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理强、李统铨

本文原刊于《举目》28期

问题严重吗？

      根据2002年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医师费立鹏（Michael Phillips）的研（注1），1995-1999年，中国每年的自杀率是23/100,000（美国的自杀率是15/100,000）。此估计虽比 WHO在1998年的估计（32.9/100,000）为低，却跟中国卫生部1993年的估计22.2/100,000相近。

        中国官方宣布，自杀乃是全国精神健康的大问题之一，估计每年有287,000中国人自杀（注2。WHO估计全世界每年有一百万人自杀）。费立鹏的资料也表明，以中国大陆的死亡原因而言，自杀是第五位，次于脑血管疾病、支气管炎和慢性肺气肿、肝癌与肺炎。

        中国自杀的人口模式（demographic pattern）跟外国不一样。在外国，男人自杀比妇女多，城市人比农村人多，老年人比年轻人多。但是根据费立鹏的统计，在中国，妇女自杀比男人多 25%，农村人自杀率是城市人的三倍，年轻人自杀率比老人高。自杀，是农村妇女死亡的第四大原因，农村男人的第八大原因，城市妇女的第12大原因，城市男人的第14大原因。

          在中国大陆以外，香港的自杀率，从1997的12.1/100,000，增加到2003的18.6/100,000（注3），这50%的增幅是相当惊人的。香港的老年人，自杀率特别高，75岁以上是50/100,000（注4）。

          在台湾，2003年的自杀率是12.45/100,000（注5），比1999年的10.36/100,000有所增加。特别是，在有些台湾原住民中，自杀 率是很高的（46.3/100,000）（注6）。1999年台湾大地震之后，灾民中自杀率比一般民众升高了1.46倍（注5）。

        总而言之，自杀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

自杀的原因

          目前研究自杀原因，是用心理解剖（psychological autopsy）的方法。根据费立鹏的研究（注7），中国人自杀有八个主要原因或诱因。

        从大到小，这八个诱因是：情绪抑郁，过去曾经自杀未遂，死前遭受很大的压力，生活条件恶劣，长期有心理压力，死前二天以内与别人有很大的矛盾，亲人有自杀的行为，朋友或同事有自杀的行为。

        据统计，自杀身亡的人，至少都有二个或二个以上诱因。

        根据香港大学的研究，香港人自杀有六个主要原因（同注3），依大到小排列是：精神障碍，过去曾经自杀未遂，失业找不到工作，负债累累，单身没有结婚，缺乏人际关系支持。

        该研究指出，86%自杀的人，有可诊断出的精神障碍。不过，即使没有精神障碍，失业、负债累累、单身没有结婚、缺乏人际关系支持等，还是可以引起自杀。至于 香港的自杀率，从1997年的12.1/100,000，飙升到2003年的18.6/100,000，专家认为，与那段时期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暴有关。

        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台湾汉族人和原住民自杀的原因相同（注8）。从大到小，这五个原因是：忧郁症，遭遇损失（包括失去亲人，健康，财富，自尊，期盼），亲人有自杀行为，个性乖僻，酗酒。

        青年人与老年人自杀，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对人生绝望（注4，9，10）。这跟人在青年期和老年期，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特别敏感有关。一般精神科学者对价 值观和人生观的研究不是很有兴趣，但是，有些研究资料提出，感觉生命失去意义，也是构成20-59岁人自杀的一个诱因。相反，肯定生命意义的人，则比较不 容易发生自杀（注11）。

        不容否认，有些自杀是具有模仿性的。例如在香港，2003年4月，一个著名的男歌星跳楼自杀。接下来的几个月，25-39岁男人的自杀率突然飙升，而且多半是跳楼的（注12）。

        在台湾，2005年4月，一个男电视明星上吊自杀。新闻传媒对这事件的大量报导，增加了忧郁症病人自杀的念头和自杀未遂的案例（注14）。

        大众传媒对自杀事件的大肆渲染，以及那些便捷的自杀方法，譬如中国农民吃农药或老鼠药，香港和台湾人跳楼，美国人轻而易举弄到手枪（注15），这些因素都可以提高自杀率。

        总而言之，自杀的原因，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是相似的。自杀是精神障碍（特别是抑郁）加上生活环境因素所引起的。诱因越多，自杀的可能性越大。目前很多专家认为，自杀有大脑介质功能紊乱的因素（注16）。

