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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怡瑾 本文原刊于《举目》27期         若有人问我的属灵生命在何时成长最多，在何时受到最多造就，我一定会告诉他们，是在德国的 那一年。然而仔细寻思，就会惊讶地发现，在德国的那一年，我所在的华人教会没有牧师，教会才刚开始起草章程，还未上轨道。况且，德国不像美国，有丰富的信 仰资源。虽然德国是改教的发源地，然而现今德国人上教堂的人口比例极低，根据统计资料，大约只有5-6%。          在本地教会已经衰微、华人教会还是婴孩的德国，在这个干旱无水之地，我是如何得到属灵上的喂养的呢？我不禁想起在旷野漂泊的以色列民，神亲自供应吗哪，喂养了祂的子民…… 不满多又多         我是在2002年8月，在台北真理堂受洗。在弟兄姐妹温暖的爱中，我渐渐走出了男友过世的忧伤和绝望。          2003年，我去德国唸书。心里并不清楚去德国唸什么，只是一种坚定的决心，非要出国不可。我很想离开吵闹的家庭，也希望可以转换心情，淡忘悲伤。         神极其恩待、怜悯我，祂听了我的呼求。我办理去德国留学非常顺利，从有念头要去德国，到拿到签証，大约只有半年的时间。         到了德国几天后，我就去了学生团契和华人教会。那里的教会生活，我并不满意。我很骄傲，心底常常论断教会的弟兄姐妹，总是拿这个华人教会，和我在台北的教会比较。         我不能忍受这个教会毫无组织，服事也非常松散，甚至有时司琴没到，或是主礼没来。因为教会没有牧师，常常就是一些执事同工上来分享读经心得，有时是分享家中的琐事。唯一让我比较期待的，是一位退休的德国老牧师，偶而来我们教会帮忙証道。         再加上，当时我是这个教会唯一的台湾人，其他人都是大陆人，更让我觉得格格不入。因而我开始考虑到讲英语的国际教会聚会（当时我的德语程度，还无法到德国教会崇拜）。         然而我在论断别人的同时，我并没有想到，我自己也不过是受洗不到一年的新生儿，灵命也很浅，也没有什么服事经验。更大的问题在于，因为我对他们没有爱，所以我骄傲，我跟他们辩论，我不能接纳包容他们。         我根本忘记，当初我在台北是怎么为中国的福音工作祷告的。我当时对中国的福音工作有负担：“中国的人民需要福音！国度的复兴将在亚洲，也将在华人地区！”我当初是这么对神祷告，神也给我这样的感动。         结果神真的带我来到德国，差我到一个大陆人比台湾人多的地方，到了一个几乎都是大陆人的教会，我却一点也不爱他们。我只看到他们的软弱，然后自己开始骄傲，因而开始考虑换教会。 全体敲桌面          那年的6月底，教会办了一个退修会，请了经常从美国来帮助我们教会的周汝文牧师当讲员。我将近两个月没有听到华人牧师的讲道了，简直是饥渴到了极点……         牧师的讲道，回应了我的每一个祷告，我对教会的态度，我想换教会的心理，我对肢体的态度……         我记得第一天晚上小组分享时，我对于一位弟兄的观点很不满，认为他的观点相当属世而偏离真理。他对我而言是父执辈份的人，也是起草拟定教会章程的教会核心同工。但当时我总觉得他“倚老卖老”。所以我反驳他的时候，语气很不客气，而且分享完，心中还是一直有怒气。         结果第二天牧师讲道，就讲对肢体的态度：“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罗》14：1、4）          之后牧师又提到许多相关的经文，我终于明白自己的错误了。当天晚上我在小组中，挣扎了一下，还是把这段想要换教会的心路历程说了出来，并且承认自己骄傲的罪过。         在那之后，我感到非常轻松，也不再有任何怒气！         到了第三天的小组分享，即使我还是很不同意那位父执辈弟兄的论点，但是我已经懂得用另外一种方式跟他沟通，赞同他一部分的观点。我也学会去了解他的生命经历，理解他的思考模式。         至于为我们讲道的周牧师，他第三天给我们讲道时，两度泪下，令我非常感动。周牧师在台湾长大，但是他并不强调自己的台湾背景，反而在讲道时经常穿插使用大陆的习惯用语。这让我看到了他的爱心。          第三天上午，他提到了台湾。忽然他话锋一转，说：“你们要好好爱护教会中唯一的台湾人。”那就是指我啊！我吓了一跳。后来有人敲桌面表示赞同（这是德国学院中的传统），接着牧师也敲桌面，然后全部听道的人都敲起了桌面。         一时之间我有说不出来的感动。