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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史话19:否极泰来 ──初代教会的得胜(吕沛渊)

吕沛渊
本文原刊于《举目》25期
          教会在第三世纪中叶,遭到罗马皇帝德修(Decius,249-251)与继任的迦鲁(Gallus,251-253)的大肆逼迫。瓦勒良(Valerian,253-259)即位后,一反常态,暂时停止对教会的逼迫。然而下一波更严厉的迫害即将开始。

逼迫之火复燃       

        皇帝瓦勒良在主后257年恢复对基督徒的全面逼迫,原因之一是波斯帝国大举入侵,攻至叙利亚的安提阿。瓦勒良情急之下,受到部下的唆使,颁布教会停止聚会的 谕令,更严禁基督徒在教会公墓聚会(注)。在258年,又颁布一道谕令,立法严打基督教会:凡信教者,教牧人员判处死刑;政府议员与武士,将被剥夺贵族阶 级;王室贵族女士将放逐边疆,家产充公;皇家雇员将遣送劳改营。

         在这两年大逼迫中,教会财产与墓地遭到没收,许多主教,长老,执事被处死。其中,北非迦太基的主教居普良(Cyprian)与罗马主教西克斯都(Sixtus II),都为主殉道。埃及亚历山大的主教多尼修(Dionysius),因被农民藏匿,幸免于难。

加列纳的改弦易辙

        主后259年,瓦勒良领军在帝国东部对波斯大军的战役中,战败被俘。帝国东部各省吃紧,蛮族哥特人趁机入侵多瑙河,其他蛮族也入侵莱茵河。虽然瓦勒良战败, 对罗马帝国带来危机,但是对于教会来说,反而逼迫停止了。瓦勒良之子加列纳(Gallienus)继位罗马皇帝(259-268),立即改变对基督教会的 政策,禁止欺凌基督徒,被没收的墓地归还教会。虽然昔日仇视基督教的法律仍未取消,但是皇帝已经表示对基督教友善的态度。因此,逼迫之风停止,教会暂享太 平。

        皇帝奥热良(Aurelian,270-275)曾经计划将罗马帝国内的宗教大一统,将所有宗教都融合成独一神论的拜日教。假如此计划真的推行,必会导致基督教会与罗马帝国之间更进一步的冲突。所幸的是,奥热良计划未成,身已先死。

政府承认教会

         在奥热良任期中,曾发生一著名事件:在安提阿的教会中发生争执,上诉皇帝裁决,这是史家所知破天荒的第一次。安提阿的主教原是苏穆撒塔的保罗(Paul of Samosata),在268年被地区教会会议判为异端革职,但是他拒绝让位给会议指定的继承人。当时,安提阿是属于帕麦拉王国(Kingdom of Palmyra)管辖,其统治者是詹诺比(Zenobia),是保罗的靠山,所以教会无法开除保罗及其同僚。等到罗马皇帝奥热良于273年击败詹诺比,重 新得回安提阿之后,争执教会财产的双方都上诉罗马皇帝。奥热良裁决教产应归于罗马主教所认可的一方,即正统信仰这一方。此举表明:罗马皇帝承认教会具有社 团组织的法律地位,不啻是承认了基督教会的合法性。

         总的来说,教会在第三世纪的末后四十年,得享平安,人数增长的比以前更快更多。关于基 督徒人数与人口比例,虽然我们无法获知确实的统计数字,但是保守的来说,帝国中的基督徒人数已相当惊人,甚至在某些地区成为当地的多数。基督徒大多数属中 产阶级,在皇室贵族当中也有不少基督徒。皇帝戴克里安(Diocletian,284-305)的妻子柏丽丝佳(Prisca)与女儿瓦勒瑞雅 (Valeria)都是基督徒。然而,罗马帝国中死硬守旧派,仍旧视基督教为帝国不共戴天的敌人。

