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璩

本文原刊于《举目》17期

“对历史的解剖将会发现，所有伟大的国家都是自杀死亡的。”──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Toynbee）

一、引言

         2004 年8月初，美国《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网站，就“美国是否已经放弃了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传统──难道还有希望吗？”的议题，进行讨论。该网站分两天刊登两篇文章，一篇是由明尼苏 达州名牧安得森（Leith Anderson）写的，题目是：“稳定的基督教影响”。主要是说，虽然形势险恶，但从几次灾难性的事件中可以看出，美国还是一个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

        另一篇是北卡州改革宗神学院著名神学教授布朗（Harold OJ. Brown）写的，题目是：“一个转向异教的决定性转变”。主要是根据近年来美国联邦大法官，对堕胎、同性恋，和其它问题在宪法解释上的转变，看出美国文化环境急速朝异教转向。

       这种对文化的争论，已经在基督教界热烈地讨论了好几十年。这两位深负名望的福音派人物，不约而同地投稿，发表了两篇相反的意见，正反映出教会内的不同的声音。

        到了2004年11月大选以后，看到美国地图上，“红色州”与“蓝色州”的分布图，美国文化环境两极化的现象就更为明显了。特别是因着共和党选举上的胜利， 许多关心美国前途的基督徒都兴奋地认为，这是扭转文化的大好时机，应当更积极推动传统“核心价值”，使之落实在社会与政治上。

        在我们兴奋之先，让我们先思考一下近廿多年来的历史教训吧！

二、“道德多数”的历史教训

       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说，我是个历史迷，我相信历史会重复上演”。

       1980年，法威尔牧师（Jerry Falwell）等人，成立了“道德多数”（Moral Majority）组织，用“宗教右派”的旗帜，参与美国的选举政治。

        他们支持保守的候选人，拥护恢复学校公祷，教导创造论，反对平权立法，反对同性恋的权益，反对堕胎。

        当里根大获全胜，当选为总统以后，保守的基督徒们第一次体会到了，结合“信心”与“政治”，用选票所产生的力量，是何等可观。“道德多数”运动由此诞生， “宗教右派”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1989年以后，“道德多数”组织被罗伯森（Pat Robertson）所领导的“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所取代，运动照旧。

        但是好景不常。经过了新自由主义的克 林顿总统八年的统治，和政坛多次的政治和私人丑闻之后，保守势力在美国政坛一蹶不振。尤其是在弹劾总统的议案失败以后，宗教右派大为震惊，发现自己并不代 表多数，反而是文化环境中的少数。并且他们发现，就算把保守的政客拥上了政坛，也无法促成任何实质的改变。有些人于是心灰意懒。

        1999年2月，与法威尔牧师协手创立“道德多数”的魏瑞奇（Paul Weyrich，“道德多数”的命名者），写给他“通讯”的读者说：这场“文化战争”已经失败了，这个失败是政治上的失败。而政治所以会失败，是因为美国的固有文化破产了。

        他认为，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外来）意识形态挂帅的社会，“政治正确性”几乎成了新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历史上，人们第一次开始担心自己说什么，提 醒自己如果说得不合乎“政治正确性”，就会被人指为“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恐同性恋症”，“没有同情心”，或者“论断人”。并有可能遭受法律上、 政治上的困难，有时甚至会因此失去工作，或被赶出学校。

        他呼吁他的读者从这个文化的泥沼中分别出来，不再受其污染。

        两个月后，前“道德多数”的两员大将，政论家汤玛斯（Cal Thomas）和道布森牧师（Ed Dobson），出版了《被权力蒙蔽》（Blinded by Might）一书。他们不但宣告这场“文化战争”已经失败，他们更宣称，“宗教右派”所带来的灾害，远大于它的好处。

       道布森牧师说：“我们把福音政治化了，成为右派基督徒就等同于认同共和党。”汤玛斯认为，把“尊重生命”（Pro-Life）变成一个政治问题，是错误的。右派基督徒忽视了从事正面的反堕胎行动，例如帮助单亲母亲找到居所，或找到工作。

