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伟雄

本文原刊于《举目》36期

       2008年大选，民主党大获全胜，在不少方面值得我们这些被称为“道德保守派”的基督徒反思。

       临风弟兄在《海外校园》第91期的《美国大选与基督教信仰》（下称《选》文），比较了去年总统大选两党候选人的信仰背景和政治立场，又在《举目》杂志34期 《一叶知秋──文化战争结束了吗？》（下称《叶》文）中，以马鞍峰教会华理克牧师对两位候选人的别开生面的采访为引子，对“宗教右派”及文化战争提出了批评。

        我理解临风弟兄，是在提醒福音派基督徒，随着时代的变迁，应当有足够开放的心态，走出一条更鲜活的路子去接近新的一代，就是那些不认同传统道德观念的年轻人。虽然这是很好的提醒，但是笔者认为，临风弟兄两篇文章中，对于文化战争本身的认识，及其在两党政治之间所起的作用，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应当承认，马鞍峰教会的采访，确实是本次大选中令人耳目一新的亮点。如果整个竞选都如此进行，或许，我们就真的迎来了新的政治气氛──候选人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施政纲领、个人经历对个性的模塑等，让全民在毫无负面压力和媒体渲染的情况下选出新领袖。

        读罢《选》文和《叶》文，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唯一妨碍形成这种平和的政治新气氛的，是“宗教右派”卫道士，他们对候选人进行“石蕊试验”，发动文化战争，并使之越演越烈。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佩林效应的产生

        2008 年8月，两党的党代表大会之前，民主党候选人Obama，在多个民意调查中，稳定地领先共和党候选人McCain约10%，可谓胜券在握。甚至当 Obama还在与Hillary Clinton力拼党内提名的时候，主流媒体也基本上正面报导Obama以“变革”（change）为主题的竞选纲领，没有花任何精力去挖他的老底。

        Obama也再三强调，他会摒弃以攻击为主的负面竞选手法，提倡一种新的超越党派政治的竞选风气。甚至，他还欲与McCain订君子协议，接受公共竞选款项，这样就把最后两个月的竞选经费封顶在8,400万美元。如果真能做到此，也许确实能使这次的竞选气象一新。

        但是，这和平的假象，在阿拉斯加州州长佩林（Sarah Palin）被提名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一刹那完全打破。

        佩林，共和党提名的第一位女性副总统候选人，一个在人口稀少的州刚上任两年的州长，为何尚未正式在全国性政治舞台上露面，就成为了选战白热化的导火线呢？归根到底，这就是文化战争的表现。

        虽然佩林没有强调她的信仰立场，但是她以自己的经历和实际行动，表明了她的信仰。她劝导未婚的女儿不要堕胎，支持女儿建立家庭，负起母亲的责任。而且，当她本人在43岁意外怀孕，透过产前检查，发现胎儿患有“唐氏症”（Down Syndrome）之后，她也决定，以接受神的祝福的心态，迎接这一个小生命。

        所以，如果反对堕胎是“石蕊试验”的话，她以行动通过了。这也是她被提名以后，大大提升了福音派基督徒对McCain的支持热度的原因之一。当然，她对能源开采的态度，在反贪污、腐败方面所表现出的勇气，也是她赢得党内经济保守派支持的重要原因。

        佩林自从被提名以后，一直受到主流媒体的强烈攻击。大批的媒体记者，蜂拥至阿拉斯加“挖底”，大大小小，各种真真假假的丑闻，屡次出现在新闻头版（与此同时，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拜登，却少有记者问津）。

        她最受攻击之处，就是她17岁的女儿未婚先孕。她因为“不能管好自己儿女”，而受到强烈抨击。有人说，这足以証明，她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国家领导人。

        不但如此，媒体也判定，以“婚前守贞”为主导的性教育，是失败的。还有人说，佩林是道德观念古板，甚至假冒为善的基督徒的象征──即使佩林在两年州长任期内，从没有使用权力，推行宗教右派重视的法案。

