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典更新──论城市植堂事工的方向

高真

本文原刊于《举目》47期

一、前言

        笔者是北京福音教会的牧者。今年,笔者有机会前往美国,学习提摩太‧凯乐(Timothy Keller)牧师所牧养的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的植堂事工理念。本文所分享的内容,是此次学习后的一些心得。

二、北京城市教会复兴史

        北京城市教会的成长可以划分为三个10年:80年代、90年代以及新世纪至今(2000-2010)。当然,北京教会是中国教会的一部分,各个城市、乡村的教会一起构成了中国教会整体性的大图画。要聚焦北京教会的成长和发展,首先需要看全国。

        当代中国教会的发展大体始于80年代初期。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开发、招商引资、邓小平南巡等等各类政治、经济事件的发生,引发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 外商来华、台湾人回大陆探亲,大陆学人出国留学,人员流动上的一出一入,带来一个极大的转折。福音广传,教会一个一个地建立。在这之前,中国教会基本上是 被封杀的状态,就是有教会存在,也是零星的,没有任何影响力。神首先复兴的是农村教会,在农村物质生活和属灵供应均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神自己用神蹟奇事, 把信徒重新聚集到了一起,也吸引众多人归主。那个时候,教会火热传福音,灵里极大地复兴、合一。众教会的同一个心志,就是走遍各城、各乡,把福音传开。这 样的状态大概持续了10年的时间。活水团契、中华福音团契、颍上团契、方城团契等,都是在那个时期被兴起来的。

       90年代,教会进入到沉淀 期。很多工人被神呼召出来,教会开始注重牧养,但装备不够(如果说前10年是“信心的教会”,那这10年才走进了“信仰的教会”的阶段)。信徒需要装备, 需要学习,需要成熟起来,灵里要长大,要更认识神。更多地思考教会和政治的关系、社会和教会的关系等问题。一时间,神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了起来。所以 90年代初期,是大量工人被呼召出来,进入神学院受装备的阶段。不断有短期、长期的课程和培训,也不断有海外的牧者把西方的神学带进中国。

        90年代后期是北京教会发展的时期,那时候,有大批知识分子涌进教会。在北京,神建造教会的方式,是先兴起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基督徒,他们成为带领人,开始建立家庭教会。从那时至今,是北京教会发展并走向成熟的阶段。这个阶段,教会发展的特点是:

        1)教会管理系统化;有治理的章程,有神学架构,有教育的体系;
2)福音知识分子化:校园事工,向大学生和大学老师传福音;
3)传道人队伍职业化:全职传道人慢慢多了起来,许多相继被按立成为牧师,并从教会奉献中得到生活供应。看到“职业化”三个字,大家不要想到负面的东西,这也是教会发展的一个趋势。

       这些城市教会,按照人员组成和聚会形式,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

        1) 按人员组成分:
a) 本地教会:以本地人开始的教会,多在自己家中聚会;
b) 新移民教会:主要以外地来京打工的“北漂”所组成的教会;
c) 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教会。

        2) 按聚会形式分:
a) 堂会型教会:集中、大型聚会,比如守望教会、(新)锡安教会;
b) 植堂型教会:聚会点分布城市各个角落,比如福音教会、麦子教会;
c) 团契型教会:这类型教会在北京属于多数,规模较小;往往传道人缺乏专业训练,教会职分不明确,缺乏远象。

       所有这些教会,统称为北京家庭教会。我们以上所谈的,就是北京教会的发展和复兴简史。

三、目前植堂型教会的特点

        笔者所牧养的北京福音教会属于植堂型教会,本文即以此类型为主要探讨对象。这类教会在起步和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包括:

        1)教会的发展与植堂完全被动(负面动力);
2)传道人的植堂经验几乎为零;
3)同工没有受过相应的植堂训练。

        植堂型教会的植堂、发展动力主要有两个,基本都是外在的:一个是“政策压力”,即因为政府职能部门的打压,限制聚会人数,不得不植堂;另一个是“空间限制”,即因为教会增长过快,普通民居的面积、格局,限制了聚会规模,不得不植堂。

        我们可以用福音教会的发展为例。福音教会是1999年建立的,她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图表)

