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祖鲲

本文原刊于《举目》13期

        “后现代主义”既然是对“理性主义”的一种反弹，许多自“启蒙 运动”以来深植人心的基本观念及前提假设，如“理性是检验一切真理的依据”、“主观的体验是不可靠的，惟有能经得起客观验证的才是真理”、“科学是绝对的 真理”等等，也都被弃之如敝履。因此，后现代主义者，不但争论什么是检验真理的途径，他们甚至连真理的存在都予以否定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现代基督教的护教学自然受到新的挑战。

        “护教学”（Apologetics）一词来自希腊文的apologian，这个希腊文可译为“回答”或“申诉”。最有代表性的经文是《彼得前书》3章15节：“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你们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因此，教会历代护教学的发展，都是在因应外在的环境或世界的思潮。例如希腊教父时代（100-300 AD）的“护教者”游斯丁、特土良、俄利根等人，主要是在回应希腊哲学家及罗马异教徒的攻击。拉丁教父时期（300-500 AD）的安波罗修及奥古斯丁等人，则竭力与教会内的种种异端辩论，以确立正统的信仰。中古世纪时期（500-1500 AD）的宣教先驱们，如去爱尔兰的圣派垂克（St. Patric）、去德国日耳曼人当中的波尼法修（Boniface）、及到中国的利玛窦等人，则必须面对各种的异教的挑战。但是十三、四世纪的“经院哲学 家”如阿奎那（Thomas Aquinas）等人，则尝试兼容基督教神学与亚里斯多德的希腊哲学，以回应“文艺复兴”以来的新思潮。

基督教护教者对“理性”的挑战之回应

         然而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及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更将欧美的社会带入所谓的“现代时期”。从这个时候开始，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及经验主义，都成为基督 教护教学的主要对手，而护教学也进入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尝试以不同的途径去回应这个现代思潮的挑战。直到今日，基本上现代护教学仍都是环绕着“理性与 信仰”这个主题来回应，其中主要可以分为四种不同的方法：

1. 理性思考法（Rational Approach）
这种护教方式 的代表人物有笛卡儿（Descartes）、莱布尼兹（Leibniz）等人，他们一方面承认人类的知识，是超越感官所能感受到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肯 定人类共通的理性及逻辑思维，能够使我们确认神的存在。他们常用柏拉图及一些希腊哲学家们有关万物源起的“第一因”观念，作为神存在有力的明证。

2. 证据推论法（Evidential Approach）
麦道卫（Josh McDowell）的名著《铁证待判》（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是这种方式的代表作。他们认为所有的证据，都必有客观、公认的解释。而进化论者所依赖的“偶然”因素，并不足以作为万物起因的论证，我们 必须寻求更合理的解释。与此类似的护教理论还有巴雷（William Paley）的“钟表匠”理论，“科学创造论”者对进化论的答辩，及近年来流行的“智慧的设计”（ Intelligent Design）理论等。

3. 信心跳跃法（Existential or Fideistic Approach）
十八世纪的巴斯卡（Pascal）、十九世纪丹麦的齐克果（Kiekegaard）以及二十世纪瑞士的巴特（Karl Barth），都对人类的理性持怀疑的态度。他们认为理性由于受到罪的污染，已经丧失了辨识真理的能力。因此存在主义的先驱齐克果主张，要体认神的存在与 祂的真理，不可能经由理性的探索，而只有凭著一种他称之为“信心的跳跃”（Leap of Faith）的途径。

4. 前提默认法（Presuppositional Approach）
神学家凡特尔（C. Van Til）及薛华（Francis Schaeffer）等人则认为，在目前多元主义的影响下，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已经没有共识或共同认定的“前提默认”来进行有意义的沟通。而且除非藉 著神主动、直接的启示，人类的理性及逻辑思维，都不足以用来发掘或辨识真理。对福音派基督徒来说，我们的前提默认乃是：“圣经是唯一真理的权威，并且所有 的真理都是属神的。”他们认为基督徒一切的辩论，都必须以此前提默认为起点。

         因此，上述的四种方法，虽然都是针对理性主义者的信仰问题而提出的答辩，但是他们对理性的看法和接受的程度并不一致，所采取的对策也不相同。因而当二十世纪中叶兴起的“后现代”思潮，也开始质疑理性主义的观点时，自然对上述的四种护教途径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后现代思潮在护教学上的正面应用

         值得注意的是：从护教的角度来说，后现代思潮好像是“两刃的利剑”，与基督教信仰之间“亦友亦敌”或“非友非敌”，关系微妙。也就是说在某些争论的议上，后 现代观点与基督教的观点是一致的，彼此可以结合成“盟友”。但是在另外 一些议题上，后现代思潮却成为基督徒最难缠的对手。

