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沛渊

本文原刊于《举目》26期

        罗马皇帝康士坦丁（Constantine）的悔改信主，在教会历史与欧洲发展史上，都是关键的转捩点。

康士坦丁称帝

        康士坦丁出生于主后274年，其父是康士坦丢（Constantius），其母为何连娜（Helena）。康士坦丢为政治前途，于292年离弃何连娜，另娶 西部皇帝麦克西勉之女为妻；其子康士坦丁被送至皇帝戴克理先的宫廷学习。康士坦丢于293年出任帝国西部的副皇帝。当戴克理先在303年，对基督教会展开 全面大逼迫的同时，统领高卢（法国）、西班牙、不列颠的康士坦丢并未严格执行，只是摧毁教堂，并未处死信徒。

        主后305年，康士坦丢晋升 为帝国西部皇帝，加列流登基为帝国东部皇帝。那时，康士坦丁已是加列流宫廷中的名将，智勇双全，本该出任西部副皇帝，但是加列流百般阻挠。虽然康士坦丢多 次要求让其子回到身边，始终无效。之后，康士坦丁终于排除万难，逃回西部，与父亲一同出征不列颠。当康士坦丢于306年7月25日死于约克郡时，部下就拥 立其子康士坦丁为帝。

         康士坦丁原来与其父一样，信奉太阳神。后来在皇室中，受到一些基督徒的影响。康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妹妹，名为雅那他施 （Anastasia，“复活”之意），即显明了其家族对基督教颇具好感。当康士坦丁于306年即位之后，亦如其父，并未严格执行逼迫教会的政策。其母何 连娜也恢复尊荣成为皇太后，并热心维护基督教。康士坦丁受母亲之影响，对基督教产生好感。

墨尔维安桥之役

        康士坦丁悔改 信主的经过，在教会历史上是颇为脍炙人口的。史家优西比乌（Eusebius，巴勒斯坦该撒利亚的主教）的名著《康士坦丁生平》中，记载了康士坦丁之亲口 见証。另外，拉克坦提（Lactantius，小亚细亚的尼哥美地亚的修辞学者，康士坦丁宫廷教师）的著作《逼迫者之死》，也记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主后312年，康士坦丁领军越过阿尔卑斯山，攻入意大利，要与统领意大利与北非的对敌马克森提（Maxentius）一决死战。康士坦丁孤军深入虎穴，马克 森提大军驻防罗马以逸待劳，看来占优势的马克森提势在必胜。马克森提本应固守在“奥热良围墙”内，但是他选择出来背水一战，背着台伯河与康士坦丁决战。马 克森提出此下策，原因是他在罗马城内，未赢得民心支持，所以决定领军出城，在墨尔维安桥（Milvian Bridge，横跨台伯河）之前，与康士坦丁决战。结果马克森提战败而逃，溺死河中。

         民众都知道康士坦丁获胜乃是天意，罗马元老院为他竖立的凯旋拱门（存留至今），上面刻划著马克森提的军兵淹毙于河中。刻文说明康士坦丁的胜利是“神明的帮助”，然而他们所指的是“无敌太阳神”。但是，基督 徒都相信这完全是神赐给康士坦丁的胜利。康士坦丁自己也深信这是基督徒所敬拜的神使他得胜。

“靠此得胜”

         优西比乌记 载，康士坦丁亲口告诉他说：在领军进入意大利之前，康士坦丁就已经看到异象“十字架横跨在正午太阳之中，上面写者“靠此得胜”。这大概发生在311年秋季 抵抗入侵的蛮族（法兰克人）之役时。拉克坦提记载，在312年“墨尔维安桥之役”的前夕，康士坦丁在梦中获指示：在军兵的盾牌上漆上XP（the Labarum）的记号（X[Chi]P[Rho]是“基督”希腊名字的代表字母，见图1），并将此记号与十字架作为军旗。康士坦丁靠此扭转劣势，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关于此异象与异梦的记载，后世有人提出猜测性的质疑。然而，康士坦丁自311年起“靠此记号，不断得胜”是不容抹杀的事实。 康士坦丁自315年起，将XP记号铸造在钱币上（图2），可见其重要性。Labarum成为罗马帝国军旗的标帜。后来当叛教者朱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361-363）即帝位时，他一反传统想除灭基督教，下令废除Labarum。此军旗明显代表信仰基督，是众所周知的。

初信之时的康士坦丁

         虽然康士坦丁深知自己的得胜，乃是拜基督教的上帝所赐，但这并不表示当时他对主基督的信仰是清楚确定的。因为当他凯旋进入罗马城后，仍然接受罗马神教大祭司 长Pontifex Maximus的名号。他所铸造的钱币上，仍有太阳神的图案。可能当时他并不认为基督教信仰，和他原先所信奉的“太阳神”有任何冲突。另外，他的臣民中有 许多仍是异教徒，为了不触犯他们，就暂时保留这些偶像标志。

         “太阳神教”是当时最流行的异教信仰；根据特土良的说法，许多异教徒以为基督 徒是敬拜日头，因为基督徒是在星期日聚会，且向东方祷告。一般民众很容易将基督教与太阳教混为一谈，这可从第五世纪罗马主教利欧（Leo the Great）的讲章中看出：他责备有些迷信的民众，站在圣彼得教堂的台阶上向太阳致敬，然后才进入教堂崇拜。

         康士坦丁在初信之时，对基督 信仰的认识不够清楚；并且他一直未领受洗礼，直至临终前病榻上才受洗，因此有些人怀疑他信基督教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但是自他313年以后的书信看来，他认 为自己是基督徒是无庸置疑的。从他后来所做的一切事情来看，他深知自己是基督徒皇帝，要尽责保护教会的合一。