我的心，深深被神的爱，以及弟兄姐妹的爱感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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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light from Vancouver to Beijing, many different moods and feelings swelled up within me. In ten more hours I would be back in the land of my birth where I had been nurtured, the land where I had planned my dreams and struggled to get ahead. But now I was returning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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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次聚餐时，与一位久未见面的朋友聊天。他是教会的执事。我顺口问他，最近与神的关系怎样？他回答，很糟糕，很干。我又问，那你的灵修生活怎样？他马上回答，非常好，我天天读经，并且读经常有亮光。这段对话逗留在我脑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大 惑不解：若是有良好灵修生活，与神的关系怎么会枯干呢？这两者到底该如何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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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传教士说，他两岁的时候，祖母就开始跟他讲耶稣的爱。那时我想，两岁的小孩，能听得懂什么呀？等我自己有了孩子，才知道，一个两岁的孩子，认知能力已经非常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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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事情怎么样，常讲诚实话；无论生活闲或忙，常讲诚实话；永不离弃这常规，深深印在你心怀；写在座右常思维，常讲诚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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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生命不也是这样吗？当我们还粗糙的时候，试炼与苦难临到我们，我们就发出疑问、怨叹、自怜的声音，别人也只好躲得远远的；惟有被神的手制做、炼净以后，音乐才能从我们生命中涌出，而且愈是在苦难中愈能成为别人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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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犁 本文原刊于《举目》25期 2006年四川特别热，8月初仍是骄阳似火。我和几个弟兄姊妹，踏上了去九寨沟勿角县方舟残疾孤儿院的征程。从早上7点坐火车、汽车，到晚上8点，终于到了。        孤儿院坐落在群山环绕的山沟里，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地从山谷中穿过。我们的车在公路边停下，刘院长及他的院工们在门口笑盈盈地迎接我们。         孩子们听见我们来了，也一窝蜂地出来，“叔叔好！阿姨好！婆婆好！”非常有礼貌。        安排好住处，就到了用晚餐的时间了。我们来到厨房和食堂连在一起的大土房，黑黑的，里面安了4张小圆桌。平常孩子们也在这里用餐。一边吃晚饭，刘院长一边与我们聊，一直到深夜12点多。         这个藏区残疾孤儿院，是刘院长及他的同学，倾尽毕生的积蓄，通过国家民政局正式批准、办起来的。