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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孩子:咒诅,还是祝福?

本文原刊于《举目》71期。 一碗粥 约翰‧派博牧师(John Stephen Piper),在给儿子巴拿巴的新书《牧师之子》作序说:“牧师孩子的生活是复杂、状况不断,并常常濒临绝望的。这个身份可能是咒诅和毒药,但也可能带来深度的祝福,并成为敬虔生命的根基。” 我们也许未留意过牧师子女这个特殊的群体。但如果你造访一个教会,在休息时看见一群孩子兴致勃勃地拿着点心鱼贯而过,你身旁的朋友或许会突然指著其中的一个说,那个就是牧师的孩子。 你也许碰巧经过儿童主日学,听见老师问了一个比较难的圣经问题,在一片沉默后,老师点了一个名字,那孩子勉强给了答案。你和其他人都不禁松了口气。因为这是牧师的孩子,这孩子理该能回答所有圣经的问题。或许,你曾看见那边走来一个背着包,低着头,一心回避众人眼光的孩子,你心里忍不住想,怎么一点都不像他爸爸?牧师可是超级热情友好的! 不得不承认,我们大多数人对“牧师的孩子”存在偏见。特别当城市新兴教会兴起后,牧师的配偶和孩子,这个原本似乎不存在的群体,开始浮出水面。人们对牧师满怀期待,也不时腹诽的同时,这群与牧师最亲密的人,也成了人们好奇、爱慕甚至伤害的对象。 中国历史的空白 在中国教会历史上,牧师的孩子在历史的进程中成了陪衬,成了奠祭,成为大时代斑驳锈迹里被遗忘的一个光斑。 ·两个光斑 第一次看见这“光斑”,是在齐邦媛的《巨流河》里。齐女士的历史回忆,带着欲说还休的矜持。有人说,她选择性地遗忘了一些东西,以保全回忆中的美好。 齐女士提到了俞君,一位不愿受日本教育,逃离沦陷区,辗转到重庆读大学的青年。他们曾两情相悦。俞君的父亲,是当时上海圣公会的主教。俞君还有一位美丽的姐姐,在1945年任职于重庆美军顾问团。寥寥几笔的家世介绍,让这个牧师的家庭如同谜一般存在着…… 另一次瞥见光斑,是在何伟《甲骨文》中的赵萝蕤。赵萝蕤是当时与杨绛齐名的北大才女。她和新月派诗人、中国考古及收藏方面的先锋陈梦家结成佳偶,为研究艾略特的专家。在美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正值中国新旧更迭的关键时刻。他们夫妇的命运,就像许多中国精英的命运一样,“忠骨青冢,于今何在”。 赵萝蕤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女儿。赵的几个儿女,以赵萝蕤最为出名。但无一人继承父亲衣钵,反而都只把耶稣当成道德教师,全无真归信的迹象。 我不敢说赵牧师的孩子,是牧师后代的典型。但,难道他们的父母没有从小殷勤教导他们圣经?难道他们没有看见敬虔的榜样?难道命运弄人,全能的上帝遗忘了这群儿女? ·首当其冲 曾有这样的故事:文革时,红卫兵将一对夫妇绑起来,剃光了头发,枪口对准了他们的胸膛。他们的4个儿女,被迫站在一条细长的板上。红卫兵问他们,信耶稣还是信毛主席。孩子们回答信耶稣。红卫兵便用大锤打下去。孩子一一倒下去。只有11岁的大儿子,一直与红卫兵顶嘴,被拉到外面打到牙齿脱落、血管破裂,终于不治(见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 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逼迫中,牧师的儿女往往首当其冲,几乎没有能逃过的。如果说历史的回溯至今仍迷雾重重,我倒是在大洋彼岸遇见不少教会领袖的后人,他们坦诚敬虔的生命有种从里到外被洗净的透彻。然而他们终是落在历史断层的另一端……所以,恕我武断地说,中国的教会历史,没有为牧师或传道人的孩子留存一个可参考的版本。当教会这个群体越来越显明、公开化,不断走向成熟时,牧师的孩子必会面对艰钜的挑战,必会经历痛苦的挣扎,而后在这个世代发声。 半是圣徒,半是浪子? 