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19.07.27

申先锋

 

2018年是河南教会经受严重考验的一年。这一年，河南的教会几乎无一幸免地受到冲击或打压，无法正常聚会……（编注：因敏感因素，此处具体内容省略。）

不仅河南如此，全国各地教会这两年也大多受到冲击和影响。面对现如今艰难的环境，很多牧者认为，中国教会血雨腥风的严冬再次来临了。这种“严冬论”的观点迅速在圈内传播，影响不可小觑。但本人认为，目前信仰的环境确实有点恶化，但算不上严冬，只能算是“寒冬”吧！如何面对这个寒冬，本人想以自己的经历分享一点看法。

固然，与春夏相比，人们都不太喜欢寒冬，正所谓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花木枯死，天地萧瑟，一切看起来都是那样的死寂，这样的天气，人们躲在家里不愿出门，更没有劳作的欲望。

然而，严冬里也有上帝的美意。在这表面的死寂中，无数的生命正在孕育，许多看不见的地方，也许正生机勃勃。寒冬入深之时，小麦苗唯恐风不寒雪不大；雪花纷飞之中，红梅仍旧傲然挺立。这些都是上帝的智慧和奇妙。

笔者回想起自己40年来蒙恩、蒙召、并蒙保守的历程，及中国家庭教会几十年风风雨雨的道路，深深地明白，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让我们虽经过苦难绝望的严冬，不就是为了带领我们进入生机勃勃的春天吗？

 

一、遇绝境起死复生

1957年12月，我出生在中国豫西南的一个小村庄，一出生就赶上中国历史上所谓的赶英超美的“大跃进运动”和3年自然灾害，全国性闹饥荒，粮食极其短缺，该时期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活下来是多么难的一种奢望！而我出生的地方灾难更甚，人们靠挖野菜、剥树皮，甚至是吃鸟粪来充饥（我都吃过），最后连野菜都吃完了，因饥饿或者中毒而死的不计其数；中国大地可谓遍野饿殍，惨不忍睹。

我的父亲却在此时离开了我们，我因饥荒长到4岁仍不能走路。感恩的是，在亲戚们的救济下，我们母子勉强活了下来。但因父亲的离去，我们母子无以为生，母亲只好带我逃难，最终母亲无路可走，不得不再嫁。

长期的饥饿和寒冻的侵害，使我患上了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后发展成强直性脊柱炎，最终导致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因家境贫穷、无钱医治，我终日疼痛难忍，又加上继爷爷时常辱骂、虐待，我的身体、心灵倍受摧残，伤心绝望，人生陷入漆黑的幽谷，看不到光明，看不到未来，昼夜以泪洗面，“自杀”的念头像毒蛇一样吞噬着我的心。

1979年初，我母亲又被检查出患子宫癌，并且是后期。这实在是晴天霹雳，真可谓“屋漏偏逢连阴雨，船迟又遇打头风。”祸不单行，让我们深陷绝望、黑暗、死荫之地，更可怕的是无力挣脱，家庭风雪交加的严冬死死地逼迫着我们。坚强的母亲做好接受残酷命运的准备，她要到他娘家与她的亲人们诀别。于是这年的6月份，我继父用人力车拉着母亲和我这两个不能行动的人，到我娘舅家去。

外公与舅母一看到我们的惨状，就情不自禁流泪，连忙把我们母子二人擡到房间去。因他们是基督徒，就按基督徒的方法为我们祷告，妈妈在这时也愿意接受耶稣作她个人的救主。奇妙的是，祷告后，我母亲立刻奇迹般地得了痊愈，没有吃任何药物，她能吃饭、能睡觉，精神也有了好转。

我感到很不可思议，虽然我以前也曾多次听过他们讲耶稣有医治之能，可我从没经历过，也不太相信这是真的。所以我认为母亲这种状况也许是精神作用，或者是“回光返照”。但感谢神，经过一两个月的观察，我看见她一粒药也没吃，真的完全健康了，而且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再也没有患过，一直活到80多岁安息主怀。

