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沛渊

本文原刊于《举目》24期

        教会在第二世纪后半期，遭到罗马皇帝马可‧奥热流（Marcus Aurelius，161-180年在任）的血腥逼迫。其中最著名的是于177年在高卢的逼迫。所幸的是，奥热流之子柯木都 （Commodus，180-192年）继位后，逼迫减少。他对宗教事务较无兴趣。他的妻子玛奇雅（Marcia）对基督教具有好感（据说她是基督徒，与罗马教会领袖有来往），因而影响他采取比较宽容的立场。总之，他上任后释放了一些基督徒出狱。

瑟维如的逼迫

       柯木都是庸君，于193年被暗杀身亡。此后开始了“军人皇帝”时期，政局不稳，在半个世纪之内更换了八位皇帝。第一位是赛普提‧瑟维如（Septimius Severus，193-211年）。他在202年下令，禁止人民改信犹太教或基督教。关于禁止改信犹太教，这并非初次。但是，根据史家所知，这是第一位 罗马皇帝正式颁布谕令，禁止人民归信主基督。

       此禁令颁布时，正值帝国境内某些地区爆发逼迫。在埃及的逼迫极为严重，使得许多人认为这是敌 基督来到的征兆。著名的教父俄利根（Origen）的父亲利欧耐德（Leonidus），就是此时在亚历山大为主殉道。俄利根在当时是青少年，决心上街与父亲一同殉道，但是其母将他的衣服藏起来，使他无法出门殉道。

       在北非的迦太基，逼迫也非常严重。《帕琵佳与菲丽琪殉道记》 （Martyrdom of Perpetua and Felicitas）书中记载：两位基督徒女士在迦太基殉道。帕氏是主母，是自由人，而菲氏是奴隶。她们不仅宁死不屈，为主作忠心见证；更是彼此相爱，手牵手站在竞技场中。她们见证主的爱打破了阶级制度，万世流芳。

       当地的教父特土良（Tertullion）在数年之前，已经写成其名著《护 教书》（Apologeticus），极力抗议罗马政府逼迫基督徒的作法。他说：“‘阴谋’此词不应加在我们身上，反而应加在那些图谋酝酿仇恨在良民身上 的人，那些流无辜人的血，用愚昧借口来仇恨基督徒的人。他们将所有天灾人祸都归咎到基督徒身上。如果台伯河水位涨升泛滥成灾，如果尼罗河水位过低无法浇灌 田地，如果天空无雨久旱，如果地震或饥荒或瘟疫来临，立刻就有人扬声呼叫：‘将基督徒喂狮子！’”

暂时的平静

        赛普提瑟维如之后，逼迫风潮渐退，直到皇帝德修（Decius，249-251）之时。此间约有四五十年，教会在罗马帝国全境所受的逼迫较少。有些皇帝对基督教会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可能是因为他们从帝国东部崛起，所以比较愿意善待从东部兴起的宗教。

        皇帝亚历山大‧瑟维如（Alexander Severus，222-235）的母亲曾受过俄利根的教诲，所以他也对基督教颇具好感。他将基督的像列在其供奉的万神庙堂中，也承认基督徒团体为社团组 织，可以拥有财产。根据史家优西比乌的记载，另一位皇帝腓力（Philip the Arabian，244-249）是阿拉伯裔，出身为贝多温酋长之子而称帝；他为了要得到教会的代祷，就照教会规矩行忏悔礼。据说，他几乎要成为基督徒。

苦难中的祝福

         在此大体平静时期，唯一的例外是皇帝麦克西敏（Maximin the Thracian，235-238），他又兴起逼迫之风，逮捕教会领袖。幸好他在位时间不长，危害不多。有一件事值得大书特书：罗马主教庞提安纳 （Pontianus），与其对头分离派的主教西波拉特（Hippolytus），两人都被麦克西敏逮捕在罗马狱中，随后被放逐到“死亡岛”萨丁尼亚（极少人能生还）。他们两人在235年死前和好，西波拉特写信给其跟随者，要他们回到原来的教会。由于皇帝的逼迫，使得原本自217年分裂的罗马教会，重新复 合。感谢神，祂能化苦难为祝福！