戴克里安的崛起

        主后284年,出身行伍的罗马将军戴克里安,被同僚拥戴,黄袍加身,登位为罗马皇帝。他颇具治理才能,又有决心毅力,来面对处理帝国的内忧外患。他首先废除 元老院与皇帝共享之权,自任专制君主,增进行政效率;重新划分行省疆域,充实国防武力。最显著的是,他重新建立皇位继承制度,以避免军人干政、武力夺权。 他采取“分疆而治”的策略,将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各由一位皇帝(封号“奥古士督”)与副皇帝(封号“该撒”,为王位继承人)分庭治理。所以,实际上将帝国 分为四大块来治理。

         戴克里安自己出任“东罗马帝国”皇帝,将皇帝行宫迁至小亚细亚的尼哥美地亚(Nicomedia),于285年指派昔 日同僚同乡麦克西勉(Maximian)出任“西部皇帝”摄政。又于293年指派自己的女婿加列流(Galerius)为副帝,镇守东境多瑙河区域;指派 康士坦丢(Constantius)为西部副帝,驻守西境莱茵河流域。如此的行政划分制度,是依据分层授权负责;只要戴克里安在位,此行政系统的运作良 好,因为事实上还是戴克里安实权在握。但是当戴克里安在305年退位之后,四位皇帝却割据四方,争夺最高权位。

戴克里安的逼迫

        戴克里安即位之后的20年间,看不出任何迹象他要逼迫基督教。主后303年,突然而来的逼迫风暴,主要是因其女婿加列流的唆使怂恿。加列流视基督教会为眼中 钉,他曾在295年命令所有军人献祭,拒绝者遭驱逐出境,热心的信徒则遭处决。加列流看出基督徒人数在过去数十年的快速增长,已经到了快要不可收拾的地 步,最后关头已至,若不抓住剩下的唯一机会除灭基督教,就永不可能了。罗马帝国当权派中,有许多人认同加列流的看法。

         当时,古罗马神教再 次中兴,披着“柏拉图主义”的外衣重现,视基督教为大敌。此外,帝国东部边境饱受外国势力威胁,当地的基督徒对帝国的效忠与否,颇受政府怀疑;紧邻边界的 “亚美尼亚王国”(Kingdom of Armenia),现在已经以基督教为国教。这些因素促使戴克里安认真考虑加列流及其党羽的提议:彻底除灭基督教,以绝后患。

         戴克里安知道自己的妻女皆为基督徒,基督教并非邪恶。但是富有政治警觉性的他,不容在帝国之内有如此人数势力的教会组织,并且发展如此快速的基督教会存在,不得不加 以严打以遏阻其生存。戴克里安犹疑不决之时,就到罗马神庙中献祭占卜,请示神明,卜卦的结果就是扑灭基督教。所以,血腥逼迫就于303年展开了。

三道逼迫的谕令

         根据史家优西比乌的《教会历史》记载,戴克里安颁布第一道谕令于全国:“将教会产业夷为平地,焚烧圣经,羞辱有名望之信徒,剥夺家仆的信仰自由”。紧接着, 在尼哥美地亚的皇宫发生的两次大火,被嫁祸于基督徒,说是基督徒报复反抗皇帝的谕令。其实,史家有理由相信,加列流是真正的纵火者,为要刺激戴克里安采取 更严厉的逼迫行动。显然,皇帝相信了这个阴谋,就加紧了逼迫行动。

         优西比乌记载戴克里安又颁布第二道谕令:“囚禁各地教会所有的领袖,竭 尽一切所能逼迫他们献祭”。翌年(304)又再颁布第三道谕令:“所有基督徒都要向罗马国教神明烧香献祭,违者处死”。这显然是重复皇帝德修 (Decius)在五十年前所颁布的谕令。甚至皇后柏丽丝佳与公主瓦勒瑞雅,也被迫向神明烧香献祭。

         如同五十年前在德修逼迫时期一样,民 众保护基督徒避难;不但如此,现在连政府负责监督公共献祭的官员,也有些人采取同情态度,对那些坚拒献祭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群众列队经过神庙祭坛献 香时,官员也不会紧盯不放;若有狂热份子当场发言反对拜偶像,就敲头警告迅速逐出场外。逼迫的程度,视地方官员而异。