        如此看来，政治左派对她的猛烈攻击，说明了文化战争并不是因为宗教右派的进攻性而产生的，只是表现了时刻存在着的两种世界观的交锋而已。

从历史的角度看

        用比较历史性的眼光来看，党派政治与文化战争，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是民主制度的必然产物，而不是以Patrick Buchanan为代表的“宗教右派”的新作。

        从美国立国以来，两年一度的众、参议院选举，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都让全国选民不断对政府过去几年的政绩，包括个人表现和施政纲领，做出综合评估。政党政 治，就突出了施政理念在这个评估中的作用。因为政党本身是一个以施政理念为核心的团体，同一个政党的人，必然认同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所以选举是意识形态 的较量。

         这种意识形态的较量，虽然在大选的前后，显得突出，但是，即使没有大选，也从未消失。不管是否使用“文化战争”这个词，文化战争这一事实，早在美国第二任总统选举的时候，随着党派的出现，就已经出现了。

        观美国历史可知，党派之间理念的差别，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定位、政府的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平衡、社会公义的表现等等而改变。

        比如，在国际事务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对世界上的动乱和纠纷，基本上是抱事不关己的态度，除非是美国的安危直接受到影响。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不同观点更为显著。是隔岸观火，还是主动出击，成为两党的主要区别。

       “珍珠港事件”为罗斯福解决了这一难题，美国理所当然地加入了战团，并且成为决定胜负的角色，也因此登上了超级大国的宝座。

        在此后的40年，从与共产主义国家争霸，到面对伊斯兰教极端分子的恐怖主义威胁，是当“鸽派”还是“鹰派”，成为两党在国际政策方面争论的焦点。

        美国国内的政治，也在经历不断的改变。南北战争不但保住联盟，解放了黑奴，而且，也改变了美国人对国家的观念──United States从一个复数词，变成单数词了。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更是大大地提升了联邦政府的经济政策对市场经济的影响力。因此，两党在经济政策上的差异，即 表达了他们对政府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平衡、社会公义的定义和方针，这两方面的差异。

         可见，这些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因为当权者及其支持者的利益，还有各方的意气用事，争论屡屡升级。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和他的副总统，即第三任总统杰弗逊，同为开国元勋，并因撰写《独立宣 言》密切合作过，却因政见不同而产生个人恩怨，多年形同陌路，直到晚年，才恢复书信来往。杰弗逊的副总统安伦波（Aaron Burr），更与华盛顿的助手汉米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用决斗的方式，解决他们的党争，以致一个身败，一个名裂（注1）。

        文化战争这一概念，也许来自近30年崛起的保守派，但意识形态上的争斗，也就是实质上的文化战争，却确实由来已久。

未婚先孕反映的

        今天的文化战争，是历史上文化战争的延续，只是焦点有所改变。在美国的历史上，道德上的立场，原不是基督徒参与文化战争的焦点，主要原因是，在很长的时间 内，基督教文化和道德观，是社会默认的文化和道德观，只受过个别挑战而已。但1963年最高法院判定，在公立学校中，校方带领学生祷告属于违宪，基督教的 道德观自此受到大规模的冲击。与60年代反战运动一同兴起的嬉皮士，和随之而来的各种反传统的风潮，包括电影、电视、音乐等提倡的性解放，再加上1973 年最高法院判定人工流产合法化，更使认同基督教道德观念的传统家庭模式，受到极强烈的冲击。

        在《选》文和《叶》文中，作者多次提到“石蕊 试验”，意即观察、测试选举中的候选人，对同性恋和堕胎持何种立场。这个“试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最高法院的法官，以及联邦大法官，都是由总统提名，高 院法官更是任职终身。近年来，最高法院常以一票或三票之差，改变美国法律对生命和家庭的一贯尊重、支持，这使得基督徒不得不格外重视未来的总统在这方面的 立场。

        有趣的是，这些政治上的倾向，与美国教会及其会众的神学取向也有相当程度的关系。通常，在神学思想上比较偏向自由派的教会，较为支 持民主党。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看重教会服务社会的责任，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对圣经中启示的道德标准的诠译，并不是从神本的角度，而 是从人本的角度。

