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与孔夫子(魏外扬)

魏外扬

本文原刊于《举目》51期

       2011年初,天安门广场东侧国家历史博物馆门前,一座将近10公尺高的孔子塑像落成,引发了各界不同的解读。

        对我而言,2011年重要之处还在于,这是来华宣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英译《中国经典》第一卷出版的150周年。广西师大出版社亦适时推出《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Norman J. Girardot著,段怀清、周俐玲合译),我得以参考并引用其中的一些论述,写出这篇浅谈理雅各与孔夫子的短文。

        200年来,基督教 (新教)的来华宣教士中,不乏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有深刻了解之人,如马礼逊、高大卫、伟烈亚力、湛约翰、艾约瑟、欧德理、花之安、丁韪良、傅兰雅、 苏慧廉、卫礼贤、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人,都有资格上榜。其中更有几位,如高大卫、理雅各、苏慧廉,先后将儒家首要的经典《论语》译成英文;花之安、卫礼 贤,则分别将其译成德文。

       这些宣教士都是儒家的欣赏者,而理雅各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不但因为理雅各将四书五经全部译成英文,加上详尽的考证、注释,对儒家学说的发扬之功超越众人,而且他自己的生命历程,也与孔夫子最为相似。孔子自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 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段话,正好也适用于理雅各。

赤足登上天坛

       理雅各生于苏格兰的亚伯丁,也是15岁时“志于学”。他获得一笔巨额的奖学金,进入亚伯丁大学就读,而且以最优秀的成绩毕业。

       他的勤学精神持续一生之久。直到晚年在牛津大学担任汉学讲座教授时,仍然保持年轻时养成的生活习惯,每天凌晨三、四点钟起床,在书房工作几个小时后才进早餐。如此持续不断的努力,加上超乎常人的记忆力,自然使他在学术领域大放异彩。

       理雅各译的《中国经典》第一卷,包括《论语》、《大学》与《中庸》,出版于1861年。这时候他大约45岁,介于“不惑”与“知天命”的阶段。

        虽然不断有教会人士,质疑他的翻译工作是否具备宣教的价值,他总以坚定不惑的信心,攀登一座又一座的学术高峰。从四书到五经,从五经到十三经(《尔雅》除外),从儒家经典到道家经典,到法显的《佛国记》、屈原的《离骚》,他活到老译到老,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一座大桥。

        为了更多了解孔子,他特别安排过一次华北之旅,重在拜访中国的都城北京和孔子的故乡曲阜。在北京,他登上天坛,突然有感而发,脱下鞋子在天坛上唱诗赞美神。

       这一份感动,多年后他仍津津乐道:“想到在过去近4000年中,中国历代帝王在他们的都城,敬拜唯一之上帝,这一事实真是让人感到奇妙而愉快。那天清晨,当我站在北京南郊的天坛之上,我的内心深处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我脱了鞋,赤脚一步步登上天坛顶层。
在大理石铺就的中心墙周围,纤尘不染,上面是天蓝色的拱顶,我跟朋友们一行手牵着手,我们一直吟唱着赞美上帝的颂歌。”

        登泰山,拜访孔子之乡,是理雅各多年的心愿。站立在孔子的墓旁,理雅各心中浮起一个问题:究竟孔子与拿破仑,谁更伟大?很快的,他有了答案,那就是孔子更伟 大,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对如此众多的国人、同胞,产生过如此持久而且深远的影响。而且孔子所阐述的道德和社会学说,永远也不会失去价值。

教授汉学不倦

       在香港生活了30年后,理雅各终于在1873年告别中国。

       回英国后,理雅各继续翻译中国的经典著作,并出任牛津大学的首任汉学讲座教授。他的汉学课程,开讲于1877年1月,内容为中国杂说与孔子《论语》,结束于1897年,内容为:汉字六义;孔子《论语》第五部分,文本及注释;汉代最初两朝。

        他于1897年11月29日去世,但直到11月26日,他还在教室讲课。这一点也与孔夫子诲人不倦的精神不相上下;在弥留之际,他一度回光返照,起来会见来访的中国流亡革命家孙中山。

        在为1893年牛津版的《中国经典》写序时,理雅各对孔子的评价,已经与1861年在香港时大不相同。1861年时,他认为,对于那些具有世界范围意义的问题,孔子没有给出多少新的启示。孔子对任何宗教均无冲动、激情……孔子的影响是巨大的,但这些影响终将衰微。

        到了1893年,理雅各却写道:“我对他的性格与思想研究得越多,对他的评价就越高。他是非常伟大的人,总体而言,他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而有益的。同时,对于我们这些自称基督教徒者来说,他的教诲同样具有重要裨益。”

为中国请命

        除了翻译中国经典、沟通中西文化外,理雅各的生平事迹,至少还有两件事值得介绍:

        第一,积极参与香港的公共事务。

        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华书院由马六甲迁往香港,理雅各继续担任院长。他力主教会学校采用双语教学——英语与本地语。这个立场,成为以后香港教育部门的基本政策。他也应邀担任港督的教育顾问,就如何发展官立学校提出建议。

        除教育外,他对于其他的公共事务也热心参与。他定期前往监狱与军医院,布道、传福音;上书英国政府,力陈香港放任赌博之害;向港督建议,征募华人为员警等, 都有助于香港社会的安定与进步。难怪香港当局在1994年,发行了一枚纪念理雅各的邮票,来表彰这位杰出的早期香港居民。

       第二,竭力投入英国的反鸦片运动。

       1873年底,理雅各回到英国定居,正赶上英国的反鸦片运动。该运动要求英国国会立法,禁止向中国贩售鸦片。于是他长期而持续地投入这场为中国请命的反鸦片运动。

        1874 年,“英东反鸦会”(即,英华禁止鸦片贸易协会,The Anglo-Oriental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英华禁止鸦片贸易协会,编注)成立,他是执行董事之一,常在该会发行的刊物《华友西报》(Friend of China,因著名新闻人戈公振误译,所以许多人亦称其为《中国之友》,编注)上发表反对鸦片贸易的文章。

        他引用亲身的经历,表达对这个 “国耻”的不满:1877年农历新年,他到伦敦中国使馆,拜会公使郭嵩焘。两人讨论:英国与中国,何者更合乎道德标准。理雅各选择了英国,郭公使大感困 惑,“他把座椅往后一推,站起身来,在房子里转了个身,然后嚷道,你是说,从道德的角度讲,英国要比中国更优秀出色?那么,为什么英国还要坚持让我们接受它的鸦片?”

       在1878年伦敦的一场反鸦片贸易集会中,理雅各慷慨陈词,他引用旧约先知的责备,向英国同胞大声疾呼“停止作恶,学习行善”,全场为之动容。

       2011年,孔夫子进驻天安门广场;理雅各的研究更上一层楼。但愿两者都成为中国的祝福,也为福音转化中国铺路。

作者为台湾中原大学退休讲师,多年从事中国教会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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