        他们呼吁“宗教右派”要“放下武器”，不要对政府有太多错误的期望，因为政府不但无法要求人们的道德，而且政治只能污染信仰。

        他们呼吁基督徒们把精力放在效法基督，爱仇敌，宽恕人上，用个人的生活行为来影响文化。他们认为基督徒的影响力不该是投票所。历史证明，每当教会与政治权力挂钩的时候，就是忘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是从内而外改变世界的。

        这三个人的想法正确吗？从2004年底的大选看来，我们又好像回到了1980年底。只是当年还没有文化两极化的现象。历史的巨轮是否转回来了？我们可以从这段历史汲取什么教训呢？

        让我们再来看一个历史性的人物。

三、卡尔．亨利（Carl FH. Henry）的提示

        2003年12月7日，卡尔．亨利（Carl FH. Henry）以九十高龄去世了。他是廿世纪对基督教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所在的环境，和他一生的奋斗，都给了人们很大的启发。

        自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基督教逐渐从欧美高等学府退却。保守的基督教信仰已经逐渐被精英社会视为迷信、落伍。

        在美国，特别是从1925年“猴子讼案”（Scopes Trial）以后，福音派基督教一方面受到泛科学主义的排挤，一方面受到自由神学的威胁，因而处于“被围困心态”，积极与世俗划清界限，退出文化主流，且 有排它心态和律法主义的狂热。麦金泰（Carl McIntire）可以作为当时这种“基要主义”的代表人物。

        卡尔．亨利看到了基要派的一些严重缺陷：律法主义的圣洁观，不信任高等教育的反智倾向，不能忍受任何对圣经作批判性的研究，热衷于在神学问题上攻击异己，对不同教派的人抱着狭隘论断的态度，对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不经思索地认同，对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又不经思索地拒绝。

        1947年，卡尔．亨利发表了他第一本书，书名是：“现代基要主义不安的良心”。他先知性地指出：我们应当把信仰、教条的根基，建立在圣经上（以别于教派上）。因此自由神学是一条死胡同，离开基督耶稣十字架的救恩，人类没有前途，教会无法离开圣经的教训去推动社会改革。

        另一方面，他认为福音派基督教已经与现世脱轨，没有去面对社会与文化中紧迫的伦理议题，造成教条与伦理的脱节，好像耶稣基督对人类文明的疾苦没有答案。

        卡尔．亨利的警钟，敲醒了许多基督徒的迷梦，深刻地影响了一批廿世纪的基督徒领袖。他 “在福音上合一”的呼声，一方面遭到基要派的攻击，一方面显明他先知性的心怀。他可以说是第一个定义“福音派的心智”（Evangelical Mind）的人。这种心智包括三个方面：

       1.福音派不是反智的，而且寻求与当今世界对话。严谨的学术研究，和对真理批判性的寻求，是合理的。我们可以宣告一个符合历史轨迹的正统信仰。

       2. 福音派注重“彼世”，但也要参与“现世”。福音派强调基督徒的世界观、社会参与，和普世宣教。“上帝国度”的观念，包括“现世”与“彼世”。我们要使用神 国度的伦理观，来解决现世社会伦理的挑战。卡尔．亨利认为，放弃福音来改造世界，就等于放弃基督；放弃对社会的责任与改造，也等于放弃福音。我们正确的方 法，是用圣经的世界观，来面对这个世界的需要和恶势力。我们唯一的路，就是将世界观建立在圣经和基督十字架上。这世界观提供了救赎的框架，成为苦难中世界 的希望。

        基本上，卡尔．亨利认为，心灵问题是人类一切问题的根本，因此圣经的原则是切合我们的需要的。

        3.福音派不是分离主义、律法主义或基要主义。我们应当站在一个共同的信仰核心上，加上纯净、圣洁和有信心的基督徒生活，在教育和宣教上合作。

        福音派最好的特征，是一个平和的、满怀希望的心灵。我们应当用忏悔的心和灵里的更新，而不是自以为义的态度，来参与政治、社改、传媒和高等教育。

        卡尔．亨利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今天有许多共同点。只是今天的人本的（Humanistic）自由主义思想，比当年更为普及。而今天许多宗教右派所表现的自以 为义和论断人的态度，亦不亚于当年的基要派。唯一不同的是，宗教右派更积极参政，与政党挂钩，用政治旗号来判定人信仰的纯正。