从母亲病得医治，我看到神的大能，听到他们向我传讲的福音，我开始不断地收听“良友电台”的福音广播，最终我也接受了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从此，绝望的生命有了一个彻底地翻转。由痛苦与绝望的挣扎，到活在盼望与希翼的光景中；由每日以泪洗面，到充满著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平安喜乐；由一连几个月沉默不语，到不住地感恩赞美，喜欢和人交谈。这时的我，逢人就宣扬基督耶稣，想让所有人都能要和我同得基督福音的好处。其实我的身体与以前并没有两样，但因信，我的人生却发生了逆转，我和我的家人从无望的严冬，走进了美好的春天。

 

• 以风浪推动进行

自从我信主了以后，周围三里五村的老信徒，即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存留信仰的人，听说一个年轻人信了耶稣，都无比地激动：“现在终于有了一位识字的人信主了，有人能为我们读《圣经》了！”他们就领着他们没有信主的子女到我家，要我给他们讲解福音，讲述耶稣基督的故事。

到1980年夏天，我家成了信徒们聚会的地点。刚开始，每次大约有10个人左右；两三个月后，增加到40人左右；到1981年底，人数增加大约200人左右。我们虽然没有正规的牧师，没有唱诗班，甚至连一本完整的《圣经》也没有，但却有一群热心的信徒常常禁食祈祷，火热传福音，四围的村庄都听到了耶稣基督救人的福音。

1982年，政府突然对教会加大力度施行管控，逼迫家庭教会进入“三自”登记。一开始我们倒挺愿意的。因为本身我们也就是自治、自养、自传，同时我们也非常热爱我们的国家，加入“三自”教会又有什么不妥呢？可是当拿到文件一看，却左右为难了。因为其中很多条例是我们无法接受的。譬如“不准传教、不准祷告治病、不准有奉献、不准非法聚会、不准妨碍生产、不准到处流窜、不准接收18岁以下少年儿童入教、不准私立神职人员、不准与海外联系”等等。

我们察觉到这里面的很多内容都与《圣经》大相径庭。加入“三自”，遵守这些条例，无疑就是背叛自己的信仰；如不加入“三自”，我们会面临逼迫，甚至会有抄家、罚款、坐监的可能。我们面临着重要的抉择。虽然有痛苦挣扎，也有灰心软弱，依赖神的怜悯和保守，我们最终做出了不加入“三自”的正确选择。从此，我们的聚会就麻烦不断，常常受到冲击，聚会的时间和地点也不得不随机而变，时而白天、时而夜晚；有时在室内、有时在旷野。

1983年6月底，我们从各方面的消息得知，对信徒的一个极大的逼迫正日益逼近，空前的试炼正在来临。果不其然，1983年7月9日，对基督信徒的全国性的大逮捕悄然展开了。这一天，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信徒被抓。我这个没有加入“三自”的家庭教会传道人，当然也列在被抓捕的名单之中。

就在当天上午，公安局的人来到了我的家，里里外外地搜查几遍，连家里的一张小纸片他们也不放过，并且对我们全家人进行审问。平时恨我信耶稣的爷爷哪能受得了这种惊吓？他就把我可能要去的家庭一一告诉他们。公安部门到我要去的地方一一搜捕，在各村张贴通缉我的布告，并在各路口设卡拦截，盘查过往行人。告示上写着说：“申先锋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是‘呼喊派’李常受的骨干”。

“我的主啊，我哪里知道谁是李常受？我从来没有与外地的传道人接触过，也没有看过谁的书籍，听过谁的讲道，现在竟成了李常受的骨干，成为了反革命分子。我往哪里去呢？谁又敢接待我呢？”束手无策之下，我来到了舅舅家。舅舅看见我的到来，一脸的不悦。但我此时也顾不上什么情面了，硬著头皮进了他们家。念在亲戚的份上，他们就把我藏在一个不足7平方米的空间里，在那被“囚”了29天。

那时，正值炎热的盛夏，吃、喝、拉、撒、睡，都在这房屋里面。那些天，由于见不到任何人，所以教会的弟兄姊妺也都不知道我躲藏在哪里。开始我心中还比较平静，可是25天过去了，我再也无法安睡了，心中实在痛苦不堪。我是一个传道人，不能传福音，不能看《圣经》，更没有人敢接待我。在哀愁苦楚之下，我迫切祷告神说：“主啊，我一天也不愿意再等了，要么我去做乞丐传福音，要么我现在就去坐监牢，反正我不能在这里耗费我的生命。求你指示我，我当如何行？”

