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註：范學德和熊璩，從海外校園創刊不久，就成為經常寫稿的作者，也曾擔任兩刊的特約編輯多年，參與內容策劃、討論、編輯及關心作者、國內同工等，他倆對兩刊的貢獻，永蒙記念。《海外校園》出刊100期時，他們寫下了和海外校園的淵源。

幸事──從讀者、作者到業餘編者

范學德

沒想到一眨眼，《海外校園》已經出版100期了。記得我1994年看到《海外校園》後，立刻就喜歡上它了。它的可讀性很強。我雖然不是基督徒，也明知道這是基督教雜誌，但還是喜歡讀，也能讀下去，因為它不八股，卻像是在和讀者促膝談心，親切而自然。

《海外校園》探討的問題，也很有時代性。我對基督教刊物的印象，一直都是“不食人間煙火”，和老百姓的生生死死、苦悶煩愁沒什麼大關係。讀了《海外校園》才覺得，信仰和我每一天的生活是有聯繫的。作為讀者，這是《海外校園》最吸引我之處。

到了1995年4、5月份的時候，我把我在信仰方面的掙扎寫成“我為什麼不願意成為基督徒”一文，傳真給了《海外校園》。沒想到不到一個禮拜，就收到編輯鄭期英的回信，她說，我們這些天來正在禱告，希望得到“有情、有理、有靈”的文章，結果就收到了你的文章。她感謝神垂聽了禱告。

我沒想到自己衝動之下寫出的文章，能和“禱告”應和，很激動。

這封信給我很大的鼓舞。到海外多年，我已經很久沒有用中文寫東西了，現在居然有編輯誇獎我寫得不錯！繼續寫吧。在《海外校園》編輯的鼓勵和幫助之下，我把對信仰的反思寫成了《我為什麼不願成為基督徒》一書，由“海外校園”1996年出版。後來又出版了散文集──《心的呼喚》，開了我散文隨筆寫作的先河。就這樣，我又成了“海外校園”的作者。

2000年以後，我由作者又成了編者，《海外校園》的特約編輯。每二個星期一次，一起討論問題、研究情況、彼此爭論，不分領導群眾，很開心。平日裡，《海外校園》的編輯，從來沒有把我當作工具，而是當作弟兄，一直關心我。這種來自上帝的兄弟姐妹之愛，最難能可貴。使我不論是作為讀者、作者，還是業餘編者，都以成為“海外校園”這個團隊中的一員而心存感恩。

本文原載於《海外校園》100期，2010年，原文鏈接https://yzd.oc.org/oc100-06/。

與《海外校園》一同成長

熊璩

看著《海外校園》即將出版第100期，心中油然產生了一些感想∶

1. 遙記當年，蘇文峰牧師創辦《海外校園》之前，和我有過一些溝通。我對《海外校園》的編輯方向，極其讚賞。當時大多數基督教雜誌，都只是較適合基督教教會內的人看的，太多的術語和教條，又或者僅僅是見證，很少對信仰在思想性、文化性方面，進行足夠的討論。

基督教歷史學家馬克諾爾（Mark Noll）寫了一本書，叫做《福音派心智的醜聞》。他書中最突出的一句話就是∶福音派心智的醜聞就是沒有什麼心智（頭腦）。而《海外校園》雜誌的出發點就是“有情、有理、有靈”，三種特色兼備。不要小看了這三個要點，它反映了對人高度的同情，而不只是批評撻伐。它也反映了用論理代替說教，以及針對心靈而不只是大腦的方針。

2. 我從小對文字工作很感興趣，對華人基督教文字工作的前輩蘇恩佩姐妹，極其欽佩，也受到她許多的鼓勵，這奠定了我對文字工作的愛好。《海外校園》創辦後，我即應邀投稿，因此，我既是《海外校園》的讀者，也是作者。

我一向喜歡思想性的東西，但駕馭中文的能力不足，所以文章常常用詞生硬。加上個性嚴謹，所以，在為《海外校園》寫稿初期，和編輯蔡越有很多“拉鋸戰”，即使她改我一個字，我也要弄清楚是為什麼。一篇文章，甚至可以和她來回討論十餘次。

漸漸地我開始改變，從起初不瞭解編輯為什麼這麼改，到發現她這樣修改後文章確實清楚了很多，我開始了學習和修正，慢慢改變了寫作風格。近年來，我的文章得到了蔡編輯的大力肯定∶“在信仰層面和思想方面都有相當的深度，也有很高的可讀性……” 我想這是她對我的鼓勵，也是我和《海外校園》一同成長的結果。

3. 和《海外校園》編輯蘇文峰牧師夫婦的交往，讓我看到神的恩典，而不僅僅是冷酷的律法。他們夫婦能夠接納我這有殘缺的人，常常給我鼓勵。他們看問題的時候，不僅是從批評論斷的角度，更會從上帝的恩典的角度。這種恩典的原則，是基督教信仰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原則。行出所說的，他們這種把愛和恩典落實到生活中的風格，也自然反映在《海外校園》中。

我相信，不僅當年《海外校園》的創刊，正好契合當時海外學子的心靈需要，在這100期的時候，以及在未來的日子，《海外校園》仍然會盡到對時代的責任。

本文原刊於《海外校園》100期，2010年，原文鏈接https://yzd.oc.org/oc1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