        卡尔．亨利所阐明的文化使命，正是耶稣基督大使命中重要的一环，也是原先上帝对亚当的要求，即命令他管理这世界。

四、文化的鸿沟与行为模式

        常常会读到一些统计数字，说美国相信有神的人超过百分之八十，自认为是基督徒的有四分之三或三分之二。我们或许会因此以为，美国还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但同样地，如果我们去问一个中国人，他是否尊崇孔夫子，我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会说：是的。如果我们观察中国人的言行，我想三分之二以上，是没有按著孔老夫子的教导来生活的。但一个人在实际生活中的言行，才反映他的世界观，才反映他真正的信仰。

        汤恩比说，文明是由少数有创造力的族群带动的。这些有创造力的人，往往是社会的前瞻人士。这些社会精英掌控著舆论、教育和视听。近年来，基督教的世界观，在社会精英阶层已经被边缘化。人本的自由主义思想，已经在（向上）移动的族群中，取得了绝对的优势。我们只要收看影视，翻开报刊，就不难看出这个倾向。保守 （有传统核心价值观）和激进（人本自由主义、无神论或不可知论）两个阵营间，有一道无法跨越的文化鸿沟。

         激进阵营的议题和价值观念带着动 力，深深地影响了整个社会走向。南加州巴拿社（The Barna Group）的统计发现，在行为和离婚率上，上教会的人与不上教会的人没有差距。就算这个数字有一定的误差，也仍可显示，文化的鸿沟甚至不能用上不上教堂 来分野。也就是说，宗教信仰并不再能决定一个人的行为模式。

        我们因此可以说，基督教的传统价值在日渐式微。无论在教内，还是在教外，宗教信仰只不过是个人私下的偏好，与我们公开的行为、选择没有什么关系。许多上教堂的人，虽然还保持了一套基督教的术语和仪式，但其内涵却已经被“外面”的世界观同化了。

        真正影响人选择的其实是一种叫做“接纳圈”的东西。凡是在这个圈子里面的论点，人们一般不加考虑就接受。在这个圈子以外的，不用考虑就可以拒绝。

        这个圈子就是一套世界观。今天在社会上有势力的，是一个深受精英掌控的世界观，也就是人本的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凡是世界观都带有信仰的成分，关系到我们的目的和价值。所以，布朗教授所说，美国已经决定性地转向“异教”，并不是无的放矢的。

五、我们有何因应之道

        纽比金主教（Bishop Lesslie Newbigin, 1909-1998），在三十岁（1939年）时，被“联合改革宗”派往南印度作宣教士。当他六十五岁（1974年）回到英国伯明罕时，他惊异地发现，自 己回到了一个比印度教更难传福音的文化环境，回到了一个陌生的异教文化。

        在印度，他需要思索用印度教徒能够了解的方式，但又不缩水地传递基督的信息。他所遭到的是反对，是压迫。回到英国，他发现还得用一套不同的语言，来与新的英国文化对话。他所遭到的是白眼，是藐视，和更深层次（真理观与价值体系）的拒绝。

        如何向这个西方的异教文化传福音，培养人真正的作主的门徒，可能是今天基督教最大的挑战。就像许多人所说的，美国文化已经进入了“后基督教”时期。文化的鸿沟不但存在，而且或许就存在教会和家庭中。在我们把矛头对准别人以前，我们更应该自我反省。

        卡尔．亨利指出了基督徒应当正视文化的需要，传承文化的使命，而不是自外于文化。纽比金主教更进一步点出了问题所在。美国（和西方世界）今天所面临的是个多元的异教文化，这个文化有现代主义的色彩，也有后现代主义的色彩。

