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路加
本文原刊于《举目》22期
穿梭在熙来攘往、高楼栉比的今日大陆许多城市中,通常很容易就将他们辨认出来:穿着褴褛的衣衫,由于沉重、肮脏的劳动而猥琐不洁的面容──这就是今日遍布在神州大地许多大中型城市中,从广大农村地区涌进城市打工的民工一族。
当然,最容易看到他们的地方,除了在南方许多城市夜间十一时以后的工厂大门外(那时他们才刚刚下班),就是在每年“春运”期间,各城市中的火车站广场上了。
在过往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剧变中,民工一族似乎成了一个“现代游牧族群”,他们漂泊在各个城市中,寻找著自己的生机,也为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透支著自己 的体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分享现代文明的成果方面,他们却成了最弱势、最无助的一个群体,甚至他们中的许多人心中最大的愿望,不过是怎样讨回本就 属于他们的“薪水”,是怎样让自己可以在大年初一之前挤上那趟回乡的列车,又能在春节过后准时赶到上班的工厂而避免被“炒鱿鱼”的命运。
潮起潮涌已届十年
时间可以回溯到1989年,这一年,广东的一些城市在春运期间,铁路客运突然出现了前所未见的拥挤状况,人们在过完春节后第一次见到大批从火车上下来的进城打工的农民兄弟,于是媒体惊呼:“民工潮”来了!
但是真正民工“成潮”的,还得从大约十年前的1996年算起。1989年之后的连续三年经济疲软,不仅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感受到压力,农民们因着粮食卖不出 去,许多农产品大量积压而感受到更大的压力,加上有些地方如安徽等发生严重涝灾,于是许多农民开始涌向城市“讨生活”。
1992年邓小平 的南巡讲话发表后,整个国民经济重新起飞,“卖粮难”问题初步得到缓解,同时自那年起,城市开始高速发展,连带推动了“进城打工经济”。于是农民们不愿再 “靠天吃饭”,而把脚步移往“明日的希望”的都市中去。摸惯了锄头镰刀的手,如今向往著能够拿上铁锤榔头,无论在城市中打工有多苦有多累,但那好歹是一份 每月有薪水可以拿的差事!
到了1996年,进城打工的民工潮已经颇具规模了。随着城市中因着大批廉价劳动力突然涌入,而使得市政建设和劳 力密集型企业形势大好、蒸蒸日上之外,在中国广大农村中的“农业、农村、农民”的所谓“三农”问题却日益突出和尖锐,基本上所表现出来的是:农业退化,农 村萎缩,农民艰困。
真正大批出现的民工潮发生在千年之交的头一个月。2000年1月31日,离春节还有4天,四川已有400万民工蜂拥出 川,踏上了前往广东的进城打工的旅途。这些在火车上过年的人们让城市大吃一惊:从初一到初五,广州火车站到达旅客人数达55.4万人之多,相较一年前同期 增长58.7%。在这里还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观:一边是席地而坐,仍在等候回乡过年的民工,一边则是扛着大包小包,刚刚从火车上下来的民工们。
截至2004年底,最保守的估计,离开农村涌进城里找工打工的民工数量已经超过一亿以上。
城市中的边缘族群
今天的中国,社会变迁在剧烈地发生,各种竞争也在空前激烈地进行。城市的建设和规模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为这一切做出巨大贡献的民工们,却沦落到了“水深火热”的生活环境中,许多人甚至要为起码的“生存权”而苦苦挣扎。
层出不穷的煤矿事故,只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侧面,折射出许多伤亡民工和其家属们的痛苦。类似这样劳动安全毫无保障的工作环境中,时时闪跃着民工们的身影:在建 筑工地上时有工人不幸坠落,造成终身残废,严重者当场气绝身亡;在开发沼气井中不时有民工因吸入大量的沼气中毒,被困至窒息、休克死亡,有些竟无人知晓; 在重噪音工业区,有不少民工听力受损,造成失聪,却得不到一分钱的赔偿,更遑论医疗救治;尤其处境堪怜的,是民工中的女工和童工们,长时间、超负荷、重体 力的工作,正在摧残着他们的身心,面对许多不公平、甚至不人道的对待,又往往只能以泪洗面,求助无门。
对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取那些本来就已经微薄的薪水的民工们来说,如果再被苛扣工资,付出了艰辛劳动却分毫无获,那就不仅仅是雪上加霜,而是令人发指了。
不 幸的是,这类事情在他们当中却是时有发生,甚至已成了家常便饭。根据新华社2003年的资料,全国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在1000亿元左右,若以一亿民 工,月薪500元计算,则每个民工每年就至少被拖欠两个月工资。而靠500元工资在今日大陆的城市中要养家糊口,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但收入是“边缘化”的,连民工们的“维护权益”也常常被边缘化。问到来自山东农村的程姓民工为何不去要回老板苛扣他的工钱,他的回答是:“要了,要不到, 后来天天盯着老板要,结果他还要报警。你要去告人家欠薪,但我们之间又没有正式合同;再说打官司还得交钱,折腾来折腾去,只有自认倒霉了。”
被边缘化的还有民工们的医疗问题、居住问题、文化娱乐问题和子女教育问题等等……今天,在城市中高楼不断矗立,公路不断延伸,“中国制造”的商品不 断涌向世界各个角落之际;在一部份人的钱包越来越膨涨,许多大腹便便的老板、业主为著如何减肥而费神思量时,民工们却正在走进城市周边的“贫民区”,甚至 按照2006年刚刚发布的“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的说法,以北京为例,“在其周围已形成了大面积的贫困带……”我们有否听见这些游离在城市边缘的民工们的呻吟呢?