半是圣徒、半是浪子的牧师子女,在西方的基督教世界里,一直不断地引出话题。 巴纳集团曾对这个群体,做过研究。 15岁以上的牧师子女,有40%表示,自己在信仰上有过非常怀疑、挣扎的时期; 33%不再热心于教会的事奉;7%认为自己不再是基督徒。 巴纳集团同时对牧师也进行了研究。37%的牧师家庭表示,自己忠心教导孩子圣经,引他们到上帝的面前;21%的家庭花时间与儿女相处,是儿女随时的帮助和支持。 这样的研究结果,让那些视牧师儿女为楷模的基督徒大跌眼镜。但这个比例,和西方基督徒家庭儿女信仰流失的比例,几乎一致。 派博的书中,集结了牧师儿女的众多的心声和苦恼。有人对派博的直言不讳横加指责;也有人认为东西方教会的文化结构充满差异。然而,我们不要忘记,中国的这一代青少年,已经和世界的青少年日益趋同。人性中所存在的罪、渴望和对爱与恩典的需要,也是一致的。 我们当如何? 1、除了上帝自己的恩典,我们所做的一切,在救恩上都无有功效。身为牧师,也无能为力。 能回答所有圣经问题、行为端正、处处顺服父母的牧师子女,所要的不是参加更多的聚会、对父亲的讲道倒背如流,好在某日成为新一代教会领袖。 他们需要的,是在恩典中与上帝相遇,在破碎中撕去道德伪装,在情欲的谎言里经受没顶的窒息后,被上帝的爱触摸。他们和每一个极待拯救的灵魂一样,若不是上帝伸手怜悯,就在泥沼中痛不欲生。 2、牧师孩子的叛逆,不只是父母教养的失当,而是罪人抵挡义的自然表现。 C.S. Lewis说,观察100个丧失基督教信仰的人,有多少人是通过辩论,通过事实说服,放弃信仰的呢?大多数人不都是慢慢地离去的吗? 在回顾中国牧师、传道人家庭的信仰状况时,我们无法简单归咎于时代的创伤,或者家庭没有竭力传承信仰。我们必须意识到,他们孩子也是生而为罪人。他们在抵挡真理时,恰如你我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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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里的“瘾”形杀手——浅谈如何辅导成瘾者

本文原刊于《举目》71期。 王倩倩 “瘾”,就是错误的偶像崇拜。当人沉溺于酒、毒品、暴食,或电玩、赌博、色情等,就是将自己献给偶像,严重伤害了生活与灵性。 当今教会、家庭不能轻忽各种瘾的治疗与预防,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令人上瘾的社会。许多信徒不愿意面对“瘾”的辖制,以致无法脱离捆绑,甚至走向自我毁灭…… “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罗》1:16)成瘾者及家属应该向“教会"求助,因为只有圣灵以及全备的福音,才能让人脱离“瘾”的捆绑。教会牧者更应该对“成瘾辅导”有正确、清楚的认识,让各种受“瘾”辖制的人,及其身陷苦难的家属,认识主、有盼望。 成瘾是一个“过程” 我们首先必须知道,成瘾、戒瘾,都是一种“习惯的养成”。例如:赌博5年,要戒断必须也要经过起码5年的努力。烟、毒、色情网站,也一样。换言之,如果成瘾时间不长,戒断也比较容易。因此,瘾要尽早“被发现”。 然而华人因为“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通常要等员警找上门等,不可收拾的局面,迫不得已才去面对。牧者也通常在此时才知道。可惜当事人已经成瘾多年,戒断十分困难。 如果有人向牧者承认有“瘾”的问题,表示他在向牧者求救。牧师应该以包容的心,陪他度过这段挣扎期。不过,成瘾者通常不会求救,绝大多数都是家属发出讯号。牧者可以从其家属及其朋友口中,了解成瘾状况及严重程度,再决定是否请相关单位,如警察局或戒毒中心人员介入。 如果只是初期(成瘾1年内,没有给生活、工作、家庭等造成困扰),牧者要了解次数及成瘾种类,如:哪一种毒品?每日吸食几次?电玩游戏沉溺的时间多长?确认后,再展开对话,不要贸然行动。 