         至于他临终才受洗，那是当时 的一般习惯作法（持续到主后400年），特别是执行死刑流人血者（例如军人官员）。他们认为受洗可洗去受洗之前所有的罪，而洗礼不能重复，所以将洗礼延后 至临终前，以保証自己所有的罪都得到赦免。另外，延迟受洗的原因是，受洗之后必须认真活出洗礼所表明的责任。所以，康士坦丁在337年死前受洗，是情有可 原的。

康士坦丁善待教会

          康士坦丁并未在其任内定基督教为国教，可能是因“米兰谕令”容许帝国境内宗教信仰自由，且时机 尚未成熟，许多权贵臣民尚未归主。基督教成为国教，要到皇帝提尔多修（Theodosius）在位时（379-395）才实现。但是他特别优惠基督教会： 他拨款印刷圣经，建造教堂（罗马的圣彼得与圣保罗堂，与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与伯利恒的圣诞教堂）；他将皇后宫殿给予罗马主教，作为座堂；每年国税拨款巨 额给教会做慈善事工（叛教者朱利安废止后，继任皇帝再恢复至原有的三分之一，仍是非常可观的数目）。

         康士坦丁更致力于将基督教理念付诸实 行：立法保护儿童、奴隶、农夫、囚犯。例如他在316年立法禁止在囚犯脸上烙印，理由是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创造。他在321年颁布法令，规定法庭在 “可敬的星期日”公休（除了为要在当日释放奴隶之外），星期日不可劳力，除了农场上必要的工作。他也将原来的生活周期，更改为“六日工作，星期日公休”， 使星期日成为基督徒敬拜之日，也是安息之日。显然，从康士坦丁主政起，基督教会与罗马政府的关系否极泰来，受苦的教会成为帝国的新贵。

康士坦丁统一全国

          康士坦丁的信主与善待基督徒，在政治上产生了极大的作用。东部皇帝理吉纽是异教徒，虽然他与康士坦丁在313年共同颁布米兰谕令，宽容基督教信仰，但是一国两君，势难两立。两雄相争互相猜忌，终于在314年兵戎相见。战败的理吉纽被迫放弃四分之三的领土。

        帝国东部的基督徒当然是心向康士坦丁，理吉纽担忧人心思汉。康士坦丁又与帝国东邻“亚美尼亚”（已经成为基督教国家）结盟，使理吉纽背腹受敌。在319年， 理吉纽因迁怒于心向康士坦丁的基督教会，开始在亚西亚与埃及恢复逼迫。他从宫廷中排除所有的基督徒，规定军人必须拜异教神明，禁止京城内的一切教会活动， 违者撤职抄家或处死。

        当理吉纽恶待靠近“亚美尼亚”边境的基督徒，禁止他们开地区会议，又开始逼迫教会时，康士坦丁就出兵征讨理吉纽。在 324年两次陆战与一次海战之后，康士坦丁彻底击败理吉纽，理吉纽战败投降获赦。后来理吉纽因涉嫌谋反，而遭处决。康士坦丁从此统一罗马帝国的天下，教会 在帝国东部所受的逼迫至此告终。他召回所有被放逐的信徒，恢复信徒的权利与财产。他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也鼓励臣民皈依基督教。

政教合一的影响

          当基督教成为皇帝的信仰和帝国的新贵之后，对教会而言未必是件好事，反而带来了祸害。大批民众涌入教会，这些原是拜偶像的人，学了粗浅教义之后就受洗加入教 会。但是他们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仍是异教迷信。这些挂名的信徒充斥在教会中，追求政教结合的利益，导致了教会开始世俗化。因此有人说：罗马帝国腐化了 基督教，带来中世纪的黑暗时代。

          从另一方面来说，罗马帝国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带来社会制度的改革，与真正的中兴。基督信仰更新罗马文化的 实例，可从尊重生命与人权来看：原来希腊罗马社会盛行“弃婴”恶习，将遭弃者（多半是女婴与残障者）弃置于垃圾堆等地。这些婴孩不是饿死，就是被奴隶贩子 捡去养大，出售为奴隶或从事不正当职业。只有基督徒是不丢弃婴孩的。

         不但如此，基督徒经过路旁，听到弃婴的哭声，就将他们抱回家，养育他们成为基督徒，这在历史上留下佳美脚踪。罗马帝国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就渐次立法以减低“弃婴”风潮：首先由国库拨款养育儿女的津贴，又采取妥协的过渡方 案，容许父母出售儿童，以免他们遭弃。帝国又立法保障婚姻的神圣，保护措施也包括了奴隶与动物。

结论：“该撒归主”

          从康士坦丁的悔改信主，到他于337年离世，是教会历史上的关键时期。他是罗马帝国第一位归信基督的皇帝。在他任内，教会与罗马帝国的关系产生了巨大改变， 影响了后来中世纪的“政教关系”，直到今日。康士坦丁在325年以皇帝的身分，在尼西亚召开了教会历史上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影响后世深远。

          对于康士坦丁所作所行，后世史家有不同的评论，褒贬参半。但是对于当时的教会而言，康士坦丁的确是上帝的仆人，受差来保护教会的君王。康士坦丁本人也是自认 如此。他曾经在主教会议上说：“你们是教会之内的主教，我是上帝所设立，作为教会外之人的主教”。他离世后，被东方教会封为圣徒，称为“众使徒同辈” （peer of the Apostles）。

         “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太》22：21）。到了主后第四世纪，该撒（罗马皇帝）不再敌挡上帝，终于归主，因为该撒本来就是在上帝的主权下。感谢神，完全是靠着祂的恩典，康士坦丁成为“神的仆人”（《罗》13：1-7）。

作者现在北加州湾区《圣经归正教会》（ http://www.biblerc.org/ ）牧会，并在《基督工人神学院》兼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