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宗宁/苏文峰
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教会历史这一周”2017.07.28
1945年7月22日,抗战胜利前约一个月,“学联”在重庆成立。这是一百年来中国学生福音事工的转捩点。
八年抗战时期——西南后方的大复兴
对日抗战期间,许多年轻学生从沿海地区迁移到西南大后方求学。在颠沛流离的困境中,他们渴慕福音。
1937年,中国内地会的孔保罗夫妇(Paul & Maida Contento)在昆明带领大学生英文查经。一个星期内便有200个大学生参加,他们夫妇每人每天教授四班。3个月后,他们组织了学生校园团契,这是亚洲第一个校园团契。
1943年,中国布道十字军(Chinese National Evangelical Crusade)建立,以“华人自传”为宣教策略。
1944年冬天,赵君影和于力工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的联合校址,举办三天布道会。每晚约2000余人参加,而每晚到台前认罪悔改、决志归主者平均约200人。期间早祷会有几百人参加,属灵氛围极其炽热,同学们流泪祷告,彼此认罪。这个聚会也引起社会关注,《大公报》等都有报导。
于力工
当时,基督徒学生自发自主的参与,成为学生工作短时间遍及大专院校的动力。他们除了建立团契、追求成长外,更肩负起校园宣教的使命。
1945年“学联”成立
1945年7月19-23日,在重庆南山中学礼堂及灵修神学院宿舍举行第一届“全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夏令灵修会”。参加的同学有来自全国41间间大学个团契的代表, 共153人。许多大学生用三、四天翻山越岭过来,本地信徒亦热烈参与。夏令会的信息由赵君影主讲,贾玉铭负责查经,何赓思负责专题。第一晚的开幕礼,赵君影证道并阐明大会的意义。当晚整个南山中学礼堂坐满,参加者约有600人之多。夏令会期间更有16人献身传道。
夏令会第四天,7月22日,决定成立“中国各大学基督徒学生联合会”(学联),英文名称China InterVarsity Evangelical Christian Students Fellowship (后来改名为CIVCF)。赵君影出任总干事,于力工及孔保罗为同工。此时,一些院校分会的主日聚会人数已多达200人,信主人数日增。学联当时之联络网覆蓋约200间大学。
赵君影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学联事工继续蓬勃扩展,中国内地会也借调多名西教士参与学联的事奉。1946年1月,内地会的艾得理(David Adeney, 1911-1994)重回中国加入学联,是极大的助力。
艾得理(David Adeney, 1911-1994)
1946年春,学联会随各大学复员东迁。艾得理往北京工作三个月;赵君影差派于力工先往南京,先后成立了学联会南京区、上海区、华中区,而于南京设立全国总部。学生工作在复员地区继续蓬勃发展,并且由于信主学生由西南分散至全国不同地方,学生工作亦随之自然扩展。
1947年7月,“学联”举办了第二届全国基督徒大学生夏令会,地点在南京中山陵附近的烈士遗族学校。这是一个承先启后的聚会,传承了大后方学生事工的成果,预备了将来火一般试炼的人心和人才。大会主席由大学生焦源濂担任,林道亮主领早餐后的查经。讲员包括贾玉铭、杨绍唐、赵君影、华福兰等,蒋夫人宋美龄也到访鼓励。
在那值得怀念的数天中,约有350名学生出席,并同时举行学联会第二次全国大会。是届夏令会火热依然,有近一百位献身传道,包括后来台湾校园福音团契的创立者查大卫。这些献身者,有多位就是边云波《献给无名的传道者》一书中所描述的那些人。
查大卫
1949年,中国政权即将转移时,全国基督徒比例为1/400;但是在大学生中,每15人就有一位参与“学联”!