成瘾是“罪”还是“病”? “瘾”,是隐藏的疾病,也是隐藏的罪。《创世记》中,亚当、夏娃违背上帝的旨意,选择吃下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接着就因为害怕而躲藏,不敢面对上帝。当人不断地选择罪,将罪当作偶像崇拜,以致受罪辖制、无法自拔,便成为“病”。积瘾成病是无法靠自己医治的,必须借助外在的力量,才能戒掉。 成瘾与一般疾病的最大不同,就是人生病时会呼求代祷、找医生,成瘾时却刚好相反,躲藏起来。在美国有一位牧师,在教会里浏览色情网站,被秘书发现。经过再三警告,仍然无效,不得已被迫离职。 这位牧师当然知道看色情网站是罪,更不能在教会看,但为什么还是忍不住?因为他已经是病人,无法靠自己医治,必须靠外在的力量干预。可惜华人因为爱面子,很少早期求助、早期治疗。就笔者所辅导的家庭,大都是等到孩子贩毒,员警上门,父母警觉事态严重,才采取干预行动,可惜为时甚晚。 这也是为什么笔者一向主张“成瘾也是病”。不是说,成瘾者无罪,而是我们对抗的对象不是成瘾者,是他背后的“病毒”。正如同医生不是要除去病人,而是要除去疾病。 当我们受洗时,施洗的牧师问的第一句话是:“你愿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成瘾者接受帮助,也必须先承认自己有“瘾”,并且承认这样的瘾会导致家庭、工作、生活的崩溃。很不幸,通常他们都不会承认(特别是华人家庭)。 如何让成瘾者愿意戒掉?不是劝告,而是让他们真正知道后果是什么。 需要家属一起配合 辅导成瘾者之前,要先了解几个重要的观念: 1.通常只有成瘾者的家属才会求助。即使成瘾者主动求助,牧师也要透过周围的人,了解其真实状况。说谎、隐瞒,是成瘾者惯有的态度。 2.辅导成瘾者,即是辅导病人的“生活供应者”,如:配偶、父母、雇主……牧者没有法律上的权力和经济上的供应能力。牧者是“教练”,真正下场作战的是家属。 3.通常成瘾者必须先脱离“瘾”的辖制,才会敞开心接受上帝的道。当人车祸受伤后,必须先送他去医院止血,而不是带领他做决志祷告。因此,不要有“上教会就能断瘾”、“带他祷告就会好”的期待。 4.先用同理心去掉成瘾者的羞耻感,让他愿意“自我揭露”,牧者才能展开后续的辅导。因此绝对不要论断,不要争论对错。一旦“论断”,就断了后续的辅导机会。 5.辅导戒瘾,其实是帮助成瘾者产生戒瘾的意愿,为他提供机会,让他自己选择并且承担后果。 6.成瘾者如果是青少年,其脑部发育尚未发展完整,因此要辅导的是家长。 浪子在哪里醒悟? 圣经故事里的浪子,是在哪里醒悟的?答案:猪圈! 成瘾者很难在舒适的环境里决心戒瘾,必须借由外在的力量。这个“外在的力量”,就是成瘾所带来的后果,如:家庭破碎、失去工作、被捕坐牢、损失金钱等。他们必须亲身经历后果,才会有悔改的意愿。 不过,这必须家属同意,让成瘾者承担这样的后果;正如亚当、夏娃犯罪时,上帝让他们承担结果(参《创》3:16-19),但同时也准备了救恩(参《创》3:15)。这就是帮助戒瘾的原则:让其承担后果,并且展开拯救行动(不是劝告)。 人生病时要找医生,人“灵里生病”时要找教会。教会要学习承担这样的责任,学习运用圣灵的大能,与辅导的技巧,帮助在“瘾”中挣扎、哭泣的家庭。成瘾有多种,治疗的方式各不同。成瘾者的年龄、家庭状况,也会影响辅导的方式。 “成瘾”是属灵的捆绑,让人失去了上帝的形像,失去了真正的自由 。成瘾辅导的重要性,如同耶稣所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 (《路》15:4)沉溺者就是那迷失的羊。 作者现任北美华神客座老师、北美晨曦会辅导老师。著有《上瘾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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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书——无心成荫

