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国亮 

本文原刊于《举目》第8期

前言

       中国是个异质性极高的社会，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经济特区与非经济特区、1949年前后，以及改革开放前后的差距都很大。再加上政 治意识、教育、职业、家庭背景和个人特质等等错综复杂的因素，使得任何论述中国婚姻状况的文章，都难免有以偏概全、挂一漏万的问题。

        本文仅就过去十年来英美学术刊物上对中国婚姻状况的论述，再加上笔者在海外多年来从事婚姻协谈的经验，提出一个简要的综合报告，供关怀国内婚姻状况的弟兄姊妹参考。

时代背景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了建国后第一部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指出父母不得干涉儿女的婚姻自由，禁止指腹为婚、重婚、买婚、娶妾，废除收取聘金、嫁妆的传统，许可女人婚后不冠夫姓、保証女儿与儿子有同等的财产继承权，并允许离婚等。

       “大跃进”之后，一直到文革期间，人民公社与工作单位等取代了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许多夫妻为了工作或户口等缘故，饱受两地分居生活之苦。幼童则多由父母之一方、祖父母甚至工作单位来抚养，婚姻与亲子关系变得脆弱。

        改革开放以后，工作单位的功能日趋薄弱。1980年所修订的婚姻法，主要以维护社会的安定与秩序为着眼点，家庭再度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同时为了遏止人口的过度膨胀，亦把1979年公告的一胎化政策正式列入婚姻法内。

        2001年4月所通过的新《婚姻法》，再度肯定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们的基本生活单位，并在总则中明白宣示“夫妻应当相互忠诚、相互扶助”。新 《婚姻法》引起的焦点话题，即包二奶(重婚、同居)、婚外性行为、离婚、家庭暴力与家庭财产分割等，反应出了当前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新问题。

择偶的条件

        1949年以前，择偶的过程多由父母决定，或由父母安排且经由当事人同意，只有少数是男女双方自由恋爱而结合。1949年以后，官方鼓励择偶双方自由交往，最后经由双方单位的同意而结合，从而削弱了父母对子女择偶的影响。

        择偶时，人们一般仍循“门当户对”的原则，只是“门当户对”的定义一直随着时代、环境而改变了。土地改革、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措施对农村婚姻策略大有影响。 1949年以后，每一个村民按之前三年的经济状况，分成九个不同的等级。从此，阶级成份大大影响择偶的对象。政治成份、与地方干部的关系、能否到工厂工 作、亲戚是否有权势等，成了重要的参考条件。党员的子女与党员的子女通婚，贫农、下中农和中农的子女互相通婚，地主与富农的儿子则较不易在本地找到对象。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择偶条件继续受到政治与经济因素的影响。婚礼的嫁妆、聘金和喜宴的要求大幅度提高。某些传统陋习亦大有死灰复燃的趋势。

        就城市的情形而言，1987年和1991年分别在保定和成都两大城市所从事的调查研究发现，一般择偶时，也是注重外在的、有形的条件。只是在改革前，一般人 比较重视的是党员身份、工作单位和家庭出身等，是否与自己相当。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则重视学历、职业、经济能力等是否与自己相当。

婚姻的品质

        在中国传统里，家庭关系中的夫妻关系远低于亲子关系。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传宗接代。1949年以后，借着婚姻法的修改，允许夫妻因为感情破裂的理由而离 婚，进而提高了感情在婚姻当中的重要性。然而实质上，由于种种政治原因，1949年以后，一般夫妻关系虽然算是稳定，但品质并不高。

        1991年在北京市所从事的一个大规模、涵盖各阶层的研究显示，中美两个社会对“好婚姻”的定义有其异同之处。相同之处是，均认为，第一，幼小子女的存在负面地影 响到婚姻的品质；第二，无论哪国，持“男女平等”之价值观，共同决定并分担家事的夫妻对婚姻的满意度亦较高。不同之处，中国夫妻比较不在乎夫妻是否有独处 的机会，而是比较强调“尊重”、“相互了解”、和“支持”，也比较受父母的影响。

