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史话18:火窑狮穴

吕沛渊

本文原刊于《举目》24期

        教会在第二世纪后半期,遭到罗马皇帝马可‧奥热流(Marcus Aurelius,161-180年在任)的血腥逼迫。其中最著名的是于177年在高卢的逼迫。所幸的是,奥热流之子柯木都 (Commodus,180-192年)继位后,逼迫减少。他对宗教事务较无兴趣。他的妻子玛奇雅(Marcia)对基督教具有好感(据说她是基督徒,与 罗马教会领袖有来往),因而影响他采取比较宽容的立场。总之,他上任后释放了一些基督徒出狱。

瑟维如的逼迫

       柯木都是庸君,于193年被暗杀身亡。此后开始了“军人皇帝”时期,政局不稳,在半个世纪之内更换了八位皇帝。第一位是赛普提‧瑟维如(Septimius Severus,193-211年)。他在202年下令,禁止人民改信犹太教或基督教。关于禁止改信犹太教,这并非初次。但是,根据史家所知,这是第一位 罗马皇帝正式颁布谕令,禁止人民归信主基督。

       此禁令颁布时,正值帝国境内某些地区爆发逼迫。在埃及的逼迫极为严重,使得许多人认为这是敌 基督来到的征兆。著名的教父俄利根(Origen)的父亲利欧耐德(Leonidus),就是此时在亚历山大为主殉道。俄利根在当时是青少年,决心上街与 父亲一同殉道,但是其母将他的衣服藏起来,使他无法出门殉道。

       在北非的迦太基,逼迫也非常严重。《帕琵佳与菲丽琪殉道记》 (Martyrdom of Perpetua and Felicitas)书中记载:两位基督徒女士在迦太基殉道。帕氏是主母,是自由人,而菲氏是奴隶。她们不仅宁死不屈,为主作忠心见证;更是彼此相爱,手 牵手站在竞技场中。她们见证主的爱打破了阶级制度,万世流芳。

       当地的教父特土良(Tertullion)在数年之前,已经写成其名著《护 教书》(Apologeticus),极力抗议罗马政府逼迫基督徒的作法。他说:“‘阴谋’此词不应加在我们身上,反而应加在那些图谋酝酿仇恨在良民身上 的人,那些流无辜人的血,用愚昧借口来仇恨基督徒的人。他们将所有天灾人祸都归咎到基督徒身上。如果台伯河水位涨升泛滥成灾,如果尼罗河水位过低无法浇灌 田地,如果天空无雨久旱,如果地震或饥荒或瘟疫来临,立刻就有人扬声呼叫:‘将基督徒喂狮子!’”

暂时的平静

        赛普提瑟维如之后,逼迫风潮渐退,直到皇帝德修(Decius,249-251)之时。此间约有四五十年,教会在罗马帝国全境所受的逼迫较少。有些皇帝对基督教会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可能是因为他们从帝国东部崛起,所以比较愿意善待从东部兴起的宗教。

        皇帝亚历山大‧瑟维如(Alexander Severus,222-235)的母亲曾受过俄利根的教诲,所以他也对基督教颇具好感。他将基督的像列在其供奉的万神庙堂中,也承认基督徒团体为社团组 织,可以拥有财产。根据史家优西比乌的记载,另一位皇帝腓力(Philip the Arabian,244-249)是阿拉伯裔,出身为贝多温酋长之子而称帝;他为了要得到教会的代祷,就照教会规矩行忏悔礼。据说,他几乎要成为基督徒。

苦难中的祝福

         在此大体平静时期,唯一的例外是皇帝麦克西敏(Maximin the Thracian,235-238),他又兴起逼迫之风,逮捕教会领袖。幸好他在位时间不长,危害不多。有一件事值得大书特书:罗马主教庞提安纳 (Pontianus),与其对头分离派的主教西波拉特(Hippolytus),两人都被麦克西敏逮捕在罗马狱中,随后被放逐到“死亡岛”萨丁尼亚(极 少人能生还)。他们两人在235年死前和好,西波拉特写信给其跟随者,要他们回到原来的教会。由于皇帝的逼迫,使得原本自217年分裂的罗马教会,重新复 合。感谢神,祂能化苦难为祝福!

