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官网2023.02.08

陈世贤

 

最近在读教会论（ecclesiology, 也就是关于教会的神学），想到自己过去几年与几位年轻人的对话，他们在不同程度上表示：希望做一个基督徒，但不想参与实体的（visible）教会生活。有些人的理由就像美国Barna调查（注1）所显示的，在教会中找不到上帝并且厌恶教会成员的伪善，另一些人则有个人生涯的考量。

我于是思考：“我们能否做基督徒、却不参与教会生活呢？能否向耶稣说‘好’，却对教会说‘不’”呢？换句话说，身为一位基督徒的必要条件中，是否包含“教会（群体）生活”这一点？

我想用在亚洲一些地区的“无教会基督徒”现象回应，以下我们来看3个例子：

 

一、无教会基督教现象(Churchless Christianity)

在Churchless Christianity（1991）书中，神学家Herbert E. Hoefer描述印度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的基督徒，他称之为“不受洗的耶稣跟随者”（non-baptized believers in Christ, NBBC），这些人自称为Jesu bhakta（耶稣爱好者），人数约有20万人，主要为贫穷的妇女。

他们可能是透过奇蹟认识耶稣、与耶稣保有个人的关系、但不属于任何实体的教会组织，他们依然在原先的印度教或穆斯林群体中活动，其原因也很明显：在基督教被视为外来、西方的组织的地区，他们若归信基督，就得与原先的家庭、社区切割。

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现象。例如在某些穆斯林地区的圈内人运动（Insider Movement），虽人数难以估计，但可能也有20万人在自己家中敬拜耶稣。在那里，基督教跟“美国”或“道德沦丧”绑在一起，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一个人贪图世俗、放荡情欲。成为基督徒只会为家族带来羞辱，一个家族中出了一位基督徒，他们若无作为，将沦为邻里的笑话。因此，某些地区会以宗教私刑处死信耶稣的家庭成员。

或者，日本内村鉴三（Uchimura Kanzo, 1861-1930）在日本国家主义夹击中提出的无教会主义（No-church movement），强调个人可以不靠教会机构组织，借着圣灵直接与上帝建立关系。

内村鉴三年轻时就相当排斥繁文褥节，留美时接触贵格会，受到他们较不机构化的灵性观影响，返日后在中学任教，因拒绝对天皇的《教育敕语》鞠躬敬礼而遭视为大不敬。后离职，同时日本对基督教的批判运动开始兴起，内村成为众矢之的，四处求职未果，在其他基督徒的协助下创办杂志、写书、四处演讲。

他反战，认为日本的爱国主义只能带出排外、与基督信仰的爱人背道而驰。同时，他也发展出一种无教会的信仰观。至于“什么是教会？”内村鉴三回答道：“宇宙为上帝所造，因此自然环境本身就是我们这些无教会信徒的大地教会。”

看过上述的例子后，也许我们可以做个小整理，那就是在“肉眼可见形式的宗教生活”难以实践的环境中，灵性观倾向强调宗教的个人虔诚胜过外在形式，无论是环境所迫的隐埋敬拜（印度、中东），或者用智性论述建构一套无教会的信仰观（日本）。

 

二、汤马斯和纽毕真：圣灵论与道成肉身之争？

亚洲地区所诞生的这些教会论/教会观，显然跟欧洲以基督教为社会背景的古典教会论有别，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极端的教会论。在亚洲，“教会”与“社会”的界线更明显，成为基督徒意味着加入某种新的社会团体，与原群体的分离感更加强烈。

在西方，早期教父强调“教会之外无救恩”、天主教会认为教会是信徒的母亲、是上帝拯救恩典的管道，若无教会，人无法重生；到了宗教改革时，改教家们虽然将教会的使徒性从“天主教的使徒统序”改定调为“与使徒的教导一致”，但仍强调实体的教会以及神职权柄。

到后来，浸信会等传统兴起，仍都强调教会是一群人奉主名聚集并且施行圣礼之集合。与当今无教会基督徒的观点十分有别。

而印度的无教会基督徒现象，早在两位神学家之间就已经有过激烈争辩（注2）：

汤马斯（M. M. Thomas, 1916-1996）是一位印度神学家，为Churchless Christianity站台，认为一种坚固的教会论，应该能在任何宗教群体中存在着教会。因为教会超越任何宗教群体，因此，印度教的社群中也可以存在着看不见的教会。

而纽毕真（Lesslie Newbigin, 1908-1998）作为英国在印度的宣教士，又是南印度区联合归正会（URC）主教，则提出解经上的反驳，认为新约圣经在描述与基督的关系时，不只谈心理更谈信徒间的关系，因此认为汤马斯的教会论过于灵性（overspiritualization ecclesiology）。此外，纽毕真也从使命的角度回击：没有肉眼可见的教会、大家都是自己过个人基督徒生活，怎么门训？怎么见证呢？

也许，我们可以将两人的立场看为圣灵教会论（pneumatological ecclesiology）与道成肉身教会论（incarnational ecclesiology）的张力：一边强调圣灵那穿透性的大能，一边强调肉眼可见的基督身体；一边强调既然圣灵上帝在场，那就是真教会。而另一边则强调教会要能被看见，才能履行基督的使命。

 