有21个孩子，大多是民政局推荐而来（以往藏区的孤儿、没人要的残疾儿童，都送去庙里）。         这里有十几个孩子，有的驼背，有的脑残疾智障，有的先天性心脏残损……这些孩子刚来时，不仅身残，心更残，或者不肯讲话，或者脾气暴躁，乱吼乱骂人，还打人、咬人。经过刘院长及院工们一对一的抚育、教导，又教他们良好的卫生习惯，孩子们从心灵到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        现在孩子们很乖，每天早晨7点起床，在操场上跑步、做操，然后端著自己的小脸盆，一排排放在阶沿上，等老师盛上水后，自己洗嗽。每餐饭前，他们要唱谢饭歌， 祷告，饭后自己洗碗。哪怕是不能站立的孩子，也自己洗碗，如有一个小女孩，走路时要用一只手，把一个凳移到前面，屁股再坐过去，手又把凳往前移，也自己洗 碗。        孩子们黑红的脸蛋上闪著光，常常发出开心爽朗的笑声。在这充满爱的大家庭里，一点也看不出他们是孤儿。刘院长与孩子们就像爷孙一样，有什么急事，孩子们就抱着他的大腿，“爷爷、爷爷”地叫个不停。        我们来的第二天早上，孩子们还为我们表演了许多节目。除了跳藏族舞、唱藏族歌外，孩子们还会唱许多赞美诗歌，边唱边跳。我被这场面感动，也教他们跳了“哈利路亚赞美主”。孩子们学得很快。        虽然，这里的房子是危房（我们住的二楼，墙面就有很大的裂缝），但孩子们在主爱的包围中，生活得很快乐。他们知道神爱他们，是主耶稣救了他们。        创办这所孤儿院的刘院长，是已快70岁的老人了。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决心和信心？原来，他出身在基督徒世家，有着神奇的经历：       1957 年，他父亲被打成右派，又因是专职神职人员，于是被加上“反革命”的帽子，丢进监狱。妈妈带着5个孩子揭不开锅时，他却因为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被分配西 藏工作，以藏语学习第一名、业务考试第一名、棋类比赛第一名的成绩，被政府选拨在达赖身边当医生，工资为150元钱（超过任何一个同班同学）。这样，他就 有足够的钱寄回家，供养母亲和弟弟。刘弟兄笑着对我们说：“你看，神的供应真奇妙！”        多年的藏区生活，使他对藏族的语言、风俗习惯、信仰极其了解。退休后，他总想在藏区，为主作点事。经过多方考察，他选中了九寨沟勿角县开办孤儿院。他敬虔地祷告，愿神开道路。神也奇妙地赐给他智慧，一步步带领他。        孤儿院的院址，原是勿角县政府所在地，先是租了一边房子让他办，条件极差，下雨时，被子会被打湿。当时，有藏民问：“你是真办，还是假办？这可不是赚钱的事。”但靠着信仰，他坚持下来了。       县政府也亲见他实实在在地为藏区孤儿做好事，先是不收他租金，后来县政府搬往新址去了，就把整个院都给他。刘弟兄常说：“不是我行，是神要在这里行大事。”        这里已来过好多国际友人参观。当地政府也很支持他，准备让他在九寨沟附近选地建新院址。刘弟兄说：“好是好，要资金啊！”但是马上又说：“祷告吧，神会供应。”是的，随着孩子们慢慢长大，要读书、要吃穿，费用还会增大。但是，面对这一切，刘弟兄仍是乐呵呵的。        离参观勿角方舟残疾孤儿院已经半年多了，我还是常常想起可爱的孩子们。去年的四川东部，遇上百年不遇的干旱，许多土地干裂，粮食颗粒无收。而那充满活力，睿智、聪慧的刘弟兄，却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作者来自四川成都，原在市贸易局工作，现已退休。热爱文学、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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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民、仁念 1981年6月，新英格兰骨科学会在波士顿召开学术会议。一位两 鬓苍白的中国女士，应邀在大会以及当地一些著名医学机构，介绍她对骨巨细胞瘤所做的电子显微镜病理研究，引起听众们的浓厚兴趣，他们为她的一口流利英语所 折服，更惊喜文革后的中国，竟有人在做这样的研究。这位女士就是凌励立医生。 凌医生是《海外校园》的老作者，在《海外校园》上发表过多篇见証。最近我们读了她写的《恩典岁月》一书，深受感动。她以自己的一生见証神的恩典，让我们愈读生命愈得建造。 