民工困境的“代际转移”
在目前上亿的民工当中,他们的子女,也即所谓的“民工第二代”,至少占了5%-7%,换句话说,至少有500万到700万的学龄孩童,跟着他们的父母在城市中“讨生活”。
比起他们的父母辈,“民工第二代”对职业的期待更高,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更强,但因而也造成他们对现有状况和处境的更加不满。他们尴尬地发现自己正在这样的 处境中:对自己的农民身份不再认可,但又得不到城里人的认同;由于户籍、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各方面障碍的存在,事实上“民工第二代”要想真正成为“城 市人”的渠道并不多,难度却不小。
父母们辛勤打工,早出晚归,能够照顾孩子的时间和精力实在有限,很多时候也只能任由他们自寻生存空间。处于学龄期的孩童们,由于户籍障碍及无法负担高额学费,很多也只能徘徊于校门之外,或者干脆当起了“童工”,以助家庭生计。
前不久,中国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指出,农民工的贫困生计正在呈现“代际传播态势”,即民工们的子女,新生第二代仍然在贫困中煎熬,看不到“翻身”的希望。
少年杀人犯“阿星”带来的思考
去年《南方都市报》报导的小民工阿星手刃工厂主管事件,一时引起举国瞩目,不但引发热烈讨论,更为人们留下许多的叹息和思考。
年纪轻轻的阿星,离乡背井进城打工,面对许多已沦落为“砍手党”抢匪的同伴们的多次邀请加入,始终严加拒绝,宁可靠出卖体力挣口饭吃;但是因着打工地方的主 管一再对他苛扣工资以及出言辱骂,终于忍无可忍,一怒之下举刀杀了工厂主管,然后向公安局自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不小心,还是和我那些同乡们一样 了”,“好像逃不开这张网”。为什么要杀人呢?“打工四个月挣了2000多元,可是工厂只发给我600元”,“还有主管对我吼叫的那些很难听的话”。多么 可悲!一个人丢了性命,一个人进了牢房!
其实今日生活中“阿星”们并非只是少数。生活的艰难,对前途的绝望,遭受不公平对待,自觉申诉无门,以及心理的严重失衡,都使得新生代民工们更易于强烈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一定的仇视甚至报复社会的心理,容易出现以暴力或非法手段,来获取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倾向。
阿星杀人的悲剧,给社会留下了一连串的思考:为什么那些坐拥汽车洋房的老板们,能如此大胆恶劣的盘剥苛扣别人的血汗所得?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口袋里,不过是多 了几张钞票,就变得对不尊重他人的基本人格习以为常,尤其是对比自己地位处境更差的人?阿星杀人固然要接受法律制裁,但是那些欺负他们、侮辱他们的“大 款”们,难道就能逍遥法外?“阿星们”想走的正路在哪里?对那些离开资源缺乏的农村,离乡背井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民工们,难道永远逆来顺受、忍气吞声, 并且连子女都永无出头之日,才是他们该接受的“宿命”吗?
在付出许多沉重的社会成本后,今日的中国开始正视起民工们的问题来了。这从许多 有关民工生存、生活的电视剧在神州大地的热播可见端倪。然而当我们仔细思量这个群体,以及如何和他们互动,并如何为他们描绘明天时,才发现其实是在检讨我 们的社会、我们的文明,以及我们自己基本的为人之道。
认识那一位真正的“救星”
两千年前,耶稣基督穿梭在那些社会最底层的贫民 百姓中间,包括整夜劳力的渔民、饥寒交迫的耕夫、恸失亲人的家属、处境堪怜的伤残者,等等,不但看顾医治他们的身体心灵,更是将天国的福音传在他们当中, 告诉他们唯有借着悔改归向神,接受基督为他们的救主,才能够真正明了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中找到唯一的出路和希望。
能真正擦干民工们眼泪的,只有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因为祂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祂靠近伤心的人,祂怜恤穷乏的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 切信祂的人。”为了拯救我们,祂自己成为极贫穷的,“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感谢神,今天中国城市中许多真正属主的教 会开始行动起来,把关怀照顾民工,向他们传福音当作教会很重要的使命和任务,尽力摆上,在许多地方已经有了很好的收成和果效。
愿赐恩典的主,亲自眷顾纪念我们的民工阶层,使他们在高楼底下不再悲叹,霓虹灯下不再呻吟。愿我神州大地,因着认识主耶稣基督和祂的大爱,而真正充满合谐祥和之气!
参考资料:
1. 年终策划: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民工问题;《人民网》,12.31.2004。
2. 吕彦氛:解读当代民工的心声;《南湖青年》,11.20.2005。
3. 改善民工的生存环境:避免新生代民工成为暴民;《南方都市报》,7.18.2005。
4. 中国社会底层人群日趋定型,难实现向“上”流动;《中国新闻网》2.9.2006。
5. “磁吸城市”人潮涌入,北京四周成贫民区;《世界日报》,2.27.2006。
作者来自上海,现为“播种者国际协会”中国事工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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