感谢主，神听了我的呼求，而且也做了安排。两天后，有两位20岁左右的姊妺到了我所住的房间，我非常惊讶，便问她们说：

“你们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她们说：“是神告诉我们的，来接你离开这里”。

我问她们：“往哪里去？”

她们说：“不要多问，你顺服神吧！”

我真的再不敢多问什么了。她们让我躺卧在人力车上，用被单子把我蒙上，约有一两个小时后，我被拉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到过的村庄。在这家住了3天后，一件奇妙的事发生了。与我同村同姓同工的申弟兄找到了我，并直接进入我所住的房间。我感到太希奇了，除了这家人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我的去处。申弟兄是如何找到我的呢？

申弟兄说：“自从逼迫使我俩分散以后，我跑到了大山的深处，向住在山上的人传福音，也遇到一些基督徒的家庭，我把你的事告诉他们，他们知道你身体行动不便，就不断派人去打听你的去处，也有人扮作做生意的人四处寻问，后来听说你在舅舅家藏着。我就到你舅舅家去询问，得知有两个女孩把你接走了，他们都不知道你的去向。我只有迫切祷告主，让圣灵带领我能够找到你。我不停地祷告，在我寻找的路上，从没有问过任何人，只依靠圣灵的引导，到这家门口时，圣灵很清楚的告诉我，就在这个家里。我一直走进这个家里进入你的房间”。

我听后，满心不住地感谢神的恩典。到了晚上，我们离开了这个接待我的、爱主的家庭。从此便开始了到外地传讲福音的生涯。所到之地，寻找信主的家庭，以他们家为据点，联络他们的亲戚朋友，不断联结、不断地扩展。环境好的时候，把信的人聚在一起举行公开的礼拜，在家庭、在广场、在旷野，处处都是我们聚集的地方。

环境恶劣的时候，我们就分成不同小组，把热心追求，有些文化知识的人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进行门徒训练，传递福音使命感，也差他们到周围乡村去传福音。边传福音边建立教会，设立长老、执事，给他们托付之后，我们就离开那里，继续前行。传福音的地域越来越大，传福音的团队也不断加增，我们用10年的时间将福音传遍两省（河南，湖北）十县。

有时，我们刚到一个地方，一切都很安宁，但当福音的火燃烧起来之时，各种的逼迫接连而来，我们只好离开，神用风浪催促我们前行。刚开始，我实在想不通，甚至埋怨过神。为什么我们所到之地都是这样，福音开始兴旺，教会刚一建立，逼迫立即临到？

不过，很快神就让我明白了他的旨意。如《使徒行传》8章1至5节所讲：“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利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这是使徒们所走的道路。这里的逼迫、分散、传道，也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

“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太》10：16）“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太》10：23）祂“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诗》104：4）借着“风”与“火焰”，催促带领我们，与他同工同行。

 

• 处严冬促合一

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教会，经历了“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参《耶》1：10上）。改革开放以后，各地教会也都在各自的地方建立和发展，由于彼此之间缺少沟通与交往，在福音的禾场上相遇时，有很多矛盾，甚至还会彼此攻击。我们传福音所到之处的聚会点，都是散乱无章，各自闭关自守，整个的中国教会处于一盘散沙的局面。

在神的带领下，同工们开始宣讲合一宣教的重要性，并联结各处从不来往的聚会负责人，召集他们在一起不断交通学习，加增认识，分享各自不同的需求，也使他们知道全国各地的福音事工有无穷的需要，让他们都认识到，若要完成这么大的使命，需要有团队的力量，需要我们大家彼此的委身和配合。

从1979年到1995年这十几年里，各地的教会与福音团队都在经历“宣教，被追打，逃去新的地方，福音得到发展”的奇妙过程。有的福音团队甚至被定为“邪教”，受到严重的打击。

1994年春天，中华福音团契举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福音差传庆典。与以前差到临近的区域（靠近两省）有所不同，这次将差派同工到千里之外的省份，其目的就是要走出几十年封闭的小圈子，去了解各地福音发展的状况，联结兄弟教会，帮助弱小教会，唤醒沉睡教会，开拓新的教会。

同工们被差派以前，有几点是不知道的：1.不知道所要去的省份有没有教会；2.不知道所去之处有没有人愿意接待我们；3.不知道那个地方政治环境如何；4.不知道自己能否平安回来。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冒死”的行动，也需一个敢死的心志。但被差的70人带着使命，靠着信心，拿着地图册跨出了家门。后来，有人把这70人称之为“七十敢死队”。

