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史话(34):景教来华(吕沛渊)

吕沛渊
本文原刊于《举目》40期
       从“以弗所会议”(431年)与“迦克墩会议”(451 年)之后,《迦克墩信经》成为主基督教会的正统信仰告白。在罗马与西方教会,利欧主教的《大卷》是盖棺论定的正统信仰;但是东方教会仍然处于暗潮汹涌的光 景。罗马皇帝规定:帝国全境的各教会都必须遵守《迦克墩信经》。所以,被“大公教会”定为异端的“聂斯多留派”在罗马帝国无法生存,于是领袖带领信徒东 迁,在两河流域的艾狄撒(Edessa)与“波斯帝国”,凝聚势力形成中心。

聂斯多留派的发展

          主后433年“亚历山大派”与“安提阿派”签署“复和条款”,以结束东方教会在“以弗所会议”之后的分裂状态。当时不少敍利亚的主教,不愿定罪聂氏,就越过 罗马帝国边界,来到波斯。波斯当地已经有许多基督徒社区。聂氏教派的思想训练基地,是邻近帝国边界的艾狄撒。著名的“艾狄撒神学院”,依照提阿多 (Theodore of Mopsuestia)(聂氏的老师)的神学路线办学,颇具影响力。艾狄撒的主教衣巴斯(Ibas),全力支持此学院。

          当457年衣巴斯过世之后,继任的主教是严守《迦克墩信经》者。艾狄撒神学院,失去了靠山,就迁至波斯的尼西比司(Nisibis)。后来,此神学院成为聂 斯多留派的大本营,训练门生在“波斯帝国”大展宏图。波斯诸王因政治目的(对抗康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支持聂派,波斯成为聂派的地盘。他们于498年召开 会议,正式切断与大公教会的关系。虽然对方称他们为“聂派”,他们称自己为“在东方的教会”(Church in the East)或“亚述(迦勒底)教会”(Assyrian [or Chaldean] Church),因为崇拜语言使用亚述文。

          聂氏教派积极训练差派宣教士向各地传教。其宣教范围广泛,教区林立,涵盖中亚全境(即中国所称为“西域”之地)。其宣教士远赴阿拉伯,印度,鞑靼,中国等地传 教。根据传说,鞑靼族的克烈部在11世纪时,有一位王归信聂派,也承担长老圣职,被称为“约翰长老王”,引起西方教会的关注。印度的多马派教会,据说是使 徒多马进入印度宣教建立的教会,显然他们后来依附了聂派,因为他们的传统敬奉提阿多与聂氏,并且采用亚述教会崇拜方式。

         好景不长,后来回教兴起,651年阿拉伯人征服波斯。聂派在回教政府统治之下受到宽容,因为教主莫汗默德曾经受到聂派教士的帮助。聂派借着纳重税而获许存在,受逼迫时期较 少,仍然持续兴旺。聂派领袖,后来在回教政府中也扮演重要角色。聂派学者将希腊科学哲学文献,传递至阿拉伯世界,促成伊斯兰文化在中世纪的发展。

          后来“蒙古帝国”兴起扩张,聂氏教派又被蒙古人统治,先是受到礼遇,不少蒙古人归信;后来,蒙古统管波斯的西域宗王,在1295年归信回教,除灭其他宗教, 聂氏教派一蹶不振,在14世纪末期几乎被扫除净尽。残余会众逃难至库德族山区与亚美尼亚,持续到现今。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土耳其阿拉伯人驱离家 乡,流亡各地。“亚述教会”目前散居在伊拉克,伊朗,黎巴嫩,美国等地。其共同领袖“大主教长”现居于美国的芝加哥市。

聂斯多留派进入中国

          聂斯多留派的宣教士,在第七世纪进入中国传教。在唐朝初期,西域诸国为“西突厥”与“东突厥”所掌控,所以在波斯的聂派,无法东来传教。唐太宗贞观四年 (630年),东突厥为太宗差遣的李靖将军所平定,西突厥闻风而投降唐朝。从此,由中国通往西域之交通得以恢复。西域诸国都遣使来华进贡,尊唐太宗为“天 可汗”,与唐朝的关系日益密切。

           当丝路打通之后,聂派的宣教士得偿素愿,前来中国。来自波斯的聂派,在中国被称为“大秦景教”。根据“大 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碑文所记:景教徒阿罗本(Alopen)于贞观九年(635年)到长安传教;唐太宗特派大臣房玄龄,以隆重国礼 迎接于长安西郊。这表示景教来华已有一段时间,阿罗本待时机成熟之后,才正式进入长安。

           聂派在中国取名为“景教”的原因,乃是“真常之 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景教碑文)。唐朝当时对外来宗教,都欢迎优待;对待景教,更是如此。朝廷礼遇阿罗本,唐高宗封其为“镇国大法王”, 在各州建立景寺。景教在历任皇帝的爱护之下,迅速发展,景教碑文记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其兴盛状况,招来佛教道教的嫉妒埋怨。

         后来,唐武宗在位时(会昌五年,845年),因听信道士赵归真之言,获得宰相李德裕的赞同,基于政治与经济的考量,下诏灭佛与其他外来宗教。景教受到牵连, 教堂被毁,教产充公,教士被迫还俗,这使得景教来华210年之后,元气大伤,开始没落。880年的黄巢之乱,屠杀许多信奉外来宗教的信徒,景教经此教难之 后,欲振乏力。此外,吐番国在唐朝末期兴起,控制了通往中亚的丝路要道,阻断景教传教士的东来中国。传教大业后继无人,使得景教在华逐渐凋零。