智慧种子 1920年，凌励立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她11岁就接受浸礼，用压岁钱买了圣经。身为传道人的婶婶，特地在扉页为她写上这样的金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9：10）她的心灵深处，便如此种下了智慧种子。 她在上海美国浸信会办的崇德女中读书期间，跟母亲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家里将大的房间转租给了别人，自家就在浴室的大浴缸上搁一块木板当床。晚上她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由母亲帮她狠补英语。 后来她进入美国圣公会办的圣玛利亚女中，课程除中文之外全用英语讲授。毕业时她荣获全高中英文课程总分第一名金奖牌，还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奖学金。 中学毕业，凌励立直升同属圣公会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深造，蒙校方豁免医预科两年学费的半数。耶和华为她预备好这一切，她无限感激，更加努力。中学时代她就经 常参加查经班、唱诗班和布道会活动，进大学后更参加Redeemed Group（被救赎的一群）团契，跟许多灵命成熟的弟兄姊妹一起传福音、做见証，以此为她真正属灵的家。同时她的功课亦是年年全班第一。 抗日战争烽火中，她在难民医院住读，解剖课用的是难民的尸体，临床实习也大都是难民的各种疾病。这样的操练使她更觉得选对了人生道路。抗战胜利那年她大学毕业，荣获医学博士，是应届毕业生中唯一获奖的学生。 走出校门，她先后在南京和无锡做妇产科医生，后回母校任病理科讲师，专门从事病理研究和教学工作。1952年院系调整，合并到上海第二医学院病理解剖教研 组，她坚持利用临床资料搞科研，以促进教学内容不断更新，还用英文发表了许多论文。提升为副教授、副主任后，她埋头研究骨关节疾病，但没几年便惨遭文革横 祸。由于她的医术精湛，新领导批判她的同时，又不得不使用她。 西郊公园的小象死了，军宣队领导竟点名要她去解剖弄清原因。人体病理解剖专 家突然做起兽医来，真是有苦说不出。拿着小小的人体解剖刀，走进打开了的小象腹部，满腔都是滑溜溜的肠子，时值夏季，腥味令人作呕。她鼓足勇气仔细地将需 要的脏腑割下来，带回去做了病理切片，结果証明小象死于肺炎，并非领导所怀疑的饲养员蓄意毒害。 1986年凌医生出席在福冈举行的第三届肩部外科国际会议，期间应邀访问帝京大学。对方为考察她的水平，特地召开一次会议，请她上台“讨论”一例疑难病症。她当即作出准确诊断，令在场的日本专家们赞叹不已，校方立即授予客座教授。同年，凌医生在国内亦获升正教授。 名利傻子 在此之前，上海二医曾为晋升高级职称争得人仰马翻。凌医生早该是晋升对象，没想到她却放弃升正教授的机会，决定去美国纽约关节病医院进修两年。许多人为她惋惜不已，可她只觉得“文化大革命”浪费了不少时间，现已花甲之年，当务之急应是抓紧时间充实自己，其它都不必在乎。 到了美国，她不顾自己已近退休年龄，患有高血压、心脏病，以一年抵十年的拼搏精神，学习了许多在国内学不到的东西，掌握了骨肿瘤免疫组化研究方法。她重视收 集资料，装了十几个纸箱寄回上海。出国人员回国无不乘机带回几大件电器，她却将省下来的钱买了全套骨肿瘤彩色图谱，带回国内与同事们合用，后全都赠送给他 们。她奉行的原则是：“我们给了别人，我们保存了。” 世人常为金钱而烦恼，凌医生抛却这烦恼，只求“不贫穷也不富足”（《箴》 30：8-9），满足于神所赐给的。她和家人在中国的大多数日子，都是挤在两间租来的房子里。1986年上海二医建造了新的职工宿舍，她家被评为“教授困 难户”，可以分到新房子了，结果由于不知孝敬有关领导，分房泡了汤。等到再度落实政策时，分到一套相当大的旧洋房，但严重漏水。她仍满心欢喜，自掏腰包加 以修缮。 1997年凌医生夫妇移民加拿大后，准备回国将住房还给二医。但亲戚朋友全都反对，说他们在大陆工作了这么多年，完全有权利买下 这套房子，以后即使自己不住，也可转租或卖给别人。当下上海滩寸土如金，不这样做就是大傻瓜。两老一生辛劳并无多少积蓄，这也许是一次小小的发财的机 会…… 可是凌医生认为，自己夫妇俩都是基督徒，理应根据圣经的话语来处理钱财，绝不可藉公房生不义之财。于是他俩断然将已经住了多年的房屋上交。这一“傻子”行动震惊了许多人，也向人们展示了基督徒的金钱价值观，荣耀了主名。 橡皮钉子 对基督的坚定信仰成了凌医生的指路明灯。无论何时何地，她都公开承认自己的基督徒身分。