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励立
本文原刊于《举目》第10期
读了《举目》第七期新开栏目“教会史话”第一篇〈及至时候满足〉,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特别是结论里的几句话:“教会历史在这两次‘时候满足’之间,见证三一真神对失丧世人之救恩大爱……”我感到这新栏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担负著一个历史使命,要见证神的救恩大爱。
我不很了解教会历史,仅以一鳞半爪,追记我在少年时期见到过的教会历史里的两位重要人物--宋尚节和赵世光,以及在二十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中国的宗教大复兴。
敢说敢骂的宋博士
那是一个世界性的兵荒马乱的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在中国主要是抗日战争。1931年的九一八,1932年的一二八,1937年的七七和八一三,还有1941年的珍珠港袭击和太平洋战争,真是战事不断。
与此同时,中国的大复兴也进行得轰轰烈烈,许多全国知名的领袖人物四出布道和奋兴。在上海,我聆听过宋尚节、赵世光、倪柝声、贾玉铭、王明道、周志禹、竺规身、钱团运等许多传道人的讲道,印象最深刻的是宋尚节和赵世光。人们一般称呼宋尚节为奋兴家,赵世光为布道家。
1931年我十一岁时,蒙恩得救,在西藏路慕尔堂见到了宋尚节。
当时没有人称宋尚节为牧师,大家称他宋博士。我原以为他是神学博士,后来知道他是留学美国的化学博士。为了实现十八岁赴美留学时定意终身事奉主作传道的愿望,1927年毕业回国经太平洋时,竟把化学博士文凭和一切荣誉奖章、奖状抛进大洋。
他回到故乡福建省兴化不久,即在全国四出布道。根据宋博士著述的《我的见证》(注),1930到1940年的十年中,他多次在上海布道、奋兴、培灵,其中提 到1931年6月在慕尔堂开灵修会八天。慕尔堂是上海最大的教堂,当时听众挤得水泄不通,过道里都站满了人。我被挤在人堆里。那热火朝天的场面,至今历历 在目。其实我听他讲道是听不大懂的,因为他说的是福建土话,绝大多数听众都听不懂,每次有人翻译。他穿着十分朴素,长布大褂,头发蓬蓬松松的,一点看不出 是一位留洋的博士。他讲道常常像演戏,在台上跳来跳去,做手势。因为他的土话别人听不懂,有时连翻译都听不懂或理解错,他就急了,想各种办法形像化。
他讲些什么呢?我听到他常在责备人,而且责备的往往是教会里的领袖人物或牧师。他声嘶力竭地指出他们的种种错误或罪恶,呼吁他们必需认罪悔改。那样重视教会领袖人物的灵命和道德品质,敢说敢骂,毫不留情,我记得的只有这位宋尚节博士。
后来我看了他著述的《我的见证》,知道他对传道人的要求。这里用他自己的话略提几项:“今日教会的中西领袖,自己没有生命不要说他,根本不信圣经,妄信人格 化基督,对人宣传社会福音”;“传道人必需先受灵洗得了生命才去作工”;他说神要他“起来!去奋兴全国不冷不热的教会,免得耶稣再来的时候被撇下。快传报 主必快来的消息”。
朴实谦和的品德
宋尚节对自己在灵命上的严格要求使我感动。他于1901年出生在福建农村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是美以美会直辖下的一位虔诚宣教士。他九岁亲见故乡兴化空前未有的大奋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二岁开始他就帮父亲做二三千信徒的牧师(人们叫他 “小牧师”),此后,一直殷勤传道服事。他追忆时称自己为没有生命的糊涂热心,用传道来抬高自己。
1919年他赴美留学半工半读。在1927年的一个晚上,他痛哭流涕,把一生所犯大大小小的罪认清,彻底悔改,二十六岁时才清楚得到重生经历。
我深受感动的是,他竟勇敢地将二十六岁前那么漫长的基督徒生活和工作否定。他向往的是真实的新生命,得到后才有平安喜乐。他这种苦苦追求,得到了神的悦纳,神使用他成了那时代的奋兴家。
在他重生之夜,神要他英文名字改称为“John”(约翰),做主二次再来前的施洗约翰一样的先锋。他重生后因生命起了极大变化,喜乐洋溢于言行,竟被协和神 学院诊断为精神病,被迫住精神病院一百九十三日。在那里他学会了顺服,专心重读圣经许多遍,他称那疯人院是他的神学院。最终查明无精神病离院回国。
我因为偶然的机会去过宋博士的家。那时我开始念医科,我的一位同学约我去宋博士家,说是可以搭车去听宋博士讲道。我们在宋家吃大锅饭菜,自己取食。当时许多传道人是“靠信心”生活,不一定有薪金,但还尽力招待客人。
饭后我们搭乘接宋博士的汽车去他讲道的地方。一路上他不言不语,也许怕他的福建话别人不懂。我深深被他感动,他平时极其朴实谦和的人品以及在讲台上火烧火燎的大声疾呼,表现出一位忠心主仆嫉恶如仇、不怕权威、不计较个人得失、抗拒罪恶、维护教会纯洁性的赤诚。
宋博士后因患肛管结核病,经过多次手术,痛苦不堪忍受,听说后来竟然只好跪着讲道。1940年1月,在十多年不停地在全国以及南洋群岛、东南亚各国的宣道、 奋兴、培灵工作后,他病倒了,返上海卧病。最后因为上海浸信会怀恩堂落成,坚请他带领复兴布道大会,他抱病站着讲了一次,以后继续坐着讲。
后来他病势越来越重,终于1944年被主接去,那时才四十多岁。王明道先生在北京为他主持大殓礼拜和葬礼。
呼唤又呼唤的赵世光
