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苏
本文原刊于《举目》14期
自从1995年重生以来,笔者的教会生活和牧养工作,基本围绕着一件事情——在北美大陆同胞中植堂。这篇文章,是几年来笔者在北美大陆基督徒中间植堂的生命总结。
教会--灵命生长的环境
植堂就是从无到有建立教会。生命生长要有环境。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基督生命的载体和(正面的)环境。离开了基督的身体,没有一个人,可以仅凭自己而领受基督的生命。
生命怎么能活在身体以外呢?不经过基督的身体,谁能接触到基督的生命呢?如果没有教会的传承(纵向)和连接(横向),一个有限的人就无法领受神的无限生命;如果没有教会(有组织、有实体的灵命整体)的保护,个人也无法抵御世界(有组织有实体的罪性整体)的侵袭。
植堂就是建立灵命生长的环境。因为:一方面,个人是受环境影响的。1.单纯的个人,不可能战胜环境的整体力量。越是不成熟者,其生命对环境的依赖程度就越高。
2.无论是理性,还是灵性,在化作感性的实体力量之前,对于生命来说,都是空的。
对个人而言,实际感性作用的综合就是环境。由此,植堂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一个的个人,而是建立一批人,这批人构成了灵命生长的环境。
植堂的方式,主要不是说理或空的祷告,而是生命的整体交流。“道成肉身”,表明耶稣基督并不是仅凭空空说教(道),或藏在天上祷告,就把福音带到世上。感性的实体生活,是“道”和“灵”可以作用于生命的关键。
另一方面,环境不是由个人组成的。存在于环境中的个人,就是环境的一部分。造就个人,就是建立环境(教会)。这里所说的“造就个人”,并不是一个一个单独地 造就个人,然后,被造就的诸个人就自然地组成教会(环境)。而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4:12),建立灵命得以生长的环 境。
“造就个人”,不是造就独立的个人,而是造就能够履行该环境所要求之职能的圣徒。甚至在灵命环境尚未完全建成以前,造就个人就必须以要建立的环境为蓝图。
由此可见,植堂就是建立灵命环境和造就个人灵命的总和。被环境决定的个人又决定环境,而被个人决定的环境又决定个人。如何把握两者互动作用的分寸,是植堂工作的关键之一。
例如,根据现有个人的灵命状况,安排教会可行的结构和事工。或者按照教会整体水平,对个人提出适宜的要求。不要建立某项事工,实际上却没有个人成熟到可以承担;也不要对个人提出一项要求,而教会的整体环境却不能给予支持。
结构和核心--环境的要素
结构服从该生命体生存的目的,并由此而决定该生命体存在与发展的趋势。教会内在结构,当然是为了促进生命的成长。不过,教会里面并不是只有纯粹的基督生命,进入教会的都是罪人,即便是蒙恩的罪人。组成教会的人,既有恩典的基督生命,又有残留的罪性遗迹。
从而,教会内部已经包含对立。在生长的意义上,存有自我发展的抑制因素。教会作为环境,也具有了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影响。
教会的结构(无论具体形式如何),在本质上,都是一个单向的阀门:这个阀门永远保持和加速基督生命的流通,却阻止和减少罪性的交流。教会正是通过自身这一结构的不断加强,消减内部的抑制因素。什么时候这一结构在教会的实际生活中建立起来,什么时候教会就算立起来了。
教会的结构,保证灵命高处向灵命低处浇灌。而教会结构的实现,取决于教会里具有灵命高处。如果教会完全是一片灵命洼地,那么,无论有什么结构,都不会有生命的浇灌。换句话说,有结构,也是空的。
这个灵命高地,我们通常称之为“核心群”(core group)。一个教会是否立得住,就看核心群是否大到可以推动整个教会。
植堂就像在倾斜的雪地上滚雪球。不管有多大的外力推动,若非有雪核,就不可能滚出雪球。如果雪核过小,当外力推动停止后,也会因阻力而停滞。只有当雪核大到一定程度时,在外力推动停止后,它还会凭自身的重量保持前进的速度,在滚动中不断变大,并加快滚动的速度。
教会也是一样。在核心群达到一定的份量边际以前,外力如果停止支持,教会会死亡。而当核心群超过了这个份量,教会就会以良性循环的方式自我增长。