许多人希望她改变信仰，甚至和她就信仰问题辩论不休，但谁也说服不了她，于是无可奈何，把她叫做“橡皮钉子”。 在建国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凌医生坦然地将自己的宗教信仰“交底”（毫不隐瞒地说出），她坚信自己所信奉的是最有力量的真神，无需遮掩。文革期间，这些 档案材料全被抛出来，当作评判她的大字报的重要内容。她丈夫也因出国留学过，而被怀疑跟“帝国主义”有联系，以致几度被抄家、挨批斗。她心里不免觉得委 屈，可是对自己的信仰绝不后悔。 她担任教研组副主任之后，一次领导传话给她，说今后当主任的必须是党员，无神论者，言下之意叫她放弃信仰。她依然报之以“橡皮钉子”，不予理睬，只管勤勤恳恳工作，宁愿不做主任也不违背自己的信仰。 这样的“邀”和“拒”、“逼”和“顶”，贯穿了凌医生的一生。 癌战骄子 凌医生一生对病人和学生都非常尽职，没想到她自己会伤在庸医手里。1997年她在上海换配假牙，在制模过程中，医生只顾跟别人闲聊，误将在酒精灯上加热的钉子直接放到口腔黏膜上，试戴牙模时又割伤颊黏膜，后又忽视颊黏膜有隆起物，半年后此隆起物便病变为颊黏膜疣状癌。为此她吃尽苦头。换作别人会恨死那庸医， 但她坚信神容许这样的苦难降临在她身上，必有神的美意在内。 同年年底，医生先为她做了颊黏膜广泛切除手术。她的脸部、口腔、喉咙都肿痛异常，不能进食也不能讲话。可她在病榻上照常编写《矫形外科学》教材。 而后长时间的放疗，口腔肿胀疼痛难忍，每天要用大量镇痛药物，还得用含麻醉药的水漱口，才能勉强进食，晚上即使服了安眠药也无法入睡。在那天寒地冻的日子， 衰弱的她每天坐地铁往返医院做放疗。每当她在无人的治疗室里，戴上特制的硬塑胶头盔，她就默默地背诵《诗篇》第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 乏……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她默唱着《耶稣爱我万不错》，感到救主正牵着自己的手经过死荫的 幽谷。 放疗的反应日益严重，一天她感到无限孤独、失望，信心沉到了谷底。这时主让她在《导向》杂志上，看到了3位基督徒讲述自己癌战心路历程的文章，特别是涤然姊妹的话深深打动了她的心：“它病它的，我做我的，每天总要充充实实、喜喜乐乐地活下去。” 更出乎预料的是，这时她收到两个过去的学生寄来的书《全新的生命》（A Whole New Life），是美国一位大学教授所写。这位教授患上脊椎恶性肿瘤，神奇蹟般医治了他，让他坐在轮椅上终生不停地为主写作。凌医一读再读，这本书对她后来写 《恩典岁月》很有启发。这两位寄书的学生都不是基督徒，却在她最需要的时刻，送来最好的精神食粮，正印証了神怜悯她的软弱，在癌症争战中始终与她同行。 2000年，凌医生的口腔癌再度复发。这次开刀，将上次剩下的口腔颊黏膜全部切除，还从大腿割皮移植。这时她已年届八旬。自此每天只能吃经搅拌器磨碎的糊状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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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鹿 学成归来     1999年6月，我负笈菲律宾马尼拉，攻读教育管理硕士学位，过了4年异国留学的生活。2003年3月底，毕业典礼一结束，我即飞回家乡。不料回国后，马上面对人际关系的冲突，教会的接纳也需要时间，我又在心理上、灵命上缺乏足够的准备，就产生了问题。         我是1989年在国内参加城市里同龄人的团契信主的。由于大家几乎是同时信主，团契的人在一起成长，关系十分亲近。在团契中，我一向很活跃，也颇有影响力。         但出国后，联系少了，偶而会寄张节日贺卡而已。而且，4年的热带文化留学生涯，已经使我不知不觉地习惯了有些夸张的热情，忘记了中国文化的含蓄表达。当再见面时，弟兄姐妹的亲热度，不符合我的预期时，我就从感觉膨胀被迫迅速收缩。         4年造成的心理距离，哪里能马上跨越？有距离才真实。我却没有心理准备，消极去理解距离。我以为自己不再受欢迎和接纳了。         我在外国有各样生存压力和挑战，却忘了国内弟兄姐妹的生活也很不容易。我好像是在外受尽委屈的小妹妹，回家向亲人索要安慰；像饿久了的人张大嘴要吃要喝，而且要马上到口；我只准备接受爱，没有想到我回到他们中间，也应该带去爱。他们也期盼我带回什么给他们。          我感到受挫、失望，潜意识立即开始了批评论断：他们怎么还是老样子？没有火，不进则退嘛！          