       年份
时期
堂点数
植堂描述

      1999-2001
草创期
1
教会初步建立,努力传福音。

        2002-2003
爆炸前孕育期
1+3=4

        非典时期,慕道友涌入教会,教会分别在甘家口、洋桥和回龙观植了3个堂。

       2004-2005
爆炸期
4+8=12

       朱镕基/温家宝换届,新《宗教条例》实行,教会经历第一次逼迫,从原来4个堂中又分出去8个堂。

        2006-2007
装备期
12
教会稳定,同工辈出,没有植堂。

         2008-
再次小幅增长期
12+4=16
奥运年,再次面对政府的逼迫,有6个堂被迫不能在原址聚会,被迫分散,从12个堂变成了16个堂。结论:过去10年,福音教会的发展模式是“被动型”的,我 们的植堂与发展是在被动而没有任何准备和训练的情况下完成的。当然,我们确信,这里有神的主权,神使用环境和外在的艰难祝福教会。正如《罗马书》11章 33-36节所说的: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

四、接受植堂训练后的感想

        今年夏天,笔者在纽约救赎主教会参加了城市植堂的训练。纽约这个城市和北京很像,国际性大都市,所有人都忙忙碌碌,交通压力很大,人情关系淡薄,物质主义、 世俗主义的风气很重。救赎主教会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仍然不断植堂、发展,并带动了全球性城市植堂事工。他们的事工在美国是相当令人瞩目、可圈可点的。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参观了他们的植堂培训中心,这个中心的工作,就是帮助其他各个地方的教会植堂。他们采用的是团队事奉的模式,而不是凭借少数一、两个人 的领袖才能。在他们那里所学习到的东西,让我有耳目一新、茅塞顿开的感觉。

1. 强调“恩典更新”的福音神学

        救赎主教会 的植堂事工理念的核心,是强调“恩典更新”的福音神学。福音的内容教会并不陌生:“耶稣的降生、受难、受死、复活、升天”,就这些个层面,这30年的发展 中,中国教会一直如此宣扬。救赎主教会也如此强调,不同在于,他们把福音讲活了。他们不但清楚传讲福音,更把福音融入到日常的教会生活、信仰生活,以及我 们全部的人格建造中。

        在现在这个被后现代思潮影响的大都市里,在这个世俗的世界中,人们都贪恋物质,自我中心地生活着的光景里,我们怎样 把福音带给人们?救赎主教会和我们的差别,在于信息传讲上。他们不是讲律法主义、道德、伦理,他们讲福音。今天我们很容易就落在形式化的宗教里面。耶稣所 成就的福音和我们的宗教形式有很大的差别。我认为,这是当代中国教会没有真正把握住的。至少我自己在带领教会的时候,是走进了这个误区:福音和教会没有发 生关系,信徒也无法活出这福音来,而是活在一种宗教形式里面。

        我们的问题是没有真正传讲福音。具体的表现之一就是“伦理式的讲道”:我们 更多的是在讲道德的东西,信徒听讲道,也是喜欢听你来告诉他,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这样,我们就把福音给简单化了,从客观上我们已经走进了自由主 义。这样的讲道不是在改变信徒的生命,而是在压制信徒的生命,在他的良心上增加罪咎感。长此以往,信徒活在极大的压力之中,因为在他们的头脑中已经有了基 督徒的模式。他们论断和判定某个人属灵不属灵,也是靠着自己心里的模式去判定的。信徒活得更拘谨、没有自由。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生活是完全脱节的。如果是 这样的话,我们能带给社会什么呢?我们又能传给别人什么呢?所以需要强调全备的福音。

2.“伦理式讲道”和“福音式讲道”的不同

        我们不是反律法主义,也不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是“神已经不再需要做什么”,反律法主义则是“即使犯罪神也会饶恕我的”。前者以自己为义,后者为我们在神面 前的犯罪找借口。平衡这两者的关系就需要福音。福音不是不要律法,福音乃是成全了律法。保罗是一个传讲福音的人,他原来是犹太教信徒,后来遇见了耶稣,成 了耶稣的门徒。他真的了解了福音,所以脱离了律法对他的束缚。但是他并非否定律法,乃是依靠那超越律法本身的耶稣。马丁‧路德原来是在天主教里面,我们很 清楚地知道,天主教的称义是加上行为的。路德一直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不满,心里有很重的压力和强烈的罪咎感,以至于要用更加刻苦的苦修来自责,来寻求内心的 平安,但是仍然不能解决问题。而当他经历了“高塔经验”(Tower Experience),重发现了福音之后,宗教改革就开始了。

