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真

本文原刊于《举目》30期

一、大国崛起

新巴比伦帝国

          公元前18世纪汉摩拉比（1792-1750）建立的巴比伦帝国，位于幼发拉底河冲积平原（今伊拉克）。南米索不达米亚丰饶的农产，曾经造就了其辉煌的历史。这帝国虽然灭亡，却在一千年后卷土重来。公元前612年，巴比伦人（又称为迦勒底人）和玛代人联盟推翻了亚述帝国。之后，玛代人将目标放在征服安拉托 利亚（Anatolia，今土耳其），而巴比伦则迅速取代了亚述人，成为肥沃月弯的新霸主。历史家称其为“新巴比伦帝国”。

           “巴比伦”这 三个字的阿卡德文（Akkadian）和《创世记》11章中“巴别塔”的字根相同，均指“通往上帝的门”。望文生意，这是一个在建筑文化上超越世界的民 族。尼布甲尼撒王（605-562BC）所建的巴比伦城，于1899-1913年间由德国人科德威（R. Koldeway）的考古队挖掘出来。出土的城墙位于幼发拉底河东岸，离今伊拉克首都50公里。考古队在清除了三万多立方公尺的乱石瓦砾后，才挖掘出部分 城墙和神庙。

           巴比伦城占地850公顷，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南北走向的幼发拉底河贯城而过，与三层高达65公尺的厚实城墙，及宽约50公尺的护城河，包围着建筑宏伟、金壁辉煌的皇宫及庙塔。

           就军事防御而言，巴比伦城可谓是固若金汤。城东一条由北往南，长800公尺、宽20公尺，铺满石砖的“游行大道”（Processing Way），由城外到城内，每隔18公尺建一座城门。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第一道“伊斯塔城门”（Ishtar Gate）。

          该城门高15公尺，城门及门道的墙上都贴满了蓝色的彩釉嵌瓷砖，其间饰以红白彩釉的蛇头龙和公牛浮雕。蛇头龙象征马尔杜克神（Marduk）；公牛象征阿达 德神（Adad）。“游行大道”两边的高墙上也装饰著金黄彩釉的狮子，代表战争、丰收、生育的伊斯塔神。所有装饰的动物高大约一公尺，个个栩栩如生。

          这条大道是巴比伦人在节日时用来高举众神雕像舞蹈，以及欢迎国王凯旋归来的游行。当年，尼布甲尼撒王的军队必是带了犹大战俘及圣殿宝贝器皿，在民众夹道欢呼声中，由这条大道，浩浩荡荡经“伊斯塔门”，进入巴比伦城。

            “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么？”（《但》4：30）这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对自己宏伟建筑的夸耀。如仔细端详，这壮大如山的城墙实 为一块块一英尺（30 cm）见方的立方体砖块砌成，每块砖都打上尼布甲尼撒王的名字，以及他为马尔杜克及拿布（Nabu）神建庙的记录。重修的“伊斯塔门”现展存在柏林的别迦 摩（Pergamon）博物馆。所附照片为笔者在柏林宣教时所拍摄。参观者站在如此气势磅礡的城门前，更有被压顶的渺小感。

          城中心的埃特梅南齐（Etemenanki）塔，是献给巴比伦历代的主神马尔杜克。这座长、宽、高皆为92公尺的七层塔，又称为“通天塔”。“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 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创》11：4）这座其顶可通天的“巴别塔”，历史上曾有过暗淡的时期。它不止一次被 毁灭，也不止一次被重建。汉摩拉比去世后，赫人企图把这个巨大的建筑物夷为平地。尼布甲尼撒王只不过把它重建起来罢了。据传它宽大的顶层只放了一张床，马 尔杜克神会选一位当地的单身美女，晚上在此过夜。

          至于城南那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蹟之一的“空中花园”，至今仍是个谜。相传是尼布甲尼撒王为了爱妃所建。来自伊朗的爱妃，日夜思念家乡起伏的山峦，但愿“空中花园”的奇花异卉，可以聊解爱妃的乡愁。