婚内外的性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性的主要功能是为了传宗接代、建立家庭，个人的价值、需求或感受并不重要。70年代以后，国家为了减缓人口的膨胀，一方面鼓励晚婚晚育，一方面实施一胎化政策，将堕胎（人工流产）合法化。

        在都市，许多单位由于房屋严重短缺，无法提供房舍给已婚者居住，不得不许可同居或非法婚姻的存在。而在农村，因着经济上需要大量的人力，再加上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难以根除，造成对一胎化政策的抗拒，因此在某些农村地区，有的多达80%未正式登记结婚。

        再加上国家的政策，迫使许多夫妻长期分居两地，以致许多夫妻的性需要无法在婚姻关系内得到满足。这些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国内成年男女在婚前与婚后的性行为。

        就婚前性行为而言，不论是对大学生及其父母的意见调查，或是对妇女婚前体检的资料，都指向“只要我们相爱，只要我们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价值观。1989-1990年在全国15个省所做的抽样调查中，86%的人接受婚前的性关系。在2002年对长沙市的大学生所做的抽样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人同意 婚前性行为，超过30%认为可以有多个性伴侣和婚外情。

        而1988年到1992年各地对申请结婚的妇女所做的身体检查发现，有过婚前性经验的妇女比率介于66%和95%之间。与此相矛盾的是，1990年的一个研究指出，超出九成以上的男女仍认为新娘以处女为佳。如今各种迹象显示，婚前性关系和堕胎的现象仍持续地增长。

        对婚姻之外的性关系的描述，也从“淫乱”等具批判性的字眼，变为比较中立的“婚外性”或“婚外情”。在1990年，一个全国性的抽样调查发现，6%的受访者 有过婚外的性经验。改革开放以前，婚外的性关系乃是“坏分子”、“流氓行为”、“乱搞男女关系”，而当事人甚至可能被戴上“人民的公敌”的帽子。80年代 以后，因着婚姻法的修订，政府对此的立场似乎宽松了许多。而2001年新婚姻法的修订过程中，重婚或婚外同居所造成“包二奶”的现象，则成了全民讨论的焦 点。

        过去廿年来，中国社会的离婚率以每年近10%的速度增长。1995年的报告指出，有30%将“性生活不和谐”列为离婚的主因。换言 之，国内目前的趋向是：“性或不性”乃个人的自由，“性的满足”则成了个人的权利。这些研究报告中同时也指出，中国夫妻之间严重缺乏正确的性爱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在某校大学生实施短期性卫生、性观念和防治艾滋病性病的教育之前后，研究员对大学生的态度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发现上课后比上课前的态度更开 放。国内的专家已因而注意到在性教育上，除了一般卫生知识的教育外，更重要的是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这涉及到社会大环境的改造，需要从小进行正面引导。

夫妻的分工

        1958年之后，全国妇女都投入生产劳动，但总的来说，仍得负担家务。改革开放以后，就业赚钱的机会大增，“家务事”的经济价值不高，仍多落在妻子的身上。但是大 多数的妻子尚觉得公平。主要的原因是，一般夫妻仍有“男主外，女主内”的价值观。赚钱养家主要是丈夫的责任，料理家务则基本上是妻子的责任。

        因此，如果丈夫的收入足够，他就可以少做家事；相对的因为妻子要里外兼顾，她也不用和丈夫负同等的赚钱养家的责任。显然报载上海式“顾家小男人和精明大女 人”的现象在中国人的世界里仍属少数，夫妻对家务分配的不公平感缘自认为对方未尽自己的责任。未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夫妻就业以及家务事的分工对婚姻 关系的影响，是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离婚率改变

        1949年以后，政府为了保护妇女的权益，大幅放宽离婚的条件。然而在文革结束以前，“爱情至上”一直被视为是要打倒的“资产阶级意识”。婚姻所看重的不是夫妻二人间的感情，而是为儿童与社会服务。想离婚及向单位申请离婚的 多，只是得到批准的少。法庭亦多倾向经由调解来维持婚姻。

        1980年修改的婚姻法，许可一方以“感情破裂”为理由申请离婚，从此中国的离 婚率大幅度地增加：1982年11万对，1986年50万对，1989年72.5万对（但当年有一百三十万申请离婚），1990年80万对，1995年 105万对，到了2000年，全国有121万对夫妻分手。

