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佩林效应看文化战争(林伟雄)

林伟雄

本文原刊于《举目》36期

       2008年大选,民主党大获全胜,在不少方面值得我们这些被称为“道德保守派”的基督徒反思。

       临风弟兄在《海外校园》第91期的《美国大选与基督教信仰》(下称《选》文),比较了去年总统大选两党候选人的信仰背景和政治立场,又在《举目》杂志34期 《一叶知秋──文化战争结束了吗?》(下称《叶》文)中,以马鞍峰教会华理克牧师对两位候选人的别开生面的采访为引子,对“宗教右派”及文化战争提出了批评。

        我理解临风弟兄,是在提醒福音派基督徒,随着时代的变迁,应当有足够开放的心态,走出一条更鲜活的路子去接近新的一代,就是那些不认同传统道德观念的年轻人。虽然这是很好的提醒,但是笔者认为,临风弟兄两篇文章中,对于文化战争本身的认识,及其在两党政治之间所起的作用,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应当承认,马鞍峰教会的采访,确实是本次大选中令人耳目一新的亮点。如果整个竞选都如此进行,或许,我们就真的迎来了新的政治气氛──候选人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施政纲领、个人经历对个性的模塑等,让全民在毫无负面压力和媒体渲染的情况下选出新领袖。

        读罢《选》文和《叶》文,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唯一妨碍形成这种平和的政治新气氛的,是“宗教右派”卫道士,他们对候选人进行“石蕊试验”,发动文化战争,并使之越演越烈。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佩林效应的产生

        2008 年8月,两党的党代表大会之前,民主党候选人Obama,在多个民意调查中,稳定地领先共和党候选人McCain约10%,可谓胜券在握。甚至当 Obama还在与Hillary Clinton力拼党内提名的时候,主流媒体也基本上正面报导Obama以“变革”(change)为主题的竞选纲领,没有花任何精力去挖他的老底。

        Obama也再三强调,他会摒弃以攻击为主的负面竞选手法,提倡一种新的超越党派政治的竞选风气。甚至,他还欲与McCain订君子协议,接受公共竞选款项,这样就把最后两个月的竞选经费封顶在8,400万美元。如果真能做到此,也许确实能使这次的竞选气象一新。

        但是,这和平的假象,在阿拉斯加州州长佩林(Sarah Palin)被提名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一刹那完全打破。

        佩林,共和党提名的第一位女性副总统候选人,一个在人口稀少的州刚上任两年的州长,为何尚未正式在全国性政治舞台上露面,就成为了选战白热化的导火线呢?归根到底,这就是文化战争的表现。

        虽然佩林没有强调她的信仰立场,但是她以自己的经历和实际行动,表明了她的信仰。她劝导未婚的女儿不要堕胎,支持女儿建立家庭,负起母亲的责任。而且,当她本人在43岁意外怀孕,透过产前检查,发现胎儿患有“唐氏症”(Down Syndrome)之后,她也决定,以接受神的祝福的心态,迎接这一个小生命。

        所以,如果反对堕胎是“石蕊试验”的话,她以行动通过了。这也是她被提名以后,大大提升了福音派基督徒对McCain的支持热度的原因之一。当然,她对能源开采的态度,在反贪污、腐败方面所表现出的勇气,也是她赢得党内经济保守派支持的重要原因。

        佩林自从被提名以后,一直受到主流媒体的强烈攻击。大批的媒体记者,蜂拥至阿拉斯加“挖底”,大大小小,各种真真假假的丑闻,屡次出现在新闻头版(与此同时,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拜登,却少有记者问津)。

        她最受攻击之处,就是她17岁的女儿未婚先孕。她因为“不能管好自己儿女”,而受到强烈抨击。有人说,这足以証明,她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国家领导人。

        不但如此,媒体也判定,以“婚前守贞”为主导的性教育,是失败的。还有人说,佩林是道德观念古板,甚至假冒为善的基督徒的象征──即使佩林在两年州长任期内,从没有使用权力,推行宗教右派重视的法案。

