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而言，2011年重要之处还在于，这是来华宣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英译《中国经典》第一卷出版的150周年。广西师大出版社亦适时推出《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Norman J. Girardot著，段怀清、周俐玲合译），我得以参考并引用其中的一些论述，写出这篇浅谈理雅各与孔夫子的短文。

        200年来，基督教 （新教）的来华宣教士中，不乏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有深刻了解之人，如马礼逊、高大卫、伟烈亚力、湛约翰、艾约瑟、欧德理、花之安、丁韪良、傅兰雅、 苏慧廉、卫礼贤、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人，都有资格上榜。其中更有几位，如高大卫、理雅各、苏慧廉，先后将儒家首要的经典《论语》译成英文；花之安、卫礼 贤，则分别将其译成德文。

       这些宣教士都是儒家的欣赏者，而理雅各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不但因为理雅各将四书五经全部译成英文，加上详尽的考证、注释，对儒家学说的发扬之功超越众人，而且他自己的生命历程，也与孔夫子最为相似。孔子自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 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段话，正好也适用于理雅各。

赤足登上天坛

       理雅各生于苏格兰的亚伯丁，也是15岁时“志于学”。他获得一笔巨额的奖学金，进入亚伯丁大学就读，而且以最优秀的成绩毕业。

       他的勤学精神持续一生之久。直到晚年在牛津大学担任汉学讲座教授时，仍然保持年轻时养成的生活习惯，每天凌晨三、四点钟起床，在书房工作几个小时后才进早餐。如此持续不断的努力，加上超乎常人的记忆力，自然使他在学术领域大放异彩。

       理雅各译的《中国经典》第一卷，包括《论语》、《大学》与《中庸》，出版于1861年。这时候他大约45岁，介于“不惑”与“知天命”的阶段。

        虽然不断有教会人士，质疑他的翻译工作是否具备宣教的价值，他总以坚定不惑的信心，攀登一座又一座的学术高峰。从四书到五经，从五经到十三经（《尔雅》除外)，从儒家经典到道家经典，到法显的《佛国记》、屈原的《离骚》，他活到老译到老，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一座大桥。

        为了更多了解孔子，他特别安排过一次华北之旅，重在拜访中国的都城北京和孔子的故乡曲阜。在北京，他登上天坛，突然有感而发，脱下鞋子在天坛上唱诗赞美神。

       这一份感动，多年后他仍津津乐道：“想到在过去近4000年中，中国历代帝王在他们的都城，敬拜唯一之上帝，这一事实真是让人感到奇妙而愉快。那天清晨，当我站在北京南郊的天坛之上，我的内心深处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我脱了鞋，赤脚一步步登上天坛顶层。
在大理石铺就的中心墙周围，纤尘不染，上面是天蓝色的拱顶，我跟朋友们一行手牵着手，我们一直吟唱着赞美上帝的颂歌。”

        登泰山，拜访孔子之乡，是理雅各多年的心愿。站立在孔子的墓旁，理雅各心中浮起一个问题：究竟孔子与拿破仑，谁更伟大？很快的，他有了答案，那就是孔子更伟 大，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对如此众多的国人、同胞，产生过如此持久而且深远的影响。而且孔子所阐述的道德和社会学说，永远也不会失去价值。

教授汉学不倦

       在香港生活了30年后，理雅各终于在1873年告别中国。

       回英国后，理雅各继续翻译中国的经典著作，并出任牛津大学的首任汉学讲座教授。他的汉学课程，开讲于1877年1月，内容为中国杂说与孔子《论语》，结束于1897年，内容为：汉字六义；孔子《论语》第五部分，文本及注释；汉代最初两朝。

        他于1897年11月29日去世，但直到11月26日，他还在教室讲课。这一点也与孔夫子诲人不倦的精神不相上下；在弥留之际，他一度回光返照，起来会见来访的中国流亡革命家孙中山。

        在为1893年牛津版的《中国经典》写序时，理雅各对孔子的评价，已经与1861年在香港时大不相同。1861年时，他认为，对于那些具有世界范围意义的问题，孔子没有给出多少新的启示。孔子对任何宗教均无冲动、激情……孔子的影响是巨大的，但这些影响终将衰微。

        到了1893年，理雅各却写道：“我对他的性格与思想研究得越多，对他的评价就越高。他是非常伟大的人，总体而言，他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而有益的。同时，对于我们这些自称基督教徒者来说，他的教诲同样具有重要裨益。”

为中国请命

        除了翻译中国经典、沟通中西文化外，理雅各的生平事迹，至少还有两件事值得介绍：

        第一，积极参与香港的公共事务。

        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华书院由马六甲迁往香港，理雅各继续担任院长。他力主教会学校采用双语教学——英语与本地语。这个立场，成为以后香港教育部门的基本政策。他也应邀担任港督的教育顾问，就如何发展官立学校提出建议。

        除教育外，他对于其他的公共事务也热心参与。他定期前往监狱与军医院，布道、传福音；上书英国政府，力陈香港放任赌博之害；向港督建议，征募华人为员警等， 都有助于香港社会的安定与进步。难怪香港当局在1994年，发行了一枚纪念理雅各的邮票，来表彰这位杰出的早期香港居民。

       第二，竭力投入英国的反鸦片运动。

       1873年底，理雅各回到英国定居，正赶上英国的反鸦片运动。该运动要求英国国会立法，禁止向中国贩售鸦片。于是他长期而持续地投入这场为中国请命的反鸦片运动。

        1874 年，“英东反鸦会”（即，英华禁止鸦片贸易协会，The Anglo-Oriental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英华禁止鸦片贸易协会，编注）成立，他是执行董事之一，常在该会发行的刊物《华友西报》（Friend of China，因著名新闻人戈公振误译，所以许多人亦称其为《中国之友》，编注）上发表反对鸦片贸易的文章。

        他引用亲身的经历，表达对这个 “国耻”的不满：1877年农历新年，他到伦敦中国使馆，拜会公使郭嵩焘。两人讨论：英国与中国，何者更合乎道德标准。理雅各选择了英国，郭公使大感困 惑，“他把座椅往后一推，站起身来，在房子里转了个身，然后嚷道，你是说，从道德的角度讲，英国要比中国更优秀出色？那么，为什么英国还要坚持让我们接受它的鸦片？”

       在1878年伦敦的一场反鸦片贸易集会中，理雅各慷慨陈词，他引用旧约先知的责备，向英国同胞大声疾呼“停止作恶，学习行善”，全场为之动容。

       2011年，孔夫子进驻天安门广场；理雅各的研究更上一层楼。但愿两者都成为中国的祝福，也为福音转化中国铺路。

作者为台湾中原大学退休讲师，多年从事中国教会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