        我们是宗教改革的后代。宗教改革的精神就是回到圣经,传圣经里神的福音,而不是人自己主观想像的东西。保罗从犹太教转向福音,路德从天主教中重新发现了福 音。而很多的时候,我们则是把福音传成了律法。有的教会定了“新十诫”,或在讲道的时候不断强调,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应该那样做,如果不那样,上 帝会审判你,咒诅你。很多的信徒真的没有自由,他们的信仰是基于对上帝的恐惧,而不是对上帝的敬畏。

        伦理式讲道是讲“你应该/不应该做什么”,而福音式讲道的内在逻辑这是这样的:

        你应该
但你做不到
耶稣为你做了
你能够在感恩中为神而活

        按照神圣洁的律法,你应该这样做,因为上帝造我们就是这样的,但是人都堕落了,根本做不到,人是有自由意志,但人的自由意志只会用来反对神──这是奥古斯丁 强调的,马丁‧路德也如此强调──但是耶稣为我们做了,这就是福音。今天的基督徒应该以感恩的心,喜乐、有盼望地活着,委身于福音,传扬这福音,将自己的 一生献给神(《罗》12:1-2)。福音式讲道的信息,每一次都聚焦到耶稣身上,定睛在那十字架上。荷兰有一个神学家叫凯伯尔(Abraham Kuyper),他说:“世界上每一寸土地,耶稣无不指著说,这是我的。”圣经上的每一处经文,无不指向耶稣。如果你从圣经当中没有看到耶稣,只看到了律 法,那你就错了。加尔文对律法的解释说:律法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污秽的。律法告诉我们,我们是行不出来的;律法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耶稣。

        这似乎是我们都知道的道理,但往往在具体的牧养、事工中,在教会建造中,我们没有能够真正宣扬出来,真正贯彻到底,落实到信徒日常的生命成长与更新中去。

3. 植堂就是宣教

        “被宣讲的福音”是植堂事工的根基,以这样的神学为骨架的植堂,才会传全备的福音。我们以前理解宣教,是几个宣教士去到远方开荒,但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1) 宣教是一个整体事工,是全教会、全方位的事工,开荒、宣教要以植堂为最终目标; 2) 宣教也是本地事工,在本城中的跨文化事工。美国是一个多语言、多种族的国家,救赎主教会很积极地鼓励、帮助不同族群和国家的教会。在北京来讲,我们的族群 相对单一一些。但是在我们当中有弱势的群体,我们要看到和我们不一样的人的需要。所以说,宣教就是植堂,植堂就是宣教。

五、未来植堂事工展望

        笔者除了牧会,也在神学院教实践神学课程,对于中国教会的现状多有接触与思考。未来而言,中国教会很快就会遭遇到全面的“神学轰炸”:包括成功神学、新纪 元、后现代的大肆挑战,如何把握神学基础和教义根基,对于教会的健康发展最为重要。教会建造方面,最关键的是不能再延续“被动型”的植堂与发展模式,而要 有意识地开始“宣讲福音”的植堂事工:

        1) 教会要成立植堂中心,系统地为植堂事工做预备、训练、策划和差派;
2) 教会同工需要接受植堂训练,作为同工训练的重要环节;
3) 同一城市的教会应彼此配搭进行植堂事工,正如在宣教禾场上的彼此配搭事工;
4) 有根基和规模的教会应有国度眼光,在自身建设的同时,有意识地扶持小教会成长。

        北京和中国的城市教会应当对城市植堂有所看见,特别是关注城市中的“福音荒地”。我们需要保持教会和信徒传福音的热情;看到未来传福音的事工的艰难(相比上 一代,80后群体的精神意识与生活方式更加地自我),不能再期待过去“爆炸式”的发展;并意识到植堂训练会更艰苦,要求更深度的委身,更多有保罗心志的同 工。
六、结论

        今天文艺界反“三俗”,而教会要反“三化”,即信仰表面化、敬拜形式化、教会管理工商化。这“三化”是相辅相成的,最后会导致教会走向世俗化。盼望未来的北京,能有更多有果效的传福音和植堂。笔者希望借此思考,唤醒沉睡的教会。

愿神对教会的心意在今天能够实现!

作者来自北京,98年开始全职事奉,牧会并从事神学教育,目前担任北京福音教会主任牧师。
本文转载自《教会》杂志,2010年,11/12月号,总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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