         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如何善用后现代的观点，来为我们的信仰辩护。一般而言，从护教的策略来说，当基督徒在回应慕道者的质疑时，要尽可能以其他非基督徒的观点去反驳他们，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战术，才是上策。

        譬如说当基督徒面对“泛科学主义者”的挑衅时，今天我们就可以用后现代主义者的论点，以“四两拨千斤”的招数来化解他们的攻势。“泛科学主义者”迷信科学， 认为科学是万能的，甚至以科学来否定信仰。然而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从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科学家也往往是守旧、抗拒改变的。这种现象在二十世纪就曾出现 多次，孔多马（Thomas Kuhn）因此提出“模式转移”的理论（注1）。由此可见，连科学都难逃个人主观意识的扭曲，所以不但所谓“科学的真理”是相对的，而且是有局限性的。同 时，后现代主义者也不再排斥宗教信仰，反而深信“天外有天”，热衷于寻求神秘的主观经验，渴慕追求“灵性生活”。

         此外，前述的“信心跳跃 法”也可以代表后现代主义者对理性主义的一种回应，因为齐克果及巴特等人都被归类为“存在主义”思想家，而“存在主义”就是后现代思想的其中一种类型。巴 特及受他影响的“新正统主义”（Neo-orthodox）神学家们，反对深受理性主义影响的自由派神学家们，以理性批判圣经，并以科学否定神蹟的态度。 他们认为宗教信仰的价值，不在乎客观上它是否为真理，而在乎它主观上对信徒生命的意义（significance）。虽然福音派信徒不赞同新正统主义神学 家对圣经无误论的暧昧立场，但在信仰价值的观点上，两者的立场却是一致的。

         因此，若有慕道友仍然坚持科学与信仰势不两立时，你除了以科学证据来与他辩得脸红脖子粗的方法之外，你也可以面带微笑，轻描淡写地以后现代的方式对他说：“我唯一的坚持，就是我们什么都不要太坚持。科学的理论不是也 常常昨是今非吗？天下之大，真理之浩瀚，难道那些宗教信仰者就不可能体悟到什么你我所没感受到的另一个境界的经验吗？”

后现代思潮对基督教信仰的挑战

         然而，后现代思潮对基督教信仰最大的挑战，是他们颠覆了自苏格拉底、孔、孟以来众先哲们所视为理所当然的“公理自在人心”及“真理和理性是不证自明的”等观 念。相反地，后现代思想家提倡“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在他们的批判之下，所有自成体系的理论或学说似乎都被解体了，甚至人 与人之间的共识也被解构了，以至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都变得分崩离析，好像鸡同鸭讲。

        后现代主义者否定有绝对真理的存在。他们认为所谓的 “真理”，其实无非只是一些有关事实的“观点”（perspective）或“诠释”（interpretation）而已。因此，他们提倡相对主义和多 元主义，在宗教上则倾向于“殊途同归”的立场。他们的观念，与基督教坚持圣经的权威性，及强调“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的立场似乎是南辕北辙的。那么，基 督徒要如何回应后现代主义者的问题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后现代主义者既然对理性持怀疑的态度，因此想要对他们采取“以理服人”的手段， 结果必然会事倍功半的。所以，与其和他们争辩，还不如以个人见证的方式，分享我们自己信仰的心路历程，反而较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及共鸣。现在的慕道者不仅要 听你的道理，也要亲眼看见你的生活见证；他们不但要去思考，也要去感受。

         其次，如果任何人要坚持绝对的“相对主义”，将会发现这是一条死 胡同。正如一位后现代主义的大师Richard Rorty也承认：“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持相对主义的观点，（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将有关一个重要议题的两个互相牴触的观点都看为一样好。”（注2）因 此，人必须在信仰上分辨好坏、作出选择，而基督徒更应该靠主大胆地为这独特的福音作宣告，只是我们不是以武断的口吻或以诉诸权威的方式来宣告，而是以“权 能、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帖前》1：5）来传扬这福音。

         最后，因为思潮好像海浪会“后浪推前浪”，所以现代人的思想也是同时受到现代主 义及后现代主义两种思想的影响，而且每个人受两种思想的薰陶程度不一，有人会游走于这两种思想之间。因此，我们不必先假定现代的人都是纯粹的后现代主义 者，其实大多数人仍然保有很多理性思考的习惯，只是后现代思潮已经帮助他们打破自己过去理性主义的一些窠臼。从护教的角度来说，这反而是极佳的传福音机 会，是基督徒应该要积极掌握的。

注：
1.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2.引述自“Telling the Truth”, D. A. Carson (ed.), Zondervan, 2000, p.77.

作者为三一神学院宣教博士，现在波士顿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