这些被差的同工们，虽然他们的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们却有一颗为主受苦、为主而死的心志。所到之地，他们白天劳苦服事，帮助人们种田耕地做家务，晚上邀请左邻右舍，向他们传讲福音。他们与当地肢体也不断地交通联结，一年之后，福音的火便在各地熊熊燃烧起来，一间间新的教会被建立，地方教会与地方教会之间也产生了联结。

也有部分被差的工人被当地警察遣送回来。而且随着福音团契差派规模的增大，事工范围的扩张，越来越引起政府的关注、逼迫，多处教会事工受到限制，有的甚至被政府定为“邪教”，成为全国重点打击的对象，很多传道人被抓坐监。

1995-1997这两年里，我们所处的“中华福音团契”的教会，每天都有不少于30人在监狱里，并且还有很多传道人处在政府的追捕中；不独中华福音团契如此，兄弟教会的传道人因传福音而被囚也不在少数。我们怎么渡过这种逼迫的寒冬的呢？所采用的方法是“公开申诉”与“抱团取暖”。

中华福音团契的同工开始给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写信，为我们的信仰极力辩护。我们向政府申明我们的信仰：我们是本着《圣经》传扬耶稣基督，我们不是“邪教”，我们是爱国守法的公民。我们没有任何反党、反政府、反社会的言语、行为，也没有攻击毁谤任何政府官员，相反，我们顺服官员的领导，我们爱我们的国家、爱我们的家乡……我们希望他们不要错误地定论，不要把爱国守法的良好公民都看成是自己的敌人。我们甚至还多次向时任主席的江泽民写信，为我们的信仰辩护，但都没有音信。

这时也有兄弟教会的同工们说：“你们寄出这么多信都石沉大海，也许信根本没有送入到国家高层的手中；再者，就是能达到上层，仅仅只有一两个团队发声，声音是微弱的，起不到多大的作用。我们应当多联合其他团队，同时发声，我们在彼此的合一中抱团取暖，彼此激励，我们彼此都是为福音受逼迫的难兄难弟，我们不能再为肉体的成见，或地盘的大小争吵不休，或多少年来争辩不清的教义斗来斗去，我们应该放下成见、走向合一，拥戴耶稣为王。”

与此同时，有很多间教会与同工们，也都因自身的艰难处境，深感教会合一联结的重要，就开始四处奔跑联系。就这样，中国家庭教会中比较有影响力的负责人都聚集在了一起，彼此交通；国外有影响力的牧师们，也热心帮助我们联络，于是规模不等的合一聚会不断地在各地进行。经过多次真诚地交通，最终大家同心合意，共同拟定了《家庭教会合一论纲》。

1998年春，我从监狱出来，见到了在国内巡回的赵天恩牧师，并和他交通。我看到教会所处的环境恶劣，又想到这么多的传道人都在看守所受刑，被强制劳教，我心里无法忍受，写了一篇《我们真的是邪教吗？》，托赵天恩牧师刊登在《中国与福音》期刊上，以此来阐明我们的信仰。

从狱中出来之后，我与赵牧师有过多次的接触，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对神认识很丰富而又非常慈善的牧者。但他对改革宗的教义非常认真执著，总想办法给人们传递他以为最正确的神学观点，希望我也能接受。有一天，我就向他直言不讳地提出我的观点和看法。我说：

“您是当今中国教会最德高望众的属灵前辈，中国教会的领袖都很尊重您，面对目前中国教会艰难的处境，您是我们的力量和安慰。但我想不通的是，在中国教会这个非常时期，您对宗派或观点这么热心不已。我希望您放下您的宗派的执念，更放下那些不必要的争论，借着您在中国教会的威望和影响力，去召集您所能联系到的各地家庭教会，使教会能在这苦难的寒冬中走向合一，这岂不是更重要？再者，我们已被定为邪教，这么多人在监狱里受苦，有许多的兄弟教会，也面临被定为邪教的危险。

中国政府不了解我们的信仰，国外教会因政府的界定，也不分青红皂白人云亦云。中国教会要在苦难环境下生存下去，也必须要走向属灵的合一，抱团取暖共同面对严冬。若能这样，您就为中国家庭教会立了大功，我们如能起草一份《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了。”