       相反，神学思想比较保守的教会，通常与经济和国防上的保守派一起，组成了共和党的核心。这些保守派较不容易被各种新潮风气左右，更恪守如自由经济、坚固国防等等已被历史証实有效的传统。反对堕胎和同性恋，反对法官以个人的政治意志左右司法，是他们联手的重要原因。

         美国有一句俗语，“Rising water raises all boats”，类似于中文的“水涨船高”，常用来反映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好处：当整个经济状况提升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得到益处。其实在社会道德层面，也同样 合适──当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上升或下降的时候，民众个人的道德操守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即使他们并不认同新的社会道德标准。

         佩林女儿的未婚先孕，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什么一个被描绘成“宗教右派的化身”的家庭，也出现这样的未婚先孕呢？其实，这种情况在保守的基督徒家庭中，并非罕 见。笔者就见过一位保守的浸信会执事的女儿，与教会里另外一位年轻人提前成为父母。所幸的是，最后他们在双方父母的鼓励下成婚。

        对这样的木已成舟的年轻人，不再过多地指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笔者也看到，在教会青年团契里面，有一些初信的信徒，未婚同居。他们没有怀孕，也只是因为更懂得 如何避孕而已。而身为他们属灵辅导的师长，对于婚前性行为不敢直接批评，更不用说按照圣经的标准称之为淫乱了。究其原因，多数的青年团契，负有吸引教会以 外的人来参加教会活动的重任，因此就很强调包容性。

        这样一来，教会的包容性增加了，但是圣洁性呢？

        美国儿科学会最近发表了对青春期女性怀孕的调查报告，调查发现，经常看色情电视剧的青年，怀孕率比甚少看类似电视剧的青年高出两倍之多（注2）。可见，社会风气和文化，是婚前性行为和未婚先孕的重要因素。

        在2004年11月份《今日基督教》杂志上，也发表了题为《被攻击之下的女儿们》的文章，分析现今生长在基督教家庭的女孩子，为何跟没有信仰的同龄人一样， 不能做到婚前守贞，反而越来越早地踏上“性成熟”的道路，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学校里面感受到了压力──社会风气对婚姻以外的性行为相当接受，甚至认 为那就是正常的，进而批评婚前守贞是腐朽、陈旧的思想，以致有守贞想法的孩子甚感自己落伍。

        可见，在道德方面的战争，并非由保守派基督徒所挑起的。现今的社会，已经很明确地向圣经──基督教的道德观，发起了宣战：“不要用你们陈旧、腐败、可唾弃的道德观，来毒害孩子！”

        实际上，这个宣战，并不局限在婚姻、性行为、堕胎上，而是全面地针对神所定的道德规范。无神论者四大金刚之一，Christopher Hitchens就说过：“我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是一个反神论者。”Hitchens代表的，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的观点，而是一群以人本主义思想为目的 “社会精英”的世界观。他们不仅自己拒绝接受神的规范，而且要整个社会拒绝来自神的规范，并以此为自己的使命。

        这些人已经占据了大部分的传媒、公立学校和高等学府，以及不少的司法岗位。基督教文化在这些地位上的劣势，使下一代人处在极度危险之中。最近在加州通过的反对同性恋婚姻的第八号提 案，其投票结果的民意调查分析，就很清楚地显示出这个危险──虽然，这个法案以多数票通过了，但是，支持者的比例，与投票者的年龄成正比，与投票者的学历 成反比。

        由此可以看出，在《选》文和《叶》文所提到的巴拿研究所的民意调查中，当今青年对基督教会的负面看法，并非因为基督徒是一群墨守陈规、假冒为善的封建卫道士，而是因为，反神论者已经在争夺下一代的文化战争中，攻取了一个重要堡垒。

        在如此强大的挑战面前，我们要问的是：我们是要退却、妥协，还是反击？只有正确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分析，福音派基督徒应怎样看待所谓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文化战争。

注：
1. Joseph J. Ellis, Founding Brothers: The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0), chapter one.
2. Does Watching Sex on Television Predict Teen Pregnancy? Findings From a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 Pediatrics, Nov. 2008, pp.1047-1054

作者生长于广州，现住波特兰市，任内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