        在第三世纪前半,不论罗马帝国对教会的逼迫是多是少,教会如雨后春笋大幅增长。不论官方态度如何,一般大众对基督教会愈来愈有好感。虽然教会无法公开宣传,但是人们愈来愈觉得其吸引力与影响力。基督徒的生活忠贞正直,彼此团契真心相爱,宁可殉道也不放弃信 仰。所以,愈来愈多人悔改信主加入教会。

教会的增长

        在第二世纪末与第三世纪初时,特土良已经在其上书皇帝赛普提瑟维如的《护教书》中,见证说:“虽然我们来自昨日,但是我们已经充满属于你的一切地方──城市,岛屿,堡垒,乡镇,贸易处所,军营,部落,市公所,宫殿,元老院,市场;除了你的庙宇之外,我们无所不入。”

        特土良接着说:基督徒不会以武力来与政府抗争,虽然基督徒人数是如此众多。假如那些诬告基督徒是谋反份子的人,所说的是真的,则罗马帝国早就天下大乱了。其 实基督徒是最守法的公民,这对罗马帝国真是福气。特土良所言不假,罗马皇帝已经知道基督教会的势力不容忽视,日益壮大,所以才会采取严打逼迫的对策。

逼迫卷土重来

        第三世纪中叶的罗马帝国,正值中衰之时。然而,主后248年是罗马建城一千周年纪念,帝国境内有盛大的庆典活动。当权者缅怀罗马帝国昔日的光辉,又忧心当时 的危机与威胁:北方蛮族哥特人不断入侵,东边又有波斯国新王朝版图扩张。在两面受敌的情况下,帝国内部政权不稳,又有纷争。向来被视为帝国屏障的罗马神 教,也渐趋式微。

        罗马政府将这些内忧外患的原因,归咎于基督教会的势力过大,又拒绝向罗马诸神献祭烧香,引起神明的愤怒,导致今日的多灾 多难。许多基督徒拒绝入伍参军。有些是因为反对战争使用武力,更有些是因为入伍罗马军队,必须参与在偶像神庙中的宣誓及其他活动。如此一来,基督徒被视为是反政府分(子,对帝国不忠。

        那些热切盼望末世来到的基督徒团体(如孟他努派Montanists),大谈末世预兆,一切人类文明要被火 消灭,圣徒要与基督作王治理等言论,招致罗马政府的不满。另外,罗马当局也担心强敌波斯帝国日益强大,其中也有不少基督徒,而波斯当政者比较善待基督徒; 倘若罗马境内的基督徒与波斯国的基督徒相通,支持波斯军队的入侵,则影响罗马帝国的安危。以上种种因素,导致逼迫基督徒之风再度兴起。

德修的逼迫

        主后248年,皇帝腓力领军出征阵亡。多瑙河驻军拥立德修将军为帝。皇帝德修(Decius,249-251)视基督徒为祸根。他即位不久,为要笼络人心, 就厉行“一国一教”的宗教统一政策。既然基督教与罗马神教不能并存,就必须除灭基督教。不只是逼迫处罚基督徒,更是要彻底粉碎基督教。所以,德修皇帝大肆 拘捕主教与教会领袖,也用尽手段迫使一般信徒变节叛教。这可说是历代以来,第一次有组织的全国性大逼迫。

        他在250年颁布谕令:帝国境内 每一人都要向罗马国教神明烧香献祭,并取得证明文件。明显的这是为了对付基督徒,因为帝国内的异教徒多拜几个偶像,毫无妨碍。德修的严厉逼迫是在多年平静 之后来的,教会遭到极大的冲击。不少基督教徒是在平静年间加入教会的,他们没有预备要为主受苦,所以受不了此恐怖逼迫,就向偶像烧香献祭。有些被吓唬一下 就顺从;另一些则是在严刑拷打之后才屈服。