景教在唐朝的传教方法

          景教在唐朝的传教方法,是以“结交权贵,参与政治活动”为方法,并以“医疗传道与救济服务”为媒介。景教教士入华,一开始就打入上层,结交权贵,例如与房玄 龄、高力士、魏征、尉迟恭、郭子仪等高官,建立良好关系,以利他们的传教。他们也参与政治活动,以争取好感。景教徒曾为武则天效力,奉命出使西域;也为郭 子仪大军搜集情报;甚至为唐朝政府广造奇器。

          波斯医学发达,善医眼疾与痢疾;景教教士广行慈善救济,以进入下层老百姓中。根据景教碑文所云:“广慈救众苦……馁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医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景教以社会救济服务,做为吸引民众归信之法,成效颇彰。

          如此“结交上层,普及下层”双管齐下的宣教策略,为景教带来表像的成功。好景不长,当唐朝覆亡之后,景教教士失去政治靠山,丝路又被阻断,所以景教在中国中土几乎消失,唯有在北方边境民族中存留信奉者。

        景教在唐朝的传播,从太宗到武宗,共经历14朝皇帝,长达约210年之久,到底吸引了多少信徒入教,我们无从得知。然而,景教并未在中国生根长存,在中土民 众心目中,景教仍是“胡教”(胡人所信的宗教)。从“景教碑文”与“敦煌石室中景教文献”来看,所有被提及的教士之名,皆无汉人在内。可见景教教会,大致 是受国外差会在人力财力上的支援,中国籍的教会领袖寥寥无几,洋教的名号与色彩十分浓厚。

景教的本色化策略

          景教在“教会组织,领袖培训”上并未落实“本色化”,但是在“教堂布置,教义经典”上却谋求与“中国本位文化”结合。首先,教会名称,不以救主或福音来命 名,乃采用典雅深宏的本色化名称“景教”。优点是易于被中国人接受,但是却遮蔽了“救恩唯独性:主耶稣基督是罪人得救的唯一道路,唯一圣名”。

          聂氏教派的教堂,在传统上没有政治目的的摆设。但是在中国的景教教堂(大秦寺)将皇帝肖像画在礼拜堂墙壁上;甚至在景寺中设立坛场,陈列皇帝五代祖宗遗像;还有皇帝提字的匾额。这些显然是“教堂本色化”的结果,与佛寺道观的外观相似。

        景教的教义经典,也显出其“中国处境本色化”的强烈倾向。从“景教碑文”与“敦煌石室景教文献”的遣词用句来看,与佛教道家用语几乎一模一样。例如“景教碑 文”所云:“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上德”指“主教”)。对照景教文献用词:天尊(天父),妙身,应身,澄身(三位一体的称 呼),分身(圣子降世),法王(圣人,先知),僧(教士,修士),僧伽(使徒),恶业(罪恶),修功德(祈祷,献祭),果报(报应);显示景教的教义是透 过佛道用词来表达。

           造成景教经典如此译法的原因,为了使用中国文化中流行的观念用语,让华人容易接受景教教义。大量的佛道用语,显示景教 教士与和尚道士一同合作翻译经典。撰写“景教碑文”的教士景净,曾翻译许多景教经典。《真元释教录》记载:景净与佛教的般若合作,翻译佛经《六波罗密 经》。从景教文献中的用词(如“真寂,救度无边,普度,世尊”等)来看,一般老百姓可能无法分辨,来自波斯的景教,与来自印度的佛教,真正差异何在。

         景教为了与中国的孝道传统配合,为亡灵祷告。“景教碑文”记载:景教一位主教名为佶和,“瞻星问化,望日期尊……于兴庆宫修功德”。这些证据显示:原本有异 端倾向的聂氏教派,到了中国受了佛道思想渲染,神学信仰参杂变质,教规生活遂俗变化,甚至将皇帝画像悬挂教堂之内,以供信徒崇拜。这也说明了为何在“景教 碑”上所刻的“十字架”,是与“莲花”(佛教标志)、“浮云”(代表道教)连在一起。总而言之,景教的“本色化”运动,最终成了“变色化”的牺牲品。

结论:前车之鉴

          聂斯多留派在唐朝时传到中国,一般人称之为“基督教第一次来华”。其实,严格来说,景教并非纯正的基督信仰,乃是异端倾向的教派,又在中国变质变色的宗教。也许称之为“与正统基督教有关的离异教派,第一次来华”较为公允。景教没有在中国生根存留,乃是神的美意。

          我们从景教在唐朝传布的惨痛教训,学到宝贵的功课:

          (1) 根据圣经的正统福音信仰,是教会安身立命的根基;轻看或淡化正统教义的教派,必然渐次远离正道,成为极端异端。

          (2) 基督的教会处于世界中,福音在堕落文化中传扬,不可将“福音”与“文化”平起平坐,不可将“救恩的特别启示(福音)”与“罪人对普遍启示的回应(文化)”相提并论。圣经超越一切文化,审判一切文化,救赎改造文化。

          (3) 福音的传讲,必须关连处境。所谓“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并非“处境挂帅,迁就处境,与处境妥协适应”,乃是“圣经真光照亮黑暗世界,指引处境中的罪人悔改归正”。从古至今,许多打着“本色化”旗号的宣教运动,变成了“变色化”的混合主义。

           (4) 今日的“慕道友导向”(seeker-sensitive),“现代音乐敬拜”(contemporary music worship),“新兴教会”(emergent church)等运动,都或多或少步上“淡化正统信仰教义”、“趋向人本思想观念”、“适应当代潮流”的路线。从鉴古知今来看,景教是我们的鉴戒。

作者为美国西敏神学院历史与神学博士。现在北加州湾区圣经归正教会( http://www.biblerc.org/ )牧会,并在基督工人神学院兼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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