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亚

本文原刊于《举目》32期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众水不能息灭，大水也不能淹没。──《雅歌》8∶6

5月23日，大地震中被毁损的“大禹故里”牌匾，从北川废墟中清理出来，专程送往绵阳文物局。

除了成都附近的都江堰、彭州外，川西北一线的汶川、北川，平武、茂县、青川、黑水等主要震区，在今天的中国地理和文化版图上，都显得太过偏远。但从黑水到都江堰，恰好都在古羌人建立的冉　国版图内。在上帝的容许中，汶川地震指涉了几个异教文化的因素，5月12日是佛教最主要的节期“佛诞节”， 地震中无数寺庙被损毁。而青城山和川北一带是中国道教文化的源头，青城山的风景区和道观群，也几乎尽数倾覆。受灾最重的羌族地区，更是古蜀文明和中华文明最幽深的源头之一。

羌族的意义绝非56个少数民族之一。羌是甲骨文中反复出现的唯一的氏族名称，是中华族群和古蜀文明的先祖。古羌的始祖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通婚后，流出炎黄子孙。如今，这一最古老的族群仅存30万人，散居在大地震主要受灾县。北川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被认为是大禹故乡。唐代的司马贞注《史记》，则说禹为西羌，“生于茂州汶川”。

茂县被称为古羌之源，该县的松坪沟，一说为秦始皇的出生地。秦人也是华夏族，西羌的一支。古蜀文明也来自羌族，茂县的叠溪镇，是蚕丛称王、巴蜀立国的开始。而这个镇早在1933年的叠溪大地震中，就已彻底消失。

90年前，内地会的苏格兰传教士陶兰斯，来到羌族聚居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及北川一带。令人惊讶地，他发现羌族在服饰、建筑、歌调、婚俗和献祭仪式上，都与被掳巴比伦之前的以色列人非常接近。近年来在川西北一带从事慈善工作的梁燕城博士，也曾论及羌族在生活形态上与犹太族群的相似。

羌族的献祭，如旧约所记，用未凿过的石头筑坛，以全身完好、没有折断骨头的羔羊为祭。羌人的献祭也明显带有强烈的赎罪意识。据陶兰斯的记载，他们称天为“灵父”，祭司杀羊之后，将血洒在祭坛上，说“我们洒血是为着我们的罪”。羌族的口传历史说，他们的先祖也生了12个儿子。1925年，陶兰斯给一位羌族祭司读旧约《利未记》第16章，这位老人兴奋地跳起来说，这就是我们失传已久的圣书啊！

陶兰斯大胆断言，古羌族是消失的以色列10个支派之一。不过此说缺乏依据，在学术上有极大的争议。

 

彩虹之约

无论羌族的血脉如何，中国人终究是彩虹之约后，布满全地的挪亚后裔之一，和地上的万族一样，承受了一个稳定的宇宙。不但生命气息来自创造的父，一切动作存留，也指望那一位救赎的主。专家说，汶川地震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能量的一次陆上地震。在空前的灾难面前，中国社会中每一种世界观，每一种文化的回应，甚至每一种讲述灾难的方式，都面临着被颠覆、被修正的可能。这不但是一次人心的松土，也是一次文化的松土。中国人不但在突如其来的苦难面前是幸存者，也是这一百多年不断挣扎受困、渴望重生的中华文明的幸存者。

文化是社会的灵魂，制度是民族心灵的外观设计。活在其中的我们，是无数生命汇聚、影响和传承的位格相交的产物。所以灾难永远是拆毁与建造的契机。超过一百万志愿者来到四川，日常的价值观和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开始被怀疑。从这些志愿者身上，不仅能看到对灾民的同情，对救援的道德热情；更能看到一种寻求世界观更新的理想主义，和对512之前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体制的一种否定。

但另一方面，道德决策带来的只是一种自我称义的膨胀。就像那位来自深圳的志愿者说，“机会难得，这么大个事，只有唐山大地震才有”。或者像尹春龙，在奇迹般地救出被埋7天7夜的马元江后，他兴奋地对同伴说，“有些歌星奋斗十年才达到我们今天的成就”。

