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外扬
19世纪及20世纪初年出版的宣教史册上，保留了一些极为珍贵的老照片，其中我最喜爱的，就是一张三位老人的合影。拍摄日期是1905年四月底，地点在汉口。相片中的三位老人，中间站立的是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左边坐的是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 1827-1916），右边坐的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 1832-1905）。这时候他们三位的年龄加起来是225岁，丁韪良最长（78），杨格非其次（74），戴德生殿后（73）。不料一个多月后，戴德生在长沙去世，反倒是在后的在前了。
也因为这三位资深的来华宣教士，正好代表三种不同的宣教路线与典范，值得我们学习与省思。丁韪良年纪最长、来华最早、在华也最久。
一、 宁波十年
丁韪良是美国长老会一位牧师的儿子，大学与神学院毕业后，带着新婚夫人来到中国。宁波是美国长老会在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区，由麦嘉缔医师（Dr. Divie B. McCartee）在1844年所建立。1850年丁韪良夫妇来此时，已粗具规模，不但有教堂，还有学校与印刷设备。
丁韪良学习语言的能力很强，很快就学会宁波话，而且可以用流利的宁波话讲道。听众对他的讲道，反应热烈，常在离去时发出“听道比看戏还有趣”的赞叹。后来他将讲稿汇集而成《天道溯源》一书，广受欢迎，从1854至1912年，该书以中文、日文和韩文，印行了三十余版。在1907年“广学会”举办的一次投票评选活动中，《天道溯源》被选为最佳中文著作。
宁波时期最令丁韪良难过的事，或许就是与资深同工麦嘉缔之间，因年龄、性格及宣教策略上的歧异，无法同心配搭。例如，丁韪良十分看重以拼音方式书写宁波话，麦嘉缔则认为此事无关紧要；对于要求受洗者的考核，丁韪良较宽松，麦嘉缔极严格；丁韪良主张重用本地信徒为助手，麦嘉缔对此则颇感疑虑；又如，对于God一字的中文译法，丁韪良主张用“神”字，麦嘉缔则主张用“上帝”。
这场来华宣教史上，争辩多年而最终无法统一的论战，也在宁波同一个差会的弟兄中造成隔阂。还有，对于太平天国的兴起，丁韪良寄以厚望，并曾私下前往访问，但中途遇到阻碍而折返。麦嘉缔与太平天国虽也有接触，但持保留态度。
凡事起头难，宣教事工尤其如此。美国长老会在宁波最初20年的努力，先后参与的男女宣教士共计24人，结果受洗的中国成年信徒，正好也是24位，进展缓慢可以想见。而在教会墓园中，宣教士及其子女的墓碑，却一块块竖立起来。
虽有这些遗憾，宁波十年对丁韪良而言，仍然是充满祝福与值得回忆的经历。虽然后来他住在北方的时间比南方长得多，但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他花在回忆南方时期的篇幅，竟与北方时期不相上下，可见他多么珍惜这最初的10年。
不过在此同时，他也看见中国的需要，不仅在于领受基督信仰，也在于培养一种新的世界观，而介绍国际公法、科学新知，以及投身教育工作，就成为他此后努力的方向。
二、译介国际公法及西学
丁韪良首次参与的外交工作，就是担任美国使团的翻译人员，参与签订英法联军之役后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第29条，所谓的宗教容忍条款，就是丁韪良与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两位宣教士，悉心斟酌字句下的结果。
英法联军之役后，丁韪良开始翻译国际公法为中文，他选用惠顿（Henry Wheaton）的原著，是当时最新和最通用的国际法名著。惠顿是美国著名律师，后来被派往欧洲担任外交官达20年，回国后任哈佛大学国际法教授。
《万国公法》译出后，丁韪良透过美国驻华外交官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引介，将其上呈清廷。恰巧1864年，普鲁士在中国领海内，截获丹麦商船，发生争执，总理衙门援引《万国公法》中有关则例，据理力争，终使普鲁士将所截获船只移交中国。于是总理衙门资助大量刊印，颁发各省督抚官员备用。
除翻译最新的西文著作外，丁韪良也到中国古籍中，挖掘类似国际法运作的事例，编成英文的《中国古世公法论略》（International Law in Ancient China），由汪凤藻译为中文。
丁韪良在华66年，好学不倦，著述不辍，除国际法外，也广泛地介绍各类西学。例如《格物入门》，由丁韪良自著，而非翻译，共分为七卷。卷一为水学，卷二为气学，卷三为火学，卷四为电学，卷五、卷六为力学，卷七为格物测算。该书出版后，受到士大夫的欣赏，并很快传入日本。
又如《西学考略》，是丁韪良应总理衙门之请，趁回美国述职之便，游历英、法、德、义等七国，观摩教育制度，考察科技新知，以供中国参考。该书分为二卷，上卷为丁韪良游历各国的散记，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社会的全貌，包括自然风光、名胜古蹟、文化生活、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教育状况和国际关系等，堪称一部袖珍百科全书，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他在介绍爱迪生发明多项电器后，特别提到西方国家的专利制度，是对发明者的保障和奖励。“国家设有专利，每创一器准照独售，不惟在本国得享其利，在他国亦得请照，故格致家既着令名，往往可以致富，盖国家护庇而鼓舞之也。”这段话也许是专利制度首度在中国提及，格外值得注意。
下卷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西学的历史，从古希腊学术讲起，一直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包括哲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化学、动植物学。第二部分关于西方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