在北美的境遇中,核心群的数量边际,通常是十个家庭,或者二十五个正式的会员。当然,这个数量必须是有质量的数量。这里说的“质量”,是指灵命的成熟程度。 无论是“十个家庭”,还是“二十五个会员”,都必须是基本合格的基督徒。当这个核心群建立起来,教会作为灵命的环境就基本形成。
带土移栽——核心的移植
“带土移栽”,是笔者于2000年在加拿大巡回布道时,观察加拿大粤语教会培植国语堂的经验,并回顾自己植堂的体会提出的。意为把一块改良到相当程度,并且有 机连接在一起的熟土(即成熟基督徒),连同生命的苗(即基督生命),一齐移栽到青石板(即待植之地)上。当时,笔者正在纽约“青石板上种庄稼”(即试图凭 空造就出一批同工)。但是,几年的实践证明,这条路行不通。
如前所述,在教会里有两种循环。一种是正效应的循环,这就是基督生命的交流;另一种是负效应的循环,就是罪的彼此影响。
在一个健康的教会中,正效应的循环绝对压倒负效应的循环。如果负效应的循环严重干扰正效应的循环,教会就出现问题。若是负效应的循环抵消甚或超过正效应的循环,教会就出现生存危机。
在北美大陆同胞中,植堂的困难,在于正效应循环的资源不足。植堂是向无(灵命)处收取,即在罪人中建立基督的身体。因此,不具有一般教会的优势,即已确立的灵命环境对罪人的影响力,对植堂而言,是仍需建立的。
好在被植之堂,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开放性地与基督的整个身体相连。其他教会常供应植堂所需的合格基督徒。或是本地的基督徒自发地开始植堂的程序,他们的生命肯定先已在一个已确立的灵命环境里栽培过。因此,被植之堂不是自我发展的产物,而是恩典的结果。“
“带土移栽”中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是什么样的临界点,才使植堂取得最大的边际效率?换言之,有多少合格的基督徒,才能构成一个灵命环境,使教会确立和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植堂,都是“青石板上种庄稼”。然而,“青石板上种庄稼”,也有不同的方法。九十年代,大多数美国华人教会在大陆同胞中植堂的方法, 是向青石板(罪人)上撒几粒种子(一或两位牧者或同工),和一些浮土(尚不成熟的大陆基督徒)。这种植堂方式虽具有微小的土壤改良作用(生命改变力量), 但不足以创造出生命得以生长的稳定环境。主要的原因是,具有基督生命的人,数量达不到形成良性环境的临界点,从而,罪的负效应成为环境中的主导力量。
具体地说,就是:1.在此类植堂过程中,一或两位成熟基督徒的榜样和事奉,在教会内部得不到支持和反馈,其工作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被罪的负效应吞没,不能在教会内部形成生命的良性循环。
同时,他们本身由于长期过量付出却得不到补足,或迟或早会因过分透支而被拖垮。绝大多数以此方式在大陆同胞中开创教会的牧者(无论来自大陆,或台湾),都已经或正在准备离开该教会,这已经是一个事实。
2. 有些基督徒参加此类植堂,是因文化背景,而不是灵命程度。由于其灵命的不成熟,不知不觉中,在教会中罪性的输出多于生命的输出,造成的负效应大于正效应。 如此他们形成了假象的核心群,即在表面上构成了教会的核心,但在实质上,根本不足以支撑整个灵命环境。当核心群只是一个生命假象时,教会就不可能不出现危机。
此类基督徒出现严重问题,并引起教会的生存危机,已经成为此种植堂方式下的必然现象。这不能简单归因于他们的罪性,而应当看到此类植堂方式,把他们放在了一个罪性更容易发展和爆发的位置。
3. 在此类教会中,核心群既低于合格基督徒的水平,而新受洗的基督徒又以之为标竿,从而,其生命的成长,已经先天地被局限在合格基督徒之下。
作为蒙恩的罪人,基督徒生命在低水平上交流,并不意味着其罪性也会在低水平上交流。而是恰恰相反,没有基督生命的制辖,罪性反而会更大地发作。
在此境遇中,数量的增加,只会加大教会增长的负效应。此类植堂的结果,往往与植堂的目的大相径庭。植堂本来是要造就基督生命的群体,使进入该群体的罪人改 变。而此类植堂的结果,却是使罪性在教会里结成了群体,形成了环境,从而,不仅阻断了新进入者生命的发展,而且也耗干了少数灵命成熟者的力量。