没想到老人家不但没有因我人微言轻而生气，倒接纳了我的建议。我们便开始联络各家教会，筹备、办理家庭教会的合一与信仰告白的诸般事宜。终于在1998年11月份，我们一群教会领袖在北京顺义聚集，共同起草并发表了《信仰告白》。这份重要的文件，奠定了中国家庭教会合一的基础，成了家庭教会之间交通的基础，也为世界其他各地的基督教群体了解中国的家庭教会开了一个小的窗口，更让中央领导有机会了解家庭教会真正的信仰，让他们知道中国家庭教会对社会是有益的，是抵挡异端邪教的中坚力量。

就这样，神借着苦难来管教我们，使我们反思，催促我们走教会合一的道路。多年后再回顾这段历史，有谁能否认这是神的恩典呢？正如以赛亚书所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赛》30：20-21）

 

• 经逼迫入宽广之地

我们的神是慈爱怜悯的神，也是掌管环境的神，祂的智慧无法测度，祂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祂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参《赛》55：8-9）。回想这几十年间所遇到的各种境况，所走过的每段路程，我不得不由衷低头敬拜我们的神！如大卫所说：“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诗》4：1）

在苦难绝望中，是神的恩典，我被恩召成了基督徒，成为传道人；在公安逼迫、追赶中，是神的恩典，让我离开那个曾经伤痛的乡村，将福音传到更广阔的城乡；也是在更大的严冬里，中国的家庭教会走向合一；每一次逼迫，教会都会有一个更新和提升，虽“使人坐车轧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诗》66:12）

中华福音团契在农村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迎来了经济的大发展，人口纷纷流入城镇，我们教会也进入人口集中的乡镇县城，并慢慢在各个县城建立教会。在1996年以前，中华福音团契虽已扩展为全国性的团队，但还是局限于以唐河本地为中心，以周围农村的农民为福音的对象，被差出去的工人还是由唐河而出，再归回到唐河；大小重要会议大多都是在唐河的区域召开。

这年8月份，情况发生了变化。神再次搅动鹰巢，为使小鹰展翅高飞。唐河本地我们不能再回去了，我们往哪里去居住？我们以后还要不要宣教中心？我们未来的路怎么走？一开始，我选择了在信阳居住下来。但后来知道这不是神的心意，神要把更大更宽的区域赐给我们。

1997年11月6日，我女儿出生后的第5天，我到信阳召集同工聚会，传讲如何防备“东方闪电”对教会的破坏，增加同工鉴别邪教抵抗邪教的能力。我刚到信阳市内就被多日监控的警察抓获。次日又调动了武警部队包围了聚集现场，参加聚会的100多位工人全部被抓。公安局把这些人分别关押起来，然后一个一个地审查，根据同工们所谓的“罪恶”程度，做出不同的处罚。

我在看守所总共被囚禁40天。他们把我和十几个犯人关在一起，我所带的钱都被公安人员搜光了，连一张卫生纸也没有，大便后只得用手去擦。前半个月没有人敢给我送衣服、被子，晚上睡在外面的木板上，又硬又冷，因为已经进入11月的寒冬，但神的怜悯保守，我竟然平安度过，既没有感冒，也没患其他疾患。

和我一起被抓的有几十位传道人，他们天天被不停地提审，公安人员在那寒冷的冬天把他们的衣服脱光，再用吊扇猛吹，刺骨的寒风吹得疼痛难忍，苦不堪言。过了大概20天左右，我开始被提审了，而且连续多日被审，到最后两天两夜完全不让我睡觉，几个公安警察轮流审问我，我常常在他们审问时就睡着了；于是，他们就想出了绝招，就是将我的衣服鞋袜脱掉，把我锁在屋子外面，借着著寒冷的天气折磨我。

我被囚40天后，我们十多人从信阳县平桥十八里看守所，被押上一辆大卡车，前面还有几辆公安警车押送，呼啸著开路，把我们带到信阳南边的十三里桥乡，在一个大礼堂里进行宣判。我们14个人手铐连在一起，其中还有两位姊妺。他们把我们大家连成一条线，站立在主席台前。宣判时，我们心里坦然无惧，面容毫无愧色，因为我们不是像他们说的那种所谓的“邪教”。晚上，信阳地区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上还报道了这件事。从此，我们便开始了劳教的生活。