三、掌教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
1863年丁韪良正式进驻北京，希望从中国的首都，从中国社会的顶层，展开由上而下的宣教事业。之后不久，就在英籍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的大力赞助下，设立了一所名为“崇实馆”的学校，该校绵延至今，就是北京市第二十一中学。
但这所学校当时未能获得差会的重视，无论是要求增派师资，或在校内附设小型博物馆的计画，虽经丁韪良再三提出，均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然而，这所当时看似经营失败的学校，却在将近一百年后，对差会提供莫大的回馈。在1997年出版的《美国长老教会在华宣教史》上，记下这样一段动人的故事：
在1950年代之初，差会收到一张一百万美元的支票，寄发者是一位匿名的中国人。他自称是北京崇实馆的毕业生，该校由丁韪良在1864年设立。他为所接受的教育感恩，因为使他得以从事进出口贸易，并因而致富。他发觉宣教士们将黄金岁月付诸异乡，往往落得退休后无处栖息。于是差会用这笔奉献为退休的宣教士建屋，就是座落在加州Duarte的Westminster Gardens（308-309页）。
丁韪良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最大贡献，应是先后出任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这两所国立教育机构的总教习。
同文馆成立于1862年，最初只是清廷为因应外交需要，训练翻译人员的机构，后来逐渐提升目标，成为培育国家人才的基地。仅就清末民初的外交舞台观之，同文馆的毕业生中，担任出使大臣或驻外公使的就有7位。丁韪良先是应邀在同文馆教英文、国际公法，后来出任总教习达25年（1869-1894）之久。总教习的职务大抵相当于后来大学的教务长，举凡课表的制定与实施，对教习的监督与稽查，各项定期考试的执行，统筹编译教材等等，都在他的权责之下。
1898年，清廷在维新运动的高潮时期，设立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也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丁韪良又被聘为总教习，等于扮演首席外籍教育顾问的角色。不过，丁韪良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时间只有3年多，期间又经历戊戌政变与庚子事变等动乱，因而他对京师大学堂的影响远不如同文馆大。庚子事变后，他又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请，前往武汉任两湖大学堂总教习，也因此才有机会与杨格非、戴德生两位老朋友，在汉口拍摄本文起首所提及的那张相片。
四、北京使馆历险
1900年夏天爆发义和团事变，丁韪良也身陷北京使馆区内，度过了50多天被围困的惊险日子。一生在中国推动国际法的老者，却亲尝中国罔顾国际法而带来的苦果，他心中的失望与愤怒可以想见，也因此他在事后的言行确有一些不当之处。
例如，事变后他回美国一趟，上岸时刻意穿着被围时期所穿的一套衣服，肩上还挂著防御时所使用的枪枝，果然引起旁人的好奇询问。又如，他在书中公然建议，向清廷索取海南岛作为立足点，以增强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这样的言论，难免会受到后人严厉的谴责。
但是丁韪良并未对中国绝望，也不想留在美国与儿孙团圆，当中国的邀请再次来到，他立刻再度束装来华，终于老死中国，葬在北京，并创下外籍宣教士在华长达66年之久的罕见纪录。
五、由上而下的宣教策略
基督教在华宣教策略，向来有两条路线的说法，就是以“内地会”戴德生为代表的大众路线，也就是以最快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让最多中国人信主，一切只为抢救灵魂，其余皆无关紧要。
另一条是以“广学会”李提摩太为代表的精英路线，也就是透过教育、出版等长期性的经营，赢得中国的知识份子，改变他们的世界观，为接受福音铺路。丁韪良所选择的，当然也是这种由上而下的宣教路线，而且表现得可圈可点，成就非凡。
其实宣教是针对全人的工作，不宜勉强划分路线，更不该一味排斥异己。无论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只要不是异端，都应心系神国，彼此包容。试看戴德生与丁韪良二人，一度为祭祖问题的立场不同，在1890年上海的宣教会议中针锋相对，却在宣教生涯的黄昏时刻，一起出现在老照片中，这真是一幅令人感动的画面。
参考资料：
1.林治平，《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化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
2.姚松龄，《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再版
3.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4.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5.惠顿（Henry Wheaton）著，丁韪良译，《万国公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6.柯饶富（Ralph Covell）著，“W. A. P. Martin-Pioneer of Progress in China”，1978
作者长期从事中国教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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