帝国东部的惨况

         在帝国的西部,基督徒遭受逼迫的程度较轻。在康士坦丢治理的不列颠与高卢(今日的英国与法国),只是摧毁教堂,并不加害信徒。但是在帝国东部,特别是埃及与 巴勒斯坦等地,则是如火如荼,逼迫的强度与长度是空前未有的。当戴克里安在305年退位时,加列流继任为东部的奥古士督,加列流的姪儿马克西敏 (Maximin)上任副帝,逼迫变本加厉,成为教会自第一世纪以来遭受的最大迫害。

         根据当时的著作,以及史家优西比乌与拉克坦提 (Lactantius)的记载,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见証。教会领袖遭受最严厉的对待,信徒所受的处罚,包括财产没收,驱逐出境,下监,处死,喂野兽, 在劳工营中折磨致死等。在这次大逼迫中,如同德修时期一样,也有不少人迫不及待的否认信仰,交出圣经,卖主卖友。逼迫停止之后,如何处理这些背道变节的 “出卖者”(Traditores),也在教会中引起纷争。

加列流的宽容谕令

        从主后305至311年,在加列流的 血腥逼迫之下,教会在主的恩手带领下,为主作了宁死不屈的殉道见証。局势愈来愈明显,高压逼迫的作法大势已去,加列流不得不承认失败。他自己也卧病在床, 病况严重,于是在311年颁布谕令,撤销对基督徒的逼迫律令,也要求基督徒为皇帝代祷。先前雷厉风行大肆镇压的加列流,现在竟然如此转变,悬崖勒马,大概 是期望从基督徒所拜的神得到医治。他颁布谕令之后不久,就病故离世。

        马克西敏继续在帝国东部尝试其逼迫教会之幻想,因他想在其领土境内推 行大一统的异教政策。在他授意之下,杜撰的《彼拉多行传》流行各地,张贴于公共场所每一角落,又规定为学校儿童必修教材。此书论到基督教的起源,其内容荒 诞不经,极尽诋毁基督教之能事。此书明显是胡乱假造的,因为完全不符历史事实,例如书中说到主耶稣受死之时,是皇帝提比留(Tiberius)第7年(主 后20年)。事实是:直到提比留第12年,彼拉多才成为犹太地的巡抚;而主耶稣是在提比留第15年,才开始其公开传道的事工。

米兰谕令

          主后313年,理吉纽(Licinius)在亚得里雅堡(Adrianople)彻底击垮马克西敏,结束其短暂的统治,成为东部的霸主,也结束了逼迫。康士 坦丢之子康士坦丁(Constantine),在312年罗马城外的穆勒维安桥(Milvian Bridge)之役大获全胜之后,底定帝国西部的霸业。康士坦丁在312年就立刻发还被充公的教产,善待基督徒。

         主后313年,康士坦丁 与理吉纽两雄相遇于意大利的米兰,共同颁布所谓《米兰谕令》,宣告帝国全境完全容许宗教自由。此新政策使得基督教,享受与其它宗教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教 会领袖从放逐之地释放归回,归还信徒财产,重建被毁的教堂。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会争战的最后回合,终告结束:基督教会至终得胜。

结论        

         特土良(Tertullian)在其《护教书》结论中所言不虚:“……无论你们的逼迫是多么的残忍,也无济于事……你们越想把我们斩草除根,我们的人数就越 发增加;基督徒的血,是教会生长的种子……有谁加以思考而不被吸引,来寻根究底呢?有谁在查明真相之后,还不接受信奉我们的教义呢?有谁接受信奉之后而不 渴望为之受苦……淌血呢?”         早期教会在苦难逼迫中,与使徒保罗同声高唱得胜凯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提后》4:7-8)。历史见証,昭昭在目:今日在争战中忍耐到底的教会,明日必是在得胜中 高唱凯歌的教会。

注:教会公墓是指基督教会所拥有,为埋葬基督徒用的坟地。有时候基督徒使用这些坟地作为聚会之用,特别是在遭受逼迫之时,地下教会唯一秘密而安全的地方就是这些坟地。

作者现在北加州湾区《圣经归正教会》(http://www.biblerc.org/)牧会,并在《基督工人神学院》兼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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