世人所谓的英雄，就是他某个时刻的抉择，藐视和否定了一种唯物主义的生活逻辑和价值排序。这一场救援、重建与反思，不但指向灾民，也指向举国之人，更加指向神在中国、在四川的教会；不但指向地上的家园，更指向心灵的重建与归正，甚至包括政体与文化的变迁。

13亿目睹了这场灾难的人，都是灾民，都是幸存者，都有各自的震后综合症。我们不死，不是因为死者在任何地方不如我们。我们不死，是因为我们被赋予了更新这个国家的责任。23日，国务院公布了21个省份对口援助灾区市县的名单。在被毁去的大禹故里，汶川─北川的重建，或许是中国文化百年苦旅之后一次重生归正的机会。512之前，中国人是怎么活的，社会是怎么鼓吹的，国家是怎么治理的；512之后，无论个人、社会还是国家，价值的排序也将被拆毁重建。每一个文化与信仰群体、民间力量和行政区域，都得到了一个机会，去参与相当于一个中小型国家的重建，及参与未来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塑造。

当我在512的下午，从秋千般摇晃的高楼上走下来，还不知道震中在哪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天父啊，这一次，你在四川、在成都的儿女们，我们要如何交账？基督徒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和其他人群一道，参与对一场灾难的记录、述说、救援、关怀和反思。我们该如何做，又怎么做。

地震后，媒体、网络、手机短信和一切文字资料中，与以往最不寻常的一点，是突然涌现出两个铺天盖地的用语，一是“天佑中国”，一是“祈福”。和总理温家宝题写的“多难兴邦”一样，人们开始以各种方式，相信或盼望，充满灾难的历史演进中，仍有美善的可能和扭转苦难的力量。救灾队伍中，基督徒的身影开始构成灾后画卷的一部分。在成都街头和灾区的路上，人们不时可以看到“基督教赈灾车（物资）”的标贴擦身而过。

无数家庭教会，在灾后短短半个月里，开始浮出水面，尝试彼此连接。各地教会组织的救灾团体，和信徒奉献的物资，源源不断进入四川，走向灾区。1949年以后，中国基督徒的作为，第一次成为公共社会空间中的事件。隐藏已久的家庭教会，也在灾后迅速成为民间公共力量的一种。众多外地教会组建的“中国基督徒爱心行动”，14间成都教会连接的“彩虹重建行动”，北京基督徒企业家的“香柏”领导力机构，上海14间教会团契组织的“尼西行动”，以及主内的“心连心”、“慈福”、“圣爱”、“生命力”、“牧者”等机构，还有无数单独或联合、短期或长期的基督徒团队，一时齐聚成都，共同领受着一个在废墟上进入世界、复兴那不可震动的国的异象。

教会参与救援，但教会不是救援机构；做慈善，却不是慈善机构；介入心理辅导，但不是医疗机构；教会始终是圣言的托付者。基督徒的职责，是站在自己的位分上，在灾难劳苦中与哀哭的人同哭，在公共社会中去付出永不止息的爱，努力成为需要安慰者的安慰。但教会要做的，却是要成为山上的城，和扬起的旌旗，尝试着以不同以往的具有公共性的方式，将神的话语，将一个圣经的世界观，带入这个被震动的社会当中。

基督徒要爱人如己，但更要向社会发出先知般尖锐刺耳的声音，和悔改的信息。因为白白却昂贵的恩典，和永恒的安慰，只在这唯一的路上。不然，就像以色列的先知耶利米，在国破家亡时，他却这样抨击那些只说安慰话的假先知∶“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

 

向灵魂低头

上帝的作为，奇妙不能测透。有一点要特别感恩的，是当个体生命在自然灾难面前脆弱到极点时，终于反过来，开始赢得国家对个人的尊敬。日本搜救队对被埋100多小时的一对母女不离不弃。在掘出她们的尸体时，全体队员排列、默哀、致敬。接着，在都江堰50具罹难学生的尸体前，温家宝总理停下，对着遗体三鞠躬。这两幕敬畏生命、向着死者灵魂低头的场景，对中国人来说仿佛一次心灵深处的余震。