        除此以外，改革开放以后，妇女的经济能力大幅提升、比以前更享有经济上的独立，以及西方的离婚观等，也对中国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若不是考量离婚后觅屋困难的问题，离婚率还可能更高。

        总的来说，国内夫妻的婚姻品质不见得比以前更坏，但可以确定的是，当事人比以前更不能容忍恶质的婚姻关系，整个社会亦比以前更能接纳离婚。

        1987年的一个研究显示，城市的离婚率高于全国的平均值，60%申请离婚者介于26岁到35岁之间，而女性提出离婚的比率高达70%。另一有关离婚因素的研究发 现，离婚的理由仍相当传统：不外教养子女、料理家务、个性及生活习惯不同等。这与媒体上所强调的外遇问题或配偶社会地位改变等因素，有相当的出入，不可忽 视。但是近年来，“性生活不协调”在离婚的原因中，有逐渐显著的倾向。

性别之不均

        根据官方的统计，国内在1991到 1996年间，公安机关救出88,000个遭绑架贩卖的妇女与儿童。然而在同一时期却有143,000个绑匪遭公安逮捕，可见所呈现的问题只是冰山之一 角。究其原因，这显然与传统上重男轻女、国家的一胎化政策、农村需要劳动人口，以及农村女性较易嫁到外地等因素有关。

        根据国内的人口统计，男女的比例是，每100个女人就大约有120个男人。而在农村的差距更大；每100个女人，有130个男人。在可见的将来，女人遭拐骗贩卖、男人娶不到老婆等，大概还会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夫妻久分离

        因着国家的政策，夫妻可能被迫长期分两地居住，一般由一年到十年不等，少数则更久。1986年的一个研究报告估计，当时约有五千万对夫妻，是因工作单位的缘 故而分隔两地的。国家许可分离两地的夫妻每年有两星期的假期，以便互相探视。当事人可在原单位工作一段时间后申请调职以便团聚，但获得批准的机会不大。

        虽然有小规模的非抽样性调查显示，这些夫妻对婚姻的满意度，似乎未受长久分隔两地的影响。但是所显示的，恰是这些夫妻暂时“逆来顺受”的无奈，这种生活形态，对婚姻关系甚至亲子关系，造成的影响是深远而负面的。

         就拿军人的婚姻为例，1980年和2001年的婚姻法中，都对“军婚”有特别的规定，即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但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 外。《解放军报》都表示，造成军人婚姻纠纷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军人职业特点造成夫妻长期两地分居、难以照顾家庭。军婚既然如此，一般婚姻何尝不也是如此？

婚姻中暴力

        当前全国有2.7亿个家庭，根据全国妇联的调查，每年离婚案中，四分之一缘于家庭暴力。更有专家估计，大陆有30%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而因家庭虐待行为而导致离婚的案件，占总数的60%以上。状况严重至此，导致相关法律成为2001年新婚姻法修改的重点之一。

        海外基督徒婚姻工作者的观感

        日光底下没有新鲜的事，当代中国人的婚姻与家庭问题，多少都曾出现在海外华人的身上。

        1949年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三十年间，国内的各种政治运动，为无数的个人、婚姻和家庭所带来的冲击，是如此的普遍而深远，至今仍然余波荡漾。在“阶级斗争 的暴风雨中”成长的那一代人，不仅家里缺乏父母关爱与榜样，甚至成为大人的出气筒。这样的成长环境，给他们心中留下了许多的伤痛、不平与怨恨。以致海外的 中国人夫妻，很多人当年结婚的目的，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出国，有的为了出国则更不惜破坏别人或自己原有的婚姻。

        而未婚者，因为缺乏婚前的教导，许多人仍只依据外在有形的条件择偶。有的为了填满心灵与情感的空虚，而饥不择食。有的则在婚前男女关系上随便，即使信了主之后仍受到辖制。这些都对他们未来的婚姻极为不利。

        基督教会所能做的，首先应是帮助未婚者在婚前省思，整理自己的成长经历，靠着主恩接纳并饶恕父母、亲友甚至国家对自己有意、无意的伤害。十字架已经拆毁人和 人中间的仇恨之墙（the dividing wall of hostility,《弗》2:14），在基督里的爱也能遮掩、涂抹一切的罪过（《彼前》4:8，参《箴》10:12、《诗》32:1）。