三、温特：宣教学上的乐观

我们可以预期，从宣教学上来看待这些新兴现象可能会较乐观，毕竟有人信主比没人信主好。

美国世界宣教中心（今前线事工）（U.S. Center for World Mission, Frontier Ventures）创办人温特（Ralph Winter, 1924-2009），就把上述现象理解为“第三次宗教改革”：第一次宗教改革发生在使徒时代，信仰移出原本单一的犹太文化；第二次宗教改革信仰移出罗马天主教；第三次宗教改革信仰则移出传统教会。（注3）

从策略的角度而言，这些地区连本地化教会（indigenous church，例如中国家庭教会）都无法建立。在churchless Christianity中，这些人能既成为基督徒，又不用被贴上“信外国宗教”的危险标签，是相当难得的。然而，我们也无法不去注意，这些信徒一般持续信主的时间，比起在体制教会中受洗的信徒短。（注4）

因此，从宣教的眼光，我们可以为此现象庆幸，但也可以反过来挑战这个现象：那么基督信仰中的核心元素“宣教使命”，对这群churchless Christians的意义是什么？（这也是纽毕真的论调，也许应该用宣教教会论/missional ecclesiology来理解他比较准确。）

 

四、沃弗：教会论中的已然与未然

我们要如何理解无教会现象呢？如果“教会生活”是信仰的必要条件，那么难道这些人不能算是基督徒吗？但如果“教会生活”不是信仰的必要条件，这些基督徒是否失去了一同为主做见证的机会与挑战？

我想借用沃弗（Miroslav Volf）在After Our Likeness书中的论述来回应它。

沃弗注意到全球各地有许多基督信仰的复兴，特别是在亚洲、非洲，这些地区许多教会不像天主教、东正教、或传统基督教大宗派那样有组织，往往是以独立运作的形式出现，因此较接近“自由教会”（free church）的传统。

然而，自由教会不像传统大宗派那样，对于“什么是教会”， 有着清晰的论述，因此许多自由教会中的信徒过著个人主义的生活，不觉得委身群体生活是重要的信仰核心。

沃弗建议我们在思考教会的“现况”与“理想”的差异时，引入“终末”的向度。他提到有一个上帝百姓的终末聚集，在那边，教会会完全反映出三一上帝的特质、进入一个完全的状态。然而，目前我们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过渡的时期——沃弗认为，教会在历史中，处于这尚未到达理想的旅途。

这种“已然未然”（already but not yet）的态度，提醒我们教会是一群天路旅途中的旅客。我们因此避免两种极端：一种是过度实现的终末论（over-realized eschatology），仿佛人间天堂可以在体制教会中被找到；另一种是极端的抽离主义，仿佛基督的统治没有临到过地上。

在这个理解中，churchless Christianity、insider movement、No-church movement可以被当成一种前教会阶段（pre-church），建制教会则当成可见教会阶段（visible church）。“前教会阶段”被期待往“可见教会阶段”移动，而两者一同迈向终末的理想状态。

是的，教会会令人失望、建制教会并非永恒的理想状态、它仍可以被挑战与修正，但我们也不该因此永远处于没有教会的状态中。

 

五、互相餽赠礼物的扶持

新型态的教会（或基督徒群体）没有立论严谨的教会论，但它们以存在的形式来承载一种我们过往没有的教会想像。这些基于处境而发展出的教会形式，应该可以指出传统教会在思考“什么是教会”时，所没注意到的盲点（例如在欧洲教会与社会过往是没有太大张力）。

那就是，传统的教会教义不是没受处境影响，而是它与处境在某程度上同调了（例如基督教王国时代），因此盲区要到全球南方与东方基督教兴起后才会被注意。

但同时，教会是从历史中显明出来的。任何新型态的基督徒群体，都应该在信仰的寻根之旅中，思考自己的大公性源自何处，并借此让自己的委身被批判、更新。不论身在那个区域，都不代表享有神学思考上的智性豁免权，反而应将所处特殊境遇视为贡献全球教会的绝佳机会，结出处境与传统会遇后的丰盛成果。

让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会谈churchless Christianity？其实纯粹只是我发现这些朋友们的想法，跟这些位于中亚、印度、东南亚的基督徒的想法或实践很相似。希望抛砖引玉，借着提出这些想法以及挑战，有助于我们更多、更深地思考信仰的本质、教会是什么，等等问题。

 

作者毕业于中华福音神学院、普林斯顿神学院，曾任台湾康华礼拜堂传道，目前于牛津大学进修。

 

注：

1. 中文的整理与申论，请参考这篇时代论坛上由许家欣所写的文章：“留堂会”、“离堂会”的现象和研究（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55921&Pid=104&Version=0&Cid=2052&Charset=big5_hkscs ）
2. Simon Chan, “Asian Ecclesiologie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cclesi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595-614. 另参Timothy C. Tennent, “The Challenge of Churchless Christianity: 3. An Evangelical Assessment.” in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 Research 29, no. 4 (2005): 171-77.
3. Ralph Winter, “Eleven Frontiers of Perspective,”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ontier Missions 20, no. 4 (2003): 80.
4. Andrew Wingate, The Church and Conversion: A Study of Recent Conversions to and from Christianity in the Tamil Area of South India (Delhi: ISPCK,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