在聚源中学，每当一个孩子的尸体被找到，鞭炮就会响起。俄罗斯救援队为了不伤及一具遇难者遗体，多用了10多个小时，将其从废墟中掘出。5月20日，三个部委发布《地震遇难人员遗体处理意见》，特别提到，遗体处理过程要“尊重遇难者尊严”。

这一次，政府和民间不但竭力救援生者，也开始敬畏死者。幸存下来的13亿人，从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尽力挣脱，开始承认生者和死者必有一个相同的部分，即人的灵魂；承认人身上至少有一样东西是死亡不能拿走的。

为死难者降半旗，和三天全国哀悼日，也是国家向着普通公民一次破天荒的折腰。普通公民的意思，就是对他的敬重与他（她）的身分无关，而与生命本身有关。当国旗从一个高不可攀的、国家主义的至高点，降落在一个适当的位置时。

这是一个期盼已久的突破，大地震带来了这半个世纪以来，对国家主义偶像崇拜的一次最严重的打击。表明中国人经过千百年来无数灾难，终于获得了一个思考个人生命与国家关系的新起点，就是人的权利、人格和尊严，高于国家，也先于国家。当举国上下，从文武官员到贩夫走卒，一起为死者默哀；这个国家开始低于人的灵魂──低于灵魂就是低于神的形象，否定自身的神圣性，而将神圣不可侵犯的起点，还给生命本身，开始被迫承认自己仆人的地位。

陈世琼是北川羌族博物馆副馆长，他说，“要在遗址上，设置一面墙，刻上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中国人开始渴望这样一座纪念碑，这样一座哭墙。6万多个名字，是6万多个灵魂的记号，而不是被一个抽象的“人民”或“死难者”所遮蔽。5月19日，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所有的死难者已为中国带来了祝福。从此，这个社会欠了死者的债。它有责任，更加尊重和守卫个人的生命、权利和自由。教会更加欠了福音的债，因为上帝已将大地空前翻松，基督教与政府长达半世纪的冲突，已进入尾声；但基督信仰与当代社会的冲突，一场文化领域的属灵争战，主若许可，大地震之后才将真正开始。

13亿幸存者惊魂未定，不知自己是本乎谁，依靠谁，又归于谁；不知道自己活着，是因　活着。但在废墟之上，上帝亲自预备了整整一代向上仰望、呼告和寻求的人。但佛教、道教，各种民间宗教；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每一种价值与信仰体系，都以高音喇叭接收著苏醒过来的灵魂。救援生命，抢救灵魂，看见和参与中国未来的社会重建，文化重构、及民主转型的艰难历程，因着神的大能和信实，成为其中一个不可摇动的声音；并有勇气和智慧，在未来与政府机构面对面地交流、辩争、接纳与磨合；当仁不让地成为公民社会、民间社会中坚定饱满的一元──这就是家庭教会在大地震后的时代性的使命。

无数死去孩子的面容问我们，我死之后，你们如何交账？

 

以爱为旗

46岁的龚天秀，被埋73小时，她用砖块砸烂小腿喝血求生。银厂沟的崔昌会女士，被埋216个小时后获救。谢守菊、唐雄夫妇，相隔一墙被埋，彼此守望、鼓励，在139个小时后获救。不知这样的新闻，是否有助于降低中国每年28-30万人的自杀数字。但地震中许多这样坚韧求生的故事，的确深深惊骇了生活中麻木不仁、常叹生亦何欢的人们。

在都江堰一条河边，一位母亲在最后一刻，俯身护住吮吸乳汁的孩子。一对年轻父母在地震时，脸对脸、胳膊搭胳膊，二人联合，成为一体，为三岁的女儿宋欣宜筑起一道生命的拱桥。人在灾难中激发的牺牲之爱，对一个有着500万流浪儿、每年在医院有100万弃婴的社会来说，对无数离婚时以儿女为筹码，或充满家庭暴力和家庭冲突的夫妻来说，也仿佛一场洗礼。为什么一个甚至愿在危难时为他（她）去死的人，日常生活中却忍不住向他（她）怨恨、拒绝甚至背叛。就像国家，为什么愿意为一个公民的死亡降下国旗，但他活着时，却还是忍不住要去限制、侵犯和剥夺他的选举、信仰、言论或财产的权利？