        在第三世纪前半，不论罗马帝国对教会的逼迫是多是少，教会如雨后春笋大幅增长。不论官方态度如何，一般大众对基督教会愈来愈有好感。虽然教会无法公开宣传，但是人们愈来愈觉得其吸引力与影响力。基督徒的生活忠贞正直，彼此团契真心相爱，宁可殉道也不放弃信仰。所以，愈来愈多人悔改信主加入教会。

教会的增长

        在第二世纪末与第三世纪初时，特土良已经在其上书皇帝赛普提瑟维如的《护教书》中，见证说：“虽然我们来自昨日，但是我们已经充满属于你的一切地方──城市，岛屿，堡垒，乡镇，贸易处所，军营，部落，市公所，宫殿，元老院，市场；除了你的庙宇之外，我们无所不入。”

        特土良接着说：基督徒不会以武力来与政府抗争，虽然基督徒人数是如此众多。假如那些诬告基督徒是谋反份子的人，所说的是真的，则罗马帝国早就天下大乱了。其 实基督徒是最守法的公民，这对罗马帝国真是福气。特土良所言不假，罗马皇帝已经知道基督教会的势力不容忽视，日益壮大，所以才会采取严打逼迫的对策。

逼迫卷土重来

        第三世纪中叶的罗马帝国，正值中衰之时。然而，主后248年是罗马建城一千周年纪念，帝国境内有盛大的庆典活动。当权者缅怀罗马帝国昔日的光辉，又忧心当时 的危机与威胁：北方蛮族哥特人不断入侵，东边又有波斯国新王朝版图扩张。在两面受敌的情况下，帝国内部政权不稳，又有纷争。向来被视为帝国屏障的罗马神 教，也渐趋式微。

        罗马政府将这些内忧外患的原因，归咎于基督教会的势力过大，又拒绝向罗马诸神献祭烧香，引起神明的愤怒，导致今日的多灾 多难。许多基督徒拒绝入伍参军。有些是因为反对战争使用武力，更有些是因为入伍罗马军队，必须参与在偶像神庙中的宣誓及其他活动。如此一来，基督徒被视为是反政府分（子，对帝国不忠。

        那些热切盼望末世来到的基督徒团体（如孟他努派Montanists），大谈末世预兆，一切人类文明要被火 消灭，圣徒要与基督作王治理等言论，招致罗马政府的不满。另外，罗马当局也担心强敌波斯帝国日益强大，其中也有不少基督徒，而波斯当政者比较善待基督徒； 倘若罗马境内的基督徒与波斯国的基督徒相通，支持波斯军队的入侵，则影响罗马帝国的安危。以上种种因素，导致逼迫基督徒之风再度兴起。

德修的逼迫

        主后248年，皇帝腓力领军出征阵亡。多瑙河驻军拥立德修将军为帝。皇帝德修（Decius，249-251）视基督徒为祸根。他即位不久，为要笼络人心， 就厉行“一国一教”的宗教统一政策。既然基督教与罗马神教不能并存，就必须除灭基督教。不只是逼迫处罚基督徒，更是要彻底粉碎基督教。所以，德修皇帝大肆 拘捕主教与教会领袖，也用尽手段迫使一般信徒变节叛教。这可说是历代以来，第一次有组织的全国性大逼迫。

        他在250年颁布谕令：帝国境内 每一人都要向罗马国教神明烧香献祭，并取得证明文件。明显的这是为了对付基督徒，因为帝国内的异教徒多拜几个偶像，毫无妨碍。德修的严厉逼迫是在多年平静 之后来的，教会遭到极大的冲击。不少基督教徒是在平静年间加入教会的，他们没有预备要为主受苦，所以受不了此恐怖逼迫，就向偶像烧香献祭。有些被吓唬一下 就顺从；另一些则是在严刑拷打之后才屈服。