如果耗散的力量大于土壤改良的力量,浮土会流失,种子也会枯萎,而青石板还是青石板--甚至情况可能更坏,经过一次灵命的免疫,青石板上结成了伪知识的保护层,真正的生命便更难在他们中间扎根。
“带土移栽”是把一块改良到相当程度,并且有机连接在一起的熟土,连同生命的苗,一齐移栽到青石板上。这块熟土要大到具有一定的自我支持和自我循环的能力,从 而,具有抗耗散的自我凝聚力(使好土不流失),和自我发展(变石板为好土)的内在驱动力。要注意的是,这块熟土不应大到无需外展就可以形成自足的环境,它 只是一个需要向外扩展,才能最后完成自身的核心。
在质量上,必须是熟土,即合格的基督徒。有些教会把有问题的人推出去植堂,或任有热情却 尚不成熟的人出去闯荡,这显然不是明智的策略。在已确立的环境里还不能正常成长或尚需时间成长的人,到没有环境的地方去建立环境,这不但不会有收获,而且 几乎可以肯定,会将本也赔进去。送人出去植堂,不是把富余的或不要的给别人,而是要我们把生命中好的拿出来。
在数量上,“十个家庭”或 “二十五个会员”,可以说是最佳效率的边际。少于这个数量,效率就以次递减,直至递减到临界点以下,生命的推动力不再能克服罪的阻力;大于这个数量,效率 也依次递减。若已大于某个临界点,教会就会因完全自足,而失去了植堂所需的向外张力。所以,“带土移栽”,指的是如何通过移植有质量、有数量的核心群,而 保证植堂所需的、持续的推动力。
他山之石——必要的借重
在北美大陆同胞中植堂,是在一个亚文化族群里,建立第一代基督徒的堂会,从而,是跨文化的宣教。这意味着,必须有其他亚文化族群的成熟基督徒,为之付出代价。第一代基督徒不能自己造就自己,需要有人作辅助他们生命成长的环境,至少是作建立这种环境的核心。
北美大陆基督徒作为一个群体,至少还需要十至二十年,才能成熟到带领别人的程度。生命成长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而且,作为第一代基督徒,北美大陆基督徒的生命 成长速度,会比该地区其它亚文化族群的基督徒要慢(笔者认为,九十年代关于大陆基督徒迅速成长的神话,并不符合教会的实际状况)。原因有三:
1.先天不足
笔者回顾自己所牧养的成长较快的来自台湾的基督徒,发现在他们受洗之前,神已经在他们身上做了很长时间的预工。有些人尽管只受洗两三年,但生长自虔敬的基督徒家庭,一两岁就参加教会的儿童主日学,从而,受洗时已经实际进入教会生活二十余年了。
有些人则有亲戚,朋友,同学,同事是基督徒,由此,在受洗前,已经长年受到基督徒生命榜样的影响;有些人因校园里有公开合法的团契,所以,以作好孩子的心 态,参加过团契生活数年;有些人已经常年阅读基督教作家(如李家同,杏林子,张晓风等)的作品,因这些作品已是文化的一部分。
而大陆第一代基督徒,就少有此类经历。他们是在真正的空白之地,开始自己的灵命历程。
2.后天的实际生命资源缺乏
这里说的生命资源,不是指外在的东西,而是说真正的生命接触。首先,一个初受洗的人因文化的亲和力,会较多地接触出自同一文化的基督徒(当其灵命成熟以后,情况会改变)。
在基督信仰传入历史较久的文化中,必因积累而出现较多成熟的基督徒。这就给初信者提供了较好的生命交流环境,同时,也提供了较高的生命的标竿。人往往习惯与来自同一文化的人相比较。例如,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基督徒,因群体中有较多生命成熟者,生命较浅者就有了较高的榜样。
而第一代大陆基督徒,作内部生命比较时,就常只能以彼此较浅的生命作标竿。当要求大陆基督徒生命成长时,常常听到他们说:“我们和香港、台湾来的人不同。” 这正证明了大陆基督徒作为群体的灵命标竿,较其它亚文化族群低,而原因正在于,没有足够数量的成熟生命,将标竿提起来。
3.初期事工的幼稚
在一种文化中建立第一代基督徒,事工在初起时总要有一个摸索的阶段,总不免有失误和不足。北美大陆人事工中,理性主义为主导的最初十年,以及其后以后现代主义为背景的灵恩现象,都显示出该事工的不成熟。而一个不成熟的事工,断难栽培出成批的成熟基督徒。
在康州新港植堂期间,笔者由于幼稚和骄傲,忽略了神给的一个重大恩典,就是笔者教会中,一直保持着百分之十五左右来自台湾的基督徒。当时,这批基督徒为教会提供了主要同工和核心群的导向力量。
因为这一忽略,笔者在纽约植堂时,又有意识地尝试了一个“纯形态”的大陆人教会(即牧者、同工、基督徒、慕道友,完全来自中国)。几年的实践证明,该方式是一条死路。其关键问题在于不仅没有核心群,而是难以建立核心群。