          我们今天对“空中花园”的印象，大部分来自希腊史学家戴奥多斯（Diodorus Siculus， ca. 90 BC-ca. 27 BC）的纪录。巴比伦官方纪录尼布甲尼撒王功绩的泥版，虽然对巴比伦的城墙、神庙、皇宫，有详细的描述，但对于“空中花园”却是只字未提。由于巴比伦城位 于现今伊拉克境内，西方有心的考古家，50年来都不得其门而入。因此，究竟“空中花园”在哪里？他们当年又是如何克服灌溉上的困难？都有待它日“世界和 平”时，考古学者们的继续努力了。

          尼布甲尼撒王积极建设自己的国家，又延揽犹大的青年才俊成为他的智囊团，但较之灭亡北国的亚述，巴比伦 对犹大地的建设，却是交了白卷。从出土的文物比较看来，亚述人和巴比伦人对所统治国家的治理，风格截然不同。亚述人虽然残暴，但在征服北国之后，将以色列 民迁到了两河流域，随即又将异族迁入。有了新的移民，当然引入了具有新色彩的建设。考古家在米吉多、多珥等处挖出许多亚述式的房子及棺木，証实了亚述帝国 确实重建了战后的城市。

          反观巴比伦军队在摧毁、焚烧、掠夺之后，除了征税，对其不屑掳走的原地居民却没有任何的建树。考古学家在废墟中， 未见有一丝巴比伦建设的遗迹。犹大地一片荒芜，人民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王下》25：12；《耶》52：16）这块土地，直到波斯帝国时代，才渐渐 复苏过来。

先知但以理

          被掳的先知但以理，和当年被卖到埃及的约瑟一样，有解梦的恩赐。依照圣经的记载，巴比伦王很会作梦，梦的内容听来扑朔迷离，像是天方夜谭。史学家认为这就是那个时代近东人的“做梦文化”（注1）。

          在尼尼微城亚述巴尼帕（King Ashurbanipal，668-627 BC）的图书馆，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属于西元前七世纪的楔形文字泥版，记载着许多有关梦的兆头，以及对这些兆头的分析。兆头可指向征战的胜利或失利，农作物的丰收或荒年，皆为神明的特别指示。

          皇宫里也养了许多的术士，他们对梦的分析解释，左右著王的决策，影响了国家的兴亡及本身的官运。术士为了保命而研究星象、占卜。为了占星象而观察天空，渐渐发展出一套以月亮为主的历法。这种星象学经过了希腊、罗马时代的演变，渐渐成为现代连雷根总统夫人都相信的占星学。

          就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巴比伦人原始观察天文的纪录和计算时间的方法，竟成了人类最早的精确科学。例如：圆周有360度而不是100或50度，而1度有60 分，1分60秒；时间也是以60进位。这些都可追溯到巴比伦人的星象学。巴比伦人对数字“6”情有独钟，确信它是神圣与吉利的表征。这一点和中国南方相 似。我们不也认为“6”和“8”是顺利、发财的好兆头吗？

二、犹太人的放逐生活

到底有多少犹太人被放逐？

           犹大国灭亡前后，到底有多少犹太人被放逐到巴比伦？是不是大部分犹大及便雅悯族的人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根据《耶利米书》的记载，第一批被掳是在 597BC，尼布甲尼撒王掳走了约雅斤及贵胄共3,023人；第二批是在586BC，圣殿被烧毁时，带走了832人；最后一批是在581BC，省长基大利 被杀后，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又俘虏了745人，总共是4,600人（《耶》52：28-30）。这个数目比《列王纪下》所记的10,000人少了一半（《王 下》24：14）。然而不论哪本书的数目可靠，被掳走的是皇亲、贵族、首领、勇士，犹大地仍然留下了90%的老百姓。

           这两本书记载的不 同，显然証明了作者在乎的不是被掳的人数，而是他们的王被掳、圣城被毁、圣殿被烧，以及余下90%百姓的命运。对犹太人而言，放逐始于公元前597年，因 为这一年犹大王约雅斤被带走了﹗不仅如此，《列王纪下》及《耶利米书》的完结篇，均刻意写明了犹大王约雅斤在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未米罗达元 年，12月27日，使犹大王约雅斤抬头，提他出监”，并加以礼遇（《王下》25：27-30；另参《耶》52：31-34）。犹大王的平反，代表了犹太人 引颈盼望大卫王室的延续，不至落空。