如何去预防

        自杀的预防，在中国尚无详细的研究资料。
在西方，例如在西德纽伦堡（Nuremberg），从四个层面进行的一项自杀预防运动，已推行了两年，証明是有效的（注17）。其结果，自杀和自杀未遂案例各降低了20%。

        这四个层面是：(1) 训练家庭医师察觉病人的抑郁情绪和自杀倾向，并提供帮助。(2)全面提高社会群体对忧郁症的了解。(3) 与服务社会群体的工作者（如教师，牧师，大众传播）合作，使他们能及时鼓励那些抑郁、有自杀倾向的人寻找帮助。(4) 在社区中举办自助小组（self-help groups），帮助抑郁或自杀未遂的人。

        简而言之，这运动从提高了社会对忧郁症和自杀诱因的了解，然后提供治疗和帮助。
然而，推行整个计划，需要良好的社会基础架构（social infrastructure）来配合。这是中国社会目前不足的。

传统的利弊

        自杀的原因之一，是缺乏人际关系支持。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家庭关系，注重亲情，这些特征可以预防自杀。可是在社会转型的时候，这种文化特征可能消失。

        中国人非常注重儿女教育，可是，如果只注重学习，而忽略帮助他们建立健全的人际关系、人生价值观、自我身分与成就感，一旦遭遇失意或挫折，就可能一蹶不振。

        自杀预防措施强调透明，自我开放，自我了解，把自己的感受及时和别人分享，接受帮助。但一般中国人并不注重这些。人们常把话埋在心里，不谈自己的感觉，特别 不谈自己有抑郁，不喜欢别人知道自己心里想什么，不相信精神心理治疗，等等。在这样的社会生活中，预防自杀是很难奏效的。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重男轻女，重父母子女关系而轻夫妻关系（妻子可以换，父母不能换），也是造成农村妇女自杀率很高的原因。由于文化观念习惯很难改变，加上农药和鼠药很容易弄到，使得预防农村妇女自杀尤其不容易。

我们的责任

        我们基督徒应该作光作盐，逐渐改变社会文化。笔者建议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1. 积极参与社会关怀，服务社区，建设良好的社会基础架构。

        很多基督徒当工程师，但是，如果我们要建立社会基础架构，就需要更多基督徒成为社会工作者、心理辅导者、精神科医师、教师、教授、社会科学家、大众传播者 等。自杀不单是个人或家庭问题，更是社会文化和社会架构的问题。正如前面所述，大众传媒对自杀事件的大肆渲染，以及那些便捷的自杀方法，都可增加自杀率。 那么，基督徒如果能够有效地改变这些状况，或许可以帮助降低自杀率。

        2. 更多学习抑郁症和精神障碍方面的知识，并了解现代社会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发展。

        神是真理的神，我们基督徒对知识和学问，应该是开放而不是拒绝。近年来脑神经科学的迅速发展，对基督徒有很大的挑战。只可惜这方面的基督徒人才太少。

        3. 信仰生活化。

        用自己行为作榜样，在教会中鼓励弟兄姐妹之间敞开心扉，开放透明，彼此关怀，互相扶持。

        要注意特别关爱那些处境困难的肢体，尤其是老年人和青年人。基督徒强调生命的意义，肯定生命的价值，这对绝望的人有相当正面的作用。而且，建立合乎圣经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可以帮助人度过种种逆境和危难，从而战胜自己，走出人生旅途中死荫的幽谷。

注：
1. Phillips et al. Lancet, 2002, 359, 835-40. Michael Phillips，中文名费立鹏，现兼任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精神卫生处顾问、国际自杀预防协会中国代表等职。
2. 华然：人民网《大地 》2003年 第八期文章引述中国卫生部统计数字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81/9347/866496.html
3. Chen et al.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06, 36, 8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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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Ulrich et al.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06, 36, 1225-33.

徐理强医师：香港大学医学博士，英国皇家精神科学院院士，美国Tufts大学医学院精神科教授。
李统铨博士：毕业于福建医科大学医学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药理学博士，Cubist制药公司资深科学家，并兼任福建医科大学客座教授和临床药理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