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净
王明道先生（1900 -1991），是20世纪中国基要派神学的代表人物。他重视圣经的教导和基督徒生活，反对自由派神学，大胆斥责教会与世界中的种种罪恶。同时，他的保守思想，使教会与社会脱节，失去了集体见证的动力。
本文欲通过对王明道所处时代的历史、神学背景的分析，重点阐释王明道早期（1949年前）代表性的神学思想，为当前中国教会的神学思考和牧养事工提供一些启发。
一、王明道所处时代的神学背景
1. 自由主义神学在中国的蔓延
中国教会是西方宣教运动的成果，没有宣教运动就没有中国教会。不过，自然地，西方宣教士承接了什么，就会把什么移植到中国教会。
自由主义神学（Liberal Protestantism）于19世纪在欧美教会兴起，是为了使基督信仰能为受理性主义影响的知识界接受，而对其重新架构。持此种神学思想的人，“既要 求在基督教教义的传承上有某种程度的自由，又要求在圣经的传统解释法上能有自由。如果传统对圣经的解释，或是对信仰的看法，和人类知识的进展有不符之处， 就必须抛弃或重新诠释，以使这些部分与现今对世界的认识配合。”（注1）
一些国外传教士在就读神学院时，深受自由主义神学的影响，赴华后，自然把这些思想带到了中国。
中国部分教会领袖和基督徒知识分子，也推动了自由主义神学的传播。进入20世纪后，中国本土教会逐渐壮大，不再过分依赖国外传教机构。很多基督徒留学生学成 回国（刘廷芳、赵紫宸等），有的担任教会领袖，有的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学者。他们的海外求学生涯大都受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自然成为自由主义神学的传播 者。
此时，国外自由派思想家的著作大量译成中文、引进中国，也为自由主义神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威廉‧克拉克 （William Newton Clarke, 1841-1912）和富司迪（Harry Emerson Fosdick, 1878-1969）等北美著名自由派人物的作品，都被介绍进来，并在传教士群体和主要城市的教会中广泛流传，影响颇大。”（注2）
2. 动荡的时局催生出的政治神学
王明道的年代，正是中国经历沉重民族灾难的时期。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了民族危亡的关头。“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们的饥 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五卅运动、 北伐战争，然后是10年内战、抗日战争，好几代知识青年纷纷投入这个救亡的革命潮流中，都在由爱国而革命这条道路上贡献出自己，并且长期是处在军事斗争和 战争形势下。”（注3）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教会的社会使命开始引起中国基督徒的重视。1921年夏天，华北学生夏令会草拟了《基督徒的社会信条》，鼓励全国信徒讨论信仰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信条》提出，改造中国社会是福音的重要使命。
一些教会人士主张，基督徒应该参与政治，将信仰与政治结合，加入救国的行列。民国政要、圣公会信徒徐谦，发起“基督教救国会”。徐氏提倡在神权统治下，建立基督教无政府主义社会。他认为，当人民在上帝的统治之下，人间一切虚伪的制度都将消失。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薰陶的吴雷川，试图将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融合，进而发挥其社会作用。吴氏提倡积极入世的思想，反对将信仰定位为对灵魂的拯救和对彼岸世界 的期盼。吴氏认为，基督教追求的天国，就是理想的人间社会。“天国并不是在这世界之外另有一个世界，更不是像教会所常讲的死后升天堂，乃是将这世界上所有 不合仁爱和公义的事全部除去，叫这世界上充满了上帝的仁爱和公义，这就是天国降临。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改造旧社会，成为新社会。”（注4）
3. 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
“神学本色化是福音工作的基本问题，在传教史上本色化的问题一直存在。”（注5）当西方传教士把基督福音带到中国时，神学本色化就成了无法回避的问题。
五四运动之前，中国教会如同婴孩一般，在各方面依赖西方教会，没有能力走本色化的道路。在五四运动以后，逐渐成长起来的中国教会，开始普遍关注本色化问题。
1919 年5月4日，北京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发起示威游行活动，抗议巴黎和会（即巴黎“和平会议”。编注）对中国的不公正裁决，由此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国 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鼓吹“民主”、“科学”，反对一切宗教信仰。基督教由于其特殊的外国背景，成为此次运动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
因此，当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次大会，决定于1922年4月在北京国立清华大学召开，即引起全国的大学生抗议，各地先后成立反基督教组织，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非基督教运动。1925年的“五卅”惨案，更是把非基督教运动推向高潮。