据估计到1951年为止,共有两万多学生因校园福音工作而信主。这段时期“学联”的全职干事一般都维持在30人以上,其中中国人和西教士各半,而西教士则以内地会的同工为主,包括孔保罗、赖恩融及任职副总干事的艾得理。
及至1948年,学联会组织已扩展至华中及华南。当年2月,学联会华中区冬令会于武昌召开,七月假长沙举行夏令会。年末,于力工被差往广州开展学联会工作,并出任华南区主任。1948年10月,赵牧师从上海往香港开展事工,自此离开大陆,从未返回。
1950年代北平的“学联”
1948年11月,赵君影去香港。1949年7月于力工离开大陆。1951年8月,艾得理回去英国。学联会于1951年正式解散。
当初1945年学联成立时,北京在王明道领导下,未正式加入全国“学联”。由15所大学组成的“北京基督徒联合会”,直到1955年仍有活动。那时北平的学生团契有清华、北大、北医、农大、航空学院……中学有师大附中、师大女附中、六中、女一中……
他们星期日一早8点至10点是学生的聚会。散会后,学生各自到自己的教会参加崇拜。周末或放假日,学生们喜欢去北京郊外的香山恩典院,也就是宋尚节创办的工人训练院,骑车一小时,到那儿灵修祷告。寒暑假都有营会,1955年8月仍以中学生为主,办了灵修营。之后,继续用小组方式聚会,开始了小小家庭祈祷会。
在那段受逼迫的大时代里,有人形容:他们像一盏一盏的烛光,虽薄弱地在风中摇曳,却带给黑暗中的人们一丝曙光。这些被称为“黑窝点”的小小灯台,谁能料想得到,形成了后来的家庭教会,一百个、一千个……北京、上海、华北、华南,乃至全中国。
“学联”对1950年代以后国内教会的影响
学联成立前后仅短短5年,但是,由本国同工担任领导,发展出具有中国教会复兴特色的面貌,又接受如内地会等西差会的人才支持,既保存了中国学生福音运动的主体性,亦保持着某程度外向性质,这不单有助学生事工本土化的发展,亦保存较宽广的视野。这样的性质,对今日中国教会逐渐进入跨文化宣教,有其长远的影响。
“学联”的工作,培育了许多大学生后来成为中国家庭教会的中流砥柱。如艾得理所说“50年代中国基督徒学生的见证,无疑为70年代家庭教会注入新的活力,挂名的基督徒无可奈何地妥协之后,信徒之间的团契就靠青年人去维持;各大学团契组织虽然被瓦解,昔日的基督徒学生及他们的子女,却成为真正教会的一部份,这教会继续在黑暗中发光。”
“学联”的事工方向简单、明晰,主要聚焦于布道和培灵。这是学联会能于短时间内迅速扩展的其中一个关键。
“学联”的基要神学和事工路线,既与当时多数中国教会所持的保守立场吻合,亦切合学生单纯追求的心灵。“简单”及共同关注的议题,使人容易同心同工。
赵君影说过:“我在当时所作的学生工作,在教义上是与贾玉铭一条路线;工作上是与王明道相呼应的;在奋兴的事工上是宋尚节式的。现在回想起来,抗战期间大学生的复兴工作在基层上的教义都是基要主义的,也就是贾玉铭所教授的。”
所以,“学联”能够凝聚来自五湖四海的年青学生,专心生命的追求与传扬福音,而不会因内部有太多分歧,而出现能量内耗。这对于中国家庭教会也是极佳的榜样。
“学联”对1950年代以后海外学生事工的影响
1950年8月艾得理被迫离开中国后,1956年重返亚洲,落脚于香港,担任国际学生福音团契(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简称 IFES)的远东区总干事。
他在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十多个亚洲国家和地区,促成当地人自主的校园团契建立。这是与中国“学联”一脉相传的海外学生福音工作。他们秉持学联”所注重的生命传承、布道热忱、圣经信息、灵性复兴;在事工原理上,坚持“让学生主导、传道人辅导”的做法,使得洲各地的学生工作都强而给力。
以台湾校园福音团契为例。从1957年开始,他们秉持三个宗旨:校园福音广传、神国人才培育、学生宣道运动。60年来,造就了许多青年基督徒,成为海内外华人教会的牧者与同工。1979年开始每三年一次的青年宣教大会,呼召了极多近文化和跨文化宣教士。
到了60、70年代,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及新加坡有大批留学生到北美求学。这些留学生中的基督徒,到了美国与加拿大的校园,不约而同的纷纷开始中文查经班。这是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中都没有的现象。
1965年,美国政府放宽了移民政策。70年代许多留学生因此取得永久居留权,成家立业。原来在校园的查经班逐渐在各地发展成为华人教会。
到了80、9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许多留学生也到达美国与加拿大。初期,许多大陆留学生因为好奇或找中国人相聚,开始接触福音。逐渐的,有相当数目的学生学者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到2000年之后,大陆背景的信徒在海外华人教会开始成为多数。另外还有许多人回到国内,形成了海归潮。
他们当中也有许多人成为海外和国内的传道人,或加入华人及西方宣教差会,成为跨文化的传教士。
从学联历史看学生与宣教
美国宣教学者豪尔(David Howard)在《宣教中的学生动力》(Student Power In Missions)一书曾说,教会历史中“当(基督徒)学生开始行动,必有大事发生。”
纵览近百年海内外兴起的中国基督徒学生事工,印证了这句话何等正确。
我们看到上帝在祂永恒的救恩计画中,在抗战结束前兴起了“学联”,借着“学联”直接影响了国内和海外的华人学生事工。现在又借着海外的留学生、海归、神归(神学生、传道人),和国内的学生事工相辅相成。上帝要借着这百年来的学生复兴,成就什么大事吗?
教会历史中,宣教的火炬从具有普世宣教观的学生点燃,学生工作的影响力必然远远跨越校园和知识界,遍及本土教会及世界每个角落。
“教会历史这一周”已经制作成3-5分钟的视频(苏文峰主讲),在橄榄社区网站(http://ocochome.info/)播出,《教会历史这一周》的页面短链接:http://wp.me/P5KG8P-7dW
或点击后面网址观看本期视频:http://pan.baidu.com/s/1o7RKr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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