在劳教所要比在看守所活动面要广一点。经过白天一天超强度的劳作，到了晚上，我们200多位劳教人员被允许看一个小时的电视。在监狱的时间长了，我们深怕与主的关系疏远，就想举行擘饼聚会。我们就提前告诉来探监的弟兄姐妹，捎一点饼和葡萄汁备用。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就在其他人看电视的时候一起擘饼纪念主。主为我们而死，我们当为主而活，靠主得胜，借此可以在主面前重新得力。

在这个劳教所里有两类人，一类是强壮的，一类是老弱的。强壮的人每天5点起床，晚上7点归回，在外包时、包工，强行劳动。老弱的人由于不能出去劳动被关在严管队，不得吃饱。我属于老弱类的，每天都很饥饿，昐望在外劳动的弟兄们能将多余的食物带给我吃。我们在劳教所常有上层的人过来检查，每次检查都会有警察告知我，上面有人来，要藏起来，不要随便在外面走动。我想，我在这里坐监狱还偷偷摸摸哩。我不太听他们的话，刻意出去走动。

1998年1月31日下午，有一个警察喊我的名字，要我立即收拾行李，马上离开。并说：“我们这里不养闲人。”这里的劳教人员都是从公安局那里用钱买来的，所以每个人都要做工。我当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重问了一遍，确定了以后，虽然我腿行动不便，但我还是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这个可怕的地方。回家后，我与父母小住几日，就带着妻子和女儿重新踏上传福音的征途。

我们决定以后不再以唐河为宣教中心。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来确定我们的事工发展。如当年的使徒们也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不愿意向外分散，因司提反与雅各的殉道，教会的事工被迫向外进展，他们的宣教中心也只有向安提阿转移，根据事工的发展而后又进入以弗所的省会。神让我们明白，我们经历了农村这么多年的发展，现在我们要向城市转型了。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化是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每年2000多万人涌进城市，这不是人能做的，这是神在中国的作为。于是同工们一起真诚地祷告，认真地思考，开始有计划地将福音事工转向国内的各个大都市。人在哪里，圣灵的工作就在哪里，教会也应当建在哪里！

由农村转向大都市，这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挑战，我们面临的困难可能不仅仅是风雨雪霜了。我与同工们分享说：“因时代、地域和人群的需要，我们教会必须跨越各方面的拦阻和障碍，从偏远的农村向大中城市转型；从隐藏聚会向公开聚会转型；从到处散种传播向务实的牧养转型；从家庭聚集点向敞开明亮的写字楼转型。不在城市中建立农村教会”。

我们把几个比较有活力的小组合并成一个堂会。从放养转入牧养，用堂会加小组的方式带领。农村由于青壮年都外出打工，甚至连牧者也到了城镇，所以也要顺势而为，将教会般进乡镇去，进入到人群密集的地方。牧养教会对中国家庭教会的牧者而言，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需要装备更多的知识，也需要教会行政事工的完善，还要面临随时而来的逼迫，但我们别无选择，学习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

中国家庭教会所处的环境，如手风琴一样时松时紧，但在那些凭信跨越的牧者手里，却能弹奏美妙的音乐；中国家庭教会发展的景象，也恰似过山车一样，时而美不胜收，时而又惊险万分；但仰望那宝座上的羔羊，我们必“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参《诗》84:6）。

目前，是不是所谓的严冬，我们无法确定。乐观地讲，河南教会仅是中国教会的部分，部分教会的处境不能代表全国性的教会现状，他们被逼甚重也不能确认就是严冬来临；消极地看，就算是真正的严冬临到，在神的恩典里，我们大约有三种不同的应对：一是“冬眠”，把教会分散，化整为零；二是飞向南方，“这城逼迫到那城，”寻找可发展的地方；三是凭信心走出“严冬”，相信“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诗》29：10）

即便若真的已经进入严冬，春天也不会太远了。可能很快，我们就能听到良人主耶稣呼唤的声音：“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或作修理葡萄树的时候）已经来到。”（《歌》2：10-12）

 

 

作者为中华福音团契主要负责同工，是中国文革结束以来福音大复兴及家庭教会在打压中成长的历史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