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而下的来华宣教士——丁韪良(魏外扬)2021.08.04

魏外扬

本文原刊于《举目》14期

 

19世纪及20世纪初年出版的宣教史册上,保留了一些极为珍贵的老照片,其中我最喜爱的,就是一张三位老人的合影。拍摄日期是1905年四月底,地点在汉口。相片中的三位老人,中间站立的是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左边坐的是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 1827-1916),右边坐的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 1832-1905)。这时候他们三位的年龄加起来是225岁,丁韪良最长(78),杨格非其次(74),戴德生殿后(73)。不料一个多月后,戴德生在长沙去世,反倒是在后的在前了。

也因为这三位资深的来华宣教士,正好代表三种不同的宣教路线与典范,值得我们学习与省思。丁韪良年纪最长、来华最早、在华也最久。

 

一、 宁波十年

丁韪良是美国长老会一位牧师的儿子,大学与神学院毕业后,带着新婚夫人来到中国。宁波是美国长老会在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区,由麦嘉缔医师(Dr. Divie B. McCartee)在1844年所建立。1850年丁韪良夫妇来此时,已粗具规模,不但有教堂,还有学校与印刷设备。

丁韪良学习语言的能力很强,很快就学会宁波话,而且可以用流利的宁波话讲道。听众对他的讲道,反应热烈,常在离去时发出“听道比看戏还有趣”的赞叹。后来他将讲稿汇集而成《天道溯源》一书,广受欢迎,从1854至1912年,该书以中文、日文和韩文,印行了三十余版。在1907年“广学会”举办的一次投票评选活动中,《天道溯源》被选为最佳中文著作。

宁波时期最令丁韪良难过的事,或许就是与资深同工麦嘉缔之间,因年龄、性格及宣教策略上的歧异,无法同心配搭。例如,丁韪良十分看重以拼音方式书写宁波话,麦嘉缔则认为此事无关紧要;对于要求受洗者的考核,丁韪良较宽松,麦嘉缔极严格;丁韪良主张重用本地信徒为助手,麦嘉缔对此则颇感疑虑;又如,对于God一字的中文译法,丁韪良主张用“神”字,麦嘉缔则主张用“上帝”。

这场来华宣教史上,争辩多年而最终无法统一的论战,也在宁波同一个差会的弟兄中造成隔阂。还有,对于太平天国的兴起,丁韪良寄以厚望,并曾私下前往访问,但中途遇到阻碍而折返。麦嘉缔与太平天国虽也有接触,但持保留态度。

凡事起头难,宣教事工尤其如此。美国长老会在宁波最初20年的努力,先后参与的男女宣教士共计24人,结果受洗的中国成年信徒,正好也是24位,进展缓慢可以想见。而在教会墓园中,宣教士及其子女的墓碑,却一块块竖立起来。

虽有这些遗憾,宁波十年对丁韪良而言,仍然是充满祝福与值得回忆的经历。虽然后来他住在北方的时间比南方长得多,但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他花在回忆南方时期的篇幅,竟与北方时期不相上下,可见他多么珍惜这最初的10年。

不过在此同时,他也看见中国的需要,不仅在于领受基督信仰,也在于培养一种新的世界观,而介绍国际公法、科学新知,以及投身教育工作,就成为他此后努力的方向。

 

二、译介国际公法及西学

丁韪良首次参与的外交工作,就是担任美国使团的翻译人员,参与签订英法联军之役后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第29条,所谓的宗教容忍条款,就是丁韪良与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两位宣教士,悉心斟酌字句下的结果。

英法联军之役后,丁韪良开始翻译国际公法为中文,他选用惠顿(Henry Wheaton)的原著,是当时最新和最通用的国际法名著。惠顿是美国著名律师,后来被派往欧洲担任外交官达20年,回国后任哈佛大学国际法教授。

《万国公法》译出后,丁韪良透过美国驻华外交官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引介,将其上呈清廷。恰巧1864年,普鲁士在中国领海内,截获丹麦商船,发生争执,总理衙门援引《万国公法》中有关则例,据理力争,终使普鲁士将所截获船只移交中国。于是总理衙门资助大量刊印,颁发各省督抚官员备用。

除翻译最新的西文著作外,丁韪良也到中国古籍中,挖掘类似国际法运作的事例,编成英文的《中国古世公法论略》(International Law in Ancient China),由汪凤藻译为中文。

丁韪良在华66年,好学不倦,著述不辍,除国际法外,也广泛地介绍各类西学。例如《格物入门》,由丁韪良自著,而非翻译,共分为七卷。卷一为水学,卷二为气学,卷三为火学,卷四为电学,卷五、卷六为力学,卷七为格物测算。该书出版后,受到士大夫的欣赏,并很快传入日本。

又如《西学考略》,是丁韪良应总理衙门之请,趁回美国述职之便,游历英、法、德、义等七国,观摩教育制度,考察科技新知,以供中国参考。该书分为二卷,上卷为丁韪良游历各国的散记,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社会的全貌,包括自然风光、名胜古蹟、文化生活、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教育状况和国际关系等,堪称一部袖珍百科全书,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他在介绍爱迪生发明多项电器后,特别提到西方国家的专利制度,是对发明者的保障和奖励。“国家设有专利,每创一器准照独售,不惟在本国得享其利,在他国亦得请照,故格致家既着令名,往往可以致富,盖国家护庇而鼓舞之也。”这段话也许是专利制度首度在中国提及,格外值得注意。

