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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理翰在为蒲乐克（John Pollock）写的钟爱华传作序时指出，钟爱华的一生经历4段生涯，就是职棒球员、医疗宣教士、期刊编者以及葛理翰的顾问，而且他的每一段生涯都表现得可圈可点，精采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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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举目》20期 魏外扬   杨格非，为区域路线的代表。因为他在华57年中，除了开头五、六年在上海外，以后的岁月都立足于武汉，专心耕耘这个区域的福音禾场。同时对于邻近的省份，像人口众多的四川，以及最为排外的湖南，也多次多方前往，尝试打开福音的通路。由于他来到华中的时间最早，驻留的时间很长，带来的影响非常之大，因此被称为“华中的使徒”。遗憾的是有关他的中文著述极少，希望透过这篇略传，我们对他能有较多的认识。   一、在家乡的准备 杨格非生在英国威尔斯的斯温西城（Swansea），才8个月大就失去了母亲，由敬虔爱主的姑妈抚养长大。18岁丧父，幸而得到亲友的支持，才能完成高等教育。在教会生活方面，因一位主日学老师的用心鼓励，他不但背诵了许多圣经，而且培养出胆量和口才。十六、七岁时，他已是威尔斯一个颇有名望的讲员，经常接受邀请到各礼拜堂讲道，人称他为“那个讲道的孩子”。 后来他决志献身海外宣教，就入神学院接受装备，并加入著名的伦敦传道会，等候差派。不过他最初的目标不是中国，而是位于非洲东南方的马达加斯加岛，因他的岳父就是前往该岛拓荒的宣教士，他的妻子也出生在那里。不料此时岛上发生动乱，宣教之门暂时关闭，而中国正有急切的需要，因此差会就将他们夫妇改派来中国。 杨格非身材相当矮小，为此在伦敦会举办的欢送会上发生一件趣事。与他同往中国而身材高大的韦廉臣（A. Williamson）走在前面，杨格非跟在后面，不料门警以为他是个来凑热闹的小孩子，于是将他拦住，不许他进入会场。在杨格非表明身分后，门警才放他通行，却忍不住在背后质疑说：“他们怎么派个小孩子到中国去呢？”这位鲁莽的门警当然不会料到，这个“小孩子”将会成为中国宣教史上的“小巨人”呢！   二、在上海的学习 经过4个多月的航程，杨格非夫妇与韦廉臣夫妇在1855年9月24日抵达上海。韦廉臣后来离开伦敦会，转任苏格兰圣经会驻中国的代表，并迁往烟台。1850年代的上海，汇集了一批极为优秀的年轻宣教士，他们在此一面学习，一面等候。 在他们中间领袖群伦的，是资深而博学的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牧师。麦都思常这样祷告：“主啊！求你在中国打开更多门户，好分散你的众仆人。”他的祷告留给杨格非深刻的印象，也提醒他要积极寻求将来的方向。 到了1860年代，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结束，太平天国动乱也渐趋平息，中国门户果然更加开放，上海宣教士们分散的时机真的来到。有些北上发展，丁韪良从宁波北上京城就是一个例子，杨格非则选择溯长江而上，去华中开辟新的工场。遗憾的是麦都思已经在1857年离世，来不及看见他的祷告终于实现。 在上海期间，杨格非也像戴德生一样，常到附近地区游历布道。有一回与同属伦敦会的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结伴而行，在苏州被民众误认为是太平军的间谍而遭受攻击。多年后慕维廉在回忆这件事时，很幽默地指出，杨格非因为假辫子绑得不牢，所以一经暴徒拉扯就脱落，人也得以脱逃，他自己则因为假辫子绑得太牢而受了较多折磨。   三、在武汉的耕耘 1861年6月间，杨格非与伟礼逊（Robert Wilson）一起搭船前往汉口，杨格非在兴奋与感恩中发出赞叹：“这一条美丽而宏伟的河流，已经成为福音使者们的大道！”可惜伟礼逊到汉口后1年多就病逝，使得杨格非单独挑起拓荒的担子，几年后才有新同工来到。 杨格非是一个有眼光有策略的宣教领袖，在汉口、武昌、汉阳三镇都建立教会后，就开始向周围城乡发展。下乡布道难免会遇到危险，1876年的孝感之行，就是一次难忘的经历。这1年过年后，杨格非与马根济医生（John Kenneth Mackenzie）二人，接受一位孝感信徒的邀请前往访问，不料却遭到一场几乎致命的攻击。 数以百计的群众一路尾随，并逐渐由好奇转为敌视，对他们大声吼道：“滚回汉口去！杀死洋鬼子！”坚硬的泥块像骤雨般打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血流满面，幸而在几名中国信徒的护卫下，才得以脱身。回程途中，马医生继续为人治病，杨格非也继续对人讲道，并不因为遭受迫害而灰心。后来孝感教会十分兴旺，成为伦敦会在武汉以外的一大重镇，可见迫害往往成为教会的种子，古今皆然。 杨格非最看重讲道，他在家乡就以讲道著名，到中国后虽转换语言，仍不减其讲道的威力与魅力。无论是知识分子或贩夫走卒，都被他响亮的声音与活泼的手势所吸引，很少有人因不耐而中途离席。 他也重视文字的力量，因此撰写许多书刊，并成立名为“汉口圣教书会”的出版社。