        虽然本文所讲的主要是美国的文化环境，但其实它对海外的华人社区，和华人教会还是非常贴切的，尤其是针对华人教会的下一代。那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首先，纽比金主教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当他在异文化的印度传福音时，他尽量寻求对话，甚至常常到印度庙里，去了解他们的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他没有用一种定罪异教的态度来宣扬基督教。

        他一方面用对方能够理解的方式，向他们传讲基督的救恩，一方面却并没有把基督教掺水，以方便地融入印度教的文化中。

         我们也可以用这同样的原则，来面对今天的异教文化。不要总是抱着自以为义的态度去论断人，要知道这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在对话。

        我们要积极地寻求对话，而不只是定罪、批评。例如，我们尽可以就堕胎问题，或同性恋问题，敞开地对话，寻求了解，探讨人类共同的需求，和我们共同的残缺。因为，这些既然是心灵（不只是道德）的问题，圣经既然是上帝对人类的恩言，我们必然会有共同的语言。

        反过来说，一般社会所关心的社会公义、环保、个人自由，等等问题，我们也可以由对话，由圣经的原则来思考。

         笔者深信，我们的态度，和如何将真理应用在今世的切入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必总是带着受威胁的心情来面对当今的世界，在排斥与接纳异己之间，需要的是一个谦卑、开放的心灵。这种对自我的反思和讨论，也应当尽速在基督教的园地里展开。

       再者，我们要回到圣经的中心思想。纽比金主教提醒我们，有些人总喜欢在信仰上划圈子、分界线，而基督教最重要的是它的中心信息，而不是这些不同的标签，不同 的门户。让我们在信仰的中心上合一，在传福音和文化使命上合一。在历史上，什么时候基督徒被上帝的爱所激励，带着忏悔的心彼此接纳（而不是彼此批评），什 么时候基督教的信仰就有了活力，也就能够对现世有正面的影响力。

         除非基督徒重新渴慕上帝的话语，把重心放在完成祂的使命上，否则就没有一个持定的方向，也不能体会上帝的心情。一个纷争的家庭，是没有凝聚力的家庭，也是一个无力向外的家庭。

        再次，基督徒不一定就是共和党，也不一定不能是民主党。政教分离的原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观念，我们不要在基督教的伦理观与任何政党间划等号。也许有人觉得 坎坡娄（Tony Campolo）的作法不符合传统，但是他确实是一位客观、诚恳的基督徒。在《耶稣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一书中，他指出，两党都有些政策是符合圣经原则 的，两党也都有些政策是不符合圣经原则的。

         再次，多元文化的一个后果，就是信仰和道德的私有化。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说话，我们不要把自己的道德观念强加于别人身上。政教分离的原则是制度上的，不是伦理和道德上的，一个社会最高的道德原则不可能只有彼此容忍。没有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是能够道德中立的。

        只是，我们还是要寻求对话，不要只用政治立场来贴标签、戴帽子。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不必要彼此攻击、谩骂。

        从这次总统选举以后，人本的自由主义受到挫折。这或许表示，在这多元的文化气候中，已经有人对那种将自由绝对化的主张产生怀疑。后现代的心灵没有现代主义的 包袱，他们或许更能对意识形态进行反思，更能够客观、真诚地寻求文化困境的出路。我们对这个新兴族群对话，更需要寻求了解，寻求交集。

        当耶稣基督复活，托付大使命的时候，祂首先面对的，是恢复门徒的信心和爱心。在祂托付彼得看顾祂的羊群以先，祂重复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因着这个爱，彼得才能在晚年的时候要求长老们做群羊的榜样，而不是要辖制羊群。

        这是加略山的爱，是十字架受死的爱。让这个爱带领我们自省，让这个爱帮助我们多谦卑、少批评。让这个爱带领我们宽恕，让这个爱打开我们狭小的心胸，让这个爱使我们更能去爱人，更能够在传福音和文化使命上与其他基督徒同工、合一。

        因为，除了基督的爱，我们没有什么别的可以夸口的，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