下卷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西学的历史,从古希腊学术讲起,一直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包括哲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化学、动植物学。第二部分关于西方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

 

三、掌教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

1863年丁韪良正式进驻北京,希望从中国的首都,从中国社会的顶层,展开由上而下的宣教事业。之后不久,就在英籍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的大力赞助下,设立了一所名为“崇实馆”的学校,该校绵延至今,就是北京市第二十一中学。

但这所学校当时未能获得差会的重视,无论是要求增派师资,或在校内附设小型博物馆的计画,虽经丁韪良再三提出,均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然而,这所当时看似经营失败的学校,却在将近一百年后,对差会提供莫大的回馈。在1997年出版的《美国长老教会在华宣教史》上,记下这样一段动人的故事:

在1950年代之初,差会收到一张一百万美元的支票,寄发者是一位匿名的中国人。他自称是北京崇实馆的毕业生,该校由丁韪良在1864年设立。他为所接受的教育感恩,因为使他得以从事进出口贸易,并因而致富。他发觉宣教士们将黄金岁月付诸异乡,往往落得退休后无处栖息。于是差会用这笔奉献为退休的宣教士建屋,就是座落在加州Duarte的Westminster Gardens(308-309页)。

丁韪良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最大贡献,应是先后出任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这两所国立教育机构的总教习。

同文馆成立于1862年,最初只是清廷为因应外交需要,训练翻译人员的机构,后来逐渐提升目标,成为培育国家人才的基地。仅就清末民初的外交舞台观之,同文馆的毕业生中,担任出使大臣或驻外公使的就有7位。丁韪良先是应邀在同文馆教英文、国际公法,后来出任总教习达25年(1869-1894)之久。总教习的职务大抵相当于后来大学的教务长,举凡课表的制定与实施,对教习的监督与稽查,各项定期考试的执行,统筹编译教材等等,都在他的权责之下。

1898年,清廷在维新运动的高潮时期,设立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也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丁韪良又被聘为总教习,等于扮演首席外籍教育顾问的角色。不过,丁韪良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时间只有3年多,期间又经历戊戌政变与庚子事变等动乱,因而他对京师大学堂的影响远不如同文馆大。庚子事变后,他又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请,前往武汉任两湖大学堂总教习,也因此才有机会与杨格非、戴德生两位老朋友,在汉口拍摄本文起首所提及的那张相片。

 

四、北京使馆历险

1900年夏天爆发义和团事变,丁韪良也身陷北京使馆区内,度过了50多天被围困的惊险日子。一生在中国推动国际法的老者,却亲尝中国罔顾国际法而带来的苦果,他心中的失望与愤怒可以想见,也因此他在事后的言行确有一些不当之处。

例如,事变后他回美国一趟,上岸时刻意穿着被围时期所穿的一套衣服,肩上还挂著防御时所使用的枪枝,果然引起旁人的好奇询问。又如,他在书中公然建议,向清廷索取海南岛作为立足点,以增强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这样的言论,难免会受到后人严厉的谴责。

但是丁韪良并未对中国绝望,也不想留在美国与儿孙团圆,当中国的邀请再次来到,他立刻再度束装来华,终于老死中国,葬在北京,并创下外籍宣教士在华长达66年之久的罕见纪录。

 

五、由上而下的宣教策略

基督教在华宣教策略,向来有两条路线的说法,就是以“内地会”戴德生为代表的大众路线,也就是以最快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让最多中国人信主,一切只为抢救灵魂,其余皆无关紧要。

另一条是以“广学会”李提摩太为代表的精英路线,也就是透过教育、出版等长期性的经营,赢得中国的知识份子,改变他们的世界观,为接受福音铺路。丁韪良所选择的,当然也是这种由上而下的宣教路线,而且表现得可圈可点,成就非凡。

其实宣教是针对全人的工作,不宜勉强划分路线,更不该一味排斥异己。无论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只要不是异端,都应心系神国,彼此包容。试看戴德生与丁韪良二人,一度为祭祖问题的立场不同,在1890年上海的宣教会议中针锋相对,却在宣教生涯的黄昏时刻,一起出现在老照片中,这真是一幅令人感动的画面。

 

参考资料:
1.林治平,《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化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
2.姚松龄,《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再版
3.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4.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5.惠顿(Henry Wheaton)著,丁韪良译,《万国公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6.柯饶富(Ralph Covell)著,“W. A. P. Martin-Pioneer of Progress in China”,1978

 

作者长期从事中国教会史研究。

 

1 Comment

  1. 有无一位叫Harry Woodland的以澳大利亚救世军的身份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沦陷以前在上海的传教士的历史资料?那是我目前工作的学校的音乐系主任的祖父。如有资料我可以告诉他。那位的父亲在上海出生,离开时大约三,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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