        如此看来,政治左派对她的猛烈攻击,说明了文化战争并不是因为宗教右派的进攻性而产生的,只是表现了时刻存在着的两种世界观的交锋而已。

从历史的角度看

        用比较历史性的眼光来看,党派政治与文化战争,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是民主制度的必然产物,而不是以Patrick Buchanan为代表的“宗教右派”的新作。

        从美国立国以来,两年一度的众、参议院选举,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都让全国选民不断对政府过去几年的政绩,包括个人表现和施政纲领,做出综合评估。政党政 治,就突出了施政理念在这个评估中的作用。因为政党本身是一个以施政理念为核心的团体,同一个政党的人,必然认同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所以选举是意识形态 的较量。

         这种意识形态的较量,虽然在大选的前后,显得突出,但是,即使没有大选,也从未消失。不管是否使用“文化战争”这个词,文化战争这一事实,早在美国第二任总统选举的时候,随着党派的出现,就已经出现了。

        观美国历史可知,党派之间理念的差别,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定位、政府的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平衡、社会公义的表现等等而改变。

        比如,在国际事务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对世界上的动乱和纠纷,基本上是抱事不关己的态度,除非是美国的安危直接受到影响。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不同观点更为显著。是隔岸观火,还是主动出击,成为两党的主要区别。

       “珍珠港事件”为罗斯福解决了这一难题,美国理所当然地加入了战团,并且成为决定胜负的角色,也因此登上了超级大国的宝座。

        在此后的40年,从与共产主义国家争霸,到面对伊斯兰教极端分子的恐怖主义威胁,是当“鸽派”还是“鹰派”,成为两党在国际政策方面争论的焦点。

        美国国内的政治,也在经历不断的改变。南北战争不但保住联盟,解放了黑奴,而且,也改变了美国人对国家的观念──United States从一个复数词,变成单数词了。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更是大大地提升了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对市场经济的影响力。因此,两党在经济政策上的差异,即 表达了他们对政府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平衡、社会公义的定义和方针,这两方面的差异。

         可见,这些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因为当权者及其支持者的利益,还有各方的意气用事,争论屡屡升级。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和他的副总统,即第三任总统杰弗逊,同为开国元勋,并因撰写《独立宣 言》密切合作过,却因政见不同而产生个人恩怨,多年形同陌路,直到晚年,才恢复书信来往。杰弗逊的副总统安伦波(Aaron Burr),更与华盛顿的助手汉米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用决斗的方式,解决他们的党争,以致一个身败,一个名裂(注1)。

        文化战争这一概念,也许来自近30年崛起的保守派,但意识形态上的争斗,也就是实质上的文化战争,却确实由来已久。

未婚先孕反映的

        今天的文化战争,是历史上文化战争的延续,只是焦点有所改变。在美国的历史上,道德上的立场,原不是基督徒参与文化战争的焦点,主要原因是,在很长的时间 内,基督教文化和道德观,是社会默认的文化和道德观,只受过个别挑战而已。但1963年最高法院判定,在公立学校中,校方带领学生祷告属于违宪,基督教的 道德观自此受到大规模的冲击。与60年代反战运动一同兴起的嬉皮士,和随之而来的各种反传统的风潮,包括电影、电视、音乐等提倡的性解放,再加上1973 年最高法院判定人工流产合法化,更使认同基督教道德观念的传统家庭模式,受到极强烈的冲击。

        在《选》文和《叶》文中,作者多次提到“石蕊 试验”,意即观察、测试选举中的候选人,对同性恋和堕胎持何种立场。这个“试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最高法院的法官,以及联邦大法官,都是由总统提名,高 院法官更是任职终身。近年来,最高法院常以一票或三票之差,改变美国法律对生命和家庭的一贯尊重、支持,这使得基督徒不得不格外重视未来的总统在这方面的 立场。

        有趣的是,这些政治上的倾向,与美国教会及其会众的神学取向也有相当程度的关系。通常,在神学思想上比较偏向自由派的教会,较为支 持民主党。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看重教会服务社会的责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对圣经中启示的道德标准的诠译,并不是从神本的角度,而 是从人本的角度。