本文原刊于《举目》71期。 李永成 编按:十多年前拜访过檀香山华人信义会后,每个月教会都寄来:一封李牧师亲笔 “家书”的复印版,教会周报和弟兄姐妹的见证。从其中,不但了解教会的大小事情,也对李牧师有所认识。因此邀请李牧师分享,这个很特别的牧养方式。 1981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我们夫妇初次踏足夏威夷,开始在檀香山华人信义会事奉。每个月我写一封“家书”给教会的弟兄姊妹。 缘起 常有人问:“当初你怎么会起意写‘家书’的?” 我是在香港中华基督教礼贤会信主,在那里学习和成长,也在那里蒙召踏上全职事奉的路。来夏威夷前,我刚被按立为牧师,完全没有当牧师的经验。所以,我就效法母会牧师的榜样。 当年礼贤会的每位牧师,大概都会做同样的事:在圣餐礼拜前,寄封信给每位会友,促请大家注意,要回教会领圣餐。这信通常只有一两句话。 我就依样画葫芦,第一个月在圣餐礼拜前,我也写了一封信提醒弟兄姊妹别忘了来领圣餐。那封信只写一两句话,我觉得有点可惜,没有善用那纸张和邮票。所以,我就多写了一点东西,与弟兄姊妹分享我在信仰生活中的感受。 无心插柳,柳成荫 我就这样每月都写,并没有期待什么。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弟兄姊妹反应很好,认为对他们有帮助。常常有人追问:“什么时候可以收到家书?”我也把“家书”寄给迁离本地的会友,与他们保持联系。在海外的会友对“家书”的期待似乎更殷切。大家的鼓励,成为我的动力,使我更认真地继续写下去。到今天已经超过33 年! 通过“家书”与会众联系 在“家书”中,我通常是写日常见闻、生活琐事,写与弟兄姊妹交往互动的感受。当中可能会引用一、两节圣经的经文。透过“家书”,弟兄姊妹对我的起居生活相当了解:我什么时候登山晨运;什么时候到森林公园祷告默想;什么时候陪教会的小孩去海滩;什么时候去医院探访;什么时候去买菜……大家都知道。增加了解,自然减少误会,这对推展教会事工很有帮助。 有时候没有找到什么特别的题材,我就写一天生活的流程。很多弟兄姊妹不知道牧师平常在做些什么事,以为牧师只在礼拜天讲道。透过“家书”,大家知道我的生活很充实,也很忙碌。我与大家分享我的喜乐,也让大家知道我的软弱和挣扎,可以为我祷告。教会渐渐增长到三、四百人,远超过一个牧者所能照顾的群体,“家书”帮助我可以与会众维持联系。 “家书”带来奉献 我在“家书”中很少呼吁弟兄姊妹奉献金钱,但偶尔也会这样做。 2004年初,我们开始建堂,我在“家书”中透露建堂的庞大需要,许多弟兄姊妹有美好的回应。过去10年平均每年收到十多万的建堂奉献,大概三分之一是海外会友寄回来的。 2005年我为河南信阳南关教会募款建堂,几个月筹到十几万美元,折合当时人民币一百多万。大部份奉献也是从海外寄回来的。其中最大的一笔5万美元,奉献者不是我们教会的会友,但她喜欢收到“家书”,因此知道南关教会的需要,就大力支持。“家书”对教会的经济有相当大的贡献! 与老牧师通信的男孩 有一个孩子在他3岁时随父母离开夏威夷,迁居到美国东岸。他常常看到父母在读“家书”,他很好奇,问妈妈:“是谁寄来的信?”妈妈告诉他:“是帮你洗礼的牧师从夏威夷寄来的。”他就用电邮主动与我联系,告诉我他的生活近况。那年他才十一、二岁。之后,他偶尔会给我电邮。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来信请我为他祷告;当然都是用英文写的。 去年暑假,他高中毕业,随父亲回国探亲,途径夏威夷与我见面。阔别多年,看见当年的小孩长成了英伟的青年,品学兼优,多才多艺,而且有坚定的信仰,让我深得安慰。 他考进耶鲁大学,今年得到特别的奖学金,到北京和上海专修中文两个月。他的中文大有进步,讲的固然流畅,也会写不少中文简体字。他来信说:“可能将来我就会读繁体字。”意思是,不久的将来他就可以读“家书”了! 教会的青少年人很少主动给老牧师写信,我有幸可以与这年青人联系并得到他的信任,真是“家书”意外的收获! 