此外，办学校、设医院、培育教会同工等事工一一开展，称得上是全方位宣教的典范。而杨格非时代创办的机构，如博学中学、仁济医院等，在湖北省现代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已为今日历史学家所肯定。 翻译圣经也是杨格非投注许多心力的事工。杨格非认为文言文对一般大众而言过于艰深，而官话又具有地域性的限制，因此他主张采用浅文理这种文体来翻译圣经。在中国同工的协助下，浅文理的新约译本在1885年出版，得到很高的评价。后来他又将这个浅文理译本，转译为一种较适合南方人阅读的官话译本。1899年爱丁堡大学颁赠博士学位给他，主要原因也是肯定他在圣经中译方面的卓著贡献。 在浅文理版新约圣经的序言中，杨格非向中国人推荐圣经的价值：“圣书所载之道，极其长阔高深，有威权可定人之本分，有智慧可解人之疑惑，有光耀可破人之蒙昧，有劝慰可释人之愁烦，有应许可起人之奋勉。深语之，虽贤哲莫能穷；浅语之，虽愚鲁亦可及。至于万有之原、生死之理、善恶之报、肉身灵魂之别、天堂地狱之分，并救灵魂之法，此书记之详明。”句句珠玑，特抄录于此。   四、对湖南的期待 虽立足于武汉，以湖北为优先，但杨格非也期待福音能普及中国全地，特别是与湖北为邻的四川、湖南两省。1868年，杨格非与老友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结伴完成一次壮游，溯长江过三峡而入四川，转由陜西汉中回到武汉，路程8千里，历时5个月，实地考察风土民情，作为拟定宣教策略的参考。途经成都时，杨格非得了重病而奄奄一息，但他并不灰心，反倒表示：“若我死在这里，就葬我在这里，只要我的坟墓能激动别人来此宣教，则我死也甘心。” 湖南是当时排外、反教最激烈的一省，因此期待湖南人能改变态度，接受宣教士定居传道，一直是杨格非心头的悬念。从1879年到1904年之间，杨格非前后11次进入湖南，亲身体验到当地官员和民众对传教士态度的转变。从以粪便、石块相待，到以轿子、锦旗迎送，其间真有天壤之别。 1897年他第三次率同工前往湖南布道时，又被阻挡而无法进衡州城，只好在城外为13名决志者施洗。遥望城楼，无限感慨，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4月6日，正好是我被按立为牧师42周年的日子，我将永远记得这一天。”直到1901年4月间，第七次去湖南时，他才感受到空前的善意，因而用充满感恩的心情，在报告中写下“湖南之门已开”（Hunan is open）这一句期待已久的话。   五、对中国的深情 杨格非在中国50多年，中间仅回英国3次，而且每次都是因为自己或家人的健康出现严重的问题，才不得不回去休养。1905年是他来华的50周年，同工们为他举办盛大的感恩礼拜，这位华中使徒说出他对中国的深情：“如果上帝再给我50年，我仍将都给中国。” 他的两个儿子回英国读书，后来都在美国就业，父子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其中有一次，竟然间隔25年才见面，深藏的亲情也在陌生感中冻结，那真是一个令人情何以堪的场面。杨格非两次丧偶，幸有女儿回到中国，与同为宣教士的女婿和他作伴，才使他得享亲情的慰藉。 1911年11月杨格非在武昌起义的枪砲声中告别中国，回到英国后住进养老院，1912年7月26日离世。不论在中国或英国，对他的纪念并未立刻消逝。1931年是他的百岁冥诞，伦敦会在汉口新建一间礼拜堂，命名为“格非纪念堂”，就是今日位于黄石路上的“荣光堂”。1963年，在他去世50多年后，他的故乡斯温西城特辟一座纪念花园，由市长与杨格非的一个牧师外孙一起剪彩，当地人都以本乡出了一位伟大的宣教士为荣。   参考资料： Noel Gibbard, Griffith John: Apostle to Central China (Brynti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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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辅道拿起圣经，向笔者读了《腓立比书》1章20-21节，这是他喜爱的经文：“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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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华宣教策略，向来有两条路线的说法，就是以“内地会”戴德生为代表的大众路线，也就是以最快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让最多中国人信主，一切只为抢救灵魂，其余皆无关紧要。 另一条是以“广学会”李提摩太为代表的精英路线，也就是透过教育、出版等长期性的经营，赢得中国的知识份子，改变他们的世界观，为接受福音铺路。丁韪良所选择的，当然也是这种由上而下的宣教路线，而且表现得可圈可点，成就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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