       相反,神学思想比较保守的教会,通常与经济和国防上的保守派一起,组成了共和党的核心。这些保守派较不容易被各种新潮风气左右,更恪守如自由经济、坚固国防等等已被历史証实有效的传统。反对堕胎和同性恋,反对法官以个人的政治意志左右司法,是他们联手的重要原因。

         美国有一句俗语,“Rising water raises all boats”,类似于中文的“水涨船高”,常用来反映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好处:当整个经济状况提升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得到益处。其实在社会道德层面,也同样 合适──当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上升或下降的时候,民众个人的道德操守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即使他们并不认同新的社会道德标准。

         佩林女儿的未婚先孕,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什么一个被描绘成“宗教右派的化身”的家庭,也出现这样的未婚先孕呢?其实,这种情况在保守的基督徒家庭中,并非罕 见。笔者就见过一位保守的浸信会执事的女儿,与教会里另外一位年轻人提前成为父母。所幸的是,最后他们在双方父母的鼓励下成婚。

        对这样的木已成舟的年轻人,不再过多地指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笔者也看到,在教会青年团契里面,有一些初信的信徒,未婚同居。他们没有怀孕,也只是因为更懂得 如何避孕而已。而身为他们属灵辅导的师长,对于婚前性行为不敢直接批评,更不用说按照圣经的标准称之为淫乱了。究其原因,多数的青年团契,负有吸引教会以 外的人来参加教会活动的重任,因此就很强调包容性。

        这样一来,教会的包容性增加了,但是圣洁性呢?

        美国儿科学会最近发表了对青春期女性怀孕的调查报告,调查发现,经常看色情电视剧的青年,怀孕率比甚少看类似电视剧的青年高出两倍之多(注2)。可见,社会风气和文化,是婚前性行为和未婚先孕的重要因素。

        在2004年11月份《今日基督教》杂志上,也发表了题为《被攻击之下的女儿们》的文章,分析现今生长在基督教家庭的女孩子,为何跟没有信仰的同龄人一样, 不能做到婚前守贞,反而越来越早地踏上“性成熟”的道路,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学校里面感受到了压力──社会风气对婚姻以外的性行为相当接受,甚至认 为那就是正常的,进而批评婚前守贞是腐朽、陈旧的思想,以致有守贞想法的孩子甚感自己落伍。

        可见,在道德方面的战争,并非由保守派基督徒所挑起的。现今的社会,已经很明确地向圣经──基督教的道德观,发起了宣战:“不要用你们陈旧、腐败、可唾弃的道德观,来毒害孩子!”

        实际上,这个宣战,并不局限在婚姻、性行为、堕胎上,而是全面地针对神所定的道德规范。无神论者四大金刚之一,Christopher Hitchens就说过:“我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是一个反神论者。”Hitchens代表的,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的观点,而是一群以人本主义思想为目的 “社会精英”的世界观。他们不仅自己拒绝接受神的规范,而且要整个社会拒绝来自神的规范,并以此为自己的使命。

        这些人已经占据了大部分的传媒、公立学校和高等学府,以及不少的司法岗位。基督教文化在这些地位上的劣势,使下一代人处在极度危险之中。最近在加州通过的反对同性恋婚姻的第八号提 案,其投票结果的民意调查分析,就很清楚地显示出这个危险──虽然,这个法案以多数票通过了,但是,支持者的比例,与投票者的年龄成正比,与投票者的学历 成反比。

        由此可以看出,在《选》文和《叶》文所提到的巴拿研究所的民意调查中,当今青年对基督教会的负面看法,并非因为基督徒是一群墨守陈规、假冒为善的封建卫道士,而是因为,反神论者已经在争夺下一代的文化战争中,攻取了一个重要堡垒。

        在如此强大的挑战面前,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是要退却、妥协,还是反击?只有正确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分析,福音派基督徒应怎样看待所谓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文化战争。

注:
1. Joseph J. Ellis, Founding Brothers: The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0), chapter one.
2. Does Watching Sex on Television Predict Teen Pregnancy? Findings From a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 Pediatrics, Nov. 2008, pp.1047-1054

作者生长于广州,现住波特兰市,任内科医生。

Be the first to comment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