           至于历史书《历代志下》则完全没有记录被掳的人数，反倒强调在597BC，尼布甲尼撒王在毁坏圣城圣 殿后，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接下来《以斯拉记》（《历代志下》之延续）开始，即记载当犹太人回归的时候，他们的 首领又将这些宝贝器皿，一一悉数地带了回来，放在耶和华的殿中（《拉》1：7-11，5：14-15，6：5）。这又代表了犹太人对恢复圣殿献祭的盼望。

生活在“巴比伦的河边”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罢﹗’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诗》137：1-4）

          被放逐的诗人唱出他们在异乡的无奈、对故国的思念，以及对敌人的仇恨。这是一个最念家的民族，却屡屡遭遇离乡背井的命运。尤其是被放逐的第一代，家国之痛最 为深切。因而留在故乡的先知耶利米，写信鼓励安慰他们：“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 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 （《耶》29：5-7）

           日子总是要过下去。根据考古家在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发掘，証实大多数寄居在巴比伦的犹太人，确实依照耶利米的话，在 异乡生养众多地定居下来。除了极少数（《赛》47：6），他们没有被迫服劳役，更没有被迫烧砖瓦。农牧以外，他们也开始向巴比伦人学习经商。凭他们的聪 明，居然青出于蓝地发达了起来。

           考古家由尼普尔（Nippur）出土的泥版中，发现了许多犹太人经商成功的証据。特别是一个颇有成就的家 族，给他们的后代留下许多商业文书。泥版上铭刻着“莫拉舒”（Murashu）父子头衔的有“国际银行”、“保险业”、“信用贷款”、“财产转让”，以及 “动产与不动产”等公司。“莫拉舒”分公司遍布各地。

           在他们父子公司的“帐簿”中，有许多被掳到巴比伦犹太人的名字、职业，以及财产记录。（注2）他们将契约装在大瓦罐里，用当时的土沥青密封起来。这种措施，也许比我们现在的“银行帐户”还安全吧。“莫拉舒”家族是从耶路撒冷来的难民，自587BC以后， 就在尼普尔财运亨通。这个公司还是“老字号”。直到波斯时代，此公司在米索不达米亚仍负盛名。

           除农牧经商，犹太人在其它行业上，也表现得有声有色。有充当政府官员的，也有受封土地及拥有奴隶的。在巴比伦生活似乎没有所谓的“种族歧视”。因此当犹太人要回归建殿修城时，当地的大户人家以大量金钱相助，这是绝对可靠的。（《拉》1：5-6）

犹大王约雅斤在巴比伦

          犹大王约雅斤不仅在被掳的犹太人中是合法的王，巴比伦人也承认他是犹太人实质上和精神上的领袖。例如被掳的先知以西结的书信，就以约雅斤被掳的年日作为他记 事的元年。名考古家阿尔拜德（W. F. Albright）在基比亚的特拜米尔辛（Tell Beit Mirsim）找到了刻有约雅斤王的印鉴，并发现在巴比伦官方的文件中，记录了分配给约雅斤、他的五个儿子，和其他犹太官员的食物清单。

           尼布甲尼撒王于562BC去世。接续他王位的以未米罗达王放约雅斤王出监（《王下》25：27-30）。释放的政治原因不明，但可确知的是约雅斤保持了他为 合法犹太王的地位，在巴比伦度过余生的光阴。但是他的释放所带来的宗教影响却是旋乾转坤的，因它重新点燃犹太人对归回故土、修建城墙、圣殿，及重整家园的 希望。宗教领袖们也开始收集摩西五经及先知书。这是旧约正典（Canon）整理的开始。

犹太人的宗教生活

           到了巴比伦，没有了圣殿，犹太人在哪里敬拜呢？在这期间各族的长老（《耶》29：1；《结》8：1，14：1，20：1），或是族长（《拉》 2：68，8：1），就是他们的宗教领袖。各族仍有定期的祷告及禁食，只是全民禁食的时间改为五月初七，也就是圣殿被烧的日子（《王下》25：8）。相传 “会堂”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
犹太人将以往在耶路撒冷行礼如仪的宗教仪式，转移到在会堂内用心灵诚实的敬拜，这是他们在信仰上的转捩点。