一份样品 2014年8月,在“家书”中我提到另一位青年人的事,不少弟兄姊妹认为对他们有帮助,我节录在这里给大家参考: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越来越明显像个老爷子——很喜欢跟孙辈们交谈。 可可在佛州大学唸一年级,暑期回来休假。上月初他给我一通电邮,和我讨论信仰和圣经的问题。年青人愿意主动找老牧师谈信仰,这是十分稀罕的情况,让我喜出望外! 他问: “假如是圣灵赐给我们良知,指示我们什么是对或错,祂为什么不给每一个基督徒同样的良知?为什么有些基督徒相信做某一件事是对的,另一些基督徒却认为那是完全错的? 基督徒都相信福音,但在面对生活中某些实际问题时,却有不同的解说。我们如何根据圣经去回应这种差异?我怎么知道,我对圣经的理解是正确的? 有人告诉我:只要效法耶稣的榜样,并以慈爱待人,就对了。我认为,这准则太笼统了。 有些基督徒告诉我:只要为这些事祷告,上帝就会指示你正确方向,并且,你的良知也会让你醒悟。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但我不能确定这情况到底是怎样发生的。这是心理作用,还是灵性感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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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锄——边疆访宣之路

本文原刊于《举目》71期。 陆桦 第一次踏上为期半个月的访宣之路。 边疆的福音工作,较其他地方难开展。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使我们不能和他们明讲福音,只能以慈惠慢慢建立爱的联结。长期的民族偏见和敌视,砌筑了难以逾越的高墙。尤其是过去了的那个腥风血雨的夏日,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多少无辜的生命陨落!W族的有些孩子永远失去了父辈,失去了全家的经济依靠,失去了未来。有些孩子从此过上孤苦的生活,甚至流落街头。 这让本就岌岌可危的民族关系,更陷入仇恨的深渊,彼此认同感越发遥不可及。 这些W族的孩子,就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去年的夏令营,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美丽天山的脚下,和这群孩子载歌载舞,对他们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今年还是在那里,更来了许多来自各地的大哥哥、大姐姐,陪着他们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还宰了一头羊。有些孩子已经很久没吃过肉了。他们几个月前就盼望这一天,像盼节日一样的盼望。 我们这次特地为他们带去了泰迪熊。孩子们用棉花充填泰迪熊,给泰迪熊穿上能区分性别的衣服。X老师长期在边疆工作,对那里极有负担。她告诉所有的家长:“做这个手工的目的,是让孩子懂得,他们就像这些泰迪熊,妈妈、奶奶含辛茹苦地喂养他们,如同他们一点点地为泰迪熊充填……这让孩子懂得感恩。同时,家长也能借此看到孩子一天天长大。” 她又说:“知道你们生活得很艰辛,我们愿意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你们、关怀你们、帮助你们。”听罢,许多家长与孩子,抱在一起哭了。或许他们身边,从来没有人对他们讲过这样的话,或许他们已经习惯了周边投来的漠视眼光,或许他们很久没有被重视……  爱,能唤醒麻木;爱,可融化冰封。上帝的爱,让人彼此间不再敌视、隔阂。 