聚会结束前，他们请我分享，我的话带出的那些论断和压力，谁都能听懂。我还说，我以后要去别的团契，今天就是来看望大家。这虽然是一种“被伤害”的反应，但却是出于罪性的反应。只顾自己的感觉，也不管别人是否受得了。          回家的游子，当然渴望马上得到接纳，但我却没有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没有意识到，我们以前的关系再近，4年之后也不一样了，需要恢复并调整。过去的感情积蓄早已透支，需要重新“存钱”。而这需要时间，以及理解和忍耐，以度过这个阶段。         我去北京后，神光照我，发现自己的错误。我打电话给他们，向他们道歉。神的爱医治了尚浅的裂痕，大家的关系终于恢复正常。 失败母亲          回国后，我的生活专注于一个角色：母亲。          4月份回去，正是学年的后半，我要等到9月份，才到大学任教。儿子在一个小县城一所封闭式的中学住读。趁著还没有开始上班，我去那个县城租了一套房子，把它精心布置成一个家的样子。儿子从住读变为走读，与我同住。         我对做一个陪读母亲的角色，有不少浪漫的想法。我心甘情愿服事儿子，要补偿对儿子的亏欠，消除折磨我的内疚。但是，我没有意识到，这又是出于我单方面的需要，是一种罪性中的自私。          本以为儿子需要母亲，但正值青少年时期的儿子，恰恰需要暂时“逃离”母亲，追求独立。儿子常常要求减少回来吃饭的次数。中午不回来吃，晚饭也不回来吃。我从市场大包小包买回来的食物，花了一上午或一下午，在厨房精心准备的各样饭菜，只好冷著，剩著。         3个月后，一向乐观开朗的我，出现了抑郁症状，常常流泪。给老朋友打电话时，总是边诉苦、边哭泣。我原以为是天气造成的。在热带岛国4年，我习惯了阳光，而家乡的天空总是灰濛濛的。其实，是我的心理需要调整。         我忍耐到了7月，儿子放暑假的第一天，我便买了火车票，从西南到了北京。美其名曰：要到日照多的北京，换个环境；其实是：逃跑。         2003 年8月底，游历了近两个月，该回家乡接聘书、教书了。但我在天津的母校，邀请我开画展，需要我暂时留在北方。出版社准备出我的画册，也需要面谈。我于是向任职的大学，请假两个月。我在北京找了个出版社打工，用近一半的工资租一套房子，开始了“北漂”（指外地人到北京工作、讨生活）。 昏然陷入          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一个北漂是不被注意的。虽然自由，也同时感受荒漠，情感枯干。一个相貌英俊的年轻人，经好友介绍，说很欣赏我的画、我的文，约我吃一次饭。          他从外地来北京见我，说想与我谈谈信仰问题，我答应了。下班后在地铁的出口会面，一起吃了晚饭。谈话间我讲的都是信仰见証。我知道他已婚，比我年龄小很多岁。          我没有想很多。当时我离婚已经8年，离婚后一直生活在团契中，不曾置身于任何异性的诱惑，却以为自己有免疫力，绝不会被情欲俘获。和这个年轻人聊天时，主微声提醒，让我小心。我听到了，没当回事，昏昏然被带入情欲之河。神没有任我放纵，祂恩典的手把我拉上来。几天后，我即撤离情网，重新找回内心的平安。         但这次跌倒使我羞愧。我看见自己的本相，承认软弱。我觉得自己不配再服事主了。那我做什么呢？前途更觉茫然。         我意识到，我失败是因为回国后5个月没有正常团契生活，没有力量抵挡诱惑，也没有力量顺服圣灵的提醒。         不久，我意外接到美国《海外校园》苏牧师和师母的电话。我说自己没有聚会，在北京找不到团契，很需要属灵的家。苏牧师给了我两个电话号码。我终于在星期天可以聚会了！         去聚会的一路上，我大声唱着：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在聚会祷告时，神对我说：“我拣选人，从不后悔。”教会还教唱一首歌：“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这首歌我反复唱了一个星期，那是主在安慰我，扶持我。聚会生活恢复后，人就健康了起来。 角度变换         10个月后的一天，北京的一对主内夫妻，在爱心中对我说了诚实话：你的书中写了很多基督徒母亲的见証，你自己作为母亲却没有见証。这使我看见我对儿子的亏欠。我顺服下来，2004年6月，我离开北京，回到了家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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