        这次严厉的逼迫，也暴露出教会内部的问题。有些教会的入会资格过于松弛，导致会友素质低落或有 名无实。为主殉道慷慨赴义的信徒固然很多，但是心志不坚、贪生怕死之辈也不少。迦太基主教居普良（Cyprian）在其书中报导：“有些人尚未打仗就先被 征服，还未遭遇敌人就已经被砍倒。他们甚至不愿被人认为是被迫，才违反本意来献祭。他们没被逮捕就先投案，未受审问就先否认信仰。……他们自动赶往市场去 献祭。”

        另有一些信徒没有献祭，却由不同门路（包括贿赂收买）取得“献祭证明书”，以逃避逼迫。虽然他们这种方法可以安慰自己的良心，但 是不可能得到教会领袖的认可。这些“作伪证者”虽然没有向偶像献祭，像那些“背道者”，但是仍然被认为是苟且贪生之辈。总而言之，不论是“背道者”或“伪 证者”，可否被饶恕且重新加入教会，就成为棘手的问题，甚至导致教会的分裂。

主流教会与诺瓦天派

        教会领袖采取宽容立场 者，以居普良与罗马主教司提反（Stephen）为首，获大多数主教支持，认为要区分这些犯罪背道者，哪些是自己主动离弃基督教信仰，哪些是受严刑威胁而 软弱跌倒。那些像犹大背道出卖主的人，当然不应该让其回到教会；但是，那些像彼得曾否认主的人，应给予悔改更新的机会。所以，经过痛悔认罪且定期观察之 后，可以重新恢复会籍。这是教会的主流立场。

        少数采严格立场者，视这些“背道者”与“伪证者”为故意犯罪，虽然悔过，但不能再回到教会， 以免破坏教会的圣洁。这一派领袖以罗马教会长老诺瓦天（Novatian）为首，被人称为“诺瓦天派”。他们则自称为“洁净派”（katharoi），认 为必须与接纳“背道者”的教会划清界限，不能沾染不洁。所以，诺瓦天派的人就离开罗马教会，另立诺瓦天为主教。诺瓦天派信仰纯正，但采取分离立场，在北 非、西班牙、小亚细亚都有发展，直到第六世纪才消失。

避难或殉道

        德修时期的政府逼迫，虽然是雷厉风行，但是并未获得民间的广泛支持。一般民众对基督教的误解憎恨，到了第三世纪中叶，已经烟消云散。在第三世纪前半，基督徒的人数迅速增长，使得帝国境内各城各乡到处都有基督 徒。民众观察其基督徒邻居友人，生活行为高贵良善，绝无谣传所说的那些恐怖恶行。所以，当政府逼迫缉拿基督徒时，民众并不与警察合作，有些地方反倒帮助基 督徒逃难。

        举例来说，埃及亚历山大的主教多尼修（Dionysius），当他在其藏身之处被一队士兵逮捕之后，有一大群农夫包围他们，要 求立刻释放多尼修。由于农夫人多势众，士兵被迫释放他。多尼修决定不留在城内以免被捕殉道，逃到乡间避难，因为他认为群羊需要牧者，特别在逼迫时期。居普 良主教也选择暂时避难，不做无谓的牺牲，这是智慧的抉择。

        另一方面，也有主教选择舍生取义，为主殉道、做群羊榜样，如罗马主教费比安（Fabian）与安提阿主教巴比鲁（Babylus）。在此时期，俄利根终于随其心愿，跟随父亲的脚踪为主殉道。他原是亚历山大城的人，被捕当时是在该撒利亚。他在狱中遭受折磨，不久即殉道。

结论

        德修之后的皇帝迦鲁（Gallus，251-253）继续逼迫教会，作风稍见缓和。与德修同谋迫害教会的瓦勒良（Valerian）于主后253年即位之后，一反常态，停止了对基督徒的逼迫。然而，这也只是暂时的，因瓦勒良从257年起开始下一波的逼迫。

        教会在苦难的洪炉中受试炼，愈炼愈精。正如但以理在狮穴中，其三友在火窑中，有神的同在保守（《但》3、6章），教会在第三世纪的火窑狮穴中，也是因着信靠 主，“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势，脱了刀剑的峰刃，软弱变为刚强，争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全军。”（《来》 11：33-34）

作者现在北加州基督之家第五家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