这些反基督教运动，促使教会人士开始探索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推动中国教会本色化的重要人物诚静怡指出，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第一要摆脱外国差会的干涉，使中 国教会在行政、体制、工作方法上独立。第二，要肯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第三，基督教应该在完善和丰富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起到先锋作用。诚氏希望在 本色化的基础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互融合，最后达到中国文化基督化。
本色化运动推动中国各地纷纷建立起自立教会。“在20世纪40年代，形形色色的独立中国新教徒大致占全部新教徒的20%-25%，即有20万人甚至更多。”（注6）
二、王明道的神学思想
了解了王明道的时代神学背景之后，我们来看看王明道的神学思想。
1.保守的基要派神学
王明道被称为中国基要派神学的代表人物。
王氏在刚走上传道事奉道路时，就表现出持守基要真理、驳斥自由主义神学的立场和勇气。他对于自由主义神学的攻击是不遗余力的。他称那些“新神学”、“现代 派”是混入教会中的假信徒传播的。“他们是假信徒、假先知、是为害于教会的。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只要他们自己能得利益，他们不惜作任何事，说任何 话。”（注7）王氏认为，自己有责任警告教会防备这些假先知。
王明道的释经，注重字面的意义和圣灵的光照。他说：“我不曾读过圣经注释， 我最不欣赏那种书籍。我今日讲道和治理教会都以圣经为唯一的准则。我不愿意接受一点教会的遗传和人所制定的规则。”（注8）“我学习真道的时候不但未曾入 神学，也未曾读什么神学的书籍，只是反复诵读一部新旧约圣经。”（注9）
王氏对圣经的尊重和对真理的执著，值得我们学习。今日教会同样面临异端邪说的扰乱，需要更多像王明道这样的传道人，“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参《犹》1：3）。但他的释经观，陷入了我们称为“圣经主 义”的极端里。诚然，原文释经是明白圣经真理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但，并不是唯一的途径。“上帝的灵通常会运用群体的互动，去光照我们的心并坚定我们的 确信。直接的圣经诠释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唯一在神学上的影响。我们同时也需要一般启示，特别是与其他人的互动作用。实际上，没有在群体之内的直接释经是非 常危险的。”（注10）
2. 消极避世的属灵神学
王明道在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出与世 俗生活截然对立的属灵观。王氏回忆自己年轻时，在直隶（今河北）保定教会学校教书，极力反对唱诗班参加教会以外的演出，并愤而退出唱诗班。“唱赞美诗是为 歌颂上帝，如何能到一个普通演剧集会的场所，为娱世人的耳目而演唱？那与作优伶唱戏有什么分别。”（注11）
王明道持基督教与文化对立的 态度，他认为教会与世界是对立的。王氏认为世界文明因罪的污染而失去价值，是要被上帝毁灭的。“自从亚当犯罪以来，世界便逐渐败坏，世上的列国在人的眼中 看，是有文明的，有野蛮的……但是在上帝的眼中看，却无一不是充满了强暴罪恶。上帝不要修理这败坏的世界，祂乃是早已定意毁坏这悖逆神命的列国，建立公义 永存的国。 ”（注12）
20世纪前叶中国时局动荡，外有列强的干涉，内有军阀的割据、混战，还有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作为中国基督徒，如何面对复杂的时局？基督徒要不要参政？王明道以保守派的立场，反对基督徒参政。王氏认为罪恶已经普遍渗入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人没有能力改善。
“现在世界上一切人所建设的国，有哪一个在上帝面前是可蒙悦纳的呢？野蛮的民族中有许多的恶风陋俗，固然不用提；就是那些自命为文明先进的世界列强，有哪一个 在上帝的眼中看，不是充满了不信、悖逆、诡诈、谎言、自利、淫乱、污秽、嫉妒、恼恨、强暴、凶杀呢？……如果人真能建设天国，他们所建设的也绝不会比现代 这些地上的国更好。”（注13）
王氏严厉批评基督徒以“建造天国”为口号，参与社会改良。王氏消极地认为，圣徒是世上的少数，无法在邪恶的世界有所建树。
“请问真实悔改得救、离弃罪恶的基督徒，在世界上可占全世界人类的百分之几？不必说世界上还有极多拜偶像的与不信有上帝的人。就是那些称基督徒的人当中，大多 数也是打着基督的旗号，为魔鬼服役；‘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真实归向基督、离弃罪恶的圣徒，不用说在 全世界人类中占最少数，就是在教会中也不过是‘小群’。他们因为属基督的缘故，又多是遭遇世人的厌弃、藐视、逼迫、欺凌。因为他们的诚实与敬虔，邪恶诡诈 的世界绝不容他们居高位、掌大权，因此他们多是贫穷的、卑微的，不能制人，反受制于人的。请问这一小群贫穷卑微的圣徒，能否在这穷凶极恶的世界中建设一个 良好的国家？”（注14）
王明道与世俗分别的态度值得钦佩，教会一直与世俗争战，“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 物，我就收纳你们。”（参《林后》6：17）不过，与世俗分别，是离开罪恶，不是隔断一切世间生活。基督徒在与世俗分别的同时，也要肩负社会责任。“众人 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参《罗》12：17）“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参《太》5：14）王氏消极避世的思想，使基督徒失 去了“做光做盐”的社会功能。