所以,虽然笔者试图在三批大陆基督徒中建立核心群--这些基督徒中不乏受洗年头长久者(每批里面都有受洗十年以上的人)--但由于上述原因,他们的实际灵命与受洗的年头相差甚多。而且,每一批人都有其典型问题:
第一批人有明显的(行为上的)罪的问题,诸如金钱(在教会里面做生意,为赚钱而耽误教会的聚会和事奉),色情(涉足色情场所,在教会里讲淫言秽语),赌博等。
第二批人,涉及非行为的罪,即不肯做一个基督徒起码应当做的事情,如读经,祷告,奉献等。
第三批人只要管好自己,绝不肯实在地为教会和别人付出。
不管这三批人各自有什么问题,他们都具有两个特点:
(1)他们都有兴趣,甚至极为积极地,从事表面的事工,比如,上台领会领诗,担任有头衔的职务。
(2)同时却不尊重和顺服属灵权柄。
很多大陆基督徒参加甚至发起植堂,是因为误以为,建立教会就是做那些表面的事情。他们的生命成熟程度和教会生活的深入程度,都未足以使他们真正了解教会是什 么,从而知道建立教会需要付出什么。他们以表面的事工,造成了假象的核心群,而又依赖这个假象,而拒绝真正的生命付出和改变。“教会不是靠我们撑起来了 么?还要我们付出什么?”、“我们的生命都好到了可以作同工了,还需要什么改变啊?”
殊不知教会是生命的共同体,教会是要真正和实在的基督生命来支撑的。当年笔者曾将母会的会员标准,在所植的教会里向成批成批要求作同工的大陆基督徒出示,发现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达到标准。然而,他们却仍然坚持要做同工。
当一群生命不成熟的人凑成一个教会的时候,就不得不使用原本不应事奉的人做工。但是,一旦他们习惯了只在表面上事奉,并以此而仅仅领受了事奉的表面价值后,再让他们做相应的内在生命转变就难了。
如果不是母会的有意安排(这种安排应包含着神的呼召和教会的筛选和陪训),主动去参加植堂的大陆基督徒,多有不能、不愿意在现有的教会里聚会的人。若是倚靠这些在现存教会有问题,甚至是从现存教会中分裂出来的人植堂,从根上就埋下了不服属灵权柄的种子。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当会众完全由灵命程度普遍低的人组成,便会形成一种局面:几乎牧者或同工的每次教导,都会引起普遍的抵触。灵命的教导要求罪人生命的破碎,每一个人对此都会感到不舒服。
在一个健康的灵命环境中,被破碎的个人在周围多数人的榜样作用下,会意识到真理的教导和自我的破碎是正确的,从而,愿意服从神的真理而破碎自己。而在上述那 种灵命普遍低下的境遇里,多数人不舒服,会彼此加强,最后形成群体效应,使每一个人都认为真理的教导是错的,而坚持罪性是正确的(“你看,除了那一两个人 以外,大家都这样认为嘛”)。
在此境遇下,教会作为环境的整体效应完全被误用。而这种误用不是偶然,是此类植堂方式的必然结果。
一些具体的建议
以上例子表明了目前在北美大陆同胞中植堂,需要借重其它亚文化族群之基督徒的必要性。以下则是一些具体的建议:
1.若由一个总会(宣道会、浸信会等)植堂,移植的核心群(至少其主体)应当来自同一母会,以保证异象的同一。
2.尽管移植的核心群,以来自其它亚文化族群的成熟基督徒为主导,仍然应当掺有一定数量的生命比较成熟的大陆基督徒。如此,一方面为这部分大陆基督徒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成为核心群自我复制的中介。
3.作为跨文化的宣教士,移植的核心群应当对大陆同胞的文化和心理有相当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有愿意放弃自己的文化习惯而服事大陆同胞的心志(向大陆人,就作大陆人,为要得大陆人)。植堂的母会也应为之提供必要的培训。
4.每一个参加植堂的弟兄姐妹,都应当为之长期祷告,因为建立第一代基督徒的教会,要比普通的植堂付出更大的代价。没有神的保守,没有人可能坚持到底。
本文是作者最近提交宣道会美国华人教会联合会的报告。
作者来自中国,现为纽约新生命华人宣道会牧师及NYACK神学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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