关于赵世光牧师,我只能追忆他早年传道的情况,因为我从1931年十一岁时开始,“追随”了他十多年,进医学院住读后,就很少去他主持的教会了。他于1908年出生于上海, 1926年高中毕业后,不顾母亲反对,去宣道会守真堂所设的圣经学校就读。
守真堂原是美国宣道会老伍牧师主持,他已年迈。北四川路的那个守真堂很大,可容纳五百人,但当时会众仅十多个。1928年两位伍小姐请赵世光去主持,他还不 是牧师,但是正式蒙召,那时才二十三岁。1932年他接受按手礼任牧师,我也在那年受浸礼。以后会众越来越多,听说是藉祷告振兴的。我亲眼看到一位钟保罗 弟兄,他有祷告恩赐。
我看到的赵牧师一直穿很朴素的布长衫,直到有一年他首次去南洋布道,带回来许多一寸大小的黑白照片分赠我们。其中有 他穿着雪白的西服,坐在阔气人家客厅的沙发上,令我这小孩子大为惊奇。后来知道他是去南洋布道并代表教会接受捐赠的。回来后他还是很朴素,不穿西服,穿布长衫。
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是兵荒马乱的抗战时期,教会和上海市民一样,常常要迁移避难。北四川路是日本人的大本营,守真堂也要逃离。 1937到1938年左右,曾借用南京路闹市中心的大新公司(后第一百货公司)顶楼聚会。1942年又租用爱文义路王家沙花园34 号内一所学校的教室。晚上在屋旁空地上,拉起电线,安装电灯照明,赵牧师布道,我们年轻人就做准备工作、唱诗。
赵牧师是一位真正的布道人,他总不失时机地布道。主日讲道主题经常是呼唤人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十架流血的救赎大恩。每次讲完,总要大家低头,他在台上一次一次呼唤,等待又等待,然后为举手的人祷告。在经常性的主日崇拜,有那么多的布道,这在其他教会,好像很少看到。
1942年8月左右,开始借用南京西路协进女中大礼堂,这时已改名灵粮堂了。灵粮堂这名称是1942年6月一个晚上,在王家沙花园那块空地上,大家商量决定的。我 们年轻人中有位大哥哥谷贤民,在沪江大学念书,他是唱诗班指挥,也是赵牧师的义务助手。他倡议办《灵粮月刊》,1943年3月创刊号发行。
我来北美后,发现许多城市都有灵粮堂,而且是“基督教灵粮世界布道会”的一部份。我这才体会到他布道影响力的深远。
流泪叹息的祷告
赵牧师讲道,声音洪亮,目光炯炯有神。讲词从不冗长、囉唆和枯燥。而是富有感情,很有感染力。他领圣餐祷告时我偷偷看台上,见他一面祷告,一面流泪叹息。我那时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哭,因为我还不认识主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赵牧师布道和讲道时的一个很重要部分是唱诗,他总是自己领唱和教唱。除天赋的好嗓子和丰富的感染力外,还能很准确地掌握曲调和节奏,他教的许多短歌,后来汇编成《灵粮诗歌》。直到如今,每当我唱圣诗时,都会想到很多是赵牧师教的。
我们年轻人还常常参加赵牧师带领的其它布道工作。一是街头布道。我跟着他和其他年长的弟兄姐妹,带着许多布道单张,坐着“福音车”(小巴士),随时随地停下 来,在街头和十字路口唱诗布道。二是去难民收容所。我们站在草席铺的铺位旁,向面带菜色、无家可归的同胞传福音。三是去医院布道。我最记得在山东路仁济医 院病房里唱诗布道。
赵牧师十分重视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唱诗班和查经班。那时牧师和传道只有他一个人,查经都是他一个人讲。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讲《希伯来书》。赵牧师对我们年轻人常讲“奉献”,并要我们表示决心。
以后在我们这批年轻人中,即有人奉献做了专职传道人。如在武汉的谷贤民、在宁波的韩开泰(后改名见初,现在加拿大温哥华)、林祝三、董忆潮和丁梅侣夫妇等。 董忆潮后改名提多,他放弃银行工作,在广州和北京香山恩典院等地事奉。被捕后在青海劳改十九年。1986年来美定居后,无名无酬忠心事奉,至1999年安息主怀。
董提多、林祝三、韩见初和我都是在圣公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念书。虽是教会学校,但很少听到十架救恩和重生得救的道理。我们是在赵牧师那里接受了十架救赎的真理,而没有受到“社会福音派”的影响。
我们没有参加圣约翰大学的任何团契,而是参加了一个在校园而不属于约大的基督徒学生团契“Redeemed Group”(意思是“被救赎的一群人”。有关此团契的详情,请见《举目》第3期〈犹见青松在〉)。这名称,旗帜鲜明地突出救赎的真理。团契的主要活动之 一,是带领未信主的同学信主,如讲解圣经和做见证。个人灵命也得到长进。
这团契没有牧师领导,也不属于任何教会。但赵牧师实在是我们最早的领路人,以圣经的教导,给在少年时期的我们打下信仰的基础。对我来说,在无神论国家生活工作大半辈子,而能持守最初的信仰,也是因为此。他是我永远忘不了的敬爱的牧者。
注:此书亦是宋尚节博士的自传(未完成)。王敏学女士编记,1933年9月出版。1962年香港晨星书屋再版并附“宋尚节年谱”。(1982年8月四版)
作者来自上海,现定居加拿大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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