣经。

用心良苦,令人起敬

对薛华一读再读,书中有大师的指点,又有先知的呼声。体会到作者的良苦用心,不禁肃然起敬。

在文化衰落的日子,很多人随波逐流。甚至连教会也丢弃圣经的立场,放弃信仰的原则。薛华作为福音派的代表,痛心地指出危机所在:“我们必须含着眼泪说,除了一些例外,福音派教会是属世的,背叛了永活的基督。”(《福》,p. 29)

也许有人对薛华的话满不在乎,视之为基要主义的老调。然而我阅读后,却深深体会到宗教改革的一脉相承、唯独圣经的持久战争。我首次体会到从文化的衰落看见圣经权威的必要性。

最后,让我们引用作者的一段话,看见作者是如何借着历史和哲学的文化批判,实现其护教和布道的目的。整部著作中,作者真正想说的是:

“人处于压力之下,不同的世界观能发出不同的承受力量,这点非常重要。

“基督徒能够抵抗不同宗教混合的侵蚀和不受罗马文化种种坏方面的影响,说明了基督徒世界观的力量。这力量扎根于一位无限的、有位格的上帝,和祂藉旧约圣经、藉耶稣基督的生平与教训,及藉后来逐渐写成的新约所说的话。”(《前》,p. 3)

注:

1. 梁家麟,《基督教会史略》(明风:2008),p. 361。

2. “他认为人的堕落,对于人之有局部而非全部的影响,人只在意志方面堕落腐化,而理性则未受影响,所以人仍可以倚重自己的智慧,即是说,人可以将圣经的教训和非基督徒哲学家们的思想互相混合,不会有问题。”(薛华,《前车可鉴》,p. 28)

作者为传道人。现在神学院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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