就是在日军占领北京的国难当头，王氏也没有对如此重大的事件，做出任何信仰角度的评论。只是在日本人要求他的基督徒会堂加入傀儡组织时，才以殉道者的心态做出消极抵抗。这种做法，使中国基督徒不能与广大民众共患难，无形中在教会与国人之间造成隔阂。
3.教会本色化的实践者
王明道回忆，他的父母都是伦敦会会友。王氏的母亲曾经在北京伦敦会开办的女校读书。王明道在大约9岁时，被母亲送到伦敦会开办的萃文初等小学读书，12岁时升入高等小学。
他从小就跟着母亲去教堂聚会，及至上学住校后，聚会就更多了，每星期至少有10次聚会。王明道承认，如此频繁的宗教活动，并没有给他带来生命的转变。他在14岁悔改之前，“一直就是混混沌沌的过生活，没有信仰，没有目标，没有希望，没有轨道。”（注15）
王明道悔改归正后，看到教会中种种背道的事，非常痛心。他在保定教会学校教书时，看见各教会的黑暗腐败，便暗下决心改革教会。
他开始带领几个信徒在自己家里聚会，后来人数渐渐增多，就租房子聚会。当聚会发展到一定规模，便购买土地，建造礼拜堂。这是一间完全本色化的中国教会，建堂的所有资金都来自本教会信徒的奉献。教会取名为“基督徒会堂”，跟当时很多冠以外国差会名字的教会，形成鲜明对比。
王明道认为教会是属灵的团契，非常重视信徒的重生。基督徒会堂对于接纳新会友持非常严格的态度，“在未曾清楚知道一个人有真实悔改、信主、得救的经验以前，我们绝不允许他受浸……我们接纳圣徒是根据‘宁缺勿滥’的原则”（注16）。
王明道反对体制化的教会模式，反对教会流行的节期、礼仪。王氏认为教会大家庭人人平等，不需要有特定的神职人员的称呼，以免形成教会中的不同等级。基督徒会 堂的工人没有固定的薪金，生活需要完全由教会信徒个人凭感动奉献。聚会讲道时传道人不穿特定的礼服，教会不设唱诗班。基督徒会堂里面和外面都不悬挂十字 架，也不过圣诞节。
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是中国教会本色化的大胆尝试，是中国本土传道人思考教会建设、并付诸实践的榜样。不过，他的本色化之路走向了极端，基督徒会堂几乎拒绝大公教会的一切传统，使该会堂不免显出唯我独尊的傲慢气势。
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拒绝僵化的“传统主义”，但同时要珍惜优良的神学传统。使徒保罗肯定了信仰的“传承”作用：“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参《林 前》15：3）神学家理查‧柏瑞特也告诉我们：“对神学传统的觉察扮演了两个重要的角色：第一，这觉察叫我们更了解自己；第二，这觉察帮助我们更了解其他 人。”（注17）
三、结语
王明道先生是近代中国教会的属灵领袖。他不畏艰险、捍卫真 道的精神，至今影响着中国教会的传道人和广大信徒。今日中国教会，特别是广大的基层教会，依然持有背十架、走窄路的心志，在世俗化浪潮的冲击下屹立不动。 中国基层教会普遍持守着基要派信仰，并勇于捍卫真道，这无疑是来自王明道先生的属灵传承。
王明道先生消极避世的属灵观，也导致了教会与社会隔离，使教会失去了社会责任，产生了负面影响。时至今日，依然有部分教会以属灵为理由，自动脱离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甚至盲目排斥一切世间文化，导致国人（特别是文化精英阶层）对教会的蔑视。
当今中国社会面临诸多问题，例如诚信、公义缺失，环境恶化，弱势群体权益遭到侵害等等，中国教会是否当无动于衷、置身事外？不！教会应当是社会的良心，发出先知的声音，用上帝托付的真道引导世人走义路。
注：
1. 麦葛福，《基督教神学手册》，校园书房出版社，p.112。
2. 姚西伊，《为真道争辩──在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基要主义运动(1920-1937)》，宣道出版社， p.43-44。
3.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 》，安徽文艺出版社，p.850。
4. 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63页，转引自卓新平，《当代亚非拉美神学》，上海三联书店，p.50-51。
5. 林荣洪，《中华神学五十年》，p.209。
6. Bays，“Growth of the Independent Christianity，”p.310。转引自姚西伊，《为真道争辩──在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基要主义运动(1920-1937)》，宣道出版社，p.39。
7. 《王明道文库》网络版《真理呢？毒素呢？》。
8. 王明道，《五十年来》，p.75。
9 同上，p.132。
10. 理查‧柏瑞特博士，《圣约福音神学院“神学导论”（上）建立你的神学第三课：依靠启示》讲义，p.16。
11. 王明道，《五十年来》，p.51。
12. 王明道，《耶稣是谁》（1927初版：香港弘道出版社，1962年再版），p.3。转引自林荣洪，《中华神学五十年》p.219-220。
13. 《王明道文库》网络版《人能建设天国么？》。
14. 同上。
15. 王明道，《五十年来》，p.15。
16. 同上，p.144。
17. 理查‧柏瑞特博士，《圣约福音神学院“神学导论”（上）建立你的神学第二课：探讨基督教神学》讲义，p.9-10。
作者07年自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毕业后，服事于河北保定市教会。2010年11月中旬辞职，现为保定市家庭教会传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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