        其次，透过团契小组，提供弟兄姊妹学习倾听、交流、和异己相处的机会。第三，帮助这些未婚者对圣经中有关择偶与婚姻的教导，有明确的认识与信念 （conviction）。笔者常常听到来自国内的弟兄姊妹说，“我以前不知道……以前没有人这样教过我……。”圣经中有关婚姻的教导实在是超越时空的真 理，绝对值得我们去遵循。

        海外的生活固然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却难免有语言、学业、身份、经济和工作的重大压力。有的人带着许多原生家庭的包袱进到婚姻中，不管跟谁结婚都是乌烟瘴气；有的双方父母来美，无论是暂住或久居，彼此界限不清，以致姻亲之间不仅恶言相向，甚至大打出手、反目成仇。

         而且，有了孩子以后，有的人以前欠缺亲情的滋润，如今抱着补偿心理过度宠爱；有的不知道如何教养孩子，只能束手旁观、“爱你在心口难开”；有的则按著过去父 母严厉管教的方式如法炮制。也许以前国内所谓的“家庭暴力”外人不能干涉，移居美国以后，又不太清楚本地的法令，再加上生活的压力实在太大，以致许多大城 小镇的警察都得忙着处理“中国人家庭暴力的问题”。

        有些夫妻忙着赚钱，白天、夜晚、周末不停地工作，夫妻间少有相聚的机会，感情遂产生变化。有的夫妻在国内原本职业和收入相当的，出了国以后，妻子或是一路领先、或是牺牲自己成全丈夫，两人相距越来越远，心理无法平衡。

        在这些表面现象的底下，存著一个根本而普遍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如何按著圣经的教导，以积极的委身来营建夫妻关系。

        预防胜于治疗，教育重于辅导。对于已婚的夫妻，教会仍可采用上述的关怀未婚者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已婚者对婚姻已有相当的认识，只要问题不过于严重，而且夫妻 肯一起学习，学起来比未婚者更快，吸收能力更强。要教导他们，基督徒的婚姻观应建立在正确的人际观的基础上，就如同一般主内肢体的相处一般，夫妻需要彼此 倾听（《雅》1:19）、彼此接纳（《罗》15:7）、彼此相顾（《林前》12:25）、彼此和睦（《罗》12:18、《西》3:15）、彼此包容 （《西》3:13）、彼此饶恕（《弗》4:32）、彼此相爱（《约》13:34）、彼此洗脚（《约》13:14）、彼此顺服（《彼前》5:5）、彼此代祷 （《提前》2:1）。但在夫妻的关系里，我们要进一步彼此爱慕（《雅歌》）、彼此委身（《歌》2:16、6:3）、彼此相属（《林前》7:4-5）彼此取 悦（《林前》7:33-34、参《罗》15:1-2）。

        教会若是能以圣经为教材，帮助弟兄姊妹们确实落实这些原则，我们已是在帮助他们调整错误的价值观、医治过去的创伤、超越社会文化的误导、脱离个人的软弱，进而建立并经历合神心意的婚姻关系。

结语

        综合近十年来英美对中国婚姻状况的研究，吾人推测，在可见的将来，国内婚姻关系会有继续恶化的趋势。革新法令固然有助于保护妇女与儿童，但是中国在改革开放 前的许多措施、改革开放后西方某些恶质文化的影响、无神思想、一胎政策下合法化的人工流产、少数传统的遗毒、金钱与物质挂帅的新价值观以及婚姻与家庭教育 不普及等等因素，都对婚姻的品质（quality）与稳定性（stability）有不利的影响。然而对基督徒而言，健康、成长而美好的婚姻关系，是神的 心意，是圣经的教导，是在基督里可以达成的，更是我们对亿万同胞的期盼与祝福。

（本文写作期间承蒙台福神学院黄志宏和张丽杰两位同学协助，特此致谢。读者若想知道文中列举资料的出处，可与笔者联络。）

作者为普渡大学家庭研究博士，现在美国台福神学院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