           当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能敬虔度日。巴比伦城的物质文明，热闹的多神敬拜，对他们仍然是一种诱惑。从考古的文献中，第二代以后的犹太人也有随俗取巴比伦名 字的。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再心系故国。例如第一及第二批回归的领袖设巴萨及所罗巴伯，分别是约雅斤的儿子及孙子，所取的不就是巴比伦的名字吗？

生活在埃及的“秦国”

           犹大亡国之后，被迫离开家园的并未完全被放逐到巴比伦。犹大成了巴比伦帝国的一个省，尼布甲尼撒王立基大利为省长。基大利被杀，于是拥护他的众民，无论大小，连众军长，因为惧怕巴比伦人，就都逃往埃及（《王下》25：26）。

           虽然在回归的书信中，以斯拉及尼希米都没有提到从埃及回来的犹太人对建殿修城的贡献，但是《以赛亚书》却记载从各地回到锡安的百姓：“看哪，这些从远方来； 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赛》49：12）这里的“秦国”（Land of Syene），不是我们战国时代的秦国。Land of Syene，也就是《以西结书》29章10节提到的色弗尼。古埃及时代的色弗尼，就是现位于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南端的阿斯旺（Aswan）。在埃及发现的公 元前五世纪的象岛蒲草文件（Elephantine Papyri）也証实，在巴比伦帝国时代，埃及的色弗尼，有很多犹太人的社区。

           根据 班古利安纳格夫大学（Ben- Gurion Negev Univ）欧伦（Eliezer Oren）教授的探勘，发现苏伊士运河东岸，在公元前六世纪时，是一个极为富庶繁荣的犹太军眷区。（注3）最近又经希伯来大学考古教授波登 （Bezalel Porten）的証实，由一些属于495到399BC时期的亚兰文书信、备忘录、契约看来，当以斯拉和尼希米回国时，犹太人在埃及地至少已居住了100 年。

           文件中甚至记载在此区的一座“希伯来耶和华庙”，及犹太人过逾越节的礼仪，当然也掺杂更多祭拜埃及其它假神的活动。考古学者认为潜逃到埃及的犹太人后 代，比在巴比伦的同胞更易受当地多神文化污染。这可能就是他们被耶利米先知咒诅的原因：“……就是因你们手所作的，在所去寄居的埃及地，向别神烧香惹我发 怒，使你们被剪除，在天下万国中令人咒诅羞辱……”（《耶》44：1-14）。如果撒玛利亚人都被剥夺修筑圣殿的权利，也难怪以斯拉和尼希米不屑于提到由 埃及回归的犹太人吧。

三、日落巴比伦城

            尼布甲尼撒是“新巴比伦帝国”最辉煌的王， 对外有战绩，对内有建设。但却在人的歌功颂德中，自我膨胀。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解“四王国梦”（Dream of the Four Kingdoms）时，告之以：“你就是那金头。”（《但》2章）尼布甲尼撒王一听到自己是“诸王之头”，立即被自己的虚荣冲昏了头。他没有思量到接下来 的国家，既然有银的胸膛和膀臂、铜的肚腹和腰、铁的腿、半铁半泥的脚，都影射什么样的危机，当如何防范于未然。

           相反地，只想到为什么我仅仅是“金头”而 已，为什么我巴比伦帝国不能全身金光闪闪，顶可通天，永远耸立在世界上﹗于是他立即为自己铸造了一个高30公尺、宽3公尺的全身金像。开光典礼时，各方各 国的人均来向金像俯伏膜拜，正如撒但骄傲地要成为万邦的王，让人向牠膜拜。没想到神对骄傲的惩罚竟是如此地严厉﹗

            尼布甲尼撒王建造了伊斯 塔门墙、宫殿、花园、神庙，最终还建了“巴别塔”。这些辉煌的建筑以及多神敬拜触怒了耶和华：“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妄止 息，制伏强暴人的狂傲……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迦勒底人所矜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所多玛蛾摩拉一样……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号，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 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赛》13：11-22）