        这次严厉的逼迫,也暴露出教会内部的问题。有些教会的入会资格过于松弛,导致会友素质低落或有 名无实。为主殉道慷慨赴义的信徒固然很多,但是心志不坚、贪生怕死之辈也不少。迦太基主教居普良(Cyprian)在其书中报导:“有些人尚未打仗就先被 征服,还未遭遇敌人就已经被砍倒。他们甚至不愿被人认为是被迫,才违反本意来献祭。他们没被逮捕就先投案,未受审问就先否认信仰。……他们自动赶往市场去 献祭。”

        另有一些信徒没有献祭,却由不同门路(包括贿赂收买)取得“献祭证明书”,以逃避逼迫。虽然他们这种方法可以安慰自己的良心,但 是不可能得到教会领袖的认可。这些“作伪证者”虽然没有向偶像献祭,像那些“背道者”,但是仍然被认为是苟且贪生之辈。总而言之,不论是“背道者”或“伪 证者”,可否被饶恕且重新加入教会,就成为棘手的问题,甚至导致教会的分裂。

主流教会与诺瓦天派

        教会领袖采取宽容立场 者,以居普良与罗马主教司提反(Stephen)为首,获大多数主教支持,认为要区分这些犯罪背道者,哪些是自己主动离弃基督教信仰,哪些是受严刑威胁而 软弱跌倒。那些像犹大背道出卖主的人,当然不应该让其回到教会;但是,那些像彼得曾否认主的人,应给予悔改更新的机会。所以,经过痛悔认罪且定期观察之 后,可以重新恢复会籍。这是教会的主流立场。

        少数采严格立场者,视这些“背道者”与“伪证者”为故意犯罪,虽然悔过,但不能再回到教会, 以免破坏教会的圣洁。这一派领袖以罗马教会长老诺瓦天(Novatian)为首,被人称为“诺瓦天派”。他们则自称为“洁净派”(katharoi),认 为必须与接纳“背道者”的教会划清界限,不能沾染不洁。所以,诺瓦天派的人就离开罗马教会,另立诺瓦天为主教。诺瓦天派信仰纯正,但采取分离立场,在北 非、西班牙、小亚细亚都有发展,直到第六世纪才消失。

避难或殉道

        德修时期的政府逼迫,虽然是雷厉风行,但是并未获得民间的广泛支持。一般民众对基督教的误解憎恨,到了第三世纪中叶,已经烟消云散。在第三世纪前半,基督徒的人数迅速增长,使得帝国境内各城各乡到处都有基督 徒。民众观察其基督徒邻居友人,生活行为高贵良善,绝无谣传所说的那些恐怖恶行。所以,当政府逼迫缉拿基督徒时,民众并不与警察合作,有些地方反倒帮助基 督徒逃难。

        举例来说,埃及亚历山大的主教多尼修(Dionysius),当他在其藏身之处被一队士兵逮捕之后,有一大群农夫包围他们,要 求立刻释放多尼修。由于农夫人多势众,士兵被迫释放他。多尼修决定不留在城内以免被捕殉道,逃到乡间避难,因为他认为群羊需要牧者,特别在逼迫时期。居普 良主教也选择暂时避难,不做无谓的牺牲,这是智慧的抉择。

        另一方面,也有主教选择舍生取义,为主殉道、做群羊榜样,如罗马主教费比安(Fabian)与安提阿主教巴比鲁(Babylus)。在此时期,俄利根终于随其心愿,跟随父亲的脚踪为主殉道。他原是亚历山大城的人,被捕当时是在该撒利亚。他在狱中遭受折磨,不久即殉道。

结论

        德修之后的皇帝迦鲁(Gallus,251-253)继续逼迫教会,作风稍见缓和。与德修同谋迫害教会的瓦勒良(Valerian)于主后253年即位之后,一反常态,停止了对基督徒的逼迫。然而,这也只是暂时的,因瓦勒良从257年起开始下一波的逼迫。

        教会在苦难的洪炉中受试炼,愈炼愈精。正如但以理在狮穴中,其三友在火窑中,有神的同在保守(《但》3、6章),教会在第三世纪的火窑狮穴中,也是因着信靠 主,“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势,脱了刀剑的峰刃,软弱变为刚强,争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全军。”(《来》 11:33-34)

作者现在北加州基督之家第五家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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