半个世纪前，诗人何其芳写下一首诗，“成都，我要把你摇醒”。他痛恨这座城市的安逸。危难，是对个人和公共生活中的罪性的一种暴露。大灾大爱，小灾小爱，无灾无爱。人非要被刺痛，才能把残留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惊醒，承认上帝的永能与神性。

512当晚，成都一片惊慌，百万人露宿街头，但排队献血的队伍仍然通宵达旦。这是令人感佩的。接下来的一周，全国民众的爱心被空前激发，企业、机构、个人，民间的捐赠和志愿者运动，也达到共和国历史上的巅峰。日益鼎盛的企业，羽翼初生的NGO，方兴未艾的网络力量，浮出水面的基督教会，与政府、军队一起出现在四川灾区，成为赈灾救援不同以往的一个亮点。

全国也有几万个家庭，登记申请领养地震孤儿。近10年来，中国有近6万孤弃儿被外国家庭收养，其中90％被美国家庭收养。这些收养家庭大多是有一个以上孩子的普通家庭。但相比之下，国内收养孤、残、弃儿的数量一直少得可怜。以至于民政部官方网站上的这一栏目，几乎完全空白。

许多媒体，都以洋溢的语气，赞美着这一地震后的社会道德浪潮。好像人人都献出了罕见的爱。人人都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舆论进入了一个“大灾大爱”的道德蜜月期，风尘仆仆驶进一个博爱精神的洗车房。一篇典型的救灾报导，最后说，“让我们永远记得这些名字吧”，结果不是死难者名单，而是参与救援者的名单。这种先把自己感动了再说的道德情怀，是中国人极为熟悉的。没有基督信仰的光照，道德的热情就迅速变成了对道德的自我圣化。

短短一周，日常的麻木、人的罪性和复杂的利益立场，已开始破碎一个关于救灾的“完美道德风暴”。对红十字会赈灾款项使用的置疑，对成都、绵阳出现被挪用的救灾帐篷、德阳因贩售救灾物资发生街头争执的曝光，对筹款诈骗的打击，对知名人士捐款的争吵，对灾区紧缺物资分配不公的报导，甚至灾民中亦出现对救灾物质和志愿者的挑剔，在心理压力下将对生命苦难的抱怨，转为对社会和他人的抱怨。有人围抢志愿者的车队物资，有人随处扔掉发放的饼干，扒走死者腕上的手表，有没得到物资的灾民，向政府告发救灾的基督徒是某气功组织。其实这一切，使人看见一个更真实的中国。

中国人爱的匮乏，被一场空前的国殇震惊了。其实我们没有大爱，甚至包括基督徒在内，有的只有一个被刺痛的人的基本反应。这反应是良善的，但若轻易就被自己的反应感动了，我们就比512之前更不如。当政府和灾民在无助之中，拥抱、接纳一切援助者时，教会所做微不足道的事，其实更多只是基督徒作为一个好公民所当尽的本分。接下来，当政府和灾民对教会的接纳，开始出现排斥、怀疑、限制、埋怨甚至反感时；当民间的参与逐步降温，社会上众志成城的氛围渐渐涣散，当我们帮助的对象甚至变得不那么可爱时，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在这场灾难中特别领受的托付，才会从世人的爱心中脱颖而出，并真的开始了。教会面临的挑战，和拥有的祝福，就是在世人开始软弱的时候，叫我们靠着圣灵的运行，可以立志行事；靠着主恩典的供应，还能继续。

其实，我们几乎忘了这个事实，家庭教会是当代中国社会最大的民间组织。基督徒是神的管家，无论在世俗法律上的身分是什么，教会都领受了托付，有分“治理”天父的世界。因　活着，所以向　交账。不然我们还是一个好人的心态，叫所作的，都沦为对自我良心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