          巴比伦人有一个极低俗且可耻的风尚，那就是每一个妇女，在 一生之中，一定要有一次到奥弗戴（Aphrodite）女神庙区，在那里和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子发生性关系，之后才得回家。长相姣好的女子很容易被选中，可 在较短期间了事回家。相貌平平或有残缺的女子就惨了。常常要孤独地在庙中忍受长期的等待与羞辱，有的甚至要等三到四年。巴比伦人认为这是妇女为神明奥弗戴当作的奉献。

          这种令人憎恶的习俗，必在犹太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历世以来，犹太人一直认为巴比伦城是“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启》 17：5）的表征，“巴比伦”乃罪恶与污秽的代名词。这个概念存在于每一种西方现代语言词汇中，可谓其来有自。

          被咒诅的尼布甲尼撒王，老 来得了怪病，是一种精神错乱，以为自己是动物的病。据现代精神病学家分析，可能是一种临床上称为“狼人并发症”（Lycanthropy Syndrome）或“牛人并发症”（Boanthropy Syndrome）的病。在一块1975年出土的巴比伦楔形文版上，形容尼布甲尼撒王常颁布互相矛盾的命令，拒绝接受谋士的诤谏，忽略家庭，恨恶自己的家 人，已经无法胜任一国之君的责任，相信就是这种怪病的症状。（注4）

           尼布甲尼撒王死后，国势日衰，接续的王欲振乏力，最后到了伯沙撒王。 “伯沙撒”这名字除圣经外，在其它历史书中未曾出现过。因此曾有学者推测《但以理书》为后人所捏造。直到1854年，一个英国人在伊拉克南端挖掘出一座大 型的月神庙塔，在砖块瓦砾中发现了许多小的圆柱形泥雕块。

          其中有一块是拿波尼度国王于555至539BC年间所颁的命令：“拿波尼度王修建了这座高塔，这 座塔是吾珥城的一座庙宇。祈祷国王和他的长子伯沙撒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注5）关于《但以理书》的争议，乃不攻自破。伯沙撒是拿波尼度的长子，新巴比 伦帝国的“末代皇帝”。

          这位末代皇帝为了笼络一干大臣、百官、诸将而大设筵席。酒过三巡，得意忘形之余，居然派人取出当年尼布甲尼撒王由 耶路撒冷圣殿掠夺来的金银器皿。这是献祭用的神圣器皿，是属耶和华神的。先知和祭司们把这些器皿看得比人命还重，伯沙撒竟然取来与大臣嫔妃饮酒作乐﹗孰可 忍，孰不可忍﹗无怪乎耶和华神在墙上以大字告诫之：“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

           新巴比伦帝国东山再起，由618至539BC，经过了尼布甲 尼撒王时期的灿烂，终于被来自东方伊朗高原的波斯国所灭，享年70余。历史原是掌握在耶和华的手中，新巴比伦帝国存在的寿龄，似乎是为了教训犹大国70年 而昙花一现。犹太人终究在放逐中学得了教训，而巴比伦也扮演了时代所赋予她的角色，从此走入了历史。

           肥沃月弯这块被两河流域所冲积的肥沃土地，孕育了自石器时代以来人类最古老的文明，舖陈了1,500年烫金的历史。月弯上的闪族诸国与埃及，尽责地完成了历史赋予她们的使命。东方伊朗高原出现了新的曙光，波斯时代开始了。（未完，待续）

注：
1. A. L. Oppenheim,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56.
2. M. W. Stolper, “A Note on Yahwistic Personal Names in the Murashu Text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Vol. 222, pp.25-28.
3. Eliezer D. Oren, “Migdol: A New Fortress on the Edge of the Eastern Nile Delta,”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Vol. 256, 1984, pp. 7-44.
4. S. H. Horn, Ministry, April 1978, p.40.
5. M. Waters, Media and its discontents（Continuity of Empire: Assyria, Media, Persia）,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October 1, 2005 .

作者曾任波士顿大学教授，现已退休。她目前是美国校园团契的特约同工，负责欧洲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