《箴言》3:27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我们希望帮助这些孩子完成学业——教育的落后,造成W族人固步自封的观念,且易被人利用。希望他们能走出自己民族居住的圈子,到外面完成学业,然后再回到家乡,造福本族的人民。 要完全打开他们的心,是不容易的。就如同开垦坚硬的土地,当第一锄下去的时候,可能砸到乱石,火花四溅。然而如果没有第一锄,哪来第二锄、第三锄……第一锄,或许我们看不到任何明显的效果,但总要前赴后继,不断开垦下去! 作者从事建筑工程行业,现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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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的”上的女宣教士

本文原刊于《举目》71期。 卢洁香 宣教士从18、19世纪骑马、坐船去传福音,到今天乘轻轨、搭飞机,出行越来越方便、快捷,但宣教士信心成长的功课却是千古不变。 内战后的柬埔寨,多年来没有城市公共巴士,摩托车成为马路大军。这也是首都金边的一大奇景。 我在柬埔寨宣教的头几年,出外传福音与探访,都是靠便利、快捷的“摩的”(摩托车“的士”)。记得第一次提心吊胆、颤颤巍巍地坐上“摩的”,在马路上速飙时,我的心脏快要蹦到嗓子眼了,心里充满了死亡的恐惧。 “你若此刻去见主,预备好了吗?”随着圣灵无声地叩问,是一辆辆风驰电掣的摩托车,擦身而过。在“啪、啪、啪”聒噪不堪的马达声中,我的灵格外宁静,心底深处的欢然和应,也格外清晰:“主啊,我预备好了!” 坐着摩的回教会。黄昏将至,四周炊烟混杂着柬埔寨人的臭鱼与炭火的特殊气味。忽然天涯边滚来了团团乌云,霎时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地上一片黄土泥泞,我的衣服也被雨水浇湿,一阵阵寒气沁入。 摩托车司机在拥堵的车流中艰难蛇行。突然,紧紧尾随着我们的一辆摩托车,在雨水中碰到石头,失去了平衡,左右摇晃中直朝我冲来。我惊叫一声:“主啊!”说时迟那时快,那辆摩托车手扶把,打横倾倒,重重碰在我的手背上。我的手疼痛不已,那辆摩托车却在瞬间稳住了,一场就要发生的车祸化险为夷!这有惊无险的一幕,竟然帮助我从此消除了坐“摩的”的恐惧。 首次被抢 在柬埔寨第二个端午节,晚上我与姜姐同坐一辆“摩的”回教会。车在首都金边市最繁华的莫尼旺大道上行驶著。大道上,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每一个商铺门口,都摆放著一排排要销售的送礼水果篮,全是一色金灿灿的包装。异国他乡竟有这浓厚的中国节日,我不禁乐在其中。 突然,我感觉到肩上的的牛仔布包被轻轻摸了一下。我以为是熟人跟我开玩笑,但霎那间,布包被猛的一扯,我整个人面朝下,从摩托车上摔下来。原来,我被抢劫了! 我的右手,还拽著布包的挽带。布包的另一条挽带,却在骑着摩托车的劫匪手上。我整个身体,就这样在马路上被疾飞的摩托车拖着走……周围的汽车声、人的噪杂声,好像都被我和地面的摩擦声淹没了。我下意识地闭着眼睛,觉得浑身的肌肉僵硬,甚至失去了感觉,像死了一样地任由摩托车拖着…… 不知被拖着走了多远,直到我手上拽著的布包挽带断开了,布包被抢走了,我的身体才终于在大马路上停了下来。 朦胧中感觉自己还活着。强烈的求生意志告诉我,必须站起来,不然就会被马路上的车子撞死、轧死。我微微颤颤地从地面上爬起来,眼角淌著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沾满了鲜血与泥土。我被路人搀扶著,姜姐也赶了过来,把我送进了医院急救室。 护士来给我包扎伤口。我的整只手臂都渗著血。护士找来一张报纸给我垫著。用报纸垫,伤口不会感染吗?我问护士:“这报纸是否不干净?”护士说:“没事,这报纸没有包过其他东西。”我懂了,这就是这里的护士的思维方式。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将脱皮和流血的手臂放在报纸上。 我躺在病床上,手、脚都被纱布缠裹着,僵硬的身子不能活动,却仍有感觉。这让我想起金庸小说里,中了无名毒的人动弹不得,浑身上下却像爬著蚂蚁一样难受。 两位柬埔寨员警来到病房落案。他们根本没有问我丢失了什么,伤势如何,而是向我要小费。我有力无气地请他们走,根本不指望这些贪婪而没公义的人能为我解决什么问题。 第三天,我被送到香港的仁安医院。医生告诉我,在磁力共振的影像图上,看到我整个身子的骨架都给拉歪了,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接下来,医生用了好几个小时,才将柬埔寨护士缠裹在我手上的纱布,用药和油一点点渗泡、揭开。 整个过程,我不停地向护士传福音。护士好奇地问:“你不感觉到痛的吗?”我痛,但我实在是经历了在苦难中的大喜乐! 那一次的抢劫,我右边的脸额上,从此落下了一个麻麻刺的感觉。也许撒但以为咬了我一口,但对我来说,是主亲了我一下。 二度遭劫 在柬埔寨宣教5年后,我第二次在“摩的”上遇劫。 那是一个早上,我从电信局办事后出来。刚坐上“摩的”没走多远,就有另一辆摩托车从后面冲过来。那个司机一下子拽住我肩膀上的环保袋。突然受到惊吓的我,为了不摔下去,就使劲抓住前面司机的肩膀。人在摇动,天地也在摇动…… 拼命僵持了几分钟后,抢匪突然撒手了。我所坐的那辆摩托车,霎时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失去控制,倾斜著在马路上急速打转。 如同在生死时速中的我,快晕倒了。摩的司机好不容易将车子稳住,我一下子从摩托车上滑下来,瘫倒在地,脸色煞白,泪水不住地在眼眶里打转。 感觉到脖子上的疼痛,一摸才发现,脖子上的金项链,已经被抢走。这是一位和我同住了一年多的姊妹,离开柬埔寨时,送给我的纪念品。 我崩溃了,失魂落魄般地回到教会,在上帝面前哭:“上帝啊,我在柬埔寨已经屡遭患难,被勒索、跟踪、辱骂、恐吓,你为什么还让我再次遇上抢劫呢?我还要留在这里吗?我受够了!” 是啊,宣教士也有血有肉,不是刀枪不入的英雄。在突如其来的患难中,也会如同约伯一样:“我不禁止我口;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伯》7:11) 如果说第一次抢劫给我带来身体上的伤害,那么第二次抢劫,却给我带来心灵的创伤——坐在倾斜著的摩托车上,在马路上急速打转的那一幕,在我脑海里久久不能抹去。我在脆弱中变得神经兮兮,一次又一次问自己:要逃避吗? 是的,我可以有一百个理由,堂而皇之地离开柬埔寨,回到安舒、稳定的加拿大。然而我更知道,我只有一个理由义无反顾地留在柬埔寨,那就是来自基督的爱的呼召:“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知道自己在宣教中的血汗与泪水,正混合成主手中的那一团泥。 1999年,作者受差遣,从温哥华赴柬埔寨宣教,开荒植堂,建立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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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伊利诺大学查经班的兴起

本文原刊于《举目》71期。 贺宗宁 汇编   背景 南伊利诺大学(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Carbondale,简称SIUC),位于美国伊利诺州南方农矿区的小镇卡本岱尔(Carbondale),离密西西比河与俄亥俄河的交界点,约60英里远。约5万人口中,近半数是SIUC大学的学生,是一个典型的大学城。 SIUC气候四季分明,校区拥有十多英亩的森林及一座四十多英亩的人工湖,风景宜人,非常美丽。 早期的中文查经班 SIUC的中文查经班(https://www.facebook.com/SIUCBF)成立于1959年,最早聚会在原台湾师范大学李锡麟教授的宿舍。当年整个大学的华人学生只有30人左右,参加查经班的人数不超过10人,主要的同工还有何晓东、李志航等几位弟兄。           在1960年代,查经的聚会点经常改变,一直到1968年,钟荣铨与张培士夫妇来到SIUC,查经班才比较稳定地在他们家(905 S. Oakland Ave)聚会。 钟弟兄夫妇与美国浸信会的牧师Rev. and Mrs. Harral Hall经常带领查经。当时在周五晚上,除了有查经聚会以外,经常在晚间11点开始祷告聚会。每逢节日,也有聚餐的活动。钟弟兄夫妇于1970年离开卡本岱尔。查经班的聚会就改到大学浸信会聚会。      查经班的茁壮时期 在1970年代,华人学生逐渐增加到约100多人,以研究生为主,大多来自台湾,其次是香港,少数来自东南亚。参加查经班的约有20多人。 除了在浸信会周五晚上的查经聚会以外,当时新闻系的朱谦教授及森林系的孔繁浩教授,也经常开放他们的家,邀请查经班的弟兄姐妹参加一些特别的聚会。后来朱教授应聘去了夏威夷,但上帝却带领了邱武荣回到SIUC医学院生理系任教。邱弟兄在1960年就参加SIUC的中文查经班,那时候他是学生,现在回来是教授。 自邱教授返校服务之后,查经班就迁到长老基督教会(Evangelical Presbyterian Church)聚会。他和孔教授(已蒙主召归)不仅带领学生认识圣经,也很照顾查经班弟兄姐妹在生活上的需要,直到1990年代他们退休为止。       […]

事奉篇

美国华人查经班回顾与前瞻

本文原刊于《举目》71期。 苏文峰 自2013年中,[海外校园机构]召集了一个编写采访团队,进行1960年至今,美国查经班历史的回顾与展望。这个计划的目标是“见证上帝在查经班的作为,分享查经班成为教会的经验,回应上帝对中国禾场的呼召。” 当我们收集一篇篇的见证和图片,访谈一位位当年风华正茂、如今成熟蔼智的老哥老姐时,我们仿佛跨越时空、俯瞰60年来北美各大学校园的面貌变化。 从1960到1970年代,几乎每一个有研究生院的大学都有华人查经班。上帝聚拢了基督徒的神国心和中国情,培育了许多自治、自学、自传的华人菁英。到了70年代中期及80年代,北美各大学城及都市的查经班,逐渐转型为全方位、多元化的华人教会。 在那段生根建造的过程中,虽偶有摸索、争执,但各教会在信仰共识、教会体制、事工装备、同工关系上历练成熟,并植堂、宣教。经过这些预备后,迎来了1990年代中国大陆学生学者的留学和移民潮,及这10年小留学生的涌现。 我们深信,这是上帝在中国及普世救恩计划的大工,绝非偶然。我们理应见证个人参与查经班的成立、成长的过程中,如何经历上帝的带领;分享查经班成长到成立教会的过程,有哪些美好的经验及失败的教训;研讨当今中国及海外新成立的教会, 如何从过去北美的经验得到借镜。 因此, 2015年《举目》将选取预计在2015年8月出版的《美国华人查经班回顾与前瞻》一书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刊登。此外,2015年9月9-12日,将在洛杉矶举办北美查经班老校友的重聚会(reunion)。请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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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08经文默想

“你当倚靠耶和华。”(《诗》37:3)虽然祂迟延已久,虽然你的困难日甚一日,虽然亲戚朋友都弃绝你,虽然一切都似乎没有盼望了,虽然你不明白前面的路程,不知道将来的结局,仍当继续“倚